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傅高义：一位讲中国故事的智者

Chairman Rabbit

编者按：傅高义，美国社会学家、汉学研究者，精通中文和日文。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邓小平时代》等著作。2020年12月，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作为傅高义曾经的助理，作者曾协助他工作多年，彼此有着深厚的情谊。本文为作者对傅高义教授生平往事的回忆。作者说：“傅高义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治学、他的品格、他的慷慨、他的笑容，一切都历历在目。”

昨天一早坐飞机出差。落地看到傅高义教授去世的噩耗。晴天霹雳！一时满脑子只有恍然和忧伤。

傅高义教授九十高龄，但脑子非常清楚，思维非常敏捷，下笔如有神，依然处在每天不断学习、思考的紧绷状态。年轻学者也极少能做到像他这样。

十多年前我在哈佛协助他研究邓小平时代。还记得我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土耳其的凯末尔。

他是从大历史角度，结合时代背景去研究邓小平的：什么样的人格能够促成这样伟大的革命或再革命。他对新加坡的李光耀、韩国的朴正熙、日本的明治比较了解，但对凯末尔不熟悉，害怕有知识盲点，漏看了什么，导致信息不全，结果影响最终的完整判断。这就是治学的精神。

我记得当时研究花了三四周时间，主要是把所有大的传记文献看完，梳理大的脉络。首次工作，傅高义教授就十分满意。

后来我的主要工作是看历史文献、整理文稿、参与访谈，与他讨论历史事件、人物與观点。每一个章节的构思与撰写，都经过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助理窦新元）一起讨论。

后来我在肯尼迪学院上课，就业余帮他搞研究。暑期，我陪他回北京，安排并陪同他访谈。

他的妻子夏洛特·伊克斯是人类学教授（她会说广东话），一个非常聪明的新英格兰知识精英。

她也喜欢在暑期陪傅高义教授访问北京，我还记得有一次落地后就带她去地安门百货商场买手机配件。他们住在地安门西大街，有时间就在老北京骑车遛胡同。那是一段非常值得回忆的惬意日子。

我帮助傅高义教授工作多年，在他家里也前后住过两年，知道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了解他工作之余生活的一面。

傅高义教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

首先，他非常勤奋。这种勤奋不是体力上的勤劳（譬如很多人能够坚持健身锻炼），或者努力完成自己的脑力工作，傅高义的勤奋是智力上的勤奋，极度旺盛、从不消减的智力好奇心，随时随地、每日每夜不断地学习，生怕时间被浪费、光阴被虚度。

与精神上的勤奋相关的，就是他在物质生活上的无欲无求。一个没有什么物质欲望，极度简单、极度简朴的人，一心都放在学问和知识上。

我依稀记得夏洛特说他很“抠”。这个“抠”是开玩笑的：傅高义完全是一个活在精神世界的人。他对金钱和物质没有兴趣，也不愿意把钱花在没有用的地方。但他极度慷慨：《邓小平时代》版税上百万美元，他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俄亥俄卫斯理大学。

傅高义教授生活极度自律，绝对不会放纵自己。我在国内陪他参加过应酬活动，他绝对不会贪杯，酒席毕，回酒店记录重要的笔记。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恒久的自律和坚毅，背后一定有巨大的精神动力支持。

傅高义教授更大的品格是谦虚。他永远满面笑容，永远热情开放，没有一丝一毫的架子，对谁都能耐心聆听，发自内心地尊重对方。

不过，如果说他有什么得意之处，就是他认为自己是极少数熟知研究对象语言，能够用对方母语采访的学者（尤为令人惊讶的是，他精通中日双语）。对于那些仅能躲在文献后面的学者，他是有些不屑的。只有访谈，才能获得弦外之音，看到更多的真相。这是他接受老一代社会学训练对田野研究的看重。

在中国、日本之间切换写作

傅高义不算多产的作家，耕耘很多年才出一本书。他的研究是在中日之间切换的。

1963年出版了《日本的新中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及其家庭》;1969年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东》;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经验教训》;1989年出版了《先行一步：广东的改革开放》;1993年出版了《四小龙：工业化在亚洲的扩散》;2000年出版了《日本是否仍然第一》;2011年出版了《邓小平时代》;2019年出版了《中国与日本：面对历史》。

可以看出，除了《四小龙》这本“小作”外，傅高义教授的作品是在中日之间切换的。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亚专家，他所看到的中国与日本，很可能分别多于一般的中国与日本专家眼中的中国与日本。

这些著作并非每本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大多涉及特定领域，不去看这个领域的人是不会看这些书的。《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则是受众更加广泛的畅销书。

《邓小平时代》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这里我说两句《日本第一》。彼时，日本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快速崛起，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这时，傅高义写了这本书，分析他认为日本在政府、企业、社会政策、教育文化方面的卓越之处，以解释日本的成功，并认为美国应该了解日本的经验，从中学习。

