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异速生长的空间异质性及作用机理研究

张永芳,张跃胜,冯云廷

(1.新乡学院 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2.天津城建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3.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 言

中国目前城市化高速进程背景下,政府“驱赶型”城市化、大面积“贫民窟”形成、农村聚落“空心化”矛盾日益突出及“城中村”等系列问题的产生都反映出城市人地矛盾日益激化现象[1]。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与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直接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全域及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异速生长系数区域差异现状,对厘清中国异速生长系数的总体变化规律和人地协调关系的时空特点,协调各区域人地和谐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促进意义。

异速生长理论源于生物学,属于分形理论分支。分形理论主要研究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自相似性,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存在自相似的分形结构。异速生长模型是分形理论的一部分,用于研究城市人口和城市土地相互间的异速生长关系。国外学者研究主要以城市单个个体为研究对象,结合地理分形理论进行研究。Mandelbrot是分形理论的奠基人,首次指出维数可分观点,研究了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分维数性质[2]。随后,Batty等研究英国城市的边界线和分维特征、城市的交通网络分形特征以及城市的分形生长和空间扩展特征[3-5]。最后,Dutton等提出城市人口和城市地理面积之间符合异速生长幂指数关系,并认为城市能量消耗是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率,城市间人口流动是生物体的心跳率并和城市人口成幂律异速关系[6-7]。

国内学者对城市分形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李后强和艾南山提出正五边形城市市场网络分形模型,该模型代表中国城市地理分形研究开始[8]。陈勇等从分维值角度对中国主要城市的分维值特征与城市分形结构做研究,陈彦光和刘继生在对分形理论介绍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城市体系分形特征,提出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雪花模型,并根据城市分形理论进一步论证城市网络系统的DBM特征[9-10]。随后国内学者对城市人口—城区面积的异速生长模型以及个别城市是否符合异速生长模型,城市体系自组织方式的时空结构特征进行研究,发现城市之间自下而上的竞争合作关系可以进一步完善城市体系空间结构[11-12]。也有部分国内学者将异速生长模型与土地利用结构进行结合,并对研究区域的人口与土地异速生长关系进行分类[13-15]。

已有研究大多专注于对区域人口与土地是否符合异速生长模型的展开,未能系统解释异速生长系数区域差异的形成原因。哪些因素会导致异速生长系数产生区域差异,及以上影响因素会对异速生长系数产生怎样影响、影响程度如何界定等相关研究较为少见。基于此,本文以全国2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6—2016年面板数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异速生长模型,对中国2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异速生长空间分布特征、人地异速生长系数的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贡献度及异速生长地域分异的制度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以得出影响异速生长系数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共性特征,进而为人地关系协调健康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二、异速生长的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异速生长的研究方法

若将城市看成一个有机体,城市土地和城市人口分别代表该有机体的两个组成部分,则城市土地和人口异速关系生长方程可表示为:

A=K·Pb

(1)

其中A代表建成区面积,P代表城区人口。“异”指不同,“异速”即速度相异。由于城市土地和城市人口的相对增长速度的比值为常数,所以两个变量之间的绝对增长速度是不同的,即速度相异,所以称为“异速”。城市土地增量不是恒定不变的。根据土地管理相关政策,土地指标是根据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扩张情况来核定的。换言之,发展快的城市,可以得到更多土地指标。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按照国务院规定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或者其授权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建设用地和土地利用的实际状况编制。

城市异速生长就是研究区域人口和土地的相对增长速度的恒定比值大小。不同地区,比值不同,异速生长系数不同。结合异速生长系数,可以进一步考察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异速生长系数b属于维度范畴,从分形几何学角度解释,维度是一个相对性参量,城市人口的维数表示为Dp,城区面积的维数为Da,则维度b=Da/Dp。城市用地面积的维数平均值为1.7左右,城市人口的维数为2,得到b的值趋于0.85。并且通过实测及维度转化可得异速生长系数b在理论上的临界值是0.85。以0.85为界限,当b小于0.85时,为负异速生长。此时人口相对增长速度快于土地相对增长速度,城市土地利用趋于集约化,城市向高层发展;b大于0.85时,为正异速生长。此时人口相对增长速度慢于土地相对增长速度,城市土地用地出现粗放、浪费方式扩张,城市人口密度呈现下降趋势[16]。

