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气象

柳波

如同汝官窑器、北宋官窑器一样，唐三彩也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演绎了一幕“辉煌—失传—新生”的历史活剧。这幕历史活剧的上演，既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后重新审视历史传统、重视历史文化传承的外部环境催生有关，也与一批优秀陶瓷艺术家醉心民族文化传统，承传光大民族艺术血脉的执着追求有关。

高水旺就是这类艺术家中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四十年来，他奉行着一个理念：找回丢失的传统，重现唐三彩的艺术魅力，成为当代唐三彩艺术的代表性人物。

唐三彩器物风采的再现

从1980年到2020年，高水旺探索、再现唐三彩艺术传统，已经坚持了40年。他的唐三彩艺术绽放出独特的魅力。

展现饱满雍容华贵的大唐气象

任何优秀的艺术都是时代的儿子。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因其疆域开拓、文化包容、经济兴盛而被史家誉为“大唐”。正是大唐雄风，把三彩陶艺，推上了一个辉煌鼎盛的时期。因此，唐三彩艺术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镜子，高水旺的唐三彩艺术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唐代特征，把饱满雍容华贵的大唐气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唐三彩重视女俑形象塑造。隋代和初唐时，女子以清秀为美。这时的女俑都塑造得体型苗条，面容清丽，轻盈婀娜，着装淡雅，是魏晋“曹衣出水”审美格调的继承和发展。盛唐时，社会繁荣，生活富足，人们崇尚女子的肥美丰腴。这一时期的唐三彩仕女俑，一般都柳叶细目，红唇微闭，面颊饱满，体态丰腴，衣服开襟很低，袒露粉白的肌体，一派雍容华贵、矜持妖态的贵妇风范，是大唐盛世在人物身上的典型反映。

高水旺是表现仕女的高手。他手下唐三彩体态丰腴，发髻高耸，衣着光鲜华丽，经典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贵妇俑》简洁地塑造躯体，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物的头部，尤其是对面部五官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女俑面颊丰润，头蓄高髻，樱桃小嘴，柳叶细眉，头微微右侧，仿佛在聆听鸟儿的鸣叫，又似乎在观察什么。神态优雅娴静，眉宇间表情生动传神，充分刻画出雍容华贵的妇人形象。

唐朝是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兴盛时期。高水旺用粗犷有力且不乏灵动的线条，表现或高歌、或起舞、或演奏的生活场景，展现唐人潇洒、活泼的生活情趣。《翩翩歌舞》塑造的是两位妇女相向而舞的情形。两位妇人都戴着兔耳一样高耸的长帽，身姿婀娜，长袖飘举，自由奔放的精神世界被形象生动地释放出来。

包括金银器在内的奢华器皿的消费是唐代的一种时尚。这种奢华在唐三彩陶器上也体现出来。高水旺的唐三彩生活器物作品不仅多种多样，凤首壶、龙首杯、刻花盘、双龙尊、莲花罐，千姿百态，而且厚重饱满，色彩绚丽，表现出大唐生活的华贵格调。《宝相花盘》蓝釉施底，遍洒白花点纹，中间金色、绿色、红色等多种色彩相间构成宝莲纹。整个盘子亮丽堂皇。《宝莲灯座》是一只普通的烛台，但它却极尽华美。倒扣的碗一样的底座与最上面正放的小碗似的烛台相呼应，从上至下依次是相反相扣的碗碟所累叠而成的造型，中间是长长的灯架架身。一道道重复雕刻出来的旋纹，让架身修长而又富有变化，富有动感。通过褐色、绿色、白色等多种颜色的交织烧造，流光溢彩，仿佛发散着种种神光。

就一般规律而言，人们对外物的兴趣，常常是实用性功利的需要先于审美的需要，实用性与美的结合是创造物生命恒常持久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自文明初始就追求着生活的美。8000年前的仰韶彩陶就是我们先祖的艺术杰作。但是，把实用具的釉色烧得华贵灿烂的陶瓷只有唐三彩器。唐三彩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王朝的政治、文化、生活，它与唐代的诗歌、绘画和建筑等一起，共同形成了唐王朝文化的主旋律，我们从中能了解大唐的社会生活场景，感受到那个时代所创造的灿烂文化。

