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心理学研究

银小兰，黎志华

(1.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2.宁波大学 心理学系暨研究所，浙江 宁波 315211)

一、引言

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和考验。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实行“精准扶贫”等系列政策，我国实现了大规模的减贫。随着贫困帮扶及其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却发现一些贫困群体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1]。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指出，相比出生于非贫困家庭的儿童，贫困家庭出生的儿童成年后陷入贫困的比率要高得多。这种导致贫困的不利条件或因素在家庭或家族几代人中逐渐固化的现象被称为贫困代际传递，即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贫困境遇的恶性循环链[2-3]。相关研究对中国的跨代贫困率进行了评估，发现我国的跨代贫困率达到26.67%以上，这一比率甚至高于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4]。因此，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贫困及其代际传递大致受到三个层面的影响：宏观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中观层面受限于单位、家庭和社会组织供给的社会资源；微观层面取决于个人的素质[5]。可见，随着对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贫困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现象事实上已经成为跨学科的研究主题。如Foster等[6]认为，“贫困不完全表现在绝对定义的生活水平上，它的真正基础在心理上。”Mullainathan和Mani[7]提出要考虑资源(不仅仅是经济资源)匮乏对心理机制的根本影响，同时，Haushofer和Fehr[8]主张从心理方面关注贫困的原因和后果，认为这是揭示贫困代际传递根源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已建成较为成熟的贫困心理学研究体系，这是一种将心理学运用于贫困问题研究的理论。本文以个体心理层面为侧重点，对国内外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心理学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力求较全面地把握贫困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和运行规律，为在扶贫实践中打破贫困再生产发挥应有价值。

二、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

学者们对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有过不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健康、认知与行为决策、个体内生动力等方面，分析了阻碍个体及家庭脱贫或向上流动可能性的影响要素及作用机理。目前的研究主要将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归纳为以下几种模型(见图1)。

注：MI为贫困—健康模型，MII为认知决策模型，MIII为动机归因模型，MIV为风险累积模型。

(一)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心理健康模型

影响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心理健康模型的假设路径是：贫困—压力和负性情绪—心理健康—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与心理疾病孰因孰果，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从社会因果论来看，贫困是“因”，心理疾病是“果”，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会导致个体出现严重心理问题，最终又会落入贫困陷阱。社会选择论则认为，心理疾病是“因”，贫困是“果”，那些患有严重心理问题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体更容易陷入贫困之中。

一方面，从社会因果论的角度来看，大量研究表明，贫困与心理疾病存在直接关系。国外早期对城市地区的精神病学调查指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精神疾病的比例更高[9]。一项对英国公民心理疾病与经济状况的关系研究发现，低收入人群在心境障碍、人格障碍、自杀倾向和物质成瘾等症状上明显高于高收入人群[10]。国内学者通过对横断面的数据分析，发现家庭贫困与儿童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有直接联系[11]；纵向研究结果则进一步揭示了贫困和抑郁间的直接联系[12]，贫穷的成长环境导致个体在成年期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加[13]。对贫困人口的干预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贫困与心理健康间的因果关系。在一项关于收入对健康指标影响的调查中，成年人的年收入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从29758美元提高至68829美元)，个体每周的抑郁症状天数减少1.02天[14]。另外，在墨西哥开展的一项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也表明，增加收入能有效地减少女性的抑郁症状[15]，这些均说明收入的增加有效地改善了个体的负面心理状况。

