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路径分析

李星颖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 南京210023)

一、 引言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不停进步，人类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寿命不断延长，与此同时，老龄化问题也愈发严重。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末，我国60 周岁以上人口约2.54 亿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76 亿人，占12.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何更好地关爱、呵护老年人群体，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当人步入老年后，伴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社会角色的转变，其幸福感也会产生显著变化。 受教育程度的不同、退休后收入水平的不平等影响，退休后享受到的各项服务会有差别；退休前从事的不同职务，导致老年人享有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也有差距，这些因素都从一定层面反映出我国老年人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

将幸福感和社会经济地位相结合，有利于探讨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探讨人们是更加注重经济地位还是社会人际关系，同时也关系到经济的发展是注重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是将民众的经济福祉放在首位。 论文通过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利用路径分析法，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路径，为创建一个健康老龄化社会提供新视角。

二、 文献综述

社会经济地位，是对个人在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因素的基础上相对于其他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体衡量。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最早提出，将财富、威望、权力作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三大标准；1967 年，布劳和邓肯(Blau&Duncan)根据每一种职业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计算出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特里曼(Treiman)、甘泽布姆(Ganzeboom)和格拉夫(Graaf)等又计算出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1974 年，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提出，一个国家内，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但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即“伊斯特林悖论(又名幸福悖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人们开始注重主观幸福感的提高，伊斯特林悖论也在中国得到证实。 亓寿伟利用广义有序离散变量回归和分位数回归从社会阶层、收入分配等角度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曹大宇借助WVS 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农民阶层的幸福感水平最低。

目前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现有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涉及较少:第一，虽然已有众多文献从收入、住房、婚姻等方面来研究家庭因素对居民幸福的影响，但是却少有文献集中于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第二，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总体人群，针对老年人这一群体的研究不多；第三，国内的实证研究大多止步于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然而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之间，应该有更错综复杂的关系，即间接影响。 论文基于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路径分析法，采用多种指标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路径。 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社会经济地位是否显著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幸福感? 第二，如果存在影响，其影响路径是什么? 第三，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效应有多大?

三、 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论文数据来源于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这项调查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覆盖全国28 个省/市/自治区的478 村居，共完成有效问卷10968 份。 论文以年满60 周岁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并剔除了对“是否幸福”问题的回答为“不适用”“不知道”“拒绝回答”及“无法回答”的无效样本，少量重要信息的样本也被排除了，最终共得到3341 个观测值，主要变量参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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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方法:路径分析法

路径分析是由美国生物学家莱特(Wright)首创的一种建模方法，用于分析多个变量之间多层因果关系及其相关强度，这种方法不要求变量间相互独立。 其分析的过程是:首先设定结构模型，其次通过收集显变量的数据，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估计方法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最后评估模型的拟合效果，经过反复多次修正，寻找一个最好的路径。

四、 实证分析

(一)基本假设

论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幸福感的中间路径作出假设:

1.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健康状况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

Adler 等(1999)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对健康产生作用。 社会经济地位能够决定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从而不同的人获得的健康产品和服务也有所不同。 而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老年人的身体与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其幸福感。

2.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老年人拥有的子女数影响其幸福感

自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许多城市就已开始宣传和实施计划生育，到了1970 年以后，全国广大城乡普遍开展计划生育，而且力度越来越大，这也导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在国企工作的家庭只拥有一个子女。 在论文所调查的3341 个老年人中，拥有的子女数小于或等于2 的人数约占56%。 子女越多，老年人与子女相处的总时间也会越多，子女能够给予老年人的照料时间越长，其幸福感也会越高。

3.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老年人参加社会保障的情况(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进而影响幸福感

亓寿伟等指出，总体上，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农村，公费医疗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

(二)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幸福感的路径图

通过多次反复实验，得到最终选取的实证路径图如图1所示。

图1 实证路径图

图1提供了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其标准化系数估计值及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路径系数的估计值及显著性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1%、5%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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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分析结果显示:

1. 社会经济地位→幸福感

其中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正向影响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系数为0.07、0.06)，而工作经历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老年人更关心目前的自身状况，而不会过多考虑以前的工作经历对当前的影响。

2. 社会经济地位→子女数→幸福感，社会经济地位→子女数→健康状况→幸福感

子女数量正向影响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系数为0.09。 与假设二一致，表明子女较多，老年人便可以由子女轮流照顾，与子女相处的总时间也会越多，不论是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都得到了保障，其幸福感也会越高。 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经济收入对子女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0、-0.12、-0.09，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婚育年龄越大，同时受到早期计划生育理念的影响，从而导致其拥有的子女数反而越少；从事过非农业工作的老年人大多生活在城镇里，他们的闲暇时间比务农或是没工作的老年人少，因此拥有的子女数少；而经济收入越高的老年人拥有的子女数越少，可能是由于经济收入高的老年人大多生活在城镇，受教育程度较高同时工作压力较大。

3. 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幸福感

健康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影响系数为0.28)，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身体较健康时，他的生活满意度更高，能更多地感受到生活的快乐；而身体不健康的人，在身体受到病痛折磨的同时，内心也会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幸福感较低。 除了子女数量，其余因素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都是正向影响，按照其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收入、工作经历、受教育程度、参加社保情况。 而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差，可能是由于他们在抚养孩子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自身没有很多积蓄，陈彩霞指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导致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普遍较差、在家中的地位较低。

4.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幸福感

除工作经历外，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都可以通过这条路径影响幸福感。 社会保障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为0.05，受教育程度越高，相应的经济收入越高，其缴纳的社会保障越全面(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退休后依然能够享受较好的福利待遇，从而幸福感较高，与假设三一致。

(三)效应分析

上述结构方程模型的总影响、直接影响、间接影响详见表3。

表3 效应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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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子女数、健康状况、社会保障传递的间接影响，且影响为正。 受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越高，但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拥有的子女数较少(影响系数为-0.2)，而子女数少的老年人的幸福感越低(影响系数为0.08)，由此可见，要想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子女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陪伴以弥补计划生育的问题。

其次，工作经历对老年人幸福感的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影响系数为0.01，说明从事非农工作的或者曾经从事过非农工作的老年人的幸福感相对较高。 主要是通过社会保障和健康状况两条路径产生的间接影响，从事过非农业工作的人基本都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且他们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而社会保障和健康状况对幸福感都是正向影响，同时子女数的影响也会减小这种正向影响。

最后，经济收入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为正，而间接影响为负，减弱了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五、 结论

论文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对老年人幸福感的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直接路径影响老年人幸福感，也可以通过间接路径影响老年人幸福感。

第二，直接影响路径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入越高的老年人幸福感越高，而工作经历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第三，在间接影响路径中，社会经济地位能通过子女数、健康状况、社会保障间接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 实证结果显示，子女数越多、健康状况越好且参加社会保障的老年人幸福感越高；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且从事过非农业工作的老年人通过健康状况、社会保障两条路径对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为正，而通过子女数对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