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背景下中国民众改革损益感实证研究

陈煜婷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正处于飞速发展的转型时期，社会的各方面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其中以利益格局的变化最为显著。学术界和民众对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利益格局变动关注的实质是对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的关注，即在改革过程中，哪些人获益、哪些人受损是民众关注的核心问题。民众对于改革的损益感关乎民生大计、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关于利益格局变化过程中改革损益感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的：其一，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改革获益或受损的主观感知研究；其二，民众对于改革损益感的主观认同程度研究；〔1〕其三，感知获益群体和感知受损群体内部及彼此之间的公平意识问题。〔2〕

从国家社会治理角度出发，无论是改革获益群体低估自身在改革中的获益，还是改革受损群体高估自身在改革中的受损，无疑都不利于社会各阶层的融合和社会整体的发展，甚至导致无论其是否在改革过程中真的受损，民众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对不公平感。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结构形态构建上要实现从富到仁，“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还有一个“挨骂”的问题尚待解决。〔3〕因此，研究中国民众对于改革获益或受损的感知将有助于发现民众不公平感的分布情况，从而为如何减轻由改革利益分配造成的社会不公平感带给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冲击提供学术依据，同时也为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及提升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供理论支持。

对于改革损益感的解释可以从两个研究视角出发：一个是“地位决定论”视角，该研究视角认为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位置会对其阶层意识产生重要的影响①参见郑杭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公平”研究》一文。，即不同阶层群体对于改革损益的感知会有所差异；另一个是“地位过程论”视角，该研究视角认为民众的相对阶层位置变动会对其阶层意识和认同产生重要的影响〔4〕，即对于改革损益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相对社会位置变动的影响。上述两种视角分别从个体的客观社会位置和个体的相对社会位置出发，揭示了改革损益感与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关系。根据第一种观点，社会阶层是客观社会位置的直接反映，已有研究也较多地关注了个体的客观社会阶层对改革损益感的影响；根据第二种观点，个体客观社会位置的变动或是地域流动也可以反映出个体相对社会位置的变动，已有学者从地域流动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对于从职业阶层流动视角出发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分别从上述两种研究视角出发，以第一种视角中的关于客观社会阶层位置对民众改革损益感知影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着重探讨第二种视角中职业阶层流动和户籍流动对改革损益感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自利理论和比较理论的解释框架

社会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利益关系重新划分和调整的过程，社会利益的重新划分将不可避免地改变部分民众在原有利益格局中的优势或劣势位置，从而使民众形成对于改革损益感的差异性认同。以自利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作为理论支撑能够对民众的社会位置如何影响其阶层意识和阶层认同提供较为深入的解释。

自利理论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认为人们通常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评价在整个利益分配过程中自身获取利益的方式和最终结果的，如果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越有利，那么对待利益分配的态度就越积极；如果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越不利，对待利益分配的态度就越消极，即人们会根据自身在利益分配中所处的社会位置而形成自身对利益分配的态度。〔5〕那么基于自利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人们的改革损益感是由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比较理论认为，不仅人们的客观社会经济位置会影响其对利益分配的态度，人们的相对社会经济位置也会对其态度产生重要影响。人们基于现存社会位置而产生的对于利益分配的感知，不仅来源于其实际获得的社会资源或是实际所处的社会位置，也可能来源于他们所参照的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既可以是他们的家人、朋友、同事，也可以是他们过去所处的社会位置。〔6〕那么基于比较理论，如果人们处于资源和层级都更具劣势的社会位置时，便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并且会对现有位置感到焦虑，从而对社会利益分配产生消极态度；相反，如果人们通过比较认为自身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社会位置时，便会产生相对获得感，就可能会对社会利益分配产生积极态度。

综上所述，从自利理论视角出发，个体的位置决定了其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与优劣，那么基于其所处社会经济位置而产生的对于社会利益分配的感知就是基于个体在社会中获得了什么而衍生出的社会态度。〔7〕从比较理论视角出发，个体的阶层轨迹对人们的阶层意识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即人们过去的社会经历对现在的阶层意识有形塑作用，即人们对于现有阶层的相关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相对位置变动的影响。〔8〕本文基于上述两个理论研究视角，首先在自利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人们的客观社会经济位置会对其阶层意识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改革损益感；其次，基于比较理论认为人们的相对社会经济位置变动也会对其阶层意识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造成改革损益感的分化。

