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世说新语》刘义庆语言观

王香玉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穷尽性统计《世说新语》中方言词、俗语词的使用频率、范围等，探讨刘义庆在选用这类词语背后所蕴含的语言观。刘义庆对当时由官话、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融汇而成的复杂语言现状表现出较为宽容、接纳的态度，展示了其与一般士大夫阶层完全不同的超越时代的语言学思想。

关键词：《世说新语》 语言观

《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是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以魏晋时期的人物及故事为蓝本编写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主要记录魏晋各阶层人物的言行，叙事时常选用口语性的字词直接表述，如俗语词、口语词、俚语等等，语言真实自然、平易近人，风格朴素。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指出“魏晋的文章也和口语距离不远，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以后，书面语言和口语才分了家。在这时期中，只有《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少数作品是接近口语的。”当时的魏晋南北朝正处在民族融合、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因而形成官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混杂交错的语言状态。本文从方言词、俗语词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三方面，探讨刘义庆对方言、雅与俗以及语言接触的态度，同时力图帮助读者了解这一时期的语言状况。

一.俗语词

俗语词指的是流行于口语中的非常用词，即“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包括词和短语，而谚语等句子则排除在外。结合前人的研究，并加以考证统计，得出《世说》（不包括刘孝标注）有俗语词85个。

（一）宏观分布特点

《世说》主要有两类作品：一类叙事，一类抒情议论。《世说》81.17%的俗语词存在于叙事性文本中，这其中近一半的俗语词出现在口语中。

劉义庆在叙事时以人物间对话为主，多选用浅显的、生活化的字词表述，语言真实、质朴、自然。这种平易近人的叙事风格与当时的文学创作环境大相径庭。南北朝时期骈体文盛行，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曾将“六朝之骈语”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具有代表性的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吴均的《与朱元思书》等，讲究声律和谐、用字绮丽、对偶与用典。《世说》中也有反映此现象的，如：

（1）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品藻篇》48）

（2）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文学》55）

当时士林中的人们竭力追求“韶音令辞”（《品藻》48），措辞要新、要奇，词藻要富赡，做到“叙致精丽”（《文学》55）。否则，就要被人嘲笑，视同敝履。六朝的骈文发展到后来，特别是齐、梁、陈三朝，存在很大的弊端：华而不实、绮靡艳丽，有些作品甚至带有浓厚的宫体气息，如江总《为陈六宫谢表》等，表现出意少词多，堆砌辞藻的特点。文学创作中追求富丽典雅的辞藻，一味堆砌典籍名言，从而间接造成艺术与生活的天壤之别、雅与俗的对立。

《毛诗序》：“雅，正也。”“雅言”，古代汉民族正统的语言规范;“雅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原中正音乐。受思想观念、国家制度、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古人尚雅恶俗，尤其是古代文人，他们将雅视为各方面的最高典范，对于俗则弃之敝履。在普遍追求华美典雅的文学创作大环境下，比之全篇词藻华美，但佶屈聱牙的作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叙事多记人物言语对话，将口语中的俗语词纳入创作，脱去文学作品神秘的外纱，语言真实自然，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

（二）微观感情色彩

俗语词中“俗”字内含褒贬，一为通俗质朴义，一为庸俗粗俗义。《世说》俗语词中带有中性色彩的80个，如“阿奴”（《德行篇》33）、“道人”（《言语篇》63）等，贬义色彩的5个，如“狗鼠”（《贤媛篇》4）、“狼抗”（《识鉴篇》14）等。从词语的感情色彩来看，刘义庆较多地选用中性甚至偏褒义的俗语词，贬义的虽少，但仍存在。

“通俗质朴”都不是当时文人雅客所钟爱的，更何况“庸俗粗俗”。正是由于俗语词所带有的这些特性，而被那些文人雅士所鄙弃，尤其是那些粗劣鄙陋的，更不入作品之中。然而刘义庆在当时如一股清流，对这两种“俗”不挑不剔，不仅收录“通俗质朴”的俗语词，甚至连“粗俗鄙薄”的也兼收并蓄。由此可知，无论带有何种感情色彩，刘义庆对于俗语词都接纳、认同的态度。

然而，刘义庆对于俗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全然偏向俗。《世说》中不仅存在俗，同时还有雅的成分。书中抒情议论的作品大都运用多种修辞，语言华美绮丽，构思清奇，如：

