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与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逻辑

郑吉峰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引言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实现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党的执政标志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开启。党成立已经100年，党的执政已经有70多年，如何继续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是一个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4-5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及如何实现长期执政的追问，既是百年大党对于自身建设的深刻思考，意图通过长期执政的目标来实现党的自我革新与自我激励，更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对于自身执政过程、效果的自我警醒和自我觉醒。党的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与人民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背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逻辑在于，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必须拥有政党执政的自我觉醒，以实现长期执政目标来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创造更加优良的执政绩效，不断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在筑牢党执政的合法性的基础上提升党执政的有效性，在党执政的有效性中累积党执政的合法性，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有机统一。

二、执掌政权：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目标与使命

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无产阶级政党既具备了政党的一般属性，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标，贯彻自身的执政理念；同时无产阶级政党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在执掌国家政权的同时，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着力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执政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使命。

(一)从政党的一般属性来看，追求与执掌政权是政党的内在要求

政党是现代国家生存、发展与运行的中轴，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转，有序政治生活的建构离不开政党。有学者认为，政党是一个思想相对接近的个人集合起来、通过选举来控制政府的人事和政策的、有组织的团体，政党是一个具有目标的组织。[2]8现在一般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的组织，它有着自身的组织体系与行动纲领，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标。执掌国家政权是政党的内在属性。从政党的产生来看，政党是围绕着权利与政权的争夺与斗争而产生的。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17世纪70年代围绕是否保留国王与王权而产生分歧形成的两派，一派被称为辉格党，一派被称为托利党。从政党最初的产生来看，它是基于权力划分的差异而产生的，对于政权的追逐导致了精英、贵族、政客之间的分歧，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纲领、纪律规矩，形成了一个相对严密的组织体系，也就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从政党的运行来看，政党的运行方式、路径、结构与政体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根据目的与人数两项标准，将政体划分为两类共计六种，第一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君主、贵族、共和政体；第二类是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僭主、寡头、平民政体，第二类政体是第一类政体对应的变体，同时，君主与僭主政体统治者为一人，贵族与寡头政体统治者为少数人，共和平民政体统治者为多数人。[3]作为政权组织形式的政体，政党的运行与其密切相关。在共和政体之下，无论是直接民主制抑或是间接民主制，民众通过选举政党或者由其推选出的候选人来做出自身的政治决定，通过多数人的决定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选择某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成为执政党，来负责组织和运行国家政权。而从一般情况来看，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是政党政治。而所谓政党政治，是指由政党组织政府、执掌政权，并在社会政治生活、国家事务和政治体制运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形式。[4]327在政党政治中，政党架起了普通民众与政权之间的桥梁，政党发布和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来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民众拥护和支持的基础上来执掌政权，在维护民众利益的基础上来实现政党自身的政治主张。从政党的产生、发展与运行来看，追求或执掌国家政权是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从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执掌政权是其必然使命

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两次爆发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武装起义；1936年，英国工人为了得到自己应得的权利掀起了宪章运动；1944年，普鲁士王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三次工人运动被称为“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也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工人的觉醒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奠定了群众基础、阶级基础与组织基础。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成立；1848年，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并出版了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从此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一切阶级中，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压迫最深，同时也是最具革命性、最先进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9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不同的、特殊的利益。共产党人代表着革命与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它有着自身的使命与目标。“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6]41无产阶级政党有着自身的使命与诉求，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迫切的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实行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6]49无产阶级政党在成立之后，必须积蓄力量，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彻底消灭私有制并与传统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彻底决裂，消灭和打碎一切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消灭和打碎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还需要正确处理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不能放弃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能“放弃革命”“志得意满”。一方面，不能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不应对资产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应当继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做到“将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政党对于革命活动的诉求就是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统治，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夺取政权与执掌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要求。

(三)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执掌政权是其内在使命

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自1840年开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历史和事实都雄辩地证明了他们没有能够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广泛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7]1357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从此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前进方向。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8]197-199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制定了《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明确强调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民主共和国。[9]40-45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明确地将推翻旧的社会统治，建立新政权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和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3-31正是在党的初心和使命的激励与促使下，党带领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程。旧的国民政权的推翻与新生政权及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建设的基础，具有举世瞩目的伟大意义。执掌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内在使命。