另一方面，从社会选择论的视角来看，心理疾病导致贫困的观点也获得大量研究的证实。贫困家庭中由于受到父母消极心理状况的影响，下一代也更容易陷入贫困和不良心理状态中[16]。个体身患心理疾病将会增加深陷贫困的风险，这不仅是因治病需要支付医疗费用增加支出，还因疾病影响其正常的就业引起收入减少，再加上社会排斥心理导致社会支持减少，种种不利状况将使其陷入贫困泥潭。研究指出，在治疗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的开支上，德国90%的精神疾病患者的配偶认为精神疾病的大量治疗费用是其家庭的主要支出[17]；我国有22.9%的患者因家庭难以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不得不采取借款或银行贷款的方式来开展治疗[18]。同时，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会带来如肥胖、血糖和血脂升高等副作用，这又将产生额外的费用负担[19]。个体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身患心理疾病，将会影响其受教育水平，进而影响其职业选择、工作收入等社会经济成就。而且，心理疾病患者大多工作效率较低，还容易遭受排斥和污名化影响，工资收入水平较低，甚至一半以上的患者处于失业或无法工作状态，更别提获得晋升机会。由于患者需要家人照顾，约有40%的患者及其家属在工作中长期缺勤[18]，严重影响了家庭收入，进一步加大了贫困风险。相比人生其他阶段，儿童期个体更容易受到父母心理状况、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式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家庭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那些父母患有心理问题的家庭，其子女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是正常家庭的两三倍，并且这种风险会随着父母心理问题的严重性和长期性而增加[20]。儿童期的贫困经历将对其成年后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与成年后的外化症状正相关[21]。

因此，从贫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可见，贫困和心理疾病两者是恶性循环的关系，Lund通过数据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分析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22]。贫困会加重负性情绪体验，恶化心理疾病；心理疾病又会进一步加大贫困风险，引发贫困的恶性循环及其代际传递。

(二)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认知决策模型

社会认知决策领域中认为影响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路径是：贫困—认知负荷—非理性决策行为—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人口长期处于不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更有可能体验到压力和负性情绪，导致认知负荷增加[8,23]。认知负荷增加意味着个体的认知系统过载，持续性的经济压力和困境将限制个体的关注焦点。另外，认知功能的损耗将导致执行功能的退化。基于认知资源理论发展起来的稀缺理论和自我控制损耗论，揭示了有限的认知资源决定了行为决策的失误进而引发贫困的机理，这是当前心理学中解释贫困代际传递的代表性理论。

1.稀缺心态导致的非理性决策行为

在Kahneman的认知资源有限理论的基础上，Shah、Mullainathan和Shafir提出了稀缺理论(scarcity theory)来解释贫困现象。贫困的本质就是资源稀缺，这种资源的严重匮乏会引导人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稀缺的资源上，甚至诱使个人为立即满足当下需求而不考虑成本或代价[23]。长期贫困会使贫困者形成一种稀缺心态，那些资源稀缺的相关问题会自动地获取更多注意力，形成注意力聚焦，而忽略了其他相关问题。这种因注意力和执行功能受限所引发的带宽负担(超负荷的认知加工)，导致贫困者做出非理性决策行为，最终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Mani等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稀缺心态下的贫困恶性循环：长期贫困→稀缺心态→大脑聚焦与金钱有关的事→心智带宽减少→错误认知和决策行为→贫困加深[7]。

Mani等人[7]通过将实验室小样本和现场试验大样本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证明了资源稀缺损耗认知功能的现象，这也是目前贫困心理学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比如，在一项以猜谜机会为资源的实验研究中，当被试拥有较少的可猜谜机会时，他们在认知任务中表现更差，说明资源匮乏消耗了更多的注意力；在借贷实验中，贫困组比富裕组的借贷行为发生率更高，并且贫困组被试在不可借贷时比可借贷时表现更好，说明贫困者的借贷行为让认知资源消耗更为严重。为进一步探求穷人和富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认知表现，在另一项针对美国新泽西州某商场购物者的实验中，发现在简单情境下，贫困组和富裕组在两个任务上的差异不显著，但在困难情境下，贫困组的任务表现比富裕组要差。Spears[24]对贫富村民出售名牌香皂的现场实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作用机制发生的边界条件，即稀缺心态引发的认知资源损耗只有在真正做出经济决策行为时才会发生并起作用，而单纯处于贫困状态(资源稀缺)并不会显著地降低个体认知能力。总之，通过实验研究，人们发现资源的稀缺产生了注意力的聚焦和认知负荷，穷人更容易做出非理性决策行为。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把注意力聚焦于眼前的经济困窘时，穷人更可能选择那些快速获益的低效益方式，而忽视了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创造更大财富的其他方式。处于饥饿或口渴状态时，人们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到与食物、饮料相关的线索上[25]，却忽视了高脂肪和高热量等不利于身体健康的信息。穷人更可能出现过度借贷行为，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聚焦于贷款的获益，但却忽略了贷款成本。穷人由于资源稀缺，他们大脑中的认知资源会自动化地聚焦在处理与当前生存最为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如房租、欠款、基本生活需求等，但缺乏足够的认知资源去思考储蓄、投资、能力提升及个人发展等问题。贫困带来的认知负荷会降低个体的认知能力、决策能力及执行能力，使其容易做出更多非理性行为，增大了陷入贫困的风险[8]。