表现大唐拥抱世界的文化心胸

对于丝绸之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誉为“亚洲脊梁通道”。但丝绸之路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一个日积月累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初萌在远古，发展在战国，正式起源于两汉，隋唐达到鼎盛繁荣，历史1000多年之久。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长期成为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及远方的欧洲国家之间各自都有相互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至关重要地位还在于汉唐王朝所采取的战略措施，保证了这一交通路线的安全和通畅。

西域开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中外贸易文化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就物产方面说，西域的家畜汗血马、骆驼和其他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源源东来，植物如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中原地区则向西区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凿井的技术传到西区域。

著名的唐三彩凤首壶是盛水的器物，也是人们十分喜爱的艺术品。这不仅在于它梦幻般璀璨的色彩，也在于它独特灵动的造型。凤首壶是中外文化交融的代表作。它借鉴了波斯贵族使用的银器造型。高水旺创作的《凤首壶》巧妙地以凤冠为器口，牵牛花枝条为柄，外撇的圈足好似半截凤尾，腹两侧为浮雕图案，壶身施釉流动自然。壶的线条造型直中有曲、曲中有直，加上富有韵律的弧度，使壶体挺拔生动。整个作品既有异国情调，又不乏中国艺术的气韵神光。

在唐代歌舞中，最有特色的是从西域传来的胡人歌舞。这种歌舞形式的表演主体当然是胡人。但高水旺创作的《丝路歌咏》却别有格调。在这件作品中，骆驼昂首向天，张口嘶鸣，立于长方形底座上；驼身主体施白釉，双峰之间搭起平台，铺上花色毛毯，平台上是5个盛装妇人歌咏的生动画面。她们都体态丰腴，唇染朱红，姿态各异，演奏着不同的乐器坐于平台四周。中间一个女子，圆领坦胸，高高站立，垂髻发鬟，面部丰满，青黛描眉，细如弯月，姿态优雅，似乎正在眺望著远方。这种没有清规界律约束，这种个性自由的表现，这种坦然接受外来文化的开放，只有唐代才有，只有唐代女人才能把这种性情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丝绸之路”长且险阻。无论是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是跨越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都必须穿涉险要地带。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绿洲，路途异常艰辛。极端的高温也是一个巨大考验，也是巴克特里亚骆驼如此弥足珍贵的原因：这些动物能忍受极其恶劣的气候环境，对致命性沙漠风暴的到来非常敏感。它们在预感到风暴来临时会立即嚎叫着聚成一团，商人和商队见到后会马上用毡布将自己的鼻口包裹起来。当然，骆驼在预测天气方面也会出错，人们在商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死亡骆驼和尸骨。

唐代诗人张籍的《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写的正是“沙漠之舟”骆驼。诗作宛如一幅风景画，向我们展现出一队驮着大批丝绸前往安西的骆驼队，在暮色下行进在苍茫砂碛之中，渐行渐远，但悠悠驼铃声却一直在沙漠上回荡。

高水旺创作的《丝路长歌》塑造的正是一支执着行进在浩瀚沙漠上的骆队群像。六只骆驼或昂头长鸣，或笃力前行，都背着累累丝绸。三位胡人或引路，或驼上坐着，显然肃穆庄重。一条小狗，欢快地在骆队前跳跃着，为单调、艰难的商旅，增添了活跃的气氛。这件作品，形象展现了丝绸之路的驼队生活，是一幅历史的写真。

车马是国力、皇权的重要象征。《诗经·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描写的是周宣王从坚固的车上，用四匹纯色齐力的戎马驾驭，从宗周驶向东都成周，去接受诸候朝拜的情景。因为多年征战，汉高祖所乘马车想找同一毛色的四匹马都不可能。唐时，西域出产良马的国家有石国（塔什干）、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大食马日驰千里，是稀有宝马。。魏征曾有这样的描述：“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有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一直者，何也？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實际上，在隋唐之前，中原王朝以及农耕民族已有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他畜产品，被称为“绢马交易”。

“汗血宝马”，是享誉世界的土库曼斯坦民族的优良马种，被誉为“天马”。早在两千多年前，天马就穿越丝绸之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中国人喜爱的宝马。因此，马成为唐三彩的重要艺术表现对象。高水旺的《饮水马》膘肥体壮，四肢劲健，马鬃修剪整齐，双目炯炯有神，鞍饰革带层层叠加，装饰华美，彰显了大唐帝国的气势和力量。其身上红绿釉线流淌自然，宛若在战场上奔跑厮杀后的血与汗，神骏彪悍，威风凛凛。整个马的塑造既简洁生动，意气昂扬，又富有浪漫色彩，万紫千红、绚丽斑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境界。