三、自我觉醒：以长期执政为目标革新党的自身建设

习近平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11]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觉醒，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内在要求，是汲取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经验教训的需要，是直面党的建设实践中各种问题的需要。

(一)从理论逻辑来看，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使命自觉

政党源于群众，党的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群众是党的执政根基。政党必须紧紧依靠群众、紧密发动群众、认真服务群众，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筑牢党的执政根基。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是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2]1094-1095对于执政党而言，必须考虑一个如何赢得群众，获取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的问题，这就需要执政党不断加强其自身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夺取和执掌国家政权为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属性和要求。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就曾指出“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13]173-174，应该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实现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从夺取政权、党的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再到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深化。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根基，如何密切联系群众，实现党的长期执政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党的建设实践通过不断向前演进而日趋丰富，党的建设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新判断，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执政党建设的必然使命。

(二)从历史逻辑来看，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的一些老党大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苏联共产党从1917年开始执掌国家政权，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实现了国家独立与结束了国家纷争混乱的状态，1991年苏联解体，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苏联共产党不复存在。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苏联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在不断增加，从表面上看，党的队伍规模不断壮大，党的实力似乎也在不断增强。但是，随着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却在没有显著的外部威胁、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静悄悄”地丧失执政权，庞大的苏联“静悄悄”地解体了。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长期执政的背景下，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出现严重的思想僵化、组织僵化，脱离群众、藐视群众，乃至侵占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逐渐走向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于1929年成立随即执掌国家政权，革命制度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实现了国家独立与结束了国家纷争混乱的状态，到2000年，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丧失执政权。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丧失执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内部派系林立，缺乏党内民主和监督，导致作为执政党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内部腐败盛行，革命制度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严重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凝聚力下降，党的威信与执政能力下降，最终失去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最后丢失了执政地位。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人民行动党内部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行之有效的干部考核培养、密切联系与服务群众、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自身廉洁的制度体系，实现了长期执政与经济持续发展腾飞的双重奇迹。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看，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在成立之初往往能够励精图治、服务人民，在执政后期则容易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走向懈怠，最终失去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例如苏联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越是长期执政的政党，越要有自我觉醒，认识到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不足，不断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前往延安，他在与毛泽东交谈中问道，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4]439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建党100年，长期执政能力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觉醒与自我警醒，以长期执政为目标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革新党的自身建设。

(三)从现实逻辑来看，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基础上党的自我革新

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是一项永恒课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特别注重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他讲道：“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条件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15]602同时，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党员组织上入党基础上的思想入党的问题，着重强调党员要从思想上入党。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12]875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贡献和发展，是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的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1438-143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但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全党必须时刻警醒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0]3-31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腐化堕落，严重侵蚀党的肌体健康，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少数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不强，影响了党的执政安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举措，是针对党的建设与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产生的自我觉醒，是以长期执政为目标和导向，避免党的建设与执政过程中的“短视”行为，实现党的自我革新。

四、制度性调适：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其执政能力

政党具有自我调适与收缩的功能。政党调适性(Party Adaptability)是指政党组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主要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迅速转型，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政治文化日益革新且多元分化的条件下，执政党迅速变革内部治理结构和社会治理体制与制度，不断改善和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以便能够对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当的反应。[16]5-12政党适应性是政党与政党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是政党基于生存环境与自身状态的变化而主动做出的自我调整。

(一)党的自我调适实质上是党的自我革命

政党适应性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即政党开放性、政党回应性、开放性与回应性的不断制度化。[17]73-78制度是实现政党调适发展的核心变量，制度化则有利于政党适应性的提升。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具体体现，有着自身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任何政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勇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是执政党要敢于和勇于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18]325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自我革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现实需要，是百年来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珍贵经验，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与宗旨决定的。现在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概括来说就是不忘初心，牢记宗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19]从党的自身建设的角度来看，从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来看，党的自我革命实质上是党的自我调适的一种方式，它是以党的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形式，来实现党的“四自能力”的提升，达到把党锻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目标。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制度性调适为中心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党的自身治理、内部治理的水平，以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应对所面临的各类挑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依托于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

