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勒的批评生活

文/王一方 耿 铭

2.上海健康医学院奥斯勒健康 与医学人文研究中心

在医学大师奥斯勒的学术生活中，批评是一个重要的侧面，可以说，没有批评，就没有他心中的价值标杆的矗立。正是因为不凡的批评眼光，才造就了他的睿智和深邃，也揭示了奥斯勒的精神发育、价值创新不仅只是博采众长，独具慧眼，而是源自犀利深刻的批评生活。

无疑，历史上许多医学大师的职业生活中，职业批评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不同于一般的拘泥于表象的蹇促批评、牵系于一时好恶喜怒情感波澜的批评、剑走偏锋的侠客式的批评，奥斯勒更多展现的是医学历史的鸟瞰与重温，学术思潮的考量与批评，富有建设性的理性批评，充满隐喻的启迪性批评，一派潇洒、冲合、圆融，分明是独上高楼的哲人批评与思想家批评。

1892年，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新楼落成，邀请奥斯勒去致辞，因为这一年奥斯勒编写并出版了《医学原理与实践》（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刊行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教科书，书中运用了大量最新的微生物学、显微学和化学知识，在实用的病理学知识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体系。随后被翻译为法、德、西班牙语和中文，在全球广泛使用。主办单位希望借重他的声名博取社会青睐，他却大谈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在致辞中声称“好大学不在大楼，而在学术使命感”，学术使命感来自何方？来自历史批评培育的洞察力。于是，他发愿要重新书写医学史，因为“五六十年来，史家在追溯历史轨迹时，大书特书的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伟大的发现及显赫人士的不懈努力，对于道德（责任）感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的职业懈怠，都未曾做过只言片语的认真批评”，声称自此以后“新历史意识总算已经觉醒”，医学史等同于专科成就史的书写范式面临着崩塌，需要重新书写，继而重新厘清医学的初衷。

对于一位临床大师而言，以新批评眼光来改造医学史谈何容易，为此，他负重前行20年，终于1913年出版了《现代医学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Modern Medicine）一书，它其实是奥斯勒在耶鲁大学系列讲座的结集，全书六章，编年通史格局。奥斯勒以其丰富的文献收藏与扎实的历史叙事重现了医学的演进历程，开篇是医学的起源，分述古埃及医学、亚述及巴比伦医学、希伯来医学、中国和日本的医学的概貌，重点介绍了古希腊医学的构架，包括医神阿斯克勒皮俄斯、希波克拉底和他的著述，亚历山大医学校，还特别评述了盖伦的功绩；对于中世纪医学，他并不是一笔带过，而是尽可能地发掘其现代元素，既有北意大利医学校的发端，又有拜占庭医学、阿拉伯医学的传承，重点述说了医科大学的兴起，客观评价了中世纪的医学研究与医学实践，还旁及占星术与疾病预测的现象剖析。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笔墨重点泼洒在解剖学、生理学、病原学的兴起之上，介绍了维萨里与哈维的贡献。奥斯勒并非厚今薄古，对于现代医学的兴起与发展，他也毫不吝啬笔墨，大篇幅地评述了内分泌研究与生物化学进步，以及预防医学的兴起。奥斯勒在给编辑的一封信中将他的这一系列历史主题的演讲描述为“一场跨越时空的飞行扫描”。实际上只是一种鸟瞰，其快速覆盖了历史长河，但细节却异常丰富，耐人寻味。从原始人的恐惧，迷信的情结，生命的护身符，治愈的神灵主义的疗愈观和疾病的恶魔臆想，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既往医学发展的起承转合都可以追溯到生命关怀、疾苦拯救信念的连续感。不同于其他专门史家的著述，奥斯勒的历史叙事有极强的个性，一是远古，尤其是古希腊文献的娴熟运用，二是对主流医学史视点之外冷僻的人与书的挖掘。虽然时过境迁，现代医学最壮丽的篇章没有出现在奥斯勒的书中，但他的历史观与索微穷根精神依然不可轻慢。在他随后的批评中无处不显示出历史洞察力的深邃。

