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与中国应对

靳晓哲

摘  要：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并非一种偶发性、孤立性的国际表达，而是在对华战略的不断调整进程中，美国政府与“疆独”势力逐渐走近并相互利用的结果。基于身份定位、议程设置、框架建构的路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逐渐产生并形成体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与其所处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其本质是以“疆独”分子所谓“悲情经历”为基础、以价值观渗透为目的的霸权话语体系，带有明显的工具属性。我国必须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认清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将长期存在的特质，建构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处理好去极端化与长期建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维护核心利益、国家安全同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相结合，同世界各国一道同破坏、污染国际秩序的行为作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关键词：美国涉疆政策;话语霸权;人权话语;“疆独”;反分裂

近些年，美国在所谓“涉疆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展开了新一轮的“批评与指责”。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先后举办了五场所谓“中国新疆人权问题”学术研讨会。2020年9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旨在全面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1]。2021年1月19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发表了诋毁新疆的声明[2]。美国政府、学界以及新闻媒体等频频以所谓“人权话语”方式，对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进行“批评与指责”。这一现象既非偶发性的，也非孤立性的。作为一种国际表达，这种“人权话语”的表达有其内在逻辑关系和特定目的。那么，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何时出现、如何生成并不断强化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所隐含的逻辑关系与本质是什么？我国应如何认识和应对？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探究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并为我国的应对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

一、既有研究视角及问题的现实性

目前，有关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研究并不丰富，特别是理论层面的分析与探究较为欠缺。学术界有关该主题的探讨大体可分为历史、政治以及传播等三大视角。历史视角的研究多集中于美国介入新疆的历史与政策方面，探讨二战前、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的美国涉疆政策等。从历史上看，美国对新疆的关注与渗透可追溯至二战期间，而且这种关注与渗透是长期的、缜密的，始终贯穿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之中。有的学者指出：“近现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每个重要时期，几乎都在新疆留下了足迹。”[3]政治视角的研究多集中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人权”表达。将“人权”与外交相结合，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惯用手法。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批判是一种典型的策略性人权批判，而且美国的对华人权政策是逻辑严谨、框架完整、目标明确的一整套战略工具[4]。传播视角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话语的探讨与分析方面，主要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对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的显性或隐性结构关系等进行分析。有的学者通过研究《纽约时报》中的涉疆报道，发现新闻报道中的涉疆话语批评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具有高度一致性[5]。

整体而言，学术界直接针对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研究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多数学者将“人权话语”视为美国涉疆政策的一部分，更多关注整体性探究而忽视了对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研究。不可否认，涉疆人权话语是美国涉疆政策的一部分，但它更是美国人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探究与关注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对把握美国涉疆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与人权话语相比，很多学者认为权力政治更能反映美国涉疆政策的本质，这造成了对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研究的重视不足。在国际关系中，权力政治范式占据重要地位，但这与通过话语展开研究并不矛盾。“在社会世界中，表述和话语无处不在，因此适当地对话语表述进行研究，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真正地触及真实世界。”[6]人权话语已经成为美国涉疆政策的重要表达方式，厘清其历史演进、生成机制与逻辑内涵等，对我国的有力应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个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7]我国的“挨骂”问题主要体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人权“诋毁和批评”上，特别是针对新疆的人权批评话语逐渐增多。以美国发布的所谓“中国人权报告”为例，1999年至2019年提及“新疆”的次数大幅增加，且处于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之中。近年来，美国炮制了有关新疆的所谓“三强人权议题”（强制劳动、强制拘留、强迫人口控制），煽动西方世界对我国新疆政策的干涉与“指责”，严重误导国际社会对新疆的认知。2020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指责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了所谓“人权侵犯”[8];10月，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托弗·霍伊森联合39个国家，向联合国大会第三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对新疆等近来的所谓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9];11月，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鲍勃·瑞伊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所谓“迫害”行为[10]。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频频“指责”新疆所谓“人权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我国国际形象，更助长了“疆独”分子的嚣张气焰。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目的的误导，在某种程度上挑拨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線国家的关系，给我国的对外交往、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造成了极大伤害。可见，探究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具有重要现实性。一方面，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并非偶发性、孤立性表达，而是渐进性、持续性、长期性的一种话语体系。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带有明显的价值预设，意在通过对人权的批评干涉我国内政，即通过输出西方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试图扰乱中国、遏制中国，甚至改造中国。另一方面，新时代的新疆建设需要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美国的诋毁与指责抹黑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了新疆地区的发展。深入剖析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体系，特别是从理论层面探析美国涉疆人权话语背后的逻辑关系与本质，有利于维护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为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提供参考。

