托尔斯泰娅《猎猛犸》的解构特征分析

姚 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新思维”改革，俄罗斯文坛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特征，女性作家群的崛起成为俄罗斯文学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女性作家无论在创作主题还是在写作风格上，都表现出区别于传统男性作家的特征。在题材上，女性作家倾向于用女性与生俱来的敏感和直觉，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的角度来反映社会现实。她们试图使文学成为女性发声的空间，在创作中展现当代女性生活的真实状态以及情感上的真实体验。在创作上，女性作家呈现出“多元”态势，我们很难将某一作家划分到某一固定风格，但总体而言，女作家们似乎都倾向于重新思考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形象，以此建立关于女性的话语体系，赋予女性本质以新的含义。

托尔斯泰娅是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她与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并称为俄罗斯女性文学的“三驾马车”。1983年，托尔斯泰娅以短篇小说《坐在金色的台阶上……》踏上文坛，广受评论界的关注[1]，有关她创作的评论文章甚至超过了其作品的数量。作为优秀的女性作家，托尔斯泰娅大胆为女性发声，尖锐地指出女性存在的主要问题，关注女性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我精神世界的问题。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娅的小说在创作风格上带有明显的后现代色彩，主题上消解俄罗斯文化中某些定型思维，重塑男女两性关系，尤其是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生活状态和所处地位；叙事手法上注重通过去中心化的情节再现读者最为熟悉的生活场景，借助碎片化的片段进行错位叙述，展现真实的生活百态；语言上大量采用口语、对话、戏仿语，以幽默的调侃似的风格创造独特的艺术空间。

《猎猛犸》(1)语料来源：托尔斯泰娅,《猎猛犸》，陈方 译.见 陈方.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59-168.是托尔斯泰娅于198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作品围绕女主人公卓娅的“追婚记”展开：卓娅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她渴望得到让“各方面都有保障”的婚姻，她甚至把结婚当成她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对于她来说，如果不能趁着年轻早点把自己嫁出去，那么“一切都完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宁愿与一个她从心底里厌恶的男人交往，并像充满控制欲的猎人一样，想尽一切办法把未婚夫这个“猎物”驯服。然而，这场靠“绳索”“围栏”等暴力手段进行的“狩猎活动”却没有让卓娅实现结婚的愿望，而她的生活也由此一步步向深渊迈进。

小说通过女主人公这场无果的“狩猎活动”，直接质疑了传统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消解了庸俗婚姻观以及关于俄罗斯女性命运模式的传统文化想象，体现出独特的解构特征。

一、性别扭转：女性亚等地位的消解

在传统父权社会中，世界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而女性则始终扮演从属于男性的角色。按照法国哲学家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的说法：“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2]在这种价值体系中，男/女的二元对立被等同为主动/被动、力量/软弱、积极/消极，男性意味着主动、强大，而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则处于亚等地位，意味着被动、软弱，被定义为被操纵的客体。

纵观传统俄罗斯文学，男女两性关系和角色似乎也是按照这种文化定型建构的。从19世纪《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季扬娜、《贵族之家》中的丽莎、《罪与罚》中的索妮娅、《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到20世纪《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静静的顿河》中的阿克西妮娅、《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玛格丽特……这些由男性作家刻画出的女性角色无一不是为了衬托和验证作为主体的男性而存在的。她们或是善良美丽的天使，用自己的母性光辉照亮所爱之人；或是充满献身精神的拯救者，帮助男主人公完成灵魂的救赎，无论哪种类型，这些女性在作品中都不是处于主体地位的真正的主角，而是依附于男性的非独立的存在。

在当代女性作家的笔下，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则实现了其在作品中的性别扭转，成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在《猎猛犸》中，作家首先让女主人公成为自觉的主体，而不再是被异化的他者，不再作为男主人公的补充成分而存在。全篇围绕女主人公卓娅的“追婚记”展开，通过一系列碎片化的生活片段，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女性的婚姻生活及心理状态，使女性成为文学作品的真正书写对象。