2.自我控制损耗导致的非理性决策行为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自我控制损耗情境下的认知机制在贫困者决策行为中的作用。在资源模型[26]中，自我控制被视为一种有限的内在能力资源，当个体抵制外界诱惑时，需要耗费更多意志力进行管理，长期抗争会导致意志力的暂时性耗竭，从而造成自我控制的损耗，由此产生非理性行为。Spears提出了意志力损耗假设，意志力损耗是自我控制损耗的重要表现形式。Spears[27]通过对美国人时间利用状况的调查发现，低收入者由于资金有限，在逛街购物时要抵制更多诱惑以免超支，因此更容易吃零食，但在非购物情境下，高低收入者吃零食的频率并没有显著性差异。Mani等[7]的研究发现，穷人和富人在面对小额的财务问题时，他们控制冲动的程度和犯错次数大致相同，但在大额财务问题前穷人的测试成绩显著下降，说明贫困引发了认知资源损耗，削弱了自我控制。之后Spears提出了更具有统一性的“行为控制损耗论”[24]，这是一组包含了意志力、自我控制和认知控制的综合性概念。因穷人需要比富人或正常收入群体抵制更多的诱惑，如各种商品或娱乐休闲活动等，所以穷人的自我控制资源损耗更大，而自我控制的缺乏又是导致持续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过程模型中，自我控制被认为是一个基于价值的决策过程，自我控制失败是因为动机的改变以及注意力转向潜在奖励的表现[28]。认知负荷对自我控制具有消极影响，当穷人置身于充满诱惑的商品市场而又不得不面对自身的经济压力时，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会降低[29]。并且，暴露于压力下的个体更依赖于简单、原始的自动决策偏好[30]，这也意味着自我控制的认知资源损耗会引起直觉和冲动行为，这些行为最终累计产生糟糕的经济决策行为，从而导致个体陷入贫困循环[29]。不论是资源模型还是过程模型，这两种模型都能较好地解释贫困处境下个体的自我控制损耗或降低将引发非理性经济决策行为，由此个体更可能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

3.贫困者的风险及时间偏好容易导致行为决策偏差

贫困对行为决策的影响还与风险偏好及时间偏好有关，其中风险偏好包括风险规避和风险寻求两种，时间偏好的有效指标是时间贴现。首先，在风险偏好上，风险态度离不开个体的认知资源。Tanaka等[31]对越南农民家庭的调查发现，较低收入的农民其风险规避和损失规避水平更高，贫困会导致风险规避的增加。Haushofer等[8]也通过研究发现，贫困者在面对重大决策时更倾向于做出风险规避型的决策。Liu[32]在对中国棉农选择转基因抗虫棉的风险偏好调查中发现，厌恶风险和损失规避更高的农民选用转基因抗虫棉的时间更晚，从而获益更少。同时，风险偏好与思维方式有关。风险回避型个体在审慎思维方式下，更倾向于冒险，尤其当潜在回报较高时；其在直觉思维方式下更倾向于保守，尤其是在面对损失情况时。相反，风险追求型个体在审慎思维方式下更倾向于保守，而在直觉思维方式下更倾向于冒险，尤其是在面对可能造成的损失情况下[33]。这也符合预期理论，即人们对损失比对回报更敏感。因此，我们可得到相应结论——穷人在贫困、认知负荷和直觉思维的相互作用机制下，倾向于为了潜在的收益而冒更小的风险，同时为了潜在的损失而冒更大的风险。