二、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历史演进

美国在政治上介入中国新疆，始于20世纪40年代[11]。这一时期，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美苏合作的背景，美国介入新疆事务更多是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并未涉及所谓人权问题。冷战期间，在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下，美国政府的重心集中于苏联，因而未过多涉及新疆议题。直至1977年1月，卡特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捍卫人权”，并誓言要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的基础[12]。此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人权话语逐渐增多。“人权外交”的核心是以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将对他国人权状况的判断作为是否与其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标准。尽管“人权外交”的出现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但自此开始，人权便成为美国外交话语中的重要内容，并延续至今。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安全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其转而更加注重价值观输出。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涉疆人权话语逐渐产生并不断发展。

自冷战结束至2000年美国发布第一份所谓“中国人权报告”，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萌芽期。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离运动和“双泛”思潮等不断复苏，境内外的“疆独”分子开始活跃。以1990年4月5日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为先导，1992年2月5日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1993年南疆地区系列爆炸案、1995年7月7日和田骚乱事件等[13]，都是“疆独”分子开始活跃的有力证明。与此同时，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强，且支持方式逐渐公开化。美国政府通过“批评”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会见“疆独”组织头目等，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影响[14]。特别是美國国会开始以所谓听证会、报告等形式频频为“疆独”分子造势。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启所谓“新疆工程”项目，妄称“不能把新疆问题视为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其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5]。自此，“疆独”问题逐步国际化，而美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动角色。“疆独”势力逐渐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融合。

自2000年美国第一份所谓“中国人权报告”的发布至2005年热比娅的外逃，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形成期。美国第一份所谓“中国人权报告”开篇即污蔑中国是一个所谓“独裁主义”国家[16]。1999年8月，热比娅因“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此后，美国针对新疆的人权话语渐成体系，且对“疆独”分子的支持走向政治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所谓“中国人权报告”的发布成为“惯例”，且频繁“指责”中国在新疆等地区存在严重的所谓“侵犯人权”行为;其二，美国政府、国会、非政府组织等采取了高度一致的人权立场。比如，2001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反恐怖主义协调员弗朗西斯·泰勒表示，美国“不承认‘东突为恐怖势力”[17]。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等也不断以所谓报告、决议案等形式，在公开场合“指责”中国在新疆存在所谓“侵犯人权”行为。2004年9月14日，部分“疆独”势力在华盛顿宣布成立所谓“东突流亡政府”。至此，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权成为美国涉疆政策中的重要表达，涉疆人权话语渐成体系。

自2005年热比娅外逃至2016年前后，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活跃期。2005年3月，热比娅借机逃亡美国，并成为“疆独”组织的头面人物。2008年11月，在第二届“世维会”上，热比娅当选为主席。基于其特殊身份，这一时期美国涉疆活动众多，且主要集中于对中国新疆的所谓“人权指责”方面。一方面，热比娅频繁出现在美国国会所谓“听证会”上，以“现身说法”的形式向美国政府和公众传达自己“受迫害”的谎言;另一方面，带有明显官方背景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不断加大对“疆独”组织的资金和舆论支持。2009年5月，“世维会”在美国国会大厦南会议厅召开会议，且多名美国众议员、参议员均参与其中[14]。“七·五”事件发生后，美国刻意忽视大量平民无辜受害的事实，继续对新疆所谓“人权问题”施压。7月7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甚至妄称中国应“保护和平的示威活动，并以对话取代强硬”。这一时期，利用热比娅因素，美国在国际社会四处高唱所谓“保护人权”的基调，站在所谓“道义”制高点频频“指责”中国。