从过程上看，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长期的行动，不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从方式上看，必须跳出传统型、运动式的行为逻辑，依托于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0]380基于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伴随着党的生存与发展的全过程的现实，必须建立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载体，实现党的建设的相关制度的自我调试，建立党的自我革命的长效机制，明确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范围、动力、方式等，使党的自我革命走上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轨道，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常态长效。以制度性调适为中心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和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化，具体又包括制度的建构、开发和整合。制度建构是制度性调适的前提与基础。制度建构的实质是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化，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自我革命的全过程。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建立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体系，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建立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制度体系。实现党员学习教育的制度化和常态化。集中性的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武器。从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后相继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三严三实”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经常性的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实现党的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手段。(2)建立和完善党员干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体系。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21]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体系的建构，确保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用够用好。(3)建立和完善正视问题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党员干部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广泛听取意见，认真检视反思，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切实把问题解决好。[22]4-8检视问题、刀刃向内、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是自我革命的重要方法，它不是一时的选择，而是应当长期坚持下来的行动，需要通过制度建构的方式将其固定化、制度化、常态化。

(三)党的制度性调适的关键是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功能开发及整合

制度性调适的核心内容是对已有的制度体系的开发和整合，是对现有的事关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相关制度进行调试与完善，将全面从严、自我革命贯穿于制度建设的全过程。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建立了一系列关于党的自身建设与自我革命的规章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以党章统领党的制度建设，提高了制度建设的整体水平；二是党的组织法规不断完善，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制度基础；三是党的领导法规逐渐健全，保证了党的领导活动在制度轨道上的推进；四是党的自身建设法规日益完善，显著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23]55-58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制度建设上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党的制度建设不断走向成熟，具体包括：(1)着力进行党内法规的清理、完善、修订等工作，构建了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核心，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为骨架，包括众多条例在内的党内法规体系；(2)健全反腐败的监督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3)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新的国家监察委员会；(4)扎实推进作风建设的制度建设，建立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确保作风建设常态化。道格拉斯· 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24]225-226邓小平也曾讲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25]333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体系在逐步建立之后，还需要对现有制度体系的功能进行开发和整合。一是对原有制度体系的功能进行开发。发挥现有制度体系在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上的功能和作用，对原有制度体系的功能进行开发，挖掘既有制度中尚未被有效利用的价值。制度开发实质是将党的自我革命纳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轨道，着重在原有的各类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基础上对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等进行功能开发，发挥人大对执政党的法律监督功能和人民政协对于执政党的民主监督功能，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以有效的、制度化的监督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二是对原有的制度体系进行整合。制度整合的实质是消除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的相关制度各不相属的分散化状态，实现各项具体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以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来进一步贯彻和实现党的自我革命。

五、有效领导：长期执政合法性与认同度的统一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26]47一般认为，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同，它是有效统治与政治稳定的基础。政治认同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要素，本质上作为政治国家的现代国家，政治生活充斥于现代国家之中，而政治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活动，其基础在于构建政治认同，支撑现代国家的发展。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也是执政党，肩负着领导与执政的双重使命。长期执政的实现，必须是基于有效领导与执政基础上的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群众对于执政党政治认同的有机统一，在有效领导与执政中积累合法性和提升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一)长期执政的实现是政治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的有机统一

合法性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高度的合法性能够起到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共识、维持政治秩序、保障政治体系运行等多重功能。从理论上讲，合法性回答了“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也提供了长期执政的现实理路——塑造政治合法性。政治认同在本质上表现为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的信任、信仰和认同，它和社会成员的政治观、价值观是紧密联系的。[27]142-146奥罗姆认为现代国家建设主要包括四个要件：民族主义、政治合法性与稳定、公民身份与政治认同的建立、经济发展。[28]264政治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要素。政治认同的形成，构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塑造政治认同，对于现代国家建设意义重大。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密切相连，政治认同的形成有助于提升政体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维系一个政权、政体生存的重要依托，一个政权一旦失去了合法性的支撑，也就失去了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不断塑造合法性是转型时代改革的重要战略使命。[29]55-62政治认同的塑造，对于提升民众对政权、政党的认同，提升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的提升，则有利于推动政党施政。政治认同的提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国家稳定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也是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同时承担领导核心和执政力量的双重角色，这是中国政治的根本特点。[30]37-47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现代制度建构与国家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是轴心力量，它天生承载着两大使命：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二是保持国家整体转型与发展。[31]61-69基于中国政治的这一根本特点，党的长期执政的根本目标，抑或说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需要实现党的领导与执政过程中的合法性与认同度的有机统一。在有效领导中提升党执政的有效性，提升党的执政绩效，获得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拥护和支持，提升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合法性，从而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的目标。