其次，在时间偏好上，时间贴现也是自我控制和意志的表现[34]，即贫困导致认知负荷，阻碍执行功能，从而影响时间贴现。研究发现，贫困程度越高，贫困者越注重短期利益，因此贫困者在做跨期决策时，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收益小但即时的回报，而不是收益大但延时的回报[31]。这是因为穷人所拥有的资源更少，潜在风险更大，人们往往更注重获得眼前利益而不愿意冒风险去期待长远利益，这在行为经济学中已基本达成共识。另外，Waegeman等[35]认为，对更大的、延迟的奖励的偏好与更高的自制力有关。Kidd等人[36]的研究指出，愿意等待更大奖励还取决于人们对环境的感知稳定性，而不仅仅是自我控制。因此那些有较低收入、受流动性限制、健康程度差的人们更不喜欢较大的延迟奖励[37]。可见，时间贴现高表明人们更喜欢较小的即时奖励，而不是较大的远端奖励。贫困者在风险和时间偏好上的特点，往往会导致其未来收入减少，进一步加深贫困。

如上所述，这些模型能清楚地体现贫困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长期资源稀缺的贫困者会体验到较明显的认知负荷，从而导致稀缺心态、自我损耗，形成了特有的风险和时间偏好，进一步影响了认知决策和执行能力，从而产生非理性决策行为，造成了贫困再生产。

(三)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动机和归因模型

动机和归因模型认为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影响路径是：长期贫困—内生动力缺乏—贫困代际传递。

1.缺乏抱负引发的内生动力不足

Dalton等[38]发现有两种类型的贫困陷阱：一是由外部约束条件驱动的贫困陷阱；二是低努力、低期望导致的行为贫困陷阱。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对贫困心理特征的广泛调查发现，缺乏抱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性特征。一项英国穷人的纵向研究数据显示，来自贫困背景的年轻人学术抱负最低[39]。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宿命论、无助感、依赖性和自卑感中成长，学术能力明显低于较高社会经济水平的孩子[13]。Bernard等[40]对埃塞俄比亚大量农村家庭的研究发现，农村家庭成员具有更低的愿望。低愿望和低抱负反映了穷人更关注眼前的需求，生活的不利处境降低了他们为未来而奋斗的想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若个体较低层次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一般也难出现较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如贫困者们常常忽视人生长远利益的规划和投资(如教育、医疗等)[41]。教育、医疗关系到人未来的发展，这方面投资的不足不仅会限制贫困者自身的发展，更严重的是会降低后代对未来的抱负[38]，减少了其后代突破现有贫困境遇的可能性。

还有研究表明，贫困者更常产生悲观的信念，他们往往缺乏战胜贫困的勇气。若贫困儿童长期受到父母悲观信念和价值观的影响，则也难以脱离贫困陷阱，从而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对于资产匮乏与悲观心理的正反馈关系，叶初升等[42]的研究揭示了贫困主体的悲观心理是构成贫困陷阱的重要推力。Dalton等[38]在Kahneman和Tversky预期理论的参照点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了贫困陷阱的理论框架，“人穷”是因，“志短”是果，“志短”又会导致贫困者选择付出更少的努力，造成持续贫困最终陷入贫困陷阱。并且，贫困儿童在过去的生活中体验到的自我同一性、自我概念、控制信念和父母教养方式等，会显著影响他们的未来取向[43]。当然，儿童在贫困的应对策略上会有其创造性，而且通过接受教育和外界的物质资助他们也有可能跳出原有的贫困环境，但是在其狭窄的经济和社会视野下，他们大多数依旧难以避免因家庭贫困而导致的抱负缺失。

