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质量的影响分析

2021-03-30 05:57杨晓霖潘玉君

市场周刊 2021年3期

杨晓霖，潘玉君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云南昆明650500)

一、引言

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至今尚未得出明确结论证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学术界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居民消费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主要分为理论学派和实证学派两个派别。

在理论层面，最早提出该研究问题的是Modigliani 和Brumberg(1954)在《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的横断面资料的解释》一文中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该理论以人的生命为周期，从宏观视角系统阐述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进而将消费与一生收入和财产联系起来，印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Samuelson(1958)和Neher(1971)以家庭为研究单位，将各人口年龄段的消费、储蓄特性做定性评价，提出了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理论，并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各人口年龄段对居民储蓄的影响。该理论进一步从微观视角阐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理论层面的相关探讨都是通过直接研究居民储蓄等相关问题引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没有从与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消费因素去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在实证层面，由于实证模型选用的多样性和实证方法应用的差异性，运用不同测算方法和不同指标数据测算得出的结果具有差异性。王晋玲和公亚丽(2020)运用系统GMM 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老龄化的加剧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具有正向作用。郭易楠(2020)运用动态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居民消费选择的相互关系，认为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选择呈正向关联，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呈负向关联。李晓嘉和蒋承(2014)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截面数据，研究我国农村家庭消费倾向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农村家庭消费倾向具有显著影响，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家庭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效应。郝云飞和臧旭恒(2017)运用CFPS数据研究中国家庭“尊老”与“爱幼”消费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子女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显著大于老人，并且发现家庭和社会的“选择偏差”是目前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消费差异的重要来源。由于学术界尚未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需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基于此，论文针对云南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现实情况，综合考虑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率两方面因素，运用VAR 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云南省居民消费质量的影响。

二、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概况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从全国范围来看，云南省经济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截至2018 年底，云南省人口总数为4829.5 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90‰，社会总抚养比为38.2%，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为25%，老年人口抚养比13.2%。云南省是少数民族大熔炉，独特的民族构成也催生了云南省独特的生育政策，同时，“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人口政策对云南省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保障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因素。居民消费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消费配比，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质量。同时，居民消费率和居民消费水平的综合作用结果能更加全面地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质量的影响。因此，研究云南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居民的消费率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显得尤为必要。

(二)数据来源与选取

根据数据的科学性、可得性、代表性原则，选取云南省人口数、劳动人口数、少年儿童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等相关人口指标，选取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率等相关经济指标。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9》《云南统计年鉴2000～2019》《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0～2018》、国家统计局官网。

运用我国2000 ～2017 年间的居民消费数据作为面板数据，通过数据取对数的方法降低数据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其中，经济指标:居民消费水平用HCL 表示，居民消费率用CCR表示；人口指标:少年儿童抚养比用CDR 表示，老年人口抚养比用EDR 表示，劳动人口占比用WDR 表示。

三、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模型，即VAR 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模型，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以经济理论为前提基础。该模型常用来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以及分析序列的随机扰动对变量的动态影响。论文选用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变量，选取2000～2017 年的人口数据进行序列模拟。 VAR 模型的建立必须是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前提条件下进行，所以在开始VAR模型建模之前要进行ADF 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等，以下列出所需的前期准备结果见表1、表2、表3。

表1 各级序列的ADF 检验表

表2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续表

表3 协整检验表

通过以上检验后，构建VAR 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

为

维内生变量向量；

(

=1，2，…，

)为滞后内生变量向量；

(

=0，1，…，

)为

维滞后外生变量向量；

，

分别是内、外生变量的滞后阶数；

是

维随机变量；

是

维的系数矩阵，以上矩阵是预计参数矩阵。

是由

维随机误差构成的向量，其元素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能同模型右边的变量(滞后项)相关；

是具有

阶滞后期的VAR(p)模型。根据VAR 模型不同滞后阶数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CDR、WDR 对HCL 模型滞后期为3 期，因此应该构建的模型为CH -VAR(3)、WH-VAR(3)，EDR 对HCL 模型滞后期为1 期，因此应该构建的模型为EH -VAR(1)；CDR、WDR 对CCR 模型滞后期为3 期，因此应该构建的模型为CC-VAR(3)、WC-VAR(3)，EDR 对CCR 模型滞后期为1期，因此应该构建的模型为EC-VAR(1)。

