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俗交融：以“上元燃灯”为例

吴倩倩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430062）

一、雅俗交融

提起“雅”，我们自然会想到《诗经》中的大小雅。《毛诗》说：“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1]”作为首次出现在文学中的“雅”，不仅是纯粹的“言语”，更多地与礼乐政治相关，人们用文学化的语言来阐释礼乐文化影响下的礼则，诸如祭祀、宴饮之礼等。如《小雅·楚茨》就是对周王祭祀过程的描述。另一方面，就《诗经》中的大小雅本身而言，它们多是从民间歌曲中演化而来，是社会生活经过礼的检验、筛选、完善而成，最终获得“雅”的形式。

所谓“俗”，从构字法的角度来看，“俗”的左边是人，右边是谷，人食谷就是“俗”，也可以说，“俗”就是生活。人都是俗人，都是为了活着，无高雅、低俗的区分。但活着的有些人可以超脱物欲，可以在“俗”的背景下实现内在的超越，从而完成“雅”的转变，如文人、士大夫在此基础上提炼发展[2]，借“雅”来“陶冶神明”，从而“雅正人生”。

总的来说，雅以礼为内核，俗以物质为基础，二者彼此交融。“上元燃灯”在宋代审美化的过程极好地诠释了这种状况。

二、诞生于雅

“上元燃灯”能够诞生于“雅”，主要与祭祀有关，表现为灯火祭祀、佛道共祭。

灯火祭祀源于周礼的天地祭仪。“凡邦之大事，共焚烛、庭燎。”（《周礼·司烜氏》）所谓“焚烛、庭燎”就是指在院落之中堆薪烧柴，“以祀日、月、星辰”（《周礼·春官·大宗伯》）。因为认知的局限，中国古民往往将“天”视为一个“人格神”，地上人王作为集体小民的代表，行使与天交通的权利。这种状态发展到周初，随着政权的松动，周公“畏天显小民”，开始“制礼作乐”[3]。就“庭燎”而言，礼制规定“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礼记》），灯火祭祀就如此地被礼则化。所以有《诗经·小雅·庭燎》以“庭燎之光”、“庭燎晣晣”、“庭燎有辉”来写政通人和。

灯火祭祀能够演变为上元燃灯，“武帝祠太一”属于非常重要的一环。《汉书·郊祀志》有记载：“至武帝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以正月上辛日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4]”其行为与“周礼庭燎”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但“武帝郊祀太一”缓和了祭祀的肃穆气氛。因为汉武帝在上辛日“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其本意是纪念高祖，可武帝在灭南越之后，“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5]”，这种做法，使天的人格色彩在这里得到某种程度的淡化，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增添了娱乐化的氛围。

“武帝郊祀太一”能够做到上承下启，其中还有一个道教与佛教介入的环节，进一步突出了时间元素。

首先，“上元”这个称谓与道教“三元说”有关。清人赵翼《陔余丛考》记载：“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日，则自元魏始。……三元之说，盖即谦之等袭取张衡三官之说，而配以三首月为之节候耳。[6]”故北魏时期，正月十五“上元日”就已经以节候的形式特定的存在于民间信仰之中。

其次，“正月十五”这个时间的确立也受佛教“大神变”的影响。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到晋室南渡蔚然成风。此时佛教借玄学打开上层社会的通道，清谈名士也竞相借佛经来“陶冶神明”。故东汉、魏晋期间，佛教蓬勃发展。如《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每岁至如来大神变月满之日，出示众人。此时也，或放光，或雨花。玄奘注：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当此正月十五日也。[7]”进一步表明佛教在汉明帝时打入贵族社会，天雨繁花的奇观自然而然的伴随着燃灯供佛的礼俗被引入宫廷，从而出现了与后世上元相仿的节日气氛。发展到天宝三年，玄宗下诏：“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开坊市门燃灯，永以为常式。[8]”至此，上元节正式形成，并以“燃灯”为礼则。

这一阶段往往是“以礼为雅，以祭为主，稍顾民俗”，更多地围绕贵族统治阶层展开。

三、发展于俗

儒家提倡“民重君轻”，那么贵族为了巩固统治，促成“君民和乐相亲”的局面，就必然会主动打破“雅”，走向“俗”。除此之外，贵族在向下层输送自己文化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文化能够有所拓展，同时也因为人有对“俗”的天然向往。那么，“上元燃灯”从祭祀走向生活，是必然的。