2.习得性无助与归因偏差造成的内生动力不足

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Seligman通过动物实验提出了习得性无助的理论模型。习得性无助是指个体在不断受挫情况下，失去了战胜困境的勇气，陷入了对现实的无助和无望之中。例如，如果某一个体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贫困中，他就会渐渐习得贫困才是真实的人生，从而接受命运，并且放弃努力和尝试。Abramson[4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原因不仅是不可控制的消极事件及其知觉，还有错误的归因方式。目前，心理学最具代表性的贫困研究范式就是对贫困归因的研究，并形成了几种贫困归因的模型，如Feagin[45]的三维度模型，把贫困归因于命运(坏运气、疾病等)、结构(如低工资、失业、歧视等)以及个人(如没能力、不努力、道德松懈)等因素；Paugam和Selz等[46]的四维度模型，分别为个人指责、个人命运、社会指责和社会命运；吴胜涛和张建新[47]的五维度模型(负担命运、制度不公、个人家庭、地理环境、科教素养)等。归因一方面能确定事件的起因，起到强调某些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因果归因会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动机、应对策略、自尊和幸福感[48]，而这些恰恰都是与劳动力产出关系紧密的因素。长期贫困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采用消极的归因方式，因此有着更低的自尊水平和自我效能感。例如，Lever等人[49]的研究发现，相比普通人，归因方式的偏差使穷人的竞争性、工作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更低。尤其是当贫困家庭长期处于经济窘迫状态，而又无法通过努力实现社会需求时，其更容易产生强烈的挫折和无助感，并引发家庭成员的紧张和焦虑，甚至严重到自暴自弃、甘愿沉沦，从而把其恶劣的处境归因于命运和社会的不公等外在不可控因素[50]。长此以往，这种消极态度会渗透到下一代人身上，其子女们容易变得自卑无助、怨天尤人，降低对未来的期望，从而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形成贫困→低努力、低期望→消极心态→贫困的恶性循环链。

(四)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风险累积效应模型

该模型认为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影响路径是：贫困—风险累积效应—贫困代际传递。

风险累积效应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又一重要心理学因素。儿童发展中的风险因素是指任何个体和环境中能够增加儿童不良发展后果(适应不良、学业成就低下、青少年犯罪问题等)概率的相关因素[51]。贫困家庭的发展困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是最主要的几个因素。在家庭层面上，贫困儿童的家庭纠纷往往更多，家庭的流动性往往更为频繁，孩子也更容易被寄养和留守；父母亲文化层次更低，婚姻稳定性更差，父母的教养方式更加简单粗暴，言语交流更少且交流词汇更简单，居住空间也更为狭窄且儿童的玩具和书籍更少[52]。在学校层面上，贫困家庭的儿童更可能进入办学条件差的学校，该类学校师资严重不足，欺负行为发生率更高。同时，由于贫困家庭的儿童缺乏与同龄人相同的衣着、零用钱等，学校反而成了贫困儿童体验到社会排斥的重要场所[53]。在社区层面上，贫困家庭所在的社区环境往往较差，缺少足够的活动空间以及休闲娱乐设施，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54]。Rutter[55]认为若只经历单一的风险并不一定导致儿童的不良发展，但若有多种风险因素累积在一起，则会大大增加不良后果发生的概率。Rutter认为有六种风险因素与儿童的不良发展显著相关，如婚姻关系紧张、社会地位低下、大家庭、父亲的犯罪行为、母亲的精神障碍和儿童被寄养(或留守)。他认为若存在两种以上的风险因素累积，出现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几率是原来的四倍；而若有四种风险因素累积，则可能上升为十倍的几率。由此，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多重风险因素对个体发展可能存在的累积效应。例如，有多项研究发现，多种风险因素的累积也可能导致语言发展障碍、认知损害、学业不良等问题发生的几率成倍地增加[56-57]。Schoon等[57]通过研究人们出生时所处的经济阶层，发现个体对其中年期的职业成就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儿童期所面临的累积风险因素中介作用的影响。因此，低收入群体的孩子在走出校门后比其他孩子面临着更多的适应性挑战；拥有高风险累积的孩子更可能遭受不良认知和社会情绪的影响。贫困家庭的儿童如果完全吸收其家庭带给他的累积风险，则必然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心理学解释的评价