中外贸易文化的频繁交流，使唐王朝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不仅儒、释、道并重，而且对外来文化和艺术也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生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唐三彩器是一种最能代表盛大唐对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兼包并蓄的精神气韵的文化符号。高水旺的创作无疑强化放大了这一文化符号。

展现丰富多彩的艺术创造力

有人说：“唐三彩是中国陶瓷艺术之母”。这里的“母”，至少有两重意思。一是自新石器以来陶瓷艺术在唐时的“总汇”，即总的汇合、融合、合和；二是为后世陶瓷艺术的新发展孕育了新的因素，开辟了新的道路，有母胎的功能。因此，高水旺找回丢失的传统，重现唐三采的艺术风采，必须在陶瓷艺术的三个基本审美要素（造型、胎釉、纹饰）方面展现唐三彩的艺术创造力。

在造型上，唐三彩是一种集美术与雕塑于一体的艺术。它造型生动，形式多样，精巧中有豪放，单纯中有变化，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它的造型以人物、马匹、骆驼最为出色，这是唐代以前陶瓷艺术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表现对象。高水旺所创造的作品，形象逼真，姿态优美，形神兼备，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

唐三彩的人物造型具有简洁而传神的特点。高水旺的唐三彩人物既简单传神，又注意精雕细琢。《文官俑》《武官俑》表现的是唐时文武官员的标准形象。文官峨冠博带，平和谦恭，温顺虔诚，双手持笏，拱于胸前，既儒雅又端庄持重。武官双目圆睁，足登尖头鞋，显得威严勇武。二者的个性鲜明地表现出来。

对“胡人”形象的塑造是唐三彩艺术的独有偏好。有驼上五人乐舞、八人乐舞，有胡人牵马，等等。高水旺用自己的创作生动表现了唐代对“胡人”的接纳与包容。《胡人牵马俑》中的胡人，深目高鼻，头戴尖帽，身穿翻领袍，脚登高筒靴，双手拉僵，似在前行；《彩绘马及牵马胡人俑》是一马一人组合而成的作品。一匹血汗马静静地立着，略垂头注视着胡人。胡人坦肚露脐，惬意地把身体的重心放在左腿上，斜身而立。最引人注目的是，常常给人以彪悍勇武印象的胡人，此时却特别慈爱，笑容可掬地欣赏着自己的宝马，似乎正在对话交流。

在唐代之前，人们崇尚素色主义，只有单色釉，最多是两色釉并用。到了唐代，人们崇尚的是中西合璧的多元文化，审美趋向丰富多彩。色彩由原来的古拙厚重、素朴淡雅演化为浓淡不一、色彩斑烂，呈现出一种流光溢彩的视觉冲击力，营造出一种赏心悦目、瑰丽神奇的多彩世界。高水旺的唐三彩艺术继承、彰显了唐三彩艺术的“色彩魅力”。他善于“幻变”，使用有限的几种釉色，或同类，或邻近，或并置，或交融，或清浊对比，或明暗互补，利用色彩与色彩之间所形成的美感效应，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优美的关系色，从而产生出艳丽、浓郁、典雅、厚重的画面。《黑骏马》由身躯、四肢、头、尾、耳朵和马革带等部分粘接成型，相应地色彩也丰富多样。华贵的鞍座、马腹与马臂上的饰带，由丰富的色彩融合而成，极尽宝马的贵胄之气。而马身，则遍施黑釉，表现出骏马的肥厚雄健。

唐三彩釉料以铅为助熔剂，烧窑过程中会产生自然垂流的艺术效果。有时釉色淋漓酣畅，深淡交融，宛如纵横挥洒的泼彩画；有时浸透洇迹，形色奇异，宛若抽象表现。种种纹理效果的出现，既有意又无意，呈现出一般“敷彩贴金”所不以比拟的艺术效果。《罐》是高水旺众多器皿型作品中的普通一件。这个三彩罐以白釉为底质，把绿黄相融的线条从上向下间隔重复垂流，每根线条仿佛一根根黄树藤，上面生长出绿油油的叶片。褐色、绿色交织，虽然釉色不多，但因为重复交织，不仅华美灿烂，而且极富有动感，有着一种蓬勃向上生长的力量。