（3）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言语篇》90）

寓意通俗且方式委婉的比喻，显然比通俗直白的劝告更合礼貌。

（4）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撤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言语篇》71）

同样是描绘纷纷白雪，谢朗将下雪的动态过程比作撒盐，以物喻物，较为生硬，意境稍差;而谢道韫则比作随风飘舞的柳絮，展现了大雪轻盈灵动、漫天纷飞的特点，使人如临其境，富有美感。如此一对比，雅在审美情趣上，显然优于俗。刘义庆虽然认同、接纳俗，但依然尚雅，毕竟雅所带来精神上的享受，是俗无法企及的。

通过对俗语词分布特点、感情色彩的分析，并结合当时的文学创作背景以及整本书的语言风格，我们了解到作者刘义庆尚雅但不厌俗，对于俗语词持接纳、认同的态度。

二.方言词

本文主要参考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及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中的注释，根据其他相关文献加以增补考察，得出《世说》有方言词有27个。

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如《搜神记》《述异记》《博物志》《荆楚岁时记》《西京杂记》等，书中记载的方言词多者10个，少者2个，而《世说》中足足有27个，足见刘义庆对待方言有着与众不同的态度。

徐时仪先生认为：“方言口语的分歧和书面共通语的统一是推动书面语和口语分道扬镳、双轨并进的重要动力。”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之后，口语和书面语才分了家，方言口语的分歧是推动言、文距离越来越大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世说》中方言词的地理分区看出来。

《世说》中方言词分布的方言区包括江东方言、关西方言、中州方言、河北方言、齐方言、荆楚方言，其中江东方言最多，河北、中州方言最少，各1个。由此可见，《世说》中方言词的地域分布复杂、不均衡。众与寡、密集与稀疏，势必会带来彼此之间的不平等，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官话与各地方言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魏晋时期南北士族互相鄙夷对方语音语调已成普遍现象：北方士族讥讽楚地方言不雅，轻贱吴语，而南方士族则嘲笑洛阳话语重浊，彼此不容，相互抨击。例如：

（5）“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豪爽篇》1）

（6）“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轻诋篇》26）

（7）“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轻诋篇》30）

尽管这种风气十分浓厚，但也有政治远见的士人希望消除这种互相敌视的局面，拉拢南方士人，增强统治者的权威，巩固统治地位。如名门望族的丞相王导带头说吴语。对待官话和方言，相比起绝大多数的北方士族，王导认为他们是平等的，都是用于交际的语言，无所谓地位的高与低。

刘义庆选取了足足84则有关王导的故事，多记录渡江后王导为东晋做的种种努力：除讲吴语来拉拢南方士族，调和南北隔阂外，刘义庆还记载了他礼待外国来贺宾客，通过讲对方的母语“兰阇”来表现身为东道主的尊重，保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政事篇》12）;晋室渡江后王导在众人情绪低落、迷茫时，积极鼓舞士气、恢复斗志（《言语篇》31）;開导刚过江的温峤，打消其顾虑（《言语篇》36）;面对他人的不满以及不理解，宽容待人，实施绥靖政策（《政事篇》15）等等，以上都可以看出刘义庆对王导为人、为政的欣赏与称赞。

对名士的欣赏，自然可以体现出刘义庆自身的观点态度。王导善于用对方最亲近的语言自然不刻意地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巧妙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王导对待语言的态度总是尊重、包容的，完全没有像当时绝大多数北方士族一样以我为尊，蔑视其他方言。欣赏王导身体力行地学说吴语，融入吴地地方豪绅生活的无为理念，反观之也折射出他同王导对待语言的态度相似。刘义庆虽身为刘宋皇室成员，但他同王导一样并没有轻视、歧视其他方言，反而尊重语言的差异。无论是何种语言，在他心中地位是平等的。

三.少数民族语言

自淝水之战胜利后，南北的局势稳定，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接触到灿烂的华夏文化，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自然随人口的流动而有接触。受固化思维影响的古中原人，对于外来人的少数民族语言总保持着一份敌意。

“蛮”，古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蛮”本泛指我国古代生活在南方的少数民族，是个中性词，自商周起逐渐演变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成为一个贬义词，如“蛮荆”（《排调篇》41）、“蛮语”（《言语篇》68、《排调篇》35）都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显然由人口流动带来的语言接触，《世说》中多数历史人物是持排斥、轻蔑的态度。