(一)贫困—健康模型的评价

在贫困—健康模型中，不论贫困是作为前因变量还是后果变量，两种机制都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撑。首先，在贫困作为前因变量的研究中，由贫困所致心理后果的研究呈现分割化特征[58]，大多只涉及到某类心理因素，如Mullainathan团队主要研究由贫困引起的认知资源的损耗；Haushofer等关注贫困所致的压力反应和负性情绪；Dalton等人建构的贫困陷阱主要聚焦于志向、希望和自我效能等动机因素上。现有研究还缺少对贫困所造成的综合心理影响，以及不同心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阐释。其次，在贫困作为后果变量的研究中，贫困的代际传递涉及多个环节，如心理疾病除了可能直接导致贫困外，还可能引发消极价值观、负性情绪、非理性行为决策等多个环节，通过风险叠加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但现有研究缺乏对这些不同环节关系的探讨。另外，涉及贫困的心理因素很难简单区分前因和后果[7,59]。事实上，贫困的后果(如负性情绪、压力等)往往又是贫困的触发因素，由此形成了一个“贫困—心理疾病—贫困”的循环链，这充分表明了贫困与健康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二)认知决策模型的评价

近期对贫困心理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资源模型而展开，当个体处于贫困状态时，会不断消耗其有限的认知资源，导致其做出非理性决策行为。首先，稀缺理论和自我损耗论两者本质是一致的，均认为个体因长期贫困而造成了认知资源的匮乏。因此，在解释贫困时两者具有重叠性，如穷人之所以过度借贷，可能是因为注意力资源不足，造成穷人无法做出有效权衡(稀缺理论)，也可能是抵制诱惑的失败(自我损耗论)。同时，这两个理论也提醒我们行为决策离不开认知成本，贫困人群不仅在经济资源上处于劣势，而且其认知心理资源存量相对更少，更有可能在认知过程中被耗损。其次，两者存在差异。稀缺理论侧重注意力的导向和分配，适应性较广，不仅能解释贫困，还能解释其他稀缺问题，如忙碌和抑郁等[60]。自我损耗论是侧重意志力和认知控制的损耗，因个体在面对需求而又无法满足欲望时，需要抵制诱惑，或在进行经济决策时需要反复权衡，这会导致有限的认知资源不断消耗，造成认知负荷引发非理性行为。另外，注意力稀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自我控制和意志力损耗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可能是因为意志力与自我控制以及更高层次的认知功能的研究有更多重合之处。

(三)动机和归因模型的评价

动机与归因模型侧重从个体的抱负、信念、自我效能、归因方式等内生动力出发研究贫困的代际传递。内生动力与个体心理资源具有类似性质，泛指个体为摆脱贫困产生的动力和信心。在傅安国等[61]提出来的世代贫困家庭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中，认为个体长期贫困是因为外部资源和个体内部心理资源共同匮乏作用的结果。该模型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世代贫困家庭的影响机制，但内生动力的外延应更广泛，不仅仅是价值观和自我观，像自我效能、希望和韧性等个体内在积极心理资源也是内生动力的重要构成。另外，在对贫困的动机和归因探讨中，多数是直接分析相关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与贫困之间的直接关系，缺少对心理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或调节作用的深层探讨，最终使得贫困持续反馈环的实证研究成了单环节或单时程变量间的关系探讨。

(四)风险累积效应模型的评价

这种模型主要是以贫困儿童为研究对象，较少有对成年人的风险累积效应的研究。相对而言，贫困儿童处于生命历程的早期，对贫困等不利环境更为敏感。但是，在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成年人遭遇贫困的风险累积效应可能更突出，如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负担，工作与生活难以平衡引发的冲突，教育、医疗与自身健康压力增大等各种风险因素的叠加，更可能引发整个家庭陷入贫困境地。成年人的生活状况及思想观念将会直接影响到孩子们，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四、基于心理学视角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干预措施

