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
——来自CGSS 的经验分析

胡佳欣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一、 引言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如何释放居民家庭的消费能力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议题。 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诞生的特殊劳动群体，《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表明，2018 年底，农民工总量已达2.88 亿人。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率不断提高，其消费的增加将产生庞大的市场，对扩大内需进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根据研究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于城市居民，这很可能是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他们需要对养老、医疗等进行预防性储蓄，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风险转移机制，降低了家庭未来的风险性，从而提高家庭的消费可能性。 因此，研究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既能反映这一群体的消费现状，也能验证商业保险的社会效应，对我国商业保险政策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消费作为农民工问题的重要维度，是近年来学者们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 国内研究表明，传统与现代消费观念的矛盾构成早期农民工消费的特征。 随着农民工群体禀赋代际差异的形成，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出现代际变化，1980 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消费结构由生存型资料为主逐渐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资料转变。 除对消费特征的研究外，还有大量研究集中在影响因素上，农民工工资收入是最重要的因素，此外，消费也受到婚姻状况、家庭规模、职业等的影响。

随着我国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日益完善，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讨论的话题。 面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居民会将部分收入用于储蓄以备意外事件的发生，商业保险或社会保障的存在会帮助居民抵御未来负向的财富冲击，从而增加消费。 国内对保险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研究发现社会保险对消费产生正向影响。 有些学者还讨论了商业保险的影响，其中，不确定性降低可能是商业保险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路径。

目前关于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的研究较少，且未关注分项保险支出。 因此，论文拟采用CGSS2015 数据，探究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并利用PSM进行稳健性检验来说明结果的可靠性。 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①使用微观数据库，将消费问题置于微观视角下进行研究，使结果更具有说服力；②基于同一样本进行商业养老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对消费影响的研究，利于比较不同类型商业保险影响的特点。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CGSS 覆盖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90 个市的居民，包含社会、社区、家庭及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 论文的研究主要针对户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筛选的样本主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①户口状况为农业或农业转居民；②男性户主小于60 岁，女性户主小于55 岁。 此外，剔除缺失值和总消费支出两端2%的极端值。 另外，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论文所指商业保险主要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 下文对数据的处理均通过STATA 15 软件完成。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为评价商业保险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类型的影响，选取的因变量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总消费及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消费，分别用TC、SC、DC 和EC 来表示。 其中，生存资料由食物、住房、衣着等支出构成，发展资料消费指交通、子女教育、医疗等的支出，享受资料指休闲娱乐、电话通信等的支出。

2.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参加商业保险，用CI 表示，为二值变量。 论文还设定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变量，分别用CMI 和CPI 来表示。 初步分析发现，有无商业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购买商业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各类消费均比未购买商业保险的高。

3. 控制变量

具体来看，在性别方面，男性的参保率高于女性；从年龄特征来看，参保者的年龄较低，平均为36.7 岁；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商业保险参保者中平均有52%为高中及以上学历，未参保者中仅有40%，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正确认识家庭存在的风险，进而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等途径进行规避；从房屋产权上看，商业保险参保者的产权拥有率平均为49%，而未参保者仅为38%；在家庭特征方面，参保家庭表现出家庭规模较小、有配偶及留守子女较多的特点；从健康状况来看，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但商业保险参保者劣于未参保者，说明商业保险的参与可能存在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三、 研究假说与计量模型设定

(一)研究假说

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消费者需要结合当前和预期收入进行消费判断，选择自己的消费行为。 农业转移人口由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更高和风险抵御能力更弱，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消费水平较低。 商业保险作为一种分散风险机制能够提高个人对意外事件的抵御能力，降低未来大额消费的概率。 就医疗保险而言，它为医疗风险提供了转移机制，降低家庭的医疗成本，同时通过补贴机制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由此带来的“收入效应”将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 养老保险提供了延期消费机制，将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养老问题，稳定消费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进而促进消费。 基于上述分析，论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商业保险的参与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水平有正向影响，即商业保险参保家庭的消费水平高于未参保家庭。

