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徐金星

(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近10%，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 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改善和解决。 这是因为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容易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1994 年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是财权上移的过程，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极度不匹配，难以兼顾改善民生和保护环境。 因此，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在环境污染中的影响，揭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寻找解决的办法是相当重要的。

国外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该曲线描述的是环境污染质量与人均GDP 呈倒“U”型关系，即环境的污染程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先恶化再逐渐好转。 我国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研究在最近十几年里相当多，早期主要围绕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否加剧了环境污染展开。 因研究方法、样本的不同，结论也不是完全一致。 部分学者如葛李情、郑洁、王育宝、张平淡等认为:财政分权会导致环境污染加剧。 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如林春、谭志雄等认为财政分权可以有效控制并减少环境污染。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通过研究政府传导机制来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如丁鹏程、张欣怡、刘建民、王艳萍等认为财政分权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来对环境造成污染的。

二、 理论分析

从理论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应当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Grossman 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解释了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其中，规模效应是指当经济规模扩大，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也会产生更多的废弃物，造成环境质量下降。 结构效应是指因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更多的能源被开发利用，能源消耗的速率远远超过了能源再生的速率，产生的废弃物大量增加，环境质量下降；而当经济发展到高水平时，产业结构升级，从能源密集型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环境污染减少，环境质量改善。 技术进步会使原先污染严重的生产技术被清洁的生产技术替代，进而改善环境质量。 别的学者在其理论基础上又拓展了对贸易、政府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钱颖一等学者借鉴Tiebout 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形成的研究地方政府激励问题的理论体系。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从分权的角度研究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而我国从1994 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虽然有利于我国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 地方政府的财政匮乏导致基层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基本公共服务等服务都非常滞后。 因此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境，除了依靠土地财政这一主要手段之外，还需要更多的途径去增加税源，比如吸引企业入驻地方。 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化的生产链里承担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产业，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又会加剧地方环境污染。 但是随着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地方政府财力逐渐充足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会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财政支出，那么财政分权度也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正面效应。

三、 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在上文的理论基础上，构建面板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

其中:

i

、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β

表示常数项；

β

～

β

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

W

表示控制变量，

ε

表示随机误差项，

V

表示各省份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 模型中的各个变量选取如下:

1. 被解释变量——环境质量度量指标

论文选取二氧化硫总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度量指标，记为EP。

2. 核心解释变量

论文用地方的人均一般预算支出除以中央的人均一般预算支出衡量财政分权，并在稳健性检验中用财政收入分权(地方的一般预算收入除以中央的一般预算收入)进行检验。此外，采用人均GDP 来衡量经济增长。 同时为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适合我国情况，在模型中引入人均GDP 的二次项。

3. 控制变量

为了获得比较稳健的估计结果，论文采用以下几个控制变量:第一，贸易开放程度(Open):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会加剧能源的耗损，加大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所以把各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 的比重加入控制变量中；第二，工业化水平(Industry):第二产业产生工业污染物最多，对环境污染最严重，用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

论文研究样本为我国大陆31 个省市2003～2017 年的面板数据，样本容量

N

=465。 其中各个省份和中央的财政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平、贸易开放程度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EPS 数据库、中经网和国泰安数据库。 各变量的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二)实证结果分析

以废气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财政分权度、人均GDP 及其平方项、人均GDP 与财政分权度的交互项，贸易开放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作为解释变量，使用Stata16 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可见固定效应模型在分析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时回归结果更准确，见表2。

表2 F 检验和稳健的Hausman 检验结果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

由表3 可见，在模型1 中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是负向关系，表明财政支出分权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结果与大多数学者实证结果相违背。 而在加入人均GDP 及其平方项和财政分权与人均GDP 的交互项后，模型2、3、4、5 的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都为正，并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财政支出分权不能减少环境污染，是因为政府吸引税收收入和政绩考核发展地方经济的时候，忽略了地方的环境污染治理。 在模型2 和4 中，新加入的人均GDP 的系数是负的，并不符合经济常理，因为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会导致环境污染，但是在加入人均GDP 的平方项时，模型3 和5 中人均GDP的系数就符合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并且人均GDP 的平方项的系数为负，说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典型的倒“U”型关系。 在模型5 中，为财政支出分权、经济发展水平及二者交互向项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结果。 能看出财政支出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两者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政支出分权并不是单独对环境污染起作用，而是依赖于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经济水平的发展可以减少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的污染。 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生活环境的需求也越高，那么地方政府就需要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

表3 中国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值。

?

再看模型5 中的控制变量，工业化水平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并且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 工业发展具有高污染、高能耗的特点，是导致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 贸易开放程度的系数为负值，说明对外开放不但不会加重环境污染，反而有可能对环境污染起到改善的作用，该变量只在5%水平下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论文做了以下两个稳健性检验:检验1 用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的总量代替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总量，检验2 以财政收入分权代替财政支出分权，结果见表4。 其余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实证检验。

表4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

续表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值。

?

通过稳健性检验1 中的模型3 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对环境污染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平方项只在10%水平下显著。 根据稳健性结果，发现与表3 中模型5 的结果相比，各变量系数正负号保持不变，系数变化范围不大，模型估计结果基本无误。

通过稳健性检验2 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分权与环境污染还是显著正相关，这有可能是因为财政收入分权越高，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政资金越多，越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工业产业，导致空气污染恶化。 经济发展水平仍是与环境污染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并且还符合倒“U”型的特征。 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还是显著为负。 综上所述，实证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 结论和建议

论文基于2003～201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得出以下结论:在省级层面上，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分权和经济增长都会加剧环境污染，财政支出分权并非单独对环境污染起作用，而是依赖于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可以减少财政分权对环境的污染。

结合我国现实状况和以上结论可以得出，现阶段虽然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不利于解决环境污染，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负效应将会不断减弱。 所以要想实现绿水青山，根本的路径还是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竭泽而渔。 建议如下:合理规划城市的产业结构，注重产业升级和转型，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转移到国外；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坚持科技兴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