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结构与绩效的关系研究

李中斌，赵 聪，杨 敏，2，刘 斌

(1.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002；2.福建江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一、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社区建设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权益分配与科学决策问题，导致合作社组织绩效不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7 年12月审议并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强化了以惠顾返还为主的盈余分配原则。盈余分配制度对合作社内部公平和成员生产士气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组织绩效。盈余分配结构究竟对合作社组织绩效有多大影响? 是如何影响的? 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学界一般采用财务分析方法来测度合作社市场绩效[1]。Fulton 和Giannakas[2]将合作社与投资所有者企业进行比较，来确认合作社是否有更高或更低的绩效。Soboh 等[3]发现学者们较多应用基于财务数据的分析方法和评价标准来评价合作社绩效。徐旭初[4]构建了基于行为性绩效(组织建设、运营活动)和产出性绩效(社员收益、组织发展、社会影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乔金友等[5]设计了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组织发展的农机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Cook[6]、Nilsson[7]认为内部机制和结构是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核心因素。徐旭初等[8]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经营活动、治理活动和外部环境显著正向影响合作社的经济绩效。李道和与陈江华[9]的研究表明政策扶持对合作社绩效有间接影响，内部治理机制、合作社负责人企业家才能对合作社绩效有直接正向影响。刘同山和孔祥智[10]发现内部监督制衡直接影响合作社绩效，盈余分配方式、经营决策机制则通过内部监督制衡间接影响合作社绩效。刘洁等[11]的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结构与绩效是紧密联系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双重属性[12]。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一段时间后所产生的营利应该称作“盈利”而非“利润”，合作社的大部分盈余应该来自与社员的交易[13]。Cook[6]1153-1159认为合作社的利润应该分配给社员，红利分配也需要根据社员的持股比例做相应的分配。孔祥智和周振[14]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制度在按交易额(量)返还上存在缺陷，盈余分配首先应提取公益金、社员入社必须入股、扩大合作社“交易额(量)”的范畴、盈余分配原则应体现对管理者贡献的认可。

有关合作社盈余分配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缺乏。赵彩云等[15]的研究表明利益联结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激励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有显著影响。周振和孔祥智[16]以社员是否享有或享有剩余索取权的多少衡量案例合作社的盈余分配方式，并探究了其对合作社绩效的作用过程和结果。已有研究没有体现合作社管理者的贡献。本文用产权安排、公共积累制度和分配制度表征合作社盈余分配结构，同时引入合作社企业家才能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找出盈余分配机制影响合作社绩效水平的具体路径。本文理论贡献在于:从盈余分配结构的角度，将产权安排、公共积累制度、分配制度以及企业家才能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不仅考察各要素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还考察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更有系统性和针对性。

二、研究假设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成员存在异质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17]。合作社将生产要素提供给农业生产主体进行生产活动，相当于独立代理人之间的“合约集”[18]。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将影响合作社的产权安排和分配结构，最终影响合作社绩效水平。

(一)合作社的产权安排、公共积累制度与分配制度

合作社产权归属社员联合所有，实行民主控制，按照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或交易价值进行分配，实行资本报酬有限原则。除了对收益进行分配，还要对公共积累进行提取和分割。因此，合作社不同于传统的企业，其盈余分配结构更加复杂，包含产权安排、公共积累的提取分割和合作社成员利益分配。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践中，农户已高度分化，加上融资非常困难，基本上由作为核心成员的“大户”牵头兴办和管理。这些“大户”出资多，承担了较多风险，掌握着资源和市场优势，因而在产权结构上往往是“一股(数股)独大”，在不具备较强合作意识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内部人控制”问题。这样的产权结构必然导致决策权的集中[19]，对合作社的内部治理和分配制度产生影响[20]，产权拥有上的不平等导致合作社盈余分配、公共积累提取与使用的规则基本上由少数人说了算，普通社员难以享受合作社的利益盈余，个人财产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合作社的产权特征对于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制度和公共积累制度有重要影响。由此提出假设1(H1):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安排正向影响公共积累制度。假设2(H2):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安排正向影响分配制度。