(一)减轻认知负荷：设置默认选项，简化程序

从心理学视角该如何打破贫困循环呢？Mani等认为改变稀缺心态是关键因素，稀缺心态的改变取决于认知资源的余闲程度，其中减轻认知负荷是增加认知资源余闲的重要方式[7]。认知负荷是影响贫困者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扶贫实践项目的设计中，要采取更适合的方式减少认知资源的损耗，这样才有利于促进贫困者的认可和接受。首先，设置默认选项有利于增加贫困者的储蓄。研究发现，设置默认选项能减少贫困者的认知负荷，有利于促进贫困者增加储蓄。其次，简化程序和操作，激发贫困者参与扶贫项目的积极性。如在针对贫困群体的各类培训上，要注意减少填写各类表格或开具各类证明的繁琐性，可只要求提供最重要的证明并进行灵活处理。在当前还可以利用各种平台大数据，直接验证通过，减少重复审核的过程。去除初始障碍将会大大提高贫困人群的参与积极性。再次，精简信息，提高针对性，突出重点。工作人员在传达各类扶贫政策时，要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让贫困群体清楚所讲内容；对贫困群体开展培训时，突出重点，提出具体可行的指导策略。最后，利用从众心理优化人们的选择。由于人们很容易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影响，因此鼓励贫困个体参与活动时，可以提供其他人的选择作为引导，增强其参与积极性。总之，直接降低穷人所面临的行为成本，即使是很小的措施，也都对避免穷人陷入行为贫困陷阱具有独特效用。

(二)增强物质及外部资源帮扶，减轻贫困人群的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研究证明，现金转移支付是减轻贫困者经济压力的一种直接且有效的方式，分为有条件和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两种方式。Baird等[62]研究指出，现金转移支付能显著地减少青春期女孩的内心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但无条件现金转移方式效果更明显，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无形中增加了女孩内心压力，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方式的积极作用。另外，现金转移支付的形式也会影响脱贫效果。Haushofer和Shapiro[63]在肯尼亚实施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中，将现金转移支付分成每月月付和一次性付清两种形式，两种方式都提高了贫困者的主观幸福感，降低了压力，但一次性付清效果更明显。这可能是月付的金额太少，难以满足其经济需求，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提高了其应激水平。

(三)增强个体内生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1.树立崇高的理想抱负，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和自我观

傅安国等[61]提出内生动力是世代脱贫的核心心理资源，其中内生动力包括积极的价值观、自我观和行为倾向三个维度。价值观涵盖了人生、劳动和家庭价值观；自我观包含了自我概念、自我调节和自强动力；行为倾向包括了脱贫策略、脱贫素质和获取支持。因此，从这些方面形成积极特质，有利于增强个体脱贫的内生动力。Beaman等人[64]发现，印度女孩在接触当地政府的女性领导人后，能极大地提高其抱负和教育成就，尽管可用于教育的资源没有变化，这可能就是源于女性的榜样作用以及父母对女儿的渴望。还有一项在提高低收入儿童愿望的政策干预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为贫困家庭儿童设计的管弦音乐项目，这个项目源于委内瑞拉，后在世界各地开展。该项目的初衷是通过免费提供音乐课程和乐器向贫困儿童灌输共鸣，发掘他们隐藏的才能，并促使其积极融入社会。该项目使贫困儿童大多取得优秀的成绩，成为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因为参与管弦乐运动能使孩子们计划新目标和梦想，并且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意义的活动，能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争取更好的条件[38]。