在城市化过程中,为进一步清晰表明人地异速协调性关系,根据人口与土地的相对增长速度关系,进一步将正负异速生长类型细分为六类。第一类:正异速一级,人地基本协调类型。异速生长系数0.853,土地的相对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相对增长速度。第四类:负异速一级,人口明显扩张类型。土地相对增长速度低于人口相对增长速度,异速生长系数0.5

(二)数据来源

主要选取2006—2016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数据起始于2006年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第一,《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于2006年取消非农业人口统计标准。为保证指标一致性,将2006年作为起始年。同时,从2006年起,中国进入城市化中期发展阶段,城市化率水平高达44.3%。土地的快速扩张使得耕地面临巨大压力,同时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深化。人地协调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持续与健康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第二,建成区面积是城市实际建设用地所能达到的范围,一般指建成区外轮廓线达到的范围,即城市的实际建设用地达到范围。建成区面积是城市行政区内实际成片开发、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基本区域,用建成区面积来表征土地的相对生长速度。从城市开发程度划分,城市土地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城市建成区的土地,即城市已经开发的土地;第二,城市规划区的土地,即按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要发展的土地,包括郊区的农田和村镇等;第三,城市行政区划内的土地,包括城市市属县范围内的土地。上述三个层次,构成城市土地面积,各种经济活动在此有限空间中进行。本文用建成区土地面积的相对增长速度,是因为建成区土地是人口扩大的主要承载地。用它来代表土地相对增速,比规划区土地和行政区土地更准确。第三,城区人口是城市建成区内的人口,并且和建成区面积相对。城区人口是城市人口最精准的概念。城市规模的大小由城市建成区人口规模大小决定。

结合样本最优及研究期间最优原则对地级市样本进行选取,为统一量纲,部分变量在实际模型中进行对数变化。同时为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剔除多年缺失数据的地级市,对个别城市样本给予样本删除或插值最终形成2006—2016年中国2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

三、异速生长的空间分布及特征

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计算中国2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异速生长系数的莫兰指数,分析中国异速生长系数的空间分布差异性特征。中国2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2006—2016年期间异速生长系数空间莫兰指数为0.394 7,并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莫兰指数为正,表明中国各地级市之间异速生长系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

全国2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根据莫兰指数可以分成四个象限:H-H高高集聚区即异速生长系数较高城市被异速生长系数高的城市包围,L-H低高集聚区即异速生长系数高的城市被异速生长系数低的城市包围,L-L低低集聚区即异速生长系数低的城市被异速生长系数低的城市包围,H-L高低集聚区即异速生长系数低的城市被异速生长系数高的城市包围,以上四个象限分别反映不同的城市人地关系类型及各人地异速空间分布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各地区异速生长系数莫兰散点图空间分布

第一象限H-H高高集聚的城市空间上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该区域主要以异速生长系数较高城市为主,土地的相对增速较快,多是土地显著扩张型城市和土地明显扩张型城市。在空间上由北到南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北部、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和广东省份内。

第二象限L-H低高集聚区的城市,指以较低异速生长系数为中心,周边被较高异速生长城市所包围。其中,中心城市主要为人口快速增长型城市,人口相对增长速度高于土地相对增长速度,异速生长系数较低;周边城市被高值异速生长系数城市所包围,多为土地明显扩张和土地显著扩张城市。空间上主要分布在具有特殊行政区位的城市,具体有北京、上海、郑州、深圳这样的超大城市。

第三象限L-L低低集聚区的城市,多为人地收缩类型。以上城市异速生长系数整体低下,空间上多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空间分布上具体在新疆西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吉林、贵州、云南、青海和甘肃以上城市。以上多为资源性城市,当资源枯竭时,出现人口大量流出,致使人口数量下降,异速生长系数低下。

第四象限H-L高低集聚类城市,表示拥有高值异速生长系数的城市被拥有低值异速生长系数的城市包围。空间上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中部、宁夏、云南和贵州地区。整体高值被低值包围的城市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以上城市多是毗邻人地收缩区,因而异速生长系数相对较高。