(二)合作社产权安排与绩效关系

根据产权理论，产权制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21]，产权的配置、激励、约束和分配功能是影响合作社成员确立市场主体地位，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关键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就在于农民拥有合作社的产权[22]。合作社需要关注合作社产权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及其股权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23]。社员加入合作社时，享有公平参股的权利，且社员股份不可转让，这体现了合作社产权拥有的平等性，也是合作社产权归属社员联合所有的重要表现[24]。这种独特的产权制度维护了合作社劳动合作的组织性质，为社员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合作社控制权体现了合作社民主管理原则，有效的控制权结构能够使成员有效参与合作社治理，行使选举、决策和监督职能，促进合作社有效运行。因此，合作社的存续和发展不仅需要以产权结构为基础，合理的产权安排也是合作社提升绩效水平的关键所在[25]。由此提出假设3(H3):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安排正向影响组织绩效。

(三)合作社公共积累制度与绩效关系

公共积累是社员劳动和资本共同作用产出的部分，合作社需要通过提取公共积累(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实现自我资本积累，弥补社员出资和外部融资的不足。根据立法规定，合作社公积金可以分割且本年度提取的公积金需要量化到社员个人账户，但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合作社必须提取公积金，给予了合作社自主选择权。公共积累的提取和分割共同组成了合作社公共积累制度。其中，公积金是储备资金，主要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或转为成员出资，是保持合作社稳健运营的重要条件。公益金是为公众利益设置的专项资金，被用于合作社开展诸如成员教育、培训等公益事业，提高合作社社员素质和民主管理水平。公共积累的分割确保社员能够享有应得的权利，认可社员对劳动和资金报酬的支配权，保护财产权益不受损害，对于提高组织绩效有重要意义。由此提出假设4(H4):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积累制度正向影响组织绩效。

(四)合作社企业家才能与绩效关系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知识和组织作为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增长最有力的生产力[26]。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者作为“农村精英”，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一种[27]。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带头人，管理者及其能力成为合作社发展的关键因素。《合作社法》没有提及这部分管理人员的待遇问题，企业家才能与剩余索取权没有很好结合。国内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费用以及所谓的“其他”费用在总成本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此外，还存在管理者能力得不到重视、合作社企业家素质难以提高、管理者侵占农户利益产生“精英俘获”现象等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合作社负责人的企业家才能是提高合作社效率的关键因素[28]，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管理才能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29]。可将理事长等少数人的企业家才能等贡献纳入惠顾方式之中[30]。由此提出假设5(H5):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家才能正向影响组织绩效。

(五)合作社分配制度与绩效关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要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基础上保留按生产要素分配，鼓励和调动要素所有者参与要素投入的积极性，不断扩大生产。《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按惠顾额返还盈余作为基本原则已经被广泛认可和遵守，惠顾额指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体现了社员对合作社的贡献度，合作社盈余的分配应当按照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或交易价值进行分配。农户普通成员扮演着惠顾者角色，在合作社产品交易中居于主体地位，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对于合作社的发展至关重要[31]，应加强普通成员与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提高普通成员合作社利益的可获得性[32]。因此，合作社的分配结构对于合作社绩效发展和内部稳定有着重要意义。由此提出假设6(H6):农民专业合作社分配制度正向影响组织绩效。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调研对象为福建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所在地区主要以福州市、南平市和泉州市为主，样本合作社所经营的产品种类较为多样，包括茶叶、果蔬和蜂产品等。调查问卷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发放，总共发放问卷200 份，其中通过问卷星平台回收问卷141 份，发放对象以福建农林大学新型农民班学员为主，且填写者均为合作社社员；线下调研回收问卷59 份，主要由社员口述，调查者进行问卷填写。在剔除线上作答时间过短、回答不完整以及有明显规律性作答的样本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179 份，回收率为89.5%。如表1 所示，性别方面，以男性为主，男性比例高达79.3%，女性仅为20.7%；年龄方面，主要集中在41～60 岁，说明目前中老年人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文化程度方面，多为中学及以下水平，说明受访社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总体来说较为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构成现状，能够相对客观地反映合作社真实情况。

表1 受访社员基本情况

(二)变量测度

本文中产权安排、企业家才能为外生潜变量，公共积累制度、分配制度为内生潜变量，它们都是解释变量，将合作社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

1.被解释变量测度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组织收益、社员收益、社员满意度和社会影响力四个方面，选取12 项指标，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具体指标的测度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打分。