如果说作为女性作家的托尔斯泰娅使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实现了文学作品中女性“他者”地位的扭转，那么在女主人公身上被赋予的“猎人”身份则是现实中女性亚等地位消解的艺术再现。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再是处于被动地位、依附男性而存在的“他者”，而是变成了充满主动性的“婚姻女猎人”，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控制欲望。与弗拉基米尔结识交往后，她希望他的“衬衫、衬裤、袜子，这么说吧，都服服帖帖地放在她家里，和她的内衣柜成为一个整体，不希望它们被扔得到处都是”，这样才“足以把一个男人牢牢地捆绑在家庭的安乐窝里”。就连给对方买了一双拖鞋，她都能幻想出一幅“控制猎物”的画面：“鞋子在走廊里咧着嘴巴等待着他：把脚丫儿伸进来吧，沃瓦！这里就是你的家，这里就是你寂静的港湾！和我们待在一起吧！你总是往哪里逃呢，小傻瓜？”甚至“为了稳固家庭的锁链”，她在窗台上放上一盏台灯，让晚归的未婚夫感受到家的温暖。直到最后，在这些温柔乡式的“狩猎”方式都不奏效时，她总结出更激进的“打猎原则”：需要一片栅栏，一面围墙，需要绳索和粗缆绳！从温柔吸引到暴力手段，女主人公在转换“狩猎”策略的过程中竭力扮演好“猎人”角色，而她唯一的“狩猎”目的，就是让她的“猎物”——她的未婚夫走进婚姻的“围栏”。

在这部当代“追婚记”中，通过男性与女性之间“猎人”和“猎物”身份的转换，实现了男女两性在婚姻中的“性别扭转”。女性不再意味着被动，不再是由男性引领的弱者，不再是被操纵的对象，而是转换成占据主动性的“女猎人”，成为婚姻生活中的主导者，相反，以往在婚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却成为丧失控制权的“猎物”，不再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全局操控者。作家通过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进行角色互换，以一种全新方式解构了传统男女两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定型，反驳了在父权话语体系下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亚等地位，力图重新思考并构建男女两性关系。

二、幻想破灭：传统文化想象的崩塌

如果说托尔斯泰娅通过“女猎人”的身份使得女主人公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中不再是被动的“他者”，进而塑造占据主动性的女性来正面质疑传统两性关系及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那么，作家赋予女主人公的其他性格特质，则从反面对女性被模式化的命运进行否定和解构。

(一)被无视的“美”

俄罗斯传统文学是非常主张宣扬女主人公的外貌美和举止美的，在传统男性作家笔下，天使般的容貌和优雅的姿态似乎是女主人公的标配。她们的美是定型化的美，是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因此“美”成为她们最高等级的代名词，也是她们获得关注的必要前提。

在托尔斯泰娅的笔下，主人公卓娅也同样是美的。小说开篇就从卓娅的“美”写起：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起来就好像是一群蜜蜂在嗡嗡叫”，她本人长得也很美，“所有部分都很漂亮”。而卓娅本人似乎觉得这还不够，她会在言行举止方面营造某种合乎文化标准的美：在未婚夫面前，她会时常玩起“扮演仙女的游戏”，刻意表现出一种“文雅的忧郁”；在餐厅里，她会“把嘴巴张开一微米，品尝着巧克力甜点，她做出一副样子，似乎她是由于某些文化原因才觉得那东西不好吃的”。不仅如此，在卓娅的想象中，她所营造出的美会使她成为人群中最耀眼的女主角。与未婚夫去度假时，她幻想着有一群有趣的男士，看见自己会惊讶地感叹“噢！”；弗拉基米尔带她去画家那里，她想象着画家会“用贵族般的忧郁目光”请她为自己摆造型，而她的人体画像将运往莫斯科，在钱币博物馆展览，展览处要用警察制止人群的拥挤，甚至连总统都会为她的美感到震惊，急于询问“原型在哪里？这个女孩儿是谁？”。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似乎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卓娅的美，更谈不上惊叹了。在他们的度假地，谁也没用特别的眼神看过卓娅，也没对她说“噢！”；在画家那里，主人也不过是用“职业人士的漫不经心的目光”扫了扫卓娅的外表，并没有过多地将目光停留在她身上。不断被无视让卓娅觉得自己是一个“丧失了性别的穿裤子的人”，她被遗忘了，根本不存在了。