（二）改革损益感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目前针对改革损益感的调查数据分析相对较少，但对于分配公平感的实证调查数据分析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然而现有的客观阶层位置与改革损益感和分配公平感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统一。第一类研究认为，客观阶层位置与改革受损感呈负相关，如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更支持改革，对未来乐观的人更支持改革①参见孙明的《阶层分化、利益得失与民众的改革态度研究》一文。，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感知的认同；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公平感越强。〔9〕第二类研究认为，客观阶层位置与改革受损感呈正相关，如教育程度高的民众对收入分配不公平感也更高〔10〕，城市户籍居民对改革获益的认同相对更低。〔11〕第三类研究认为，客观阶层位置与改革受损感没有显著相关性，将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内在因素的民众分配公平感更强，将不平等归因于社会外在因素的民众分配不公平感更强；〔12〕民众的收入水平与结果公平感相关，民众的教育水平与机会公平感相关，且体制外员工比体制内员工的机会公平感更强。〔13〕从个体位置流动的角度出发，对改革损益感和分配公平感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流动对民众的收入公平感有着显著的影响。②参见胡建国的《社会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中国公众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再探讨》一文。并非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民众对社会分配公平感的认同也越强，而是在与自己的过去或者与他人的比较之后相对的地位变动更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分配公平感的认知。〔14〕

（三）社会流动与改革损益感的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职业分层体系的多样化，劳动力就业的职业世袭率下降，工作流动率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松动与改革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和劳动力区域性转移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在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双重社会流动影响下，民众对于改革损益感的认知应得到学者们的重视。

职业流动方面，个人的职业流动尤其是职业的代内向上流动受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优势或劣势影响时间较长〔15〕，因此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能够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要么需要突破自身的先赋性限制，要么需要更合理地利用自身的先赋性优势。归因理论认为个体的自致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会影响人们对于利益分配的判断。当人们倾向于使用自致性因素作为衡量利益分配的标准时，更容易感知到积极的一面；当人们倾向于使用先赋性因素作为衡量利益分配的标准时，会更容易感知到消极的一面。〔16〕社会的客观分层结构和分层机制的变化，会对人们的主体意识产生深刻影响〔17〕，因此职业分层及职业流动都会对人们的社会态度及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

城乡户籍流动方面，如果说职业阶层流动是个体在职业历程中的一种个体行为，那么城乡户籍流动则体现的是在户籍制度背景下的一种群体行为。户籍制度的最初功能是户口登记和户口管理，但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却演变为一种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机制。③参见辛宝海的《户籍制度利益分配功能的形成及改革思路探讨》一文。我国的户籍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拥有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意味着在身份认同、社会保障、公共参与以及劳动就业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8〕，因此户籍制度背后形成了城乡分割的利益分化格局。那么，城市户籍居民和农村户籍居民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改革进程中对利益分配感知也存在显著的差别。

综上所述，本文将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角度出发，分析民众对于改革损益感的主观认同，并分别从职业流动和户籍流动的角度出发，考察不同群体改革损益感的差异情况。

三、研究假设

自利理论认为人们所处的客观社会位置会影响改革损益感，比较理论认为人们社会位置的变动也会影响改革损益感，基于上述理论观点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其一，职业阶层、城乡分割与民众改革损益感的关系；其二，职业阶层流动、城乡户籍流动与民众改革损益感的关系。

针对问题一：基于自利理论，职业分层方面，职业阶层位置越高，其阶层位置相对应的资源也就越多，那么个体对于改革获益感的认同就应该越强；户籍分割方面，不可否认城乡居民在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都存在一定的差距①参见陈光金等的《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一文。，城市居民相对更具有优势，那么城市居民对于改革获益感的认同就应该比农村居民更强，由此提出：

假设1—1，职业阶层越高，改革获益感越强。

假设1—2，城市户籍居民比农村户籍居民改革获益感更强。

针对问题二：基于比较理论，职业流动方面，相比于职业没有发生过流动或者发生了向下流动的群体而言，职业发生向上流动的群体更有可能感知到改革带来的获益感；户籍流动方面，实现了户籍农转非的群体相比于一直身处农村的居民而言，主观认同感会提高，因此比一直是城市户籍的群体能够更强烈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获益感。由此提出：