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质量的实证分析

(一)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质量的影响

根据不同滞后期构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质量的VAR 模型方程，并进行结果分析，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质量的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4 可以看出，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率具有较为明显的阻碍作用，这说明云南省的少年儿童消费水平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从宏观少年儿童的消费水平分析，少年儿童的消费途径主要包括衣、食、娱、教育等方面，其中云南省教育水平的发展较国内其他高发展水平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教育消费投入很大程度上是阻碍少年儿童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

表4 少年儿童抚养比对居民消费质量影响的模型结果

续表

注:()中数据代表标准误差，[]中数据代表统计量，下同。

(二)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质量的影响

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质量VAR 模型的测算结果如下:

根据表5 结果可以看出EDR 对HCL 的模型拟合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云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并没有对居民消费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说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质量没有直接影响。就云南省省情分析，云南省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云南省老龄化水平并无明显增大趋势主要得益于云南省独特的人口政策。云南省依托国家宏观生育政策，结合本省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对部分特有少数民族和边境村少数民族提供生育三胎的优惠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省内人口老龄化的深化程度，保护特有民族人口的增长，使得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劳动人口占比相对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增长。

表5 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模型结果

(三)劳动力人口占比对居民消费质量的影响

劳动人口占比对居民消费质量VAR 模型的测算结果如下所示:

通过表6 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劳动人口占比对居民消费质量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劳动人口的经济创造价值与消费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劳动创造财富是劳动人口消费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人口创造的，因此劳动年龄人口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处于较高水平。财富创造是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劳动人口的消费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其他年龄结构人群的消费质量。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表6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模型结果

五、结论与展望

运用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率两个与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经济指标，通过VAR 模型分析云南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率具有较为明显的阻碍作用；老年人口抚养比并没有对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率产生直接的影响；劳动人口占比对居民消费质量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针对云南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现实情况，综合考虑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率两方面因素，分析其对云南省居民消费质量的影响结果，并提出提高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收入是拉动消费的马车，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就目前云南省收入水平来看，云南省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总体落后，消费水平不容乐观。云南省是西南地区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省份，旅游拉动居民收入已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发展路径，通过发展地区旅游带动居民收入不失为一种创收途径。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云南省依据重点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等相关产业发展精神，着力发展云南省八大特色产业，将传统初级产品优势转化为半成品以及成品优势，带动当地劳动力就地就业，同时吸纳外来人才拉动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了“三、二、一”产业发展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就业结构从“一、三、二”向“三、二、一”模式转变，进而提高当地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质量提高。

(三)优化各行业就业准入模式，实现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就业是经济来源的基础，是保障消费的内生动力。行业的就业准入准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部分劳动人口的顺利就业。在中低级产品加工等相关耗用单纯劳动力的产业部门可适当放宽入职准入准则，在一些高新技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部门应大胆吸纳当地高校人才就地就业。让资源、环境、政策、福利优势转化为其为该城市创造更大财富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我国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原有消费模式、产品结构、消费理念已不适应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变各行业的发展模式，开发新产品、满足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为多元化消费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

(四)加快扶贫专项工作推进，加大贫困地区财政投入

全国进入2020 年脱贫攻坚的收官时期，云南省依托全国脱贫工作精神，通过产业金融扶贫、异地扶贫搬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等精准扶贫专项任务，根据地区特色精准施策，加大贫困地区的财政投入，进一步缩小农村与城镇差距，同时适当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充分开发民族特色文化因素，抓住非遗产品的开发与升级，实现“小工艺、大制作”，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五)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深化基本公共服务

社会福利保障与居民的消费质量息息相关。因此，在中央与地方社会福利保障总体框架下，结合云南省实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建立权责清晰、区域均衡、标准合理、财力协调、保障有力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同时充分考虑地区发展不平衡、财力和基本公共服务成本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做到社会福利保障向困难地区倾斜，合理制定保障标准，逐步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均等化、贫困学生资助、基本医疗卫生均等化、基本就业服务、养老保险全覆盖、基本生活救助和基本住房保障的实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消费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