四、异速生长系数区域差异成因分析

在异速生长系数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基础上,结合2006—2016年面板数据,对异速生长系数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深入分析,得出影响异速生长系数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共性特征,进而为协调人地关系健康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一)异速生长地域差异的制度作用机理

城市地理区位和土地市场化率是影响异速生长系数主要因素,两者相互助力共同改变人口和土地异速生长关系状态。

城市地理区位主要对人地异速关系中“人口”部分发生作用,土地市场化率主要对人地异速关系中“土地”部分发生作用,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相对增长速度变化即异速生长系数变化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人口土地异速生长关系作用机理

“人口”和“土地”两个组成部分共同作用人地异速生长关系,其中“人口”部分由城市地理行政区位、大城市发展战略、公共服务质量共同作用。城市人口的流入主要由该城市的城市竞争力水平和城市辐射力水平决定。较强城市竞争力会增强人口的凝聚力,人口流入引致该城市人口相对增长速度提高。当人口相对增长速度特别高并大于土地相对增长速度时,异速生长系数下降,异速生长类型此时由正异速生长转变为负异速生长,即图的左半部分。

城市辐射力和城市竞争力的增强会提高该城市对人口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将提高人口的相对增长速度。异速生长系数在人口相对增长速度大且大于土地相对增长速度时会有下降趋势。若异速生长系数特别小且小于0.85时,城市人地异速生长关系将发生转变,由正异速生长转化为负异速生长。此时土地利用呈现集约现象,且城市向高层发展。

“土地”部分由分税制制度改革力度、政绩考核指标和土地市场发育状况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由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会扭曲城市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土地扩张和分税制改革力度关系紧密。同时,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受到土地市场发育程度影响。城市土地扩张速度由分税制制度改革力度、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和土地市场发育状况三大因素共同作用,即图右半部分。结合异速生长模型理论,土地相对增长速度大于人口相对增长速度时,异速生长系数有上升趋势。当异速生长系数足够大且大于0.85时,城市人地异速生长关系由负转为正。异速生长系数上升,土地利用呈现粗放型趋势,城市向低层发展,即图的下半部分。

中间部分表示人地异速生长关系由“人口”和“土地”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城市土地在人口快速集聚到城市过程中起到承载作用,城市人口对城市土地构成需求,城市土地面积同时被驱动扩张。城市土地扩张和城市人口增长共同改变人地异速生长关系,城市人地异速生长关系由此变化,循环往复。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将各城市异速生长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对2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拟合,得到各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值。

影响异速生长系数的因素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因此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考虑从影响异速生长系数高低进行,本研究认为以下变量可能是人地异速生长系数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1.城市地理区位

拥有特殊城市地理位置的首位城市,类似首都和省会城市,具备较强经济辐射力和“强省会”城市作用影响力,人口和土地的相对增长速度和其他非特殊行政区位城市具有明显差异。根据此特性结合虚拟变量来表征城市区位特性,具有特殊区位特征的城市如首都、省会、直辖市和经济特区城市,将其值赋值为1,其余城市赋值为0。本研究以行政区位虚拟变量(area)来反映城市行政区位差异,考察其对异速生长系数的实际影响。

2.土地市场化率水平

土地市场化程度主要通过土地市场化率指标衡量[19]。结合土地市场化率计算模型,得到研究2006—2016年中国2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土地市场化率水平(landmarket简写LM),测算土地市场化率计算模型如下:

(2)

土地市场化率LM是衡量土地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土地市场化率是影响人地异速关系的重要因素。土地市场分为一级和二级市场,土地市场化率高的城市,土地相对扩张速度较快。Wi为权重水平,其中i为h、x、z、p和g,分别代表一级市场上土地划拨宗数H、土地协议宗数X、土地招标宗数Z、土地拍卖宗数P和土地挂牌出让宗数G的权重。二级市场土地交易的宗数和权重分别为LT和W。对市场化权重Wi做如下确定,土地二级市场是一个相对完善市场,因此其权重W直接赋值为1;土地一级市场主要根据出让价格与正常市场价格相对值确定,划拨基本为无偿获取,权重设为0。协议方式出让土地的平均价格为正常市场价格的0.2左右,因此权重设为0.2,招标、拍卖及挂牌的价格与市场价格接近,权重设为1。