假设2—1，相对于代内职业未向上流动的居民，向上流动居民的改革获益感更强。

假设2—2，农转非户籍居民比城市户籍居民的改革获益感更强。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六省市实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大型社会调查。②本调查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在全国六省市实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大型社会调查。调查在全国（不含港澳台）六大行政区中各抽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省市作为调查总体，分别是甘肃省、广东省、河南省、吉林省、上海市和云南省。为尽可能降低设计效应、提高抽样精度，在可操作的前提下，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以18—69岁的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因各省市人口总量有较大差异，故通过不等比率均匀分配的方式确定样本量，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745个，各省市样本分布百分比介于15.04%—20.89%之间。本研究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根据加入变量的情况剔除了不符合要求的样本，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量为5346个。

（二）研究变量

改革损益感是本文使用的因变量，在问卷中的问题为“中国改革30多年，综合考虑各方面，比如医疗、住房、教育、工作与收入等，您认为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吗？”回答的五个选项分别是“受益很多、有一些受益、很难说、有一些吃亏、吃亏很多”。被访者的回答比例依次为23.3%、55.7%、13.8%、5.0%、2.2%。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有79%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在改革中或多或少是受益的，而另外21%的受访者认为说不清楚或是在改革中吃亏了。本文重点关注认为自身在改革进程中获益的被访者和不认为自己获益的被访者之前的差异性，因此将因变量设置为二分变量纳入模型，认为自身获益很多和有一些获益合并取值为1，认为很难说、有一些吃亏和吃亏很多的合并取值为0。

职业阶层及其流动自变量，本文使用职业分层八分类，以农民为参照类。其中，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管理者=1，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一般专业技术人员=3，自雇自办者=4，办事人员=5，技术工人=6，一般工人=7，农民=8。本文的职业阶层流动指的是被访者代内职业流动，即被访者目前或最后一份工作的职业阶层与第一份工作职业阶层的流动情况。其中初职和最后的职业阶层按照八分类进行了排序，将被访者的初职得分与最后职业得分相减，负分为向下流动，0分为没有流动，正分为向上流动。最后将向上流动编码为1，将没有流动和向下流动合并为未向上流动编码为0。

城乡户籍流动自变量，本文使用的城乡户籍流动变量指的是被访者户籍变化情况，因为从城市户籍转变为农村户籍并不是社会流动的主流，并且在本次调查数据中样本量也非常少，因此将这种情况剔除。被访者农村户籍=1，被访者从农村户籍转变为城市户籍即农转非=2，被访者是城市户籍=3。

控制变量为性别，将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年龄，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年龄为18—69岁，在进行数据分析时本文使用的是年龄的分类变量，分为四类：18—29岁为第一类，30—44岁为第二类，45—59岁为第三类，60—69岁为第四类；教育年限，本文使用的教育变量为连续变量，其中，未受过正式教育=3，私塾=4，小学=6，中学=9，高中=12，中专／职高／技校=13，大专=15，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20；党员身份，将中共党员编码为1，非中共党员编码为0。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

（三）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相关分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二分逻辑回归建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设计，本文采用相关分析来判断职业阶层、职业阶层流动和城乡户籍流动与民众改革获益认同之间的相关性，使用了皮尔森卡方检验的方法。

本文采用二分逻辑回归模型来分析民众对于自身在改革中的获益认同。方程如下：

Ln（pi/1-pi）= α+βX+εi

其中，pi为改革中获益的概率，1-pi为改革中未获益的概率；X是自变量矩阵，α是截距；β是回归系数向量，衡量了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ε为残差项。变换上述公式，可得民众在改革中获益和未获益的概率比（odds ratio）为：

pi/1-pi=e（α+βX+εi）

五、研究发现

（一）职业阶层与改革损益感的相关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民众客观社会位置与其改革获益认同态度之间的关系，图1将被访者的职业阶层与改革获益认同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数据结果显示，被访者的职业阶层与其改革获益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首先，农民群体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比例最高为84.98%，其次是小业主自雇者群体比例为82.91%，技术工人的比例最低为72.7%，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次低为74.25%，一般工人、负责人及管理人、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相近分别为77.44%、77.06%、76.29%和76.23%。上述数据结果初步说明，并不是职业阶层越高，改革获益认同感越高。