唐三彩在装饰艺术上，采用堆塑、贴花、印花、三彩釉（绘釉、点釉、填釉技法）等，做成了釉色烂若云锦、异彩斑斓的三彩器。高水旺的唐三彩藝术既继承了唐三彩传统的装饰技法，又创造性地融合其他元素，灵活生动地把唐三彩的艺术魅力色彩绚烂地表现出来。《驼上八人乐舞俑》运用堆塑塑造马的尾巴、前腿的健胫、驼背上的毛毡，以及驼峰平台上的多个人物。毛毡的平面上，又运用阴刻纹表现毛毡的纹理，用细密的线条表现毛毡四周的绒线。

常见的三彩釉法或许可以总结出有限的类型，但有限的类型通过变化多姿的组合往往能够创造云蒸霞蔚的奇丽图纹。高水旺常常在器物上施底釉，再间以不规则、繁琐密集的釉点，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菱形盖罐》在深蓝底釉上用点釉组成“白-黄-白”的复线条，织成菱形，仿佛一个个斜形的“井”字；在每块“井”字中，是四朵点釉绘成的白花，花蕊用褐釉点成。结果，白褐两种釉色幻化出一片瑰丽的世界。高水旺还把点釉法用在妇人的裙裾上，让裙裾飘逸华美。《贵妇赏春》中的妇人，身着青衣褐裙，但白绿交融的釉滴点缀在衣裙上，既像飘落的花瓣，又仿佛多彩的灯光印照在裙衣上，跳跃着、舞蹈着，整个人物因此而华贵起来。高水旺也常常把点釉运用到马、骆驼的塑造上。有的是用于马、骆驼的佩饰，有的是直接用于马的形象塑造本身，但不管是何种用途，都把马的英武、力量、矫健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豹花战神》就是用点釉表现马的豹花。豹花马只是静静地站立着，但因为马的形象塑造有力地突出了马臀、前胫，加之点釉的运用，使马静中有动，默立中蕴含着一种不畏艰难的精气神。

“明灿华丽珠翠色，百态天物结伴来。”人们总是这样称道唐三彩璀璨夺目的光泽和生动传神的美。它的制作工艺达到了巧夺天工的程度和前所未有的艺术境界。高水旺追求丢失的唐三彩传统，再次呈现出唐三彩绚丽的艺术力量。

“盛世心境”为找回传统提供精神支撑

观赏唐三彩器与品鉴中国古代任何其他时代的陶瓷艺术品都不同，我们不仅能够领略那个时代工匠惊人的艺术洞察力和表现力，而且更能感觉到，她像一缕远古吹来神风，携带着那个时代的历史、思维、信仰、风尚和审美，富丽堂皇，在中国元素中透晰出生动的异域风情，折射出那个时代文化开放、包容、吸纳、融合的力量，每件作品都充盈着民族文化的巨大张力。因此，把唐三彩失去的传统找回来，不仅仅是一个陶瓷工艺问题，而且是一个艺术家的精神定位问题。

高水旺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唐代开疆拓土、‘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进取精神，合和天下文明精华的文化心胸，豪迈自信的人文情怀，是唐三彩成为那个时代的艺术丰碑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宋三彩没有唐三彩的华贵，辽三彩没有唐三彩的雍容，明三彩没有唐三彩的富丽，清三彩没有唐三彩的大气，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大唐盛世的社会心境。——这是唐三彩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独树一帜，迥异于以往，也不同于后来的根本原因。”

在高水旺看来，“盛世心境”决定着艺术家的创作心境，也决定了艺术品的内在气质和精神蕴藏。高水旺说：“失传1300年的唐三彩技艺在20世纪后半叶恢复，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前进的步伐而不断提高的。因为，由封闭到开放，由落后到重返世界舞台中心，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每件作品的艺术构思与艺术创作中。”

唐三彩的烧造，得形易得神难。而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遥远古代的工艺和神韵更难。高水旺之所以成为今天唐三彩艺术的传承人，不仅由于他祖居擅长仿制唐三彩艺术的南石山村，不仅由于他以自己的勤奋和聪慧，全部掌握了唐三彩烧造的精湛技艺，更重要的是，他对唐三彩艺术人文内涵和技艺风范的深刻理解和升华。因此，他仿唐三彩器所表现出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憾力，十分难得地表现出只属于那个梦幻般华丽朝代的艺术。他就是那个艺术遗产的最踏实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