3.人力资本能力

能否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是促进人口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基础教育机构先进程度和完善程度更是大多数家长选择居住地的重要原因。大量人口涌入高质量教育区域,将促使该地区人口和土地异速生长发生变化,进而改变人地异速生长系数。将各城市中小学教师数量(human capital简写HC)作为衡量基础教育变量的指标。

4.自然资源禀赋

由于受到“资源的诅咒”影响,某地区自然资源初始禀赋和该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反方向变化趋势[20]。自然资源充沛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人地关系相对变化速度也相对减缓;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经济发展却较为迅速,人地关系相对变化速度也相对活跃。据此某地区自然资源禀赋情况用能源产量(resouce endowment简写RE)表示。

5.公共基础设施

由于受到“大城市战略”影响,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其城市规模相对较大,反之亦然。基础公共设施可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社会性基础设施和生产性基础设施。在生产过程中,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加快社会发展速度。经济发展产生的外在力必定促使本区域人口和土地绝对数量发生变化,从而人口和土地相对关系发生改变。本研究以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反映基础设施(infrastruct)供应情况,进而表示城市发展规模大小。

将影响城市人口与土地相对增长速度关系的各个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最终得到影响异速生长系数的计量模型:

(3)

Bit为因变量,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异速生长系数。Xk分别表示各影响因素,具体为areait、LMit、lnHCit、lnREit、lninfrastructit,分别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城市地理区位、土地市场化率水平、人力资本能力、自然资源禀赋和公共基础设施变量。δi、ζt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有三种估计,即混合效应估计(OLS)、固定效应估计(FE)和随机效应估计(RE)三种。若个体效应不明显,则使用混合估计;若个体效应明显,则使用固定效应。随后在确定固定效应估计优于混合效应估计后,根据Hausman检验判断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

(三)异速生长系数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利用城市人地异速生长系数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2),结合面板数据,运用stata12.0软件进行相应的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异速生长关系回归结果

表3 西部和东北地区异速生长关系回归结果

运用计量模型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进行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根据Hauseman检验结果,全国通过1%显著性检验、东部与东北通过5%显著性检验。因此全国、东部和东北三个地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部、西部没有通过检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1.城市地理区位对异速系数的影响

城市地理区位变量估计值为负,表明具有特殊行政性质的城市如首都、省会、直辖市和经济特区异速系数普遍低。较低的异速生长系数对应高人口增长速度和低土地扩张速度。特殊行政区位城市是经济、文化、政治和教育中心,大量人口的流入促使以上城市呈现人口集聚现象显著。

四大板块中东北地区改变量参数估计值最低-4.935,东北地区由于大量人口流失使得人地收缩现象明显,因而东北异速生长系数最低,具有特殊行政地理区位的城市和一般城市异速生长系数相差较大。从2006—2016年,东北三省内部呈现人口流失严重,并伴有逐年空间扩张状态。吉林和辽宁的省会周边城市是人口主要迁出城市,其次为伊春、舒兰和九台资源枯竭型城市。东北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失促使该地区具有特殊行政区位城市和一般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差距较大,参数估计值最低。

城市地理区位参数估计值稍高的是东部地区,参数估计值为-2.665。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东部地区地表平坦、交通方便,较早的开发历史促使东部地区工农业迅速发展,并形成中国经济的发达经济带。东部“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引擎。发达的经济吸收大量人口流入并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东部上海、苏州、杭州和深圳等城市地理区位较特殊,异速生长系数低于东部其他城市。

中部和西部城市具有特殊行政级别城市与其他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差异较小,地理区位参数值处于一般水平,分别为-2.530和-1.059,主要由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致使具有特殊行政级别的城市不具有显著的级别优势。这些城市在吸引人口和土地扩张方面动力不足,使得中、西部特殊行政级别城市和其他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差别不大。

全国范围内城市地理区位系数同样为负。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特殊行政地位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低于一般城市异速生长系数现象普遍存在。首都、省会、直辖市的人口集聚现象明显,异速生长系数低。