（二）改革损益感的回归分析

1.社会流动与改革损益感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表2建立了关于改革损益感的二分逻辑回归嵌套模型。模型一是只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二至四是分别加入了职业阶层变量、职业阶层流动变量和城乡户籍流动变量的嵌套模型。所有模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模型一显示，男性与女性在改革获益认同方面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不同年龄段对于改革获益认同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其中，30—44岁年龄段民众认为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是17—29岁年龄段民众的1.65倍；45—59岁年龄段的民众认为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是17—29岁年龄段民众的1.43倍；60—70岁年龄段的民众认为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是17—29岁年龄段民众的1.69倍。教育年限的效应为0.955，这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民众改革获益认同会下降。党员身份的效应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党员认为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大约是非党员的1.60倍。

图1 职业阶层与改革获益认同

模型二加入了职业阶层变量，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和收入的效应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职业阶层的效应说明，相比于农民阶层，只有小业主雇主阶层认为其改革获益的概率略高于农民阶层，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所有职业阶层的被访者均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要低于农民阶层。上述数据结果进一步否定了假设1—1。

模型三加入了职业阶层流动变量，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和收入的效应也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职业阶层效应发生了些许变化，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企业管理人员阶层与农民阶层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数据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职业流动变量与改革获益认同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相比于职业阶层没有发生流动或是发生向下流动的被访者，发生向上流动的被访者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比率反而更低，向上流动群体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比率只占未向上流动群体的66.7%。上述数据结果否定了假设2—1。

模型四加入了城乡户籍流动变量，性别、年龄、党员身份和收入的效应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是教育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职业阶层效应也继续发生了一些变化，负责人及管理人、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技术工人和一般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异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虽然这其中负责人及管理人、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相比于农民对于改革获益的认同比率更高；值得关注的是，小业主、自雇者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比率是农民群体的1.5倍，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上述数据结果否定了假设1—2，肯定了假设2—2。

2.户籍流动与改革损益感的分样本模型

上文的模型分析结果说明了职业阶层流动和城乡户籍流动与民众改革获益态度之间的关系，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同户籍背景下民众改革获益具体情况的差异，表3根据被访者的户籍类型将样本拆分为农村（农业）户籍样本、农转非户籍样本和城市（非农）户籍样本，针对不同城乡户籍流动样本中民众对于改革获益认同的态度建立了二分逻辑回归模型。模型一至模型三分别是农业户籍样本、农转非户籍样本和城市户籍样本的分析结果。

模型一农业户籍样本显示，男性与女性在改革获益认同方面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不同年龄段对于改革获益认同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其中：30—44岁年龄段的民众认为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是17—29岁年龄段民众的2.23倍；45—59岁年龄段民众认为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是17—29岁年龄段民众的2.48倍；60—70岁年龄段的民众认为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是17—29岁年龄段民众的2.81倍。教育年限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党员身份的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中共党员比非中共党员认为自己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高1.8倍。职业阶层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职业阶层流动变量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2 改革损益感认同模型

模型二农转非户籍样本显示，男性认为自己在改革中获益的比率是女性的0.74倍，即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倾向于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年龄、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和职业阶层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职业阶层流动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发生向上流动相比于没有发生向上流动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比率是0.54，即没有发生向上流动的民众反而更容易感受到改革中获益。

模型三城市户籍样本显示，男性认为自己在改革中获益的比率是女性的1.41倍，即相比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倾向于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不同年龄段对于改革获益认同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其中：30—44岁年龄段民众认为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是17—29岁年龄段民众的1.59倍；45—59岁年龄段民众认为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是17—29岁年龄段民众的1.48倍；60—70岁年龄段的民众认为在改革中获益的概率是17—29岁年龄段民众的2.89倍。教育年限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感知在改革中获益。党员身份和职业阶层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职业阶层流动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发生向上流动相比于没有发生向上流动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比率是0.67，即没有发生向上流动的民众反而更容易感受到在改革中获益。

表3 户籍流动与改革获益认同分样本模型

六、结论与讨论

（一）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并不能提高改革获益感

根据归因理论，个体越认可通过自致性因素实现向上流动，对于社会利益分配的得失认知将越敏感；个体越认可通过先赋性因素实现向上流动，对于社会利益分配的得失认知将会越不敏感。已有研究发现先赋性因素对于职业流动过程中人们的现职没有影响〔19〕，那么实现了代内职业向上流动的个体相比于代内职业没有向上流动的个体在自身的人生轨迹中体现出了更多的自致性努力因素，实现了代内职业向上流动的个体会对在改革中利益的得失更为敏感。根据地位过程论可知，个体过去的社会位置与现在社会位置的变动会产生阶层意识的变动，实现了代内职业向上流动的个体将会更敏感地感知到改革带来的利益，因此前文提出研究假设1—1，相对于代内职业没有发生向上流动的个体而言，发生向上流动的个体感知到改革获益的程度更高。