古往今来，医者的冷漠都是职业批评的主要靶标，1905年4月，奥斯勒在他对美国医学界的告别演说中将冷漠、无知、堕落视为医生职业生涯中的三大敌人，其中以冷漠为甚，是医者最最危险的劣性，许多人即使可以告别无知，拒绝堕落，却无法走出冷漠，它伴随着技术的进阶似乎愈演愈烈，一直饱受道德上的严厉鞭挞。对此，奥斯勒的批评角度却彰显着自己的定见，“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冷而“漠视”，以及冷漠背后的技术傲慢。而在临床境遇中，医者不可以随着患者、家属的情绪而起舞，此时，必要的冷恰恰是优点，有利于对病况与趋势做出敏锐的判断和驾驭，以医者特有的冷静、神圣、沉稳去平息患者与家属的躁动情绪，以忍耐、韧劲去闯荡未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救治迷宫。

奥斯勒对批评修辞的讲究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譬如他笔下常出现“彻底的品质”一词，将彻底作为批评的标尺，那何为彻底，怎样才彻底？不仅是职业的底线原则、人生价值的底板、终极价值的张望，还是人性的皈依与灵魂的救赎，在职业生活中，是使命感和均衡感。在他看来：“医学是艺术，而不是生意，是神圣使命，而非商业，是技术的精进，更是人性的滋养，既需要具备一颗清醒的头脑，还需要一副慈悲的心肠。”因此，医者要与一切不当的牟利行为划清界限，保持内心的澄澈。许多人将“彻底”朴素地解读为学业与学术上的专精，奥斯勒认为那是误读，专精必须辅以大眼光、大思维，否则就可能陷入所谓“专家的峡谷”，有深度而无宽度。长期专注于一个小领域的危险是洞察力的丧失。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批判锋芒。当今时代，人们常常把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异化，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的腐蚀挂在嘴边，但在奥斯勒的时代，科学的面团还刚刚发酵，技术的嫩苗也刚刚吐绿，医疗消费基本上处于低位徘徊。即使如此，奥斯勒也没有放下批评的武器，以他独特的敏锐提醒医界应该警惕极端的民族主义、地域主义、派系主义、门户主义与沙文主义，其核心是沙文主义。沙文主义是一个政治术语，因法国士兵沙文（Nicolas Chauvin）而得名，他狂热地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的一种病态的国家主义。学术上的沙文主义则表现为自我狂妄，唯我独尊，无法与他人合作，更容不得他人的批评。放大一点半径，就是维护本学派、本门户（本学校、本国度）医学的正统性，大搞近亲繁殖，完全不承认医学探索的多样性，只能一病一药、一病一术，贬低、甚至否认其他替代医学的价值。因此，奥斯勒登高一呼，我要大力谴责的，乃是那颗孕于猜忌、长于无知，不容异己的心，这样一颗狭窄的心，对任何非我族类的人和事都怀有敌意，甚至视为寇仇。因此，要倡导整合主义，敢于跟地域主义对抗，“知识无君王，唯才智是尊，亦无贵族，唯才子是问。”

1905年4月，也就是在美国医学界告别典礼上，他特别急迫地告诫科学的医学界要接纳顺势疗法（Homoeopathy）的同业，甚至应该相互借鉴，“一个医师只满足一种体系的时代落伍了，对于一群拥有相同高贵传统、相同的疗愈信念、目标，立志寓于拯救苦难的人，只是因为托马斯用的药物不同，持有不同的干预主张，就将他们打入另册是不明智的”。在奥斯勒看来，医神阿斯克勒匹俄斯的袍服足够宽大，完全能够容得下多种诊疗思维、路径、药物，乃至各个不同的学派对医学不确定性、多样性、艺术性的学术贡献。联系到国内部分中西医之间的龃龉，奥斯勒一百年前的批评似乎又有了新的针对性，他的忠告似乎并未过时。

回望奥斯勒的批评生活，有一种特别的气质，那就是现代技术主义的哲学透视与古典人文主义的深情呼唤。在他看来，科学的医学人已经遁入过度的专门化，认知不免陷入偏狭，现代科学的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专业化在今天是大势所趋，但已经把专业切割得七零八落，失去了整体感……无论在哪个领域里，人们都陷在以利益为前提的小圈子里，而且目光短浅。这段话实际上预设了当下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批评的路径，古典人文学的断层尤其让他痛心。晚年，作为牛津古典学会会长的奥斯勒爵士不时发出警世恒言，忽视古典主义的人文传统是要付出代价的，恰恰是希腊自由城邦的历史昭示我们，热爱生命中高尚而美好的事务，足以促进民主建设的发展。而当今世界的问题是，在一个以势为尊的文明中，这种热爱是否仍然得以开展？答案是不确定的，奥斯勒最后给我们留下一个问号，也为时代批评生活的内核留下一个充满悬念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