自2016年前后至今，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升级期。美国歪曲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政策，以所谓“拘留营”“监视营”等丑化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并且在人权话语的“批评与指责”上不断升级。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升级，与德国人郑国恩[ 2016年之前，郑国恩并未关注或从事过有关新疆的研究，仅在2007年以游客身份游历过新疆。郑国恩根本不是所谓“专家”，而是一个带有特殊目的、西方反华势力豢养的“打手”。]的大肆鼓吹与评论密切相关。自2016年底开始，郑国恩开始在其推特账号上频繁发布、转发有关新疆的虚假言论，自称掌握了所谓“能证明中国在新疆实施监视的官方文件”，成为西方所谓“新疆专家”。自此，新疆所谓“拘留营”“监视营”成为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关注重点。郑国恩的涉疆言论引发西方关注之后，他开始游走于美国学术界、政界、新闻界，不断在所谓学术研讨会、采访等公开场合露面。美国在涉疆人权话语上逐渐升级，开始使用所谓“种族灭绝”“文化灭绝”等表述。2020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一场线上讨论会中妄称“中国在新疆对待穆斯林的方式接近所谓的‘种族灭绝”[18]。2020年11月9日，“世维会”主席多力坤叫嚣“美国继续重视人权，并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杜绝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而努力”[19]。至此，“文化灭绝”“种族灭绝”等已经升级为“疆独”组织与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重点内容，并且在“指责力度”“批评频数”和危害性上都有明显升级。

三、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生成机制

对人权、话语、人权话语的界定，是探究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基础。通常而言，人权指人的普遍权利，或普遍的人类权利。这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受种族、性别、国籍、族裔、语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等的影响。而话语属于语言学或哲学层面的概念，通常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是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在米歇尔·福柯的研究中，话语是语言和言语结合而成的一种丰富且复杂的社会形态，且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由于话语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或呈现的，因而话语具有社会性与主观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人权话语可以被界定为围绕人的普遍权利而产生的、与社会权力关系相缠绕的一种社会表达或形态。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指的是美国围绕所谓新疆的“人权话题”而产生的一种带有负面倾向的国际社会表达。与话语的特征相类似，人权话语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立场。概言之，国家间的话语表达并不能脱离国家间关系而单独存在，而且这种表达更多是主动言说的结果，而非基于特定事实的描述。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叙事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被用来是否重现真实事件发展过程的中立话语形式，而是需要涉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选择，这些选择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甚至特定的政治意义[20]。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实际上是美国主动选择或建构的结果，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含义。

美国对新疆问题的介入及干涉，并非一开始就指向人权。人权也不是美国涉疆政策的起点，而是在后续发展中基于“国家需要”的一种特殊表达。冷战结束后，“疆独”分子在国际社会的活动逐渐活跃，同时美国在战略上越发重视中国。二者的“不期而遇”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具体来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生成机制，大体遵循身份定位（谁来言说）、议程设置（言说什么）、框架建构（怎么言说）的基本路径，且三者之间顺次而行、缺一不可。

第一，身份定位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生成的第一步，也是美国与“疆独”势力两者身份“合二为一”的过程。表面上看，涉疆人权话语的言说主体是美国，但实际上，其隐性主体是“疆独”势力，二者的有机结合是其产生的首要基础。具体而言，新疆是美国眼中的“他者”，而“疆独”势力则视新疆为“我者”。从逻辑上看，美国对新疆人权的单一言说不具有合理性，因为一个针对“他者”的言说行为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冷战后“疆独”势力渐趋活跃，并与美国逐渐“走近”。早在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就秘密接见了“疆独”组织头目艾尔肯·阿布泰金，并表示将像对待涉藏问题一样重视新疆所谓“人权问题”;1995年美国副总统戈尔私下会见“疆独”流亡分子玉赛因·卡日，希望他们以人权名义组织境外的“疆独”分子[3]81。从“疆独”势力层面看，“疆独”势力视新疆为“我者”，并且自视为受到中国政府“镇压”“迫害”的“我者”。冷战后“疆独”势力迫切希望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而“疆独”势力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合法性，或未取得参与国际社会交往的主体地位，其单纯的国际言说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所谓“我者”与“他者”的结合，既赋予了美国言说的合理性，又解决了“疆独”势力寻找国际支持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与“疆独”势力逐渐走近，奠定了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生成基础。