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合作社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验证。运用SPSS 22 软件分析观察变量的信度，问卷总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972 大于0.700，信度较好。问卷数据的KMO 值为0.946＞0.700，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2 784.042，自由度为66，达到显著(P 值为0.000＜0.050)，样本数据可做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前四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90.238%，有很强的代表性。采用Kaiser 标准化的方差极大旋转法得到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 所示。第一主因子在x1～x5 上的系数高于其他变量，大致对应组织收益因子；第二主因子在x6～x8 上的系数高于其他变量，大致对应社员满意度因子；第三主因子在x9～x11 上的系数高于其他变量，大致对应社会影响因子；第四主因子在x12 上的系数较大，大致对应社员收益因子。

运用回归分析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记SF1、SF2、SF3、SF4 分别是各家合作社在四个因子上的得分，可以得到线性方程组:

其中X1，X2，X3，…，X12为各项指标经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据。最后，以旋转后各公共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其进行加权求和，从而得到合作社绩效的综合评分CSF，即:

表2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2.解释变量测度

本文参考《合作社法》中的有关规定，借鉴崔宝玉等[33]、田艳丽和修长柏[34]、杨唯希[35]、黄胜忠和张海洋[36]的研究，共确定17 个显变量指标测度产权安排、公共积累制度、分配制度、企业家才能四个潜在变量。

公共积累制度通过一组可观察的显变量来测度:(1)公共积累项目提取的完整程度。公共积累项目具体可以包含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2)公共积累提取比例。《合作社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共积累提取的比例，一般由合作社自行决定。(3)公共积累量化程度。该指标衡量合作社每年提取的公共积累中量化到每个成员账户的份额占公共积累总额的比例。(4)公共积累分配程度。即社员资格终止时，合作社退还给成员的公共积累份额占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公共积累总额的比例。

产权安排通过一组可观察的显变量来测度:(1)核心成员占合作社总股份比例。该指标用来衡量股权集中度，反映了合作社股权在社员之间的配置状态。(2)产权明晰化程度。测度合作社的产权安排是否有考虑权、责、利(股本数、投票数、盈余分配额)相匹配的内在激励机制。(3)为社员设置个体账户的比例。个人账户的设立与管理能够体现社员在合作社中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障社员的劳动回报和投资权益。(4)存在搭便车行为的严重程度。用来反映产权利益的明晰性。(5)普通成员入股比例。反映合作社是否建立成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并进一步体现组织成员对利益的耦合认同程度。

分配制度主要由以下几个显变量刻画:(1)盈余分配方式；(2)盈余返还频度；(3)普通社员能够参与到分配规则制定过程的程度。变量(1)(2)反映了合作社利益分配状况，合理的利益分配有利于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变量(3)反映了普通社员在盈余分配规则制定当中的话语权，体现农户与合作社的利益联结和民主管理。

合作社企业家才能通过通用管理胜任力、人际沟通能力、企业家精神、学习能力和外部社会资本来测度。指标选择基于以下考量: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对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经验提出了较高要求；人际沟通能力在同农户的交流当中起重要作用，可以协调内部社员关系，同时将合作社的理念和经验向外部传递；优秀的企业家精神可以带领和帮助社员克服困难，开拓奋进；外部社会资本和学习能力可以帮助管理者学习借鉴外部经验，为合作社带来优惠政策和更好的发展条件。

各变量的设定及其基本统计特征如表3 所示。

表3 变量定义及基本数字特征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整体Cronbach’s Alpha 值为0.887，问卷信度较好，而公共积累制度、产权安排、分配制度和企业家才能的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0.839、0.355、0.757、0.946，表明各因子信度也在可接受范围。

本文针对四个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删除标准化估计中因素载荷值较低以及残差有相关的测量变量。最终全部潜变量的标准化负荷量均大于0.5 且显著；组合信度(CR)介于0.811～0.938，大于0.6，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介于0.607～0.793，大于0.5，说明模型中的四个潜变量有较好的收敛效度。此外，各潜在变量AVE 的根号值大于绝大部分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说明各潜在变量之间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二)“违犯估计”检验