然而，表2模型三所示的数据分析结果并没有支持假设1—1。结果显示，职业流动变量与改革获益认同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相比于代内职业阶层没有发生流动或是发生向下流动的被访者而言，代内职业发生向上流动的被访者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比率反而更低，向上流动群体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比率只占未向上流动群体的66.7%。表2模型四所示的数据分析结果也没有支持假设1—1。数据结果显示，在加入了户籍流动变量之后，职业流动变量与改革获益认同变量之间仍然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相比于代内职业阶层没有发生流动或是发生向下流动的被访者而言，代内职业发生向上流动的被访者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比率竟然更低，这一比例仅从66.7%下降为65.2%。

上述数据分析结果说明实现了代内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对于改革中利益获得的感知反而更低。本文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实现了代内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对于自身在改革中利益的获得相比于职业没有发生流动的群体或是职业发生向下流动的群体有着更高预期，自身预期利益与实际获利之间的差距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当然除了关于利益分配预期和实际差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之外，职业向上流动是否获得了收入的提高也可能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另一个原因。如果民众认为自身实现了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却没有带来收入的预期变动，可能相对于那些职业没有发生流动的民众而言，反而对于改革获益的感知相对更低。产生这一现象还有可能是实现了向上流动的群体其参照群体并不是曾经的自己，而是一直处于更高职业阶层的新“同级”群体，并看到了自身与他们的差距，从而产生了焦虑感，进而降低了其改革获益的认同。

（二）城乡分割背景下民众的改革损益感显著不同

根据地位决定理论，不同生活环境下的民众将会产生相异的利益分配感知并且不同社会位置的民众对于利益分配感知的理性思维途径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自身自致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对于改革获益的感知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影响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判断自身在改革中是否获益的因素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根据地位决定论，本文认为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对民众的利益分配认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对个体改革获益认同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

表2的模型四结果显示，相比于农村户籍居民而言，农转非户籍居民和城市户籍居民对于改革获益的感知都有显著差异。在进一步拆分样本的分析中，表3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因素在不同类型户籍样本中存在显著差异：农业户籍样本中男性与女性在改革获益认同方面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农转非户籍样本中，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倾向于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城市户籍样本中，相比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倾向于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这说明在实现了户籍农转非的群体中女性相比于男性获益更多，这很可能是因为有一部分女性是通过婚姻获得了城市户籍，而相比通过“跳农门”等方式获得城市户籍的男性而言，其改革获益感知更明显。城市户籍女性相比于城市户籍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性别职业隔离，因此与男性相比，改革获益感知较低。年龄因素在不同户籍样本中也存在显著差异：农业户籍样本中对改革获益认同由高至低的年龄段依次为60—70岁、45—59岁、30—44岁和17—29岁；农转非户籍样本中不同年龄段对于改革获益认同并没有显著差异；城市户籍样本中对改革获益认同由高至低的年龄段依次为60—70岁、30—44岁、45—59岁和17—29岁。农村居民随着年龄段的增高，改革获益感知越来越高，这可能是年龄越大，经历改革开放的时间越久，感知的获益也就越多。而城市居民在45—59岁这一年龄段的改革获益感出现了回落，这很可能是由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中有一部分是当年下岗职工，因此获益感出现了下降。教育年限因素在不同户籍样本中也存在显著差异：农业户籍样本和农转非户籍样本中教育年限对于改革获益感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城市户籍样本中教育程度与改革获益认知呈正相关关系。教育年限对于改革获益感知的正向影响已经在城市居民样本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教育对于农村居民改革获益的感知尚未显示出足够的效应。党员身份因素在不同户籍样本中也存在显著差异：农业户籍样本和城市户籍样本中党员身份对于改革获益感知都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而农转非户籍样本中党员身份与改革获益认知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职业向上流动因素在不同户籍样本中也存在显著差异：农转非户籍样本和城市户籍样本中职业代内流动对于改革获益感知都产生负向显著的影响；但农业户籍样本中代内职业流动与改革获益认知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农业户籍样本的居民很可能一直从事务农工作，因此职业流动率较低。