第二，议程设置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生成的第二步，同时是美国以“新疆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体现。通过回顾美国介入新疆事务的几个阶段可知，“人权话语”并非一直存在，而是在美国与“疆独”势力紧密结合的过程中被不断强化的。这一议程是如何设置的呢？其一，冷战后人权成为美国推行民主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且其对华“人权攻势”不断加强。“人权外交”或“价值观外交”的全面展开，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产生的必要条件。其二，“9·11事件”导致美国对“疆独”势力支持方式的转变。“9·11事件”后，美国开启全球反恐战争，这就决定美国不能再以公开方式支持“疆独”分子实施暴恐活动。这可能会将美国置于国际舆论的不利境地。在这种背景下，以“人權话语”包装对“疆独”势力的支持，成为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不断拓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三，“疆独”势力内部出现分化，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渐进疆独”派得到了美国的青睐。2004年4月宣告成立的“世维会”主张以所谓“非暴力”方式，鼓动国际社会依托“人权”等武器对中国进行“批评”，谋求“渐进疆独”[21]。基于此，美国巧妙地将新疆问题转换为所谓“人权问题”，并以新的议题属性为载体，开始大肆干涉新疆事务。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仅为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议程设置提供了条件，更加速和推动了美国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第三，框架建构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生成的第三步，也是美国以“指责”“批评”等负面论调建构、言说新疆的关键。框架建构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意在揭示一种社会现象，即对林林总总的社会现实，人们总是有一个解读过程，即便是同一种遭遇，人们在不同框架的作用下，也可能有不同的解读，这种解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特定过程的反映[22]。美国之所以在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上总以“批评”“指责”等负面论调进行言说，与“疆独”势力的自我建构与国际言说密不可分。为了实现虚幻的所谓“建国梦”，“疆独”势力往往对历史进行歪曲，如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新疆建构为“入侵”“吞并”等。这种言说旨在为自身所谓“抗争”寻找合理依据。换言之，他们将自己建构为所谓“受害者”。“疆独”分子不断在国际社会散播所谓“受害者”形象，表达对中国政府正在持续所谓“迫害”“镇压”的不满，编造中国政府正在新疆实施所谓“全面汉化”的谎言。如此，“疆独”分子将自身所谓“悲惨经历”归因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最终，“疆独”分子通过在国际社会上的“呼吁”“渲染”，营造出一种新疆所谓“人权问题”严重的虚假想象，以此来证明其活动的“合法性”。这一建构与美国推行的“人权”价值观十分契合。在“疆独”分子所谓“受害者”形象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借助人权得以塑造所谓“伸张者”形象。正因如此，二者得以相互配合，通过“受害者—伸张者”的框架建构，展开了对新疆所谓“人权问题”的“批评与指责”。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生成不是偶发的，而是在“疆独”势力与美国对华战略“不期而遇”的基础上，遵循一定路径与逻辑逐渐生成的。冷战结束后，“疆独”势力在国际社会的活动逐渐增多，同时美国对华的战略认知也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背景下，通过身份定位、议程设置、框架建构的基本路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体系得以最终生成。从“疆独”势力的视角看，“急独梦”的破灭导致其以“渐进疆独”的新方式博取美国的关注，并编造、虚构自己是所谓“受害者”的框架。而从美国的视角看，作为新疆的“他者”，美国本无言说新疆的资格，但冷战后美国开始重视对华战略，并谋求价值观渗透。这二者的相互结合，成为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产生、发展的前提。最终，在身份定位相对明晰、议程设置渐次形成的基础上，美国与“疆独”势力共同编织了所谓“受害者—伸张者”的涉疆人权话语体系，并以美国作为名义上的言说者，不断向国际社会散播。

四、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逻辑关系及本质

从国际政治语言学视角看，话语并非仅仅是语言学的单位，而是人类行为、互动、交流和认知的单位[23]。话语理论家乔治·迪林认为：“不能把话语视为一套形式化的、确定无疑的结构，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24]特别是各国的国际表达并非随意的，而是带有较强目的性的言说。对某一话语的探究，要揭示言说背后所隐含的逻辑关系及本质。

（一）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逻辑关系

从根本上说，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并非孤立存在，而与美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外战略自然以维护这一地位为核心。对外传播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且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美国渗透、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仅是论证自身全球霸权“合法性”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巩固、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内容。在涉疆议题中，美国频频以所谓“人权话语”进行“批评与指责”，从根本上与美国的对华战略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不断提升对中国遏制的强度。与此同时，美国遏制中国需要与之相对应的话语表达，以此为对华政策的合理性提供论证。在这一背景下，“人权”成为美国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工具，其背后隐含美国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输出。换言之，美国的涉疆人权话语是包含“民主”“自由”等要素的对华价值观渗透体系。