论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不同消费类型的影响，并将消费支出划分为生存资料消费、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商业医疗保险可以较大程度地减轻家庭未来医疗费用的负担，但也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因而衣、食、住等生存资料的消费可能变化不明显；商业养老保险更接近于一种储蓄手段，预期带来稳定的未来收入，可能会使农业转移人口将更多收入用于子女教育等长期性投资，增加在发展资料方面的消费。 由此，论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说:

假说2:商业医疗保险对生存资料支出的影响小于其他消费。

假说3:商业养老保险对发展资料支出的影响大于其他消费。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探究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支出的作用效果，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其中，ln

y

代表各类支出的对数；CI 表示商业保险的参保情况，

X

代表控制变量，

ε

代表随机扰动项。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利用方差膨胀因子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中自变量的VIF 均值为1.21，且各变量的VIF 均较小，因此模型设定无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的影响

在消费水平方面，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各项消费均表现出正向影响，且均显著(表1)。 相比于未参保者，商业保险参保者的总体消费支出要高出32.45%，因此，假说1成立。 在消费类型方面，享受资料消费受商业保险的影响最大，生存资料消费次之，发展资料最小。 从数值上来看，当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商业保险时，生存资料消费提高21.82%，发展资料消费提高74.92%，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享受资料消费提高32.19%，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些结果反映出商业保险对消费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表1 商业保险与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的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就控制变量来说，收入、家庭规模对四个因变量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比于女性群体，男性群体的消费显著较低。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总消费与生存资料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年龄和房屋产权对享受资料消费具有正向作用，已婚农民工家庭的发展资料消费显著高于未婚农民工，但这些变量对其他因变量无显著作用。

(二)参与分项商业保险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前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商业保险参与情况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而商业养老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不同性质决定它们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会产生差异。 表2 的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商业医疗保险或者养老保险都会为农业转移人口减轻消费的不确定性，带来良好的预期。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两种保险都显著提高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消费，这是由于风险抵御能力的建立使家庭收入能够更多被用于精神追求与长期回报性投资，其中，对发展资料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强，说明当不确定性降低时，农业转移人口会更倾向于关注自我提升和子女教育等问题。 相对而言，商业医疗保险对生存资料消费的作用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医疗保险倾向于当期结算制度，对其投入可能造成浪费，农业转移人口在进行消费决算时很可能将它纳入当期净投入的一部分，因而对当期衣、食、住等生存资料消费的正向作用较小；商业养老保险对发展资料消费的影响较高，这是由于养老保险实行累积制度，是对当前消费的一种转移，不会造成投入的净损失，基于未来收入积极的心理预期，农业转移人口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自我发展、子女教育等长期投入。 由此可知，假说2和假说3 均成立。

表2 分项商业保险与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的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1%、5%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五、 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由于商业保险与消费的关系可能受到样本自选择的影响，为检验前文结果的准确性，有效处理选择偏差问题，论文采取近邻匹配(1∶1)、近邻匹配(1∶4)、卡尺匹配、局部线性匹配和核匹配五种匹配方法测算参加商业保险对各类消费支出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结果发现(表3)，不同匹配法得到的ATT 结果差异不大，这说明在消除样本之间的可观测差异后，参与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各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结合OLS 与PSM 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参与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发展资料消费的影响效应最大，享受资料消费次之，生存资料消费最小，即参加商业保险后农业转移人口提高发展资料消费的比例较大。

表3 不同倾向性得分匹配的结果

注:、分别代表1%、5%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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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政策含义

论文采用OLS 与PSM 方法，分析参与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商业保险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的总体效应表现为正，即商业保险对消费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从分项商业保险的参与情况来看，两种保险都显著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发展资料与享受资料的消费，相对而言，商业医疗保险对生存资料消费的影响效应最小，商业养老保险对发展资料消费的影响效应最大。 论文进一步采用了PSM 模型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结果依然显著。

论文的政策启示十分明显。 第一，参与商业医疗和养老保险能够显著刺激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消费，政府应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努力实现商业保险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广泛覆盖，形成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保障机制。 第二，从微观视角来看，应适当降低医疗保险的参与门槛，以吸引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其中。 第三，要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收入增长、完善农民工迁移政策等方面着手，多措并举消除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预算约束，释放他们的消费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