在删除不符合要求的题项后，运用Amos23.0 执行SEM 分析，得到了初始模型非标准化方差估计结果。残差的方差估计值都为正值且显著，代表模型没有违犯估计。

(三)路径系数估计与修正

运用Amos23.0 执行SEM 分析，表4 给出了初始模型各维度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公共积累制度对绩效(H4)，分配制度对绩效(H6)不具有显著影响，将在下一步模型修正中予以调整。

表4 初始模型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模型结果，在模型修正过程中删除了公共积累制度对绩效这条路径后，重新执行SEM 分析，此时所有路径都达到显著，见表5。

表5 最终模型路径参数

本文选用绝对拟合指数和相对拟合指数作为模型拟合度评价指标来评价模型适配度，评价标准及结果如表6 所示。可以看出，除了AGFI、RMR 和RMAEA 指标未达到最佳标准，其他指标都比较理想，说明本文用所选的变量及其指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是较为合适的。

表6 模型拟合度评价

(四)假设检验

本文的假设检验结果，见表7。假设H1 和H2 成立，即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安排对公共积累制度和分配制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H5 和H6 成立，即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安排、企业家才能和分配制度对组织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7 假设检验结果

图1 给出了模型的检验结果，产权安排对分配制度和组织绩效均有直接效应，标准化回归系数β(路径系数)分别为0.88(P＜0.001)和0.48(P＜0.001)。产权安排对于组织绩效的间接效应由两个直接效应(产权安排→分配制度，分配制度→绩效)所组成，取两者的回归系数相乘得到间接效应0.88×0.28=0.25。产权安排对绩效的整体效应为:0.48+0.25=0.73。企业家才能对绩效、分配制度对绩效和产权安排对公共积累制度的效应分别为0.19、0.28 和0.95，无间接效应的存在。

图1 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结构与绩效关系模型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安排是公共积累制度和分配制度形成和运行的主要因素，不仅直接影响组织绩效，而且通过分配制度间接影响组织绩效。建立成员广泛持股的平等产权制度有利于健全公共积累制度和分配制度，保障普通社员的个人财产权益，提高合作社的组织绩效。

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分配制度是组织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制度对于合作社的绩效提升和自身发展有重要作用。样本合作社成立的年限较短，而公共积累制度多着眼于合作社未来的发展，其对组织绩效的提升需要长期积累。

3.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家才能对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合作社企业家的治理，对合作社这样一个特殊企业来说所起的作用较大，当管理者才能被充分考虑，并将其与剩余索取权有机结合，会对组织绩效有正面效果。

(二)政策建议

1.构建以生产者社员为主体的产权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建立健全社员股金制度并明晰个人产权，强调社员在入社时购买身份股金入股，规定基本股金作为社员的资格股金，可以依据社员的产出能力以及与合作社的交易额多少配置股金。不论社员是以资金、劳务或技术等何种形式入股，合作社都应在实践中依据法律规定建立和完善成员账户管理制度，明晰产权归属，保障成员合法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决策权。

2.构建公平高效的公共积累制度。建议从提取和分割两个方面来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积累制度。提高公共积累的提取比例，在盈余中增加提取公益金和发展基金，并明确指出各个项目的主要作用。完善公共积累的分割规则，由国家财政直接补助或者由他人出资捐赠形成的公共积累部分不应被分割，合作社与成员交易后所获利润按一定比例提取形成的公共积累，作为社员资本和劳动所共同产出的部分，应当予以分割。

3.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强化与社员之间的利益联结，确保成员劳有所得。坚持“资本报酬有限原则”，建立健全按交易量(额)返还为主的分配制度，真正把按惠顾额返还作为盈余分配的主要方式。可以按照交易量(额)返还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方式，实行有限制的股份分红。合作社盈余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标准不应由大股东成员或理事会等少数人所定义，而是要通过社员大会进行民主决策共同决定。

4.完善合作社企业家治理。一是对于富有奉献精神，带领农民共同致富，做出突出贡献的合作社企业家给予足够的政治待遇；二是对合作社企业家进行合作社基本制度和经营管理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三是通过举办专家讲座和外派学习等方式提高合作社企业家的技术能力。要在盈余分配中体现对合作社企业家贡献的认可，从盈余分配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从市场中引进高级别管理人员或用于支付理事、监事及其他职员的报酬，留住合作社中具有较高管理技能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