第一，从民主层面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逻辑起点是所谓“期待”。“期待”通常是指对未来未知事物的一种憧憬或向往。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的“批评与指责”，包含着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以及对“他者”的“期待”。当然，这种“期待”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范畴内，实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全面否定。涉疆人权话语既是美国对自我治理模式的一种肯定，又是企图改造新疆的一种价值反映。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强化了美国对自我治理模式的推崇。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和平论”逐渐走向成熟。以此为依托，美国開始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所谓“民主价值观”，以实现对其霸权地位的护持。因为在“民主和平论”看来，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这就为美国输出“民主价值观”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更深层次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谋求改造中国及其新疆地区的一种价值反映。从政治语言学的角度看，政治语言往往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而语言的使用者可以通过各类言语行为来实现政治意图[25]。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语言，因而必然带有某种目的，或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意图。从涉疆人权话语的角度看，美国的目的是改造中国及其新疆地区。换言之，其隐含性逻辑关系是，新疆出现了所谓“严重人权践踏”问题，归其原因是所谓中国政府“不民主”。这既是一种价值观层面的宣传，也是一种尝试改造中国及其新疆地区的意识形态反映。回顾冷战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从克林顿时期的“全球民主化”到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再到中东的“阿拉伯之春”等，都是美国向全球输出“民主价值观”的有力证明。“民主输出”已经成为美国所钟情的一种改造非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常态[26]，而对新疆所谓“人权问题”的“批评”则彰显了这种政治意图。正如摩根索所言：“真实存在的舆论不可避免地是按照各自国家的政治哲学、道德和愿望塑造的国家舆论。”[27]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深刻体现了美国试图以所谓“民主”改造中国的政治目的。

第二，从自由层面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逻辑起点是所谓“同情”。“同情”通常是指对别人的遭遇产生共鸣。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的“同情”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疆独”分子在美国进行的所谓“悲情”言说;二是这种所谓“悲惨经历”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民众的“同情”。以“世维会”为代表的“疆独”组织在美国国内积极奔走，四处散播所谓被“迫害”的言论。这种所谓“悲情”言说试图通过美国媒体等引发国际社会关注[28]。可见，“疆独”分子尝试在国际社会塑造一种“悲情”言说，通过美国媒体等进行表达，企图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民众的“同情”，并将其转化为对“疆独”的长期关注与支持。

通过长期的、公开的所谓“受害者”表达，“疆独”势力的所谓“悲情经历”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同情”，并引发了美国政府等的关注。在政府层面，美国接受了所谓“中国压迫人权”的虚假命题，并将其与“民主价值观”传播相结合。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就明确使用了所谓“中国关押穆斯林，甚至扼杀维吾尔文化与信仰”等表述[29]。近年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频繁提出有关所谓“维吾尔人权”问题的议案，以此变相支持“疆独”势力。这些都是“疆独”分子言说并获得美国支持的体现。在民间层面，一些所谓“民间”组织频频为“疆独”分子发声，歪曲新疆有关事实并误导国际舆论。2020年10月10日，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了一篇歪曲报道，题为“因中国新疆政策而分离的维吾尔家庭重获团聚”[30]。这一带有严重倾向性甚至是误导性的报道（实则是由“疆独”分子编造的谎言），无疑是对“疆独”组织“悲情”言说的一种默认、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疆独”分子的同情与支持。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通过“疆独”分子的所谓“悲情”言说，在与美国对华战略的融合中，以美国作为言说主体的一种反华话语体系的国际表达。

（二）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本质

从国际政治语言学视角看，语言是一种力量，身份是社会语言建构的结果，需要通过语言来维持和发展。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决定了其在与他国的话语实践或交往中，不可避免地需要维持、维护这种身份。美国对这种身份的维护在涉疆人权话语表达中包含两方面内容。

第一，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一种霸权等级观的显著体现。美国对中国新疆的人权“批评与指责”，内含“你错、我对”的思维逻辑。这不仅是对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指责”，也是其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体现。这种人权话语体系带有显著的“命令式”或“要求式”语气，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集中体现。简言之，涉疆人权话语是美国霸权话语的集中体现。在国际关系中，话语在一定的物质实力和话语权的支持下就可能演变、发展为霸权话语，而且霸权话语经常会快速传播并产生规范作用，从而压制其他话语，使其他话语边缘化[25]。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一种典型的霸权话语，即通过援引“疆独”分子的“悲情”言说来论证自身对外政策的正确性，并试图将其上升至符合世界各国标准的高度。美国以所谓“人权”塑造新疆形象，将分裂主义转换为所谓的“人权问题”，本质上是为了输出美式价值观，即通过美式民主来达到遏制中国及改造中国新疆地区的目的。