2.土地市场化率水平对异速系数的影响

土地市场化率的系数为正值,主要是由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到重要作用。中国目前土地市场化发展态势为东快西慢,不同地区土地市场化率对异速生长系数影响不同。土地市场化率变量参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均通过不同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参数估计值为正表明土地市场化率和异速生长系数之间有正向变化关系。同时,土地市场化率和其他变量相比参数估计数值较大。全国、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的土地市场化率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2.981、3.845、3.735、3.552和2.41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市场化率和异速生长系数同方向变化,并且是影响异速生长系数改变的重要因素。土地市场化率低的地区异速生长系数小,反之亦然。

土地市场化程度分为高级市场化水平、较高级市场化水平、中级市场化水平、较低级市场化水平和低级市场化水平五级水平。东部地区市场化城市水平总体较高,中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属于中等水平。土地市场化率高,土地交易频繁,土地扩张速度加大。对应中国异速生长系数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现象,表明东部地区土地市场化程度高,土地市场交易频繁,土地相对扩张速度快;西部地区土地市场化程度低,土地交易不活跃,土地相对扩张速度慢。

3.人力资本能力对异速系数的影响

人力资本能力参数估计值全部为正数,且中国与四大板块都分别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能力参数估计值相对较高。人力资本特别是基础教育对人口迁入呈现U型影响效应[21]。基础教育促使人口流入加速。人口在以教育为动力的促使下不断进行迁移,人口的流入使城市土地面临扩张压力。土地生长速度上升致使异速生长系数不断升高。

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特别是教师数量是表征某区域可获得优质教育机会的重要变量。城市丰富与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促使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强弱直接关系到人口流动的速度与方向。中国人口城市化迁移的主要动力是教育迁移,根据教育资源可对人口空间分布进行合理优化。人口一般以市辖区为核心形成集聚区,由市辖区可集中供给人力资本和公共资源。因而,以教育为原始动力的人口迁移使土地扩张面临巨大压力,土地生长速度的不断提升,促使异速生长系数增大。

4.自然资源禀赋变量对异速系数的影响

自然资源禀赋在全国和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参数估计值为负,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参数估计值小。较小的参数估计值表明初始资源禀赋对异速生长系数的影响特别小。由于受到“资源的诅咒”原理的影响,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对资源有较强的依赖性,因而经济增长速度慢,自然资源反而成为限制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资源贫乏的经济体其增长速度快,资源匮乏的经济体为摆脱经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限制更多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经济快速发展[22]。资源禀赋较为匮乏地区,根据“资源的诅咒”原理,经济一般较为活跃。活跃的经济必定会存在较快的土地增长速度,因而异速生长系数大的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会低。自然资源禀赋和异速生长系数两者呈现反向变化关系。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自然资源丰富,西部和中国东部、中部及东北地区相比,异速生长系数整体较低,土地和人口变化绝对量小,两者相对增长速度低。东部地区虽然资源相对匮乏,但经济发展迅速,土地生长速度快,因而异速生长系数高,总之自然资源禀赋和异速生长系数成反方向变动关系。

5.公共基础设施对异速系数的影响

公共基础设施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公共基础设施对异速生长系数有正向促进作用。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高,表明基础设施和异速生长系数间有强相关关系。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异速生长系数较大,基础设施匮乏地区异速生长系数较小。18世纪,亚当·斯密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认为市场范围可由交通条件的改良扩大范围,更大的市场范围对区域间的分工合作及生产率的提高有积极促进作用[23]。刘易斯指出凡是靠着海或者江河之便的国家,贸易最发达,财富增长得也最快[24]。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与运输成本、积极改善区域间的分工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贡献主要表现为结构效应、投资效应和环境效应。结构效应可加快基础设施产业的结构升级和促进其他产业结构升级,并带动经济全面增长;投资效应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并提高基础设施服务性能,同时改善工作环境和降低经济成本;环境效应指基础设施可以不断推进人类生存环境的优化和安全度的提高。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因素,基础设施完善地区,经济发展长足,土地和人口变化量较为活跃,异速生长系数较高;反之,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异速生长系数偏低。

(四)人地异速生长系数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析

1.方法的选取及结果

以上回归结果分析了异速生长系数的影响因素,但是各影响因素对异速生长系数的区域差异贡献可通过Shapley值分解法获得。表4和表5罗列了2006—2016年全国及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各个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部分差异贡献程度。在方程估计完成后主要通过测度去除某一个解释变量后,方程的估计效果变化,将新得到的变化数值与原有估计值比较,进而得到去掉某变量对方程贡献度的大小。

