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改造国民性”话语下的音乐功能论

[摘    要]清末时期，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改造国民性以求救亡图存成为时代强音。音乐被视为改造国民性的工具和手段，其鼓舞国民精神、增长国民知识，进而促成国家民族复兴等功能得以突出强调。“改造国民性”话语下的音乐功能论言说体现了近现代音乐发展和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内在逻辑，也彰显了特殊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中音乐发展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清末时期;改造国民性;音乐功能

音乐是时代精神的产物，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功能需求对音乐的发展形成一定制约，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晚清以来，救亡图存成为最紧迫、最核心的价值目标。音乐作为重要的精神生产领域，被视为“改造国民性”、挽救民族危机的重要途径。这种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对音乐功能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始终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脉络，也对近现代音乐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改造国民性”话语的提出

“国民性”与“民族”“民族主义”一样，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梁启超等知识精英从日本引介传入中国，用于发展中国的民族国家理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①，甲午战败，不仅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真正觉醒，同时促使他们探索和追寻解决危机的途径。中国的知识精英把国家败弱原因和解放危机的途径集中在了国民性问题上，在他們看来，中国之所以如此贫弱衰败、无力抵挡外来侵略，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身心俱弱、一盘散沙。因此，要保种救国就必须革新人心，将愚昧懦弱的民众改造成合格的“国民”。严复批评中国国民“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强烈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民智者，富强之原”②，希图通过国民性的改造达到社会的改造，从而挽救民族国家于危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意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在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中，培养和塑造具备现代素质的国民占据重要的地位。梁启超明确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③他意识到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实为国民的竞争，“故言自强，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④。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进言，认为我国民智不开是国家败弱的根源，而日本的强盛则与其国民教育的发达有着密切关系，他说：“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⑤因此，他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⑥，培养能够振兴国家的国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接受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中的“国民性”理论，用以剖析与解决中国社会的弊病。在《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新民说》《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论中国人种之将来》等文中，梁启超明确地把中国的积弱归结为国民性的问题，批判中国国民文弱柔懦、私德堕落，缺乏国家思想、缺乏公共精神以及独立自由意志，是阻碍国家强大兴盛的主要原因。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以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国民为楷模，要求以“独立、自由、进取、团结”等品质作为现代中国国民的精神典范。在梁启超看来，所谓国民，就是指有国家思想，能够自己从事政治活动。①“国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实体与主体，“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②。只有将民族的成员整合为国家的国民，国家才得以成立，只有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才能抵抗外来民族合力推进的扩张，国民的素质严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为此，他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③。

在多数知识精英看来，教育是改造国民性的首要手段。在《新民说》一文中，梁启超推崇西方教育手段，强调义务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④，他以日本的教育体制作为参照，分析小学义务教育实行的必要性。梁启超对音乐的教育作用也是十分重视的，他认为音乐对于人的情感和精神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他强烈呼吁：“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⑤，将音乐与诗歌一同列为改造国民性的有效手段。

在一个“改造国民性”意识流行的社会里，音乐作为重要的精神生产领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社会意识的影响。音乐与“改造国民性”的关系在关于音乐的功能论述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也最为鲜明。音乐被赋予了振奋国民精神、提升国民道德的价值和功能，成为了拯救社会风俗、复兴中国的利器。自20世纪初始，此后的20年间，这种音乐观念始终占据着中国音乐思想的主流地位，这正是当时改造国民性思潮在全面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过程中对音乐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但是，这种音乐观念会影响和限制人们对音乐的意义和功能的认识，同时也会制约着音乐家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音乐在20世纪前半叶的基本走向。

20世纪初期，最先宣扬音乐对于改造国民性的作用的是留日知识分子，他们在创办的报刊杂志和出版的音乐教科书中，集中著文讨论音乐与国民性、民族国家关系。他们一方面以传统的乐教理论作为思想根源，一方面以西方音乐教育作为效仿的榜样，从而为他们所力主的将音乐作为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手段提供合法性的支援。执持音乐改造国民性观念的留日知识分子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释音乐的价值和功能。