首先，这种发展以打破宵禁为前提，。因为“崇阴恋阳”情结，宵禁制度被确立，严禁百姓夜间肆意游走聚会，以此来管理夜间城市。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变，唐朝有了“上元驰禁夜”的初试：“唯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9]”朝廷主动打破宵禁，允许都城百姓夜出赏灯游玩，催生了丰富的夜间生活。

随着宵禁制度的打破，各种物质要求集中地在上元节爆发，以灯饰、观灯活动为代表。

灯饰追求华美。《朝野佥载》云：“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绣，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凑之如花树。[10]”。“灯轮”作为节物，修“二十丈”高，所需要的原木数量是庞大的，且作为皇家修筑的观赏物，对原木品质的要求必然是严苛的。这意味着，单单就“灯轮”的主轴而言，就所费甚广，何况又装饰着“锦绣”、“金银”与“五万盏花灯”！

观灯活动追求多彩。如“灯轮”、“灯楼”、“灯山”，打造“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玩蹴鞠，踏索上竿……奇巧百端，日新耳目……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的视觉盛宴，多彩的娱乐活动“时引万姓山呼[11]”，满足了百姓娱乐化的追求。同时也会追求多元的节日饮食，如“面茧”、“焦”、“盘餐”、“圆子”。在游观之余，不忘品食之味。就这样“上元燃灯”自上而下地走向俗，不同于祭祀之时的敬畏，反而更增添了烟火味，促进了上与下的交流。

上元的繁华总是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关注。特别是唐人，如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这首诗描绘了长安城里的上元风光：华灯错落，城门也开了禁制，跨马的游人惊起一片尘土。花枝招展的歌妓一面闲游，一面唱着《梅花落》，好一个良宵！不过“以俗为雅”在宋代发展至顶峰。将俗事俗物写进诗中，虽然与唐人“赋诗纪事”有着相同的旨趣，但其目的是“归雅”，“以雅化俗”、“以理化俗”，追求理趣。至于原因将在第四部分具体论述。

总的来看，上层统治者为了“和乐相亲”，主动走向了“俗”。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雅俗”偏重物质，不过物质生活具有两面性，为了维持长久的“和乐相亲”，物质层面的“雅俗交融”就必须被拓展到精神层面，通过精神的超越来“雅正”人生。

四、归途是“雅”

“以俗为雅”、“以雅化俗”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化现象，如民俗，在文人士大夫的手中获得“雅”的形式，并创造性的为其赋予“雅正人生”的内核。诸如诗歌、话本、戏剧中出现的俗事俗物，无以不在为某种理趣服务。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晏殊的《正月十八夜》：“槿户茅斋雅自便，京华风味入新年。楼台冷落收灯夜，门巷萧条扫雪天。疾酒不闻花外漏，放朝仍得日高眠。何妨静习间中趣，欲问林僧结净缘。”按照宋朝律令，“上元放灯”起于十四、止于十八。按晏殊诗的描述，十八日夜晚，街市逐渐冷落，只有纷纷扬扬的白雪，没有了往日行人。“千蹄万轂无寻处，祇似华胥一梦回。”（《正月十九日京邑上元收灯日》）热闹衬得人更加孤寂了。不如寻找“静趣”，去竹林深处，拜佛听禅。豁达、洒脱、淡而不伤，浸润着浓郁的禅意，又呼唤着人心的“雅”，追求着永恒的超越。

宋人执著于“归雅”，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宋代对外积弱不振、对内积贫难疗的社会现状，造成了宋人现实的痛苦。如北方的强敌契丹无法驱除，对西北又鞭长莫及。因为宋朝以养士为主，也就导致了面对强敌只有割地、赔款的结局。同时也因为养士的原因，所费弥广，可以说宋朝内外交攻。这些现实痛苦最终只会落在宋人的肩上，却无力挽救。他们只能向内寻求安慰，从而产生了以朱熹为代表的修身养性的理学追求，理学为宋人安顿了个体灵魂。“外王”不足，只好追求“内圣”，追求“志、道、仁”。这正是宋人“归雅”的重要原因。

其次，“志、道、仁”需要渗入身心，就需要“优游于物”，“游心于物”，用生活的“艺”来愉悦身心，以期从外在自我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高度，获得内向的超越。宋人能够“化俗为雅”，正是受这种“游艺”、“玩物”的理学思想影响。因为任何物的审美意味都是人所赋予的，心念而已，“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12]”。

故上元燃灯因为文人情怀的寄托、理学思想的浸润，小小的烛灯也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审美外延，以至于“上元燃灯”与“宋人适情”得到了双向阐发。更重要的是宋人也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修养身心，在社会与自我心性之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最终完成了外在自我的内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