表4 2006—2016年全国和东部地区异速生长区域差异的贡献分解

表5 2006—2016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异速生长区域差异的贡献分解

2.影响因素贡献度分析

城市地理区位、土地市场化率、人力资本能力、自然资源禀赋和公共基础设施在全国和四大板块内对异速生长系数贡献度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城市地理区位是影响异速生长系数的重要因素。城市地理区位的贡献度在全国和四大板块水平居中并且较为稳定。城市地理区位因素主要表现在研究区域的政治和经济差异,具有特殊行政区位的城市在人口生长速度和土地生长速度方面较为活跃,因而异速生长系数和其他城市相比区别明显。

土地市场化率除东部外,在全国及四大板块所有影响贡献度中排名均为最高,土地市场化率是影响异速生长区域差异贡献度的首要因素。目前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土地市场化程度较高,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土地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土地市场化完善程度对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及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能力在全国及东、中、西和东北地区排名居于中下;其人力资本能力贡献度基本在10%～20%之间,人力资本积累关系到人口流动强度与方向,优质教育资源是促使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教育构成人口迁移原动力,进而促进土地面积扩张。人力资本能力是影响异速生长系数贡献度的驱动因素。

自然资源禀赋贡献度在全国范围内排名属于中下等水平。中部和西部相对靠前,东部和东北排名相对靠后。西部自然资源禀赋贡献度最高和其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自然资源禀赋是影响异速生长区域差异贡献度的不可获取因素。资源匮乏地区经济增长迅速,土地利用开发活跃,人地异速系数较高;资源充沛地区经济增长迟缓,土地利用开发迟缓,人地异速系数较低。中国自然禀赋的东富西贫也影响了异速生长系数的规律性变化。

公共基础设施贡献度在全国相对靠前,东、西部地区居中,中部和东北地区排名相对靠后,公共基础设施对异速生长系数影响较为稳定,充足的公共基础设施可以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进而活跃经济区的人地关系相应变化,异速系数进而改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分析了中国2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地异速生长系数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定量分析了城市地理区位、土地市场化率、人力资本能力、自然资源禀赋和公共基础设施对异速生长系数指标的区域差异影响和贡献程度,进一步对异速生长系数变化机理进行剖析。研究结果发现:

第一,各地级市异速生长系数的空间自相关性较强,空间集聚现象较为明显,“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态势显著。大量城市处于莫兰散点图第一象限的H-H集聚区,主要为土地显著扩张型和土地明显扩张型城市,空间分布在中国的东中部地区。

第二,在异速生长系数影响因素中,城市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禀赋对异速生长系数指标起到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市场化率、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基础设施对异速生长系数指标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城市地理区位和土地市场化率两个影响因素的显著性程度较高。

第三,夏普利值分解结果显示土地市场化率和城市地理区位是影响异速生长系数差异的重要因素。土地市场化率在全国范围内对异速生长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3.89%,是影响异速生长因素中贡献度最高的因素。行政区位在全国范围内对异速生长系数的贡献度达16.19%,在贡献度中排名第二。土地市场化率和行政区位是影响异速生长系数稳定性强和贡献度高的两大因素,各个区域异速生长系数的差异是各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四,城市地理区位、大城市发展战略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三大要素共同作用人地异速生长关系中“人口”部分;分税制制度改革力度、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及土地市场发育状况三大因素共同作用人地异速生长关系中“土地”的部分。城市“人口”与“土地”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并改变城市人地异速关系类型。

因此,针对不同人地异速生长关系特征的地域之间提出以下建议政策。第一,东部发达地区合理安排不同用地性质土地,通过土地置换及功能组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有限的稀缺土地效用最大化发挥。第二,中部地区属于经济赶超区,应合理规划城市发展边界,加快实施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力度[25-26]。同时中部经济赶超区还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27]。加快城市化的进程速度,根本上是加快赶超地区城市群建设,加快人口与产业集聚发展,降低公共服务成本、节约资源,加强集聚经济带来正面溢出效应。第三,西部后进地区应加快土地市场化建设进程,土地市场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利于土地高效配置,对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应完善西部土地利用规划,严格制定土地使用规划,按照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的开发流程合理使用土地,避免盲目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