二、“改造国民性”话语下的音乐功能论

（一）鼓舞国民之精神

1904年，胸怀“教育救国”和“音乐救国”抱负的曾志忞将1902年沈心工在日本江户留学生会馆发起组织的音乐讲习会改建为“亚雅音乐会”，这是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第一个音乐社团，“发达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为宗旨，表达了用音乐改造国民精神的理想。曾志忞看到“远自欧美，近自日本，凡言教育者，莫不重视音乐”⑥，联想到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盛况，他说：“吾国音乐发达之早，甲于地球，且胜于三代，为六艺之一，自古言教育者无不重之。”⑦他引尧舜“以乐助风教”“孔子听乐，三月不知肉味”等事例，试图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音乐对人的情感与精神的陶冶作用。可以说，“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这种勾连更加坚定了曾志忞对音乐在发挥人的情感方面所具有的特别优势的思想。他是这样定义音乐的，“乐之为物，可兴感，可怡悦”①，充分肯定了音乐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表达人的情感方面所具有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音乐一方面与塑造国民的精神、情感和道德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这必然决定了音乐必须具备“美”和“善”的性质。曾志忞将音乐分为“正的”音乐和“淫的”音乐，并严格区分二者的社会功能。他说：“高尚者有高尚之音乐，淫颓者有淫颓之音乐。故音乐足以敦风善俗，亦足以丧风败俗。前者得为美的引导，而后者得为恶的媒介。”②因此，他声言要努力发达“美”的、“善”的学校音乐，抵御“恶”的、“淫”的社会音乐，只有“美”“善”兼具的音乐才能够对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体国民发挥巨大的感召力和教化力。

有感于沈心工和曾志忞等人的音乐活动以及编写的学校唱歌集，李叔同编辑出版了《国学唱歌集》，主要选择《诗经》和《楚辞》中的古诗词，配以日本以及西洋的乐曲，试图重振乐教传统以改造处于“道德沦丧”的国民。1906年1月，他独立发行了中国最早的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在序言中以文言文体阐明了用音乐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宏愿，他说：“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③在杂志封页的中间谱写着两行乐谱，是法国国歌《马赛曲》，象征着革命和战斗的精神;右侧是赤红的罂粟花，意喻国民麻木的精神状态，体现了李叔同通过音乐唤醒国民、激励国民进取精神的用意。除此之外，他还亲笔描绘了乐圣贝多芬的画像，并刊登了《乐圣比独芬传》。画像中的贝多芬，有着蓬乱而浓密的头发，历经无数磨难依然刚强的脸庞，坚毅而果敢的目光，着实是一个坚强不屈的英雄形象。在传记中，描述了贝多芬倾注全力顽强地与命运搏斗，并不断地通过音乐作品的创作展现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精神的英雄人物。可以说，对贝多芬的介绍，与其说是基于他的音乐作品，不如说是他的道德精神与品质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塑造无疑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

“陶冶性情”“涵养德性”，在20世纪初期几乎成为留日知识分子挂在嘴边上的词语。活泼雄壮的音乐可以刺激人的精神，培育国民进取尚武的精神;高尚优美的音乐能够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提升国民的情感和道德境界，尤其是通过乐歌的歌词传播现代国民所应具有的道德品格。例如据学者对1904年沈心工编创的《学校唱歌初集》的歌词内容的统计，歌词的思想内容以表现“德育”为主。甲种唱歌8首歌曲中其中有6首歌词的内容与德育有关，《赛船》鼓励集体团结和竞争进取，《體操》宣传强健体魄和军国民思想，《萤》则歌颂对众生的仁爱之心;乙种唱歌的教学对象是高等小学和中学，以传播爱国精神和培养道德品质内容为主，《扬子江》通过歌颂祖国的自然风物激发爱国情怀，《何日醒》意在大声疾呼，激励国民奋起救国，《乐群》则宣扬合群理念和集体精神，塑造共同体的意识。④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成为了辅助现代国民的培育和现代国家的建设的工具。

（二）增长国民之知识

在留日知识分子看来，音乐具有种种不可思议之功能，能够“养道德、善风俗、助学艺、调性情、完人格”①。一个现代国民不仅必须具有高尚优美的人格，还必须具备建设现代国家的知识、思想和道德，除了近代新式教育中各种科目对知识、思想和道德的传授外，乐歌也成为了传播知识、思想和道德的载体。音乐教育者们要求，“盖学校之有唱歌，凡历史、地理、修身、理科、体操等各科目，无不寓于其中。能使儿童口舌之间，引起各科之旧观念，而得新知识，此一端也”②。应当指出的是，学堂乐歌之所以能够受到高度的重视，不只是因为它那种激昂雄壮的风格能够鼓动人心，亦或是它比中国固有的音乐更具进步性和科学性，更是因为它是一种融合歌词与曲调为一体的音乐形式，乐歌的歌词由于具有语义性和概念性，能够直白明确地表达具体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因此，音乐教育者们尤其重视歌词的创作，强调在乐歌中融入历史、地理、修身、理科、体操等内容来教育国民。