第二，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对世界人权发展多样性的一种否定。世界人权话语是一个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从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到20世纪50年代强调“民族自决权”的“集体人权”，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为代表的“综合人权”，都反映了世界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权话语特征[31]。但美国以所谓人权话语抹黑新疆，本质上只承认单一人权话语，是对世界人权发展多样性的否定。2017年12月8日，首届“南南人权论坛”发表的《北京宣言》强调：“人权的实现必须考虑区域和国家情境，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宗教背景。”[32]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多样的，因国家、地区等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言，生存权、发展权才是最需要关注和保障的基本人权，并非美国所谓“民主”“自由”。美国倡导的所谓人权观念，实际上是“把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拔高到了约束全人类的普遍性法则的崇高地位”[27]，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人权发展的一种排斥和否定。

本质上，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以“疆独”分子所谓“悲情”言说为基础、以“民主”“自由”为支撑的霸权话语体系。其实，人权、自由、民主等人类价值观，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政治立场。但美国以护持霸权为目的，片面审视“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的基本内涵，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普世人权”，这在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在美国的人权话语中，“人权”的基本含义已经被曲解，被改造成以美国为标準的所谓“标准化人权”模式。美国假借“人权”之名，行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之实，这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当代体现。从这个层面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实际上已经沦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工具或附属物，其工具与霸权主义属性显露无遗。

五、中国应对之策

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涉疆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反映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在涉疆人权问题上，中国不仅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应采取系统应对的思维。国家间的政治话语不仅仅是一种表达，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表征性与权力属性。美国在涉疆问题上屡屡以“人权话语”的形式向中国发难，与其全球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等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逐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重点防范的对象，而涉疆人权话语的出现则是中美竞争关系不断升级的政治表征之一。“话语表述过程绝不是中立、超然的过程，而总是充斥着事实阐述者和塑造者的权力和权威。”[33]从这个视角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不仅是一种基于美国利益的言说，还是一种维护霸权的表达。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就充斥着这一思路，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遏制中国。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孤立地审视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应将其放入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虑。特别是在面对或处理相关问题时，要有系统思维，不能孤立应对。在明确立场、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做到审时度势、有所选择，有所“应”、有所“不应”，谨防落入美国的“人权陷阱”。

第二，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具有长期性，中国应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以所谓“自由”“民主”原则作为评判他国“人权”的标准，打着“人权”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早在冷战后期就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一部分。1982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所谓“人权政策声明”指出：“美国政府认为只有民主国家具有最好的人权调节器……自由民主才是人权的唯一保证。”[34]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官方宣称“走向民主是促进人权的最好保障”[35]。“人权话语”早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只要国际体系格局与中美关系的大环境没有出现大的变动，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就将长期存在。这一判断是我国制定对策的重要前提。我国需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而非仅是以“应急”或“被动”的政策方式看待或处理相关问题。

第三，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具有联盟性，中国应采取合作应对的策略。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以“抱团”的形式，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对中国进行“发难”。美国一方面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在新疆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将新疆问题与西藏、香港等进行关联，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我国应主动扩大在国际社会的“朋友圈”，特别是通过联合应对、重点宣传的策略，向更多国家宣传我国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以获取更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比如，2020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一般性讨论中，就有近70个国家对中国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表示了支持，其中以古巴为代表的45个国家还发表了联合声明[36]。我国在国际社会更好应对美国在新疆所谓人权问题上的“无端指责”，还需要更多国家的支持。

第四，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主观建构的结果，中国应采取主动应对的政策。要真正打破美国所谓“人权话语”，还要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本质上看，涉疆问题不是所谓“人权问题”，而是反分裂问题。美国之所以用所谓“人权话语”来描述新疆，根本目的是延滞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尽管在国际关系的话语实践中，霸权国居于主导或统治地位，但这不意味着国际话语的“场域”永远不变。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之中，有意识地建构以“人民性”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其一，明晰反分裂在新疆治理中的地位，特别是通过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压缩“疆独”分子的活动空间。其二，将应对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与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相结合，夯实反对美国干预新疆事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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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德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