2.学会正确的归因，形成乐观型的解释风格

解释风格是积极心理学之父Seligman[65]所提出的一套认知和新归因理论，涉及到永久性、普遍化和人格化三个维度。拥有乐观型解释风格个体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坏事只是暂时的，坏事只会影响生活的某个方面而非全部，并且坏事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并非自己造成；相反，在面对好事情的解释上，乐观型的人认为好事情会经常发生，好事情会影响到自己的整个生活，并认为是自己的个人努力带来好事情的发生。因此，持有乐观型解释风格的个体大多具有自信、乐观、希望和韧性等性格品质，不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境地。贫困个体若拥有乐观型的解释风格，则会将贫困视为暂时性的困难，内心有渴望脱贫的强烈愿望，面临困难时也不会轻易退缩，同时，他们也会更重视自身的努力，不会简单将摆脱贫困视为运气或命运等外在不可控因素。父母们这种理想、抱负、坚韧的信念和品质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孩子们，有助于激发个体内在动力，摆脱贫困的代际传递。

总之，要真正做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国家大力度的扶贫政策是基本保障，外在物质、资源、技术、培训等帮扶是必要条件，提升内在心理动力是脱贫的关键，只有将这些多重因素进行整合形成合力，才能使个人或家庭跳出贫困陷阱，摆脱贫困的代际传递。

五、贫困代际传递的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从心理学视角研究贫困具有重要的政策和现实意义，尤其要重视儿童贫困。已有研究发现，贫困对儿童的大脑发育及早期认知影响较大，幼年时的贫困会减少大脑容量，进而影响幼儿的智力和认知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对儿童的早期干预得到根本性的改变[66]。Mclaughlin等[67]研究指出，在儿童早期的贫困干预中，如儿科初级护理和正向教养能够显著提高贫困儿童的认知能力，包括观点采择能力、注意力管理以及信息加工的速度和执行能力等。因此，在未来的贫困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中，要特别重视对儿童早期贫困的干预，政府也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这不仅有利于贫困儿童早期的大脑发育，也为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奠定基础。

其次，进一步澄清注意力损耗与自我控制损耗的概念。这两者在概念上有包含关系，如注意力是执行功能的一部分，注意力也和自我控制有关。因此还需要对注意力、意志力和认知控制等概念进行明确区分。由于相关研究人员大多是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并非完全来自心理学领域，因此还需要对此作进一步规范，让研究结果更具有统一性。相对而言，意志力损耗和认知控制的实验成果相对较少，还可以加强实验设计以取得更丰富的结论。

再次，当前研究中大多将贫困损耗认知的影响视为一种短时状态，着重分析处于当前贫困状态下人们的认知决策行为，而较少考虑长期贫困对个体认知功能的影响。心理学中延迟满足的心理现象及棉花糖的经典实验，表明自我控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儿童发展出自律、韧性等良好的心理品质。这意味着自我控制的短期损耗并不一定会造成长久性的伤害，可能还有利于提升儿童的其他品质和能力。另外，研究发现，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非常重要[68]，能够调节贫困环境对儿童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贫困儿童自身的积极品质如韧性、积极进取能降低贫困对认知的损耗。因此，在反贫困政策的制定中，除了经济援助之外，加强认知技能培训及心理援助和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加强对贫困地区民众的财经教育以提高财经素养水平。财经素养是指个体财经生活中必备的财经知识、理财技能、财富观念等基础修养[69]，财经素养高低关系到个体的财经福祉，其中理财知识和技能是影响经济金融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在生活中，财经素养教育往往被忽视，民众的财经知识和能力较为缺乏，人们难以进行简单的经济计算，缺乏对利息的了解，不熟悉风险配置的选择。研究发现，对基本金融概念的文盲或无知会导致轻率的借贷或糟糕的投资(如购买有价证券)[70]。同时，财富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财务管理能力的欠缺造成的[71]。由此，更好的财务管理能力在帮助个人培养减少借贷和避免高利率的习惯方面，会带来行为而非认知上的好处，从而减少总体债务。

最后，有关结论还需要结合本国实情加以检验。尽管目前贫困心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有益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西方学者基于自身国情的研究成果，所得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在未来的贫困心理学研究中，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扶贫政策，开展针对干预措施的形式、实施途径及效益等方面的追踪研究，为我国扶贫政策的心理健康效益提供数据支持，以及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