卓娅的美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她这种按照固定文化审美标准营造的美却似乎失去了吸引力，并没有人对她的美给予过多的关注和赞叹，而被忽视的“女主角”也因为得不到别人的关注便失去了自我存在感。

俄罗斯当代很多女性作家，包括托尔斯泰娅本人在内，她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常常会刻意把女性的外貌丑化，以此反驳女性形象之美被特定文化想象所固化的定型思维。但在《猎猛犸》中，作家却保留了女主人公的外貌美，并让她继续按照通行的文化去演绎女性优雅之美，当这种美被彻底无视的时候，关于女性之美是使其得到关注与认可的保障的传统定义便随之消解了。作家以卓娅作为反例，大胆解构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模式化之美的一味颂扬，重新思考女性自我认同感的问题，女性不是为了迎合男性审美去塑造的，女性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独特之美，要在自我认同中获得存在感。

(二)“家庭王国”的破产

在传统俄罗斯文学中，女性是处于“家庭王国”中的亚文化群体，婚姻与家庭是她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也是她们唯一的归宿。托尔斯泰娅笔下的卓娅也遵循着这一传统，她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结婚，她要趁自己还没到二十五岁的时候把自己嫁出去。为了完成这一人生终极目标，她可以降低择偶标准，虽然她幻想中的结婚对象是一个高贵体面的外科医生，可当现实中她所结识的是比她矮半头、长得有些野蛮的工程师时，她依然觉得“工程师也不错”。事实上，这位工程师不仅在外在条件上不符合卓娅的期许，他们在思想上也没有共鸣之处，一位竭力扮演“公主”的角色，而另一位却与“王子”这个词不沾边，他们仿佛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即使是这样，卓娅依然乐此不疲地向她的未婚夫发送“结婚吧，结婚吧”的讯号，因为她需要婚姻，需要一个“妻子”的身份来“享受合法妻子的全部权利”。

卓娅对婚姻、对家庭的期许也是十分现实且物质化的：与未婚夫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度假，她幻想的只是“有葡萄酒、有伴随着尖叫声的夜泳”，而不是享受朋友们在一起的热闹；弗拉基米尔带她去画家那，她感兴趣的也不是欣赏艺术，而是想象着“那是一个上流社会……女人们全都戴着绿松石首饰……男人们是优雅的，穿着胸前缝了很多口袋的衣服”。而结婚后她则可以穿着“柔软、优雅的睡袍(四周镶着绉边，德国出产的)”，家里有“大壁橱，彩色电视，粉红色的南斯拉夫落地灯”，丈夫会提出买辆车，这样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这里作家把女主人公刻画成了充满物质欲望、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女性形象，她唯一的追求就是找到一个“各方面都有保障的人”。然而，事与愿违，这场以有保障的婚姻为目的的“狩猎”活动，最终以悲剧收场——卓娅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婚姻生活，等待她的只有“无边无际的灾难”。在卓娅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观念对女性婚姻观、命运观根深蒂固的影响，用美貌与年轻换取婚姻，用婚姻来实现人生目标的世俗婚姻观不断束缚当代女性的个性需求，将她们牢牢锁在传统文化想象的“牢笼”里。因此，作家正是通过女主人公“追婚记”的失败从反面质疑传统社会对女性命运模式的定义，年轻不是婚姻的“入场券”，婚姻也不是女性命运的唯一归宿，为了所谓的物质保障去走进一段没有爱情的庸俗化的婚姻，注定是一场虚空。

三、结语

美貌不是吸引别人关注的筹码，年轻不是获取婚姻的资本，婚姻也不是女性生活的唯一保障。托尔斯泰娅通过女主人公婚姻梦的破碎反证了庸俗化婚姻的不堪一击，解构了传统文化想象中对女性亚等地位以及女性模式化命运的塑造，重新思考了女性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如何建立自我的精神世界，始终保持女性的自我认同意识。作家未采用极端方式刻意美化或丑化其笔下的女性形象，而是使其身上既具备传统女性特质，又体现当代女性状态，这样使得小说解构色调平缓，易于读者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