沈心工在《小学唱歌教授法》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学校唱歌的真正目的“不在乐谱而在歌词”③。剑虹在《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一文中指出音乐对于小学教育的重要作用有四方面，其中第一条就是：“以音乐输入科学也”，理由是“嬉戏娱乐，儿童天性。今以其性所最近者，唱歌之中，即输入以各种科学，儿童常常复习，了解自易”④。直至1915年黄炎培在为沈心工《重编学校唱歌集》作序时依然认为小学校教授唱歌，“选取歌词未能与他科联络”⑤是一种弊病。曾志忞在《乐典教科书》自序中，从学校和社会两方面详细分析了乐歌的功能。在学校，乐歌可以帮助学生“发音之正确，涵养之习练，思想之优美，团结之一致”⑥，这是从音乐给予人的专业素养和精神两方面的影响来肯定其作用。但是，他更看重音乐的教化功能，他认为“音乐有利于国也何如？曰：音乐之于学校改良儿童性质尚小，音乐之于社会改良一般人民性质更大”⑦。在社会，音乐能够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影响一般国民。首先，音乐可以培养国民忠孝、公德、自治、独立的道德;其次，通过将知识融汇到歌词中教授国民，以及辅助体育以培养国民尚武精神和强健国民体魄。概言之，在音乐教育中，辅助道德、知识和体育的功能占据着主导地位和首要目的，而音乐的艺术价值和学生的情感抒发则是居于次要地位。

（三）复兴中国之工具

清末以来，为了复兴中国，进而寻找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改造的方向，并将音乐作为手段教育和改造国民，是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的共同理想。剑虹在《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中国固守数千年之旧习不思振作，尤其是“自通商以来，欧风美雨，并趋东亚，外界刺激不为不深，而仍昏然贸然，毫不一思改革”⑧。他指出造成这种困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情感和意志的薄弱，“内之见同胞之痛苦不知恤，外之受强邻之欺侮不知耻”⑨。因此，他明确提出：“救中国者，舍教育何由乎”，更应注重对国民进行感情教育。剑虹认为音乐作为感情教育之一种，“含有美的方面及道德的方面之二方面。自美的方面观之，即养成纯美高洁之感情也;自道德的方面观之，即高尚儿童之品性，纯洁其思想，并养成爱国的感情也”①。为此，他主张要用音乐教育来进行国民性的改造。可见，剑虹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音乐教育重要性的强调，其最终目的在于国家的复兴，合群、进取、爱国等国民品格是音乐教育的重点，这些国民品格的选择和塑造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追求。

留日知识分子尤其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富兵强的繁盛景象，也见识了日本音乐教育事业的兴盛与普及，意识到音乐不仅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并且促使了日本的崛起。汤化龙感叹道：“自希腊开文明之幂，以音乐列教育之科，复经诸大家之发明，踵步后尘，遍及欧美。扶桑岛国，吸星宿之流而扬其波，音乐专科，永定学制。三尺童子，束发入塾，授之以律谱，教之以歌词，导活泼之神，而牖忠爱之义。浸淫输灌，养成能独立、能合群之国民，黑子弹丸，一跃而震全球之目。”②可以看出，音乐教育者们之所以如此器重音乐这门艺术，是立足于这种国家的文明和国民的精神由音乐的进步所决定的观念，音乐的意义在于对改造国民和振兴国家都起到重要的臂膀作用。于是，他们积极提倡将音乐纳入现代国家的教育体制之中，宣扬以音乐教育国民，能“导活泼之神，牖忠爱之义，于振兴中国之前途，其裨益必甚巨也”③，“凡所谓爱国心、爱群心、尚武之精神，无不以乐歌陶冶之”④。他们希望通过报刊、杂志等渠道向全体中国国民发出呼吁，通过创办学校和音乐社团，施行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号召国民接受教育和改造，如此种种，表明了他们为建设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屹立于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而“修养技术，磨练品格，忘食忘寝，无我无私”⑤的决心和意志。

三、结语

上述对于音乐功能的认识在清末时期留日知识分子的言论中被频繁地讨论、重复，近乎被奉为一种毋庸置疑的真理。音乐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积极参与了“国民性”的改造和建构工程，它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音乐的价值和功能不仅在于陶冶国民优美的性情和高尚的道德，更为重要的是，它肩负着塑造具有现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现代国民的历史重责。在这种功利目标的驱动下，国民个体的情感表达必须屈从于国家这个群体，音乐则被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中，作为一种“追求实用”的工具而存在。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这种实用主义的音乐观念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对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简介：叶洁纯，博士，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音乐系讲师。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8页。

②严复：《原强修订稿》，载《严复集（第一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第26-29页。

③④梁启超：《变法通议》，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一》，林志钧编，中华书局，1989，第10页、14页。

⑤{6}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载《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张静蔚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第99页、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