（8）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排调篇》35）

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称鱼为“娵隅”。郝隆，中原汉族人。他故意用少数民族语言来称鱼，借题发挥，引发对方的不解，委婉地表达对桓温委任的参军之职的不满。

（9）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卢来朝，故当不昧此语。”（《言语篇》68）

东晋渡江的君臣听不懂南方少数民族话，这是情理之中的事。王濛却说，即使是介葛卢也听不懂南方话，明显带有贬斥、瞧不起的意味。

刘义庆详细记录了王濛由年少时“放迈不群”到老来“性和畅”的性情转变。例如，年少时居高临下地同刘惔开玩笑道：“卿更长进”（《言语篇》66）;又如魏晋士人非常注重个人品行的修炼，刘惔饥饿时也不愿吃“小人”送来的食物，而王濛却不在乎（《方正篇51》）等。时至晚年他才克己复礼，“有风流美誉，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莫不敬爱焉”，世人多赞其“性至通，而自然有节”（《赏誉篇》87）、“韶润”（《品藻篇》30）、“温润恬和”（《品藻篇》36）、有“韶兴”（《品藻篇》76）等。例9王濛将少数民族语言比作兽语，除了确实听不懂南方话之外，明显含有歧视少数民族语言、北方官话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内。这番言论，同其晚年与刘惔齐名友善，实在是不相符合，显然是年少放浪不羁时所说。

刘义庆将王濛的优、缺点都记于书中，除了使人物塑造得更加立体、鲜活外，指出其言论不当的地方也蕴含着他对此番话持不赞成的态度。可见刘义庆在选材时并不是杂乱无章、随心所欲的，选材背后总是暗含作者的目的、感情。

《世说》反映了当时中国复杂的语言状态：不同方言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不同民族之间的人口流动，语言分布呈现交错混杂的形式，不同民族的语言有了接触，从而产生了或排斥抗拒，或接纳宽容的两极态度。无论是蛮语入诗以抒发内心的愤懑之情，还是将蛮语同低级的兽语相提并论，都直观地展现了汉民族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平等关系：汉民族，尤其是北方士族对待语言接触持抵触抗拒态度。由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因素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无可避免地导致各地区之间的语言差异。在种种因素推动语言之间的接触下，正是因为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这种语言差异，总是以高傲的姿态对待其他民族的语言，才产生了语言之间的隔阂、对立和矛盾。少数民族语言不为当时汉族士人所接受，然而就上文刘义庆并不赞同王濛歧视、轻视少数民族语言一点来看，相比较于汉族士人，刘义庆对待语言接触持宽容、接受的态度。

四.结语

本文从方言词、俗语词这两类口语化的词入手，通过分析俗语词宏观分布特点及词语内部微观感情色彩，得出刘义庆尚雅但不厌俗，对于俗语词持接纳、认同的态度;其次，以洛阳官话与各地方言之间的矛盾为切入点，探究刘义庆对书中所记人物对待方言的不同态度或情感倾向，从而表现出刘义庆对方言的尊重、认同、接纳的态度。最后，通过分析《世说》所呈现出来当时中国纷繁复杂的语言状态，结合“蛮”字色彩义的变化，以及书中历史人物排斥抗拒语言接触的言行故事，展现了刘义庆与当时汉族士人完全不同的对待语言接触的宽容态度。

《世说新语》“成于众手”说几乎已成定论，但其第一作者普遍认为还是刘义庆，他统摄全书的选材撰写、思想标准、体例风格等。另外，从整本书中反映的对待俗语词、方言词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一致性来看，我们也能够看出刘义庆对《世说》审定或编辑方面留下的印记。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5：24.

[2]顾陈诚.《世說新語》方俗语词研究[D].四川：西南交通大学，2015.

[3]范子叶.《世说新语》的语言美[J].求是学刊，1986（04）：85-90.

[4]刘汉文.俗语词研究的理论思考[J].山东文学（下半月），2007，（8）：59-60.

[5]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7.

[6]曹祝兵.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分裂原因之探讨[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05）：138-140.

[7]邹映华.从族名到蔑称——说“蛮”[J].咬文嚼字，1996（07）：25.

[8]刘强.《世说新语》“成于众手说”献疑[J].文学与文化，2018（03）：46-52.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