(二)在有效性中积累政治合法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命运所系。”[32]18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也是执政党，肩负着领导与执政的双重使命。从党的领导的角度来看，党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政治领导是对政治方向、政治原则、重大决策的领导，思想领导是对理念观点、思想方法的领导，组织领导主要是对干部的选拔任用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全面领导不是空洞的，也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着具体的内涵和指向的。有学者认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全方位领导”三重基本内涵，坚持党的领导是其本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其关键，突出全面领导，提高党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能力是其核心。[33]2-7也有学者认为，党的领导法治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需要厘清党的直接领导事项和间接领导事项，加快构建完整的混合性党内法规体系，为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提供具体有效的制度保障。[34]1-9从党的执政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提出路线方针政策，再经过法定程序，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来实现党的有效执政。从结构与内容上看，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是高度耦合的，党的领导是党的执政的前提和基础，党的执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举措，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党的执政是依法执政。随着时代的变迁，执政党面临着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问题。从效果上看，党的领导与执政为国家建设与国家建构创造了良好绩效。自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摆脱了“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状态，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历程，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国共产党在执政70多年的过程中，创造了良好的执政绩效，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巩固和提升了党的执政合法性。林尚立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从创造政治有效性出发的，并在保持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效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和扩大民主化，不断累积政治的合法性，以保证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整体进步。”[35]46-54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政党，人民是党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所以，其所追求的有效领导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人民群众的幸福与共同富裕。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2]809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作为基本的奋斗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通过不断提升党执政的有效性，来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通过党的有效执政及其执政绩效的不断提升，通过经验事实的判断，诸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道路桥梁基础设施的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社会公平正义的进一步实现等，实现党执政的事实合法性的提升。在提升事实合法性的基础的同时，增强群众对于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三)在有效性中提升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从客观上看，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密切相连，政治认同会带来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认同的形成有助于塑造社会成员对于政权、政党与权威的认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政治认同情感的产生，能够使社会成员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来，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生态环保等方面，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政治认同的形成和提升，从根本上提升了社会成员对于政党、政权、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对于国家权威的认同度，国家政策能够更好地获得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支持，能够更好地推行。政治认同的提升，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政治认同与社会成员的组织动员密切相连，强大的政治认同有利于将社会成员组织动员起来。现代国家的社会成员与前现代化的政权组织形式中的社会成员相比，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成员逐渐摆脱了原子化的存在困境，逐渐组织和被组织起来。强大的政治认同的形成，使得社会成员摆脱了分散化和散漫化的状态，在共同的政治认同的共情下，社会成员得以组织和被组织起来，参与到国家和社会建设上来。而基于政治认同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成员，拥有了更加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组织行动力，以社会成员的组织化参与，助力现代化国家建设。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5]522基于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组织力、凝聚力的基础。一方面，它实现了对执政党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执政认同的提升；另一方面，它提升了人民群众在对执政党在高度政治认同基础上的价值合法性。党执政的合法性及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是高度耦合在一起的，而党对中国发展的有效领导，则从根本上实现了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提升与民众对执政党政治认同提升的有机统一，保障了党的执政的完善和巩固。

六、结语

执掌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使命，从执政能力建设到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党的建设理论、世界上老党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党的自身建设所面临的现状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觉醒与自我警示，目的在于以长期执政为目标实现党的建设的自我革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必须坚持党的自身建设与党的有效领导的“双线逻辑”，实现双管齐下，协同推进。一方面，以党的制度性调适为核心，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提升党的自身治理、内部治理的水平，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作为肩负领导与执政双重使命的政党，以党的领导创造有效发展，在不断发展中提升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与群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筑牢党长期执政的外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