傅高义给美国人讲述了“日本故事”。傅高义对西方读者提出，应该向东方学习，学习东方人组织管理现代社会的方式。

这本书成为政府与工商业界的畅销书，它不但帮助美国人更加了解日本，拉近了美国与日本的距离，而且还帮助日本人更加了解自己——因为这个日本故事，是美国人所提供的“第三方”视角。美国人从另一个文化来，可以看到一些日本人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显而易见，今天的中国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很像。差别在于：中国远要比日本更大，中国形式上属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阵营，对美国/西方构成根本的、范式的、形而上的、存在意义的挑战。而日本是被纳入西方体系的，只被认为为西方体系带来了一些有趣、无害的多样性。

所以，在今天对美国讲中国故事，远比在八十年代讲日本故事要难。

但只要把这些政治标签去除，从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有历史及价值传承的社会及人群的角度去看，会发现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崛起是一回事。

独特的知识结构和经历使得他能够去除意识形态偏见。

傅高义教授是一个极为少见的能够跨国别的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学者”：他同时掌握日语和中文。在研究过程中，掌握被研究对象的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不仅仅要能读，还能说，能交流，能用之工作，能用之与当地人互动——这可以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研究对象的社会、场景、生态，并与研究对象建立直接的联系，理解他们的处境，甚至建立共情。这是躲在文献背后通过阅读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朴素的写作

傅高义写作的另一个特征是语言极为朴素，什么人拿起他的书阅读起来都没有障碍。这让人想到另一位老汉学家史景迁：他们都是善于讲故事的人。

略有不同的是，傅高义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他接受过严格的社科理论训练，对社会学里的各种理论范式都很熟悉，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套路”过来的。但他认为理论化的、艰深晦涩的写作没有意义，在术语背后潜藏的可能是空洞、肤浅和缺乏实质。厚重的理论堆砌也会限制写作的传播。

傅高义对好的写作的标准是：要能够让“下里巴人”看明白。他经常打趣说会让他老家俄亥俄小镇的父老乡亲们看看他写的东西。如果他们能看懂，就说明写作成功了。

傅高义很早就摆脱了社科理论框架和范式的束缚。一方面，他不再使用定义不明或没有必要的概念、术语、框架，另一方面，他也无意构建大框架、大理论，不搞宏大叙述。

就《邓小平时代》一书而言，很难说他的工作和历史学有多大区别。我不认为他是传统意义上的“跨学科”，而是跨越、脱离了学科。摆脱了现代学术体系的束缚，也使得他能够更加自由地研究与写作，寻找他所认为的真相。

对研究对象的共情，情感联系

他对写作对象有很大的共情。包括对中国，对中国人，对邓小平（对日本也是）。甚至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这点他自己也不否认。这一条会招致的显而易见的批评是：如果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情感联系，就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当时我就很注意这一点。在帮他安排访谈时，我会安排各种观点不同的人供他参考。

傅高义教授用最大的热情和勤奋去接触尽可能最广泛的人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所有人交流，记录和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成书，也是他的集大成者。

有人觉得，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投/k'情感会影响客观性。我当时也偶有这样的感觉。但经历时光，我发现这是老人的经验和智慧。

他对历史上的政治人物都很熟悉，欧美不用说，还有亚洲的治国者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政治领导人与政客（许多是他的朋友）、到李光耀，到朴正熙。他对中国当代史很了解，熟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个政治领导人。

所以，他是站在更广、更长久的人类历史维度中，在更大的样本里，发现了邓小平的不凡之处。

邓小平的故事与毛泽东建基业的故事不同，邓小平是在毛泽东建基业的基础上，把中国推向了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道路。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故事、邓小平時代的中国故事，对全世界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应当向全人类讲述。

回头再看看现在西方的中国专家，一大批是对中国批判的，并且在心理和智力上与中国保持一臂距离，实质带有居高临下的审视、批判态度。我在中国接触到的绝大多数西方媒体记者也是：哪怕他们已经学会了中文，尝试用有限的中文与当地人交流。

但傅高义不是这样的。他真正欣赏、尊重、热爱他的研究对象，平等地对待他的研究对象。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以美国的视角看中国

与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傅高义来自美国，了解美国政治，了解西方，他也是美国的爱国者，但却没有对西方的理想化，能够客观评价西方的不足和流弊。在这个认知前提下，他看到了日本模式，看到了中国模式，从中发现了许多值得美国人学习和研究的制度和文化优势。

他写作的假想读者当然包括中国和日本读者（《日本第一》是日本有史以来最畅销的非虚构类外文翻译作品），也是美国公众。

他希望向美国讲东亚故事：不同的政治、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机理、不同的价值观——包括东亚（尤其是中国）儒家社会注重教育、勤奋、勤勉、顾全集体、以历史价值为导向的负责任的政治强人。

他希望美国能摈弃对这些东方国家的偏见，从这些东亚国家里了解人类社会的成就，吸收他们的精华。

他认为不同国家、文明、制度与社会就应该相互学习，消除误解，消解隔阂，更好地融合以推动人类的进步。

显然，这使得傅高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西方一般的中国专家，也超越了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实际上在做更加伟大的事情：促进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尊重、融合与共同发展。

而他的写作对中国读者同样重要：这是一个深谙美国政治的美国人。他作为一个局外人，讲述的中国故事、东亚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自己，是我们一定要聆听的。

傅高义教授的价值，他的可贵，只有经历更长时间才会被发现。

（写于2020年12月22日）

摘自微信公众号“tuzhu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