上述数据结果说明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民众对于改革利益分配的感知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无论是个体的先赋性因素如性别，还是自致性因素如教育、党员身份以及职业流动，都在城乡分割的背景下对于改革利益获得的认知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既然城乡户籍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户籍个体、农转非户籍个体与农村户籍个体对于改革感知确实存在显著差异，那么根据地位过程论和社会比较论，民众对于自身是否在改革中获益，往往会从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过去与现在社会位置的变动、周围群体资源获得位置变动的情况来进行判断。那么对于实现了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的居民而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他们逐渐脱离了农村，扎根城市，其生活工作空间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因此，相比于出生就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而言，农转非户籍居民对于改革获益的感知更强烈。因此相对农村户籍个体而言，农转非户籍个体比城市户籍个体感知到改革获益的程度更高。

表2的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党员身份、职业阶层、职业流动等相关影响因素之后，农转非户籍居民依旧比城市居民的改革获益感更高。上述结果也验证了地位过程论和社会比较理论对于中国民众改革获益感知的解释力。农转非户籍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多地感知到改革带来的好处，这也说明户籍制度改革确确实实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基于地位过程论和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在判断自身利益分配状况时，往往会从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出发，并且与自身所在社会环境中的参照群体进行有选择的对比〔20〕，对于那些原本是农村户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城市户籍的群体而言，其社会生活空间与社会交往范围逐渐转移到城市，相比于过去的农村空间，会提高其主观认同感受；而对于那些一直是城市户籍的群体而言，其社会生活空间与社会交往范围一直在城市，并且伴随着中国与国际的不断接轨，城市居民更多地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化通过重构文化进程和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影响着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和形式。〔21〕相比于过去一直处于城市空间的城市居民而言，对于改革利益分配的平等性也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可能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因此相对于一直是农村户籍的居民而言，实现了户籍农转非的群体比一直是城市户籍的群体能更强烈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利益。

（三）农民、社会流动与改革获益认同的关系

中央党校于2004年、2005年和2007年的问卷调查结果均显示，在民众眼中，改革获益最少的群体是农民群体；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城乡居民在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中农民得票率最低，仅为0.5%。〔22〕虽然在民众眼中农民群体是改革获益最少的群体，但是在农民群体自我认同中，他们对于改革获益的认同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在农村，以务农为主的农民群体，其生活环境较为单一，参照群体的多样性也较低，对于自身农民的身份感认同较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农民对改革获益的认同感进一步提高。

表2的模型二数据结果显示，相比于农民阶层而言，负责人及管理人、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技术工人和一般工人的改革获益感都相对较低，只有小业主雇主阶层认为其改革获益的概率略高于农民阶层，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所有职业阶层的被访者均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身在改革中获益的几率要低于农民阶层。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表2的模型四加入了职业流动和户籍流动变量之后，农民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显著性差异消失了，但是小业主雇主阶层的获益感依旧显著高于农民群体。上述结果说明在不考虑社会流动因素时，农民群体的改革获益感在全社会中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如果控制了职业和户籍流动因素之后，农民群体的改革获益感被消解，小业主雇主阶层在改革过程中对自身的改革获益表现出明显的提升。

综上所述，民众关于社会贫富差距的心态会进一步影响到其对于社会公正的信念，同样地，民众对待改革利益分配中是否获益的心态也会影响到其对社会公正的态度，因此改革获益感知问题将最终关系到民众是否认为改革富有成效。通过对前文的数据分析及理论验证，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代内职业向上流动群体受相对剥夺感影响，并没有感知到更强烈的改革获益感。改革获益认知与人们在社会等级中位置的客观变化是不同步的，因此代内职业的向上流动并不一定能带来改革获益感的同步增强。职业流动和户籍流动消减了农民群体与除自雇者阶层等其他职业阶层之外群体之间改革获益感知的差别。在俄罗斯的社会分层研究也发现，改革的获益者无疑是企业家〔23〕，本文的结论与这一发现有相似之处，自雇阶层相对更多地感知了改革所带来的利益。第二，城乡二元分割背景导致不同户籍类型的居民对于改革获益认知及其影响机制产生差别。户籍农转非群体比城市群体更多地感知了改革带来的益处。户籍制度在建立之初并不是城乡居民利益博弈的产物，而是国家工业化战略的产物。〔24〕但是户籍制度的建立确实在利益分配格局上是存在城市偏向的。近年来，伴随着一系列户籍改革制度的实施，户籍农转非群体切身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相比于城市居民更多地感知了改革带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