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宫学教育

蔡春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元代文宗和顺帝两朝，在宫中设学教导勋戚子弟，尤以执役宫廷的怯薛为主，时人称之为“宫学”或“宫庠”。元之前的西夏和宋代，也设有宫学。西夏仁宗崇重儒学，尊孔子为帝，除将国学生员增至三千外，“又置宫学，自为训导”(1)(元)脱脱等：《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14030页。。《宋史》对此事又记载为：“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2)(元)脱脱等：《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下》，第14024页。则宫学设在宫内，教育对象应是未成年的宗亲贵族子弟。与西夏不同，宋代宫学设在诸王宫院，以宗室子弟为教育对象，后来发展为宗学。其设置地点并不在宫内。(3)何兆泉：《走出宫院：南宋宫学向宗学的转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1年第4期。可见，宋、西夏、元三朝的宫学在设置地点和教育对象上均有些微差别。目前元代宫学讨论不多，有关奎章阁学士院的著述一般会提及(4)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邱江宁：《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赵利光：《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中后期馆阁新风》，《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第848-878页。，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在国子学部分兼及宫学教育，认为宫学部分地分割了国子学的职能。(5)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5页。以上论著虽涉及宫学教育，然均未作细致考察。本文拟从宫学设置、生员、授经郎、教学等几个方面，对元代宫学进行初步探讨。

一、宫学的设置

元代宫学的设置，缘起于文宗奎章阁学士院的设立。天历二年(1329)，文宗创立奎章阁学士院，置大学士、学士等官，开展经筵讲学、翻译和编纂书籍、鉴定书画等文化活动。在奎章阁学士院属官中，设授经郎二员，“职正七品，以勋旧、贵戚子孙及近侍年幼者肄业”(6)(明)宋濂等：《元史》卷33《文宗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732页。。如此，宫学建立起来。

奎章阁学士院是明宗、文宗兄弟争夺帝位过程中的尴尬产物。(7)邱江宁：《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天历二年二月，文宗成立奎章阁学士院时，明宗已于这之前的正月在和林北即帝位，并特意让文宗使臣撒迪带话给文宗：“朕弟曩尝览观书史，迩者得无废乎？听政之暇，宜亲贤士大夫，讲论史籍，以知古今治乱得失。卿等至京师，当以朕意谕之。”(8)(元)脱脱等：《元史》卷31《明宗纪》，第696页。明宗给文宗示意的出路，其实是类似于皇太子的生活日常：即每天与众士大夫讲论经史。得到西北诸王和武宗旧臣支持、手拥重兵的明宗这话其实还有一层警示意味：弟弟你读史书，定知道古今治乱得失之由，也必懂得让贤让长之义。如果你有非分之想，那也要好好掂量掂量，在道义方面和实力方面自己能否坐稳帝位。善于心机的文宗听到撒迪的传话，当即迎合明宗谕旨，组建奎章阁学士院，并遣人以除目奏明宗。为了表明自己对帝位无野心，继之又遣人将皇帝宝奉给明宗。

由此知，文宗设立奎章阁学士院时，身份非常尴尬。虽然他早于明宗于天历元年(1328)九月在大都即帝位，但在一国二主的局势下，他不得不自降身份为皇太子来执行明宗的谕旨。从这一点来说，在奎章阁设立的宫学，更类似于真金为皇太子时在东宫设立的“春坊学”。待该年八月文宗复即位，奎章阁学士院和宫学继续保留，在燕铁木儿专权的情势下，文宗需要培植自己的得力助手，宫中怯薛官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授经郎虽是七品官，品秩不高，但其选拔严格。被誉为元诗四大家之一、文与黄溍、柳贯、虞集齐名的揭傒斯(1274—1344)，从十余人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第一任授经郎。其《神道碑》载：“天历二年，文宗始聚勋戚大臣之子孙于奎章阁而教之，命学士院择可为之师者，得十余人，而无以易公。乃擢公授经郎。”(9)(元)黄溍：《金华集》卷26《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揭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推荐揭傒斯者，乃是助文宗组建奎章阁学士院的虞集。(10)(元)赵汸：《东山存稿》卷6《邵庵先生虞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328页。

至顺三年(1332)，随着文宗去世，奎章阁活动归于沉寂。“奎章三月文书静，花落春深锁阁门”“花落春深似去年，无人再到阁门前”(11)(元)萨都剌：《奎章阁感兴二首》，杨镰主编《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年，第30册，第160页。，时人萨都剌的诗句反映了奎章阁的荒废。其中的宫学当也受到影响，顺帝即位之初的元统、后至元年间(1333—1340)，宫学教学少有人提及。

顺帝即位亲掌政权后，出于对文宗弑父的报复，欲废奎章阁。在康里巎巎的劝说下，将之改名宣文阁，并在玉德殿东侧、延春阁西侧起建新的宣文阁作为自己鉴赏书画、读书问学的场所。(12)赵利光：《元顺帝宣文阁改址及其学术价值》，《文献》2018年第2期。《元史》对此有详尽记载：“大臣议罢先朝所置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诸属官。巎巎进曰：‘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帝闻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就命巎巎董治。”(13)(元)脱脱等：《元史》卷143《巎巎传》，第3415页。宣文阁成为顺帝的私人书房。在巎巎的努力下，虽然宣文阁不置学士等职，但授经郎得以保留，并兼以经筵官职，宫学也得以延续。至正元年(1341)十月，顺帝下诏以玉德殿西室为宫学，并举行了拜师礼，博学善文且工书法的周伯琦(1298—1369)为第一任宣文阁授经郎。

二、生员身份、数目及其待遇

宫学生员是“勋旧、贵戚子孙及近侍年幼者”“宿卫官及勋戚子弟年二十以下者”“勋旧大臣子弟之在左右者”，(14)(元)脱脱等：《元史》卷33《文宗纪二》，第732页；(元)周伯琦：《近光集》卷首《自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507页；(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14《题邹福诗后》，《四部丛刊初编》本。尽管各种史料表述不一，可以明确的是，宫学主要教学对象是宫中年幼怯薛。这些生员仍有宫中轮值的任务，每逢宿卫当值日，给假三日。(15)(元)脱脱等：《元史》卷103《刑法二·学规》，第2637页。能入宫学之怯薛当是有根脚出身、或是受皇帝青睐之人，泛泛之辈无此殊荣。英宗朝宰相拜住之子笃麟铁穆尔，年幼袭职环卫，年十一，文宗见其朝服列于班行，神采焕发，甚爱重之，命受经于奎章阁。(16)(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郓王谥文忠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生员数目不多，据周伯琦回忆，顺帝“亲选宿卫官及勋戚子弟年二十以下者三十人为弟子员”(17)(元)周伯琦：《近光集》卷首《自序》，第507页。。然至正元年宫学开教之时，只有二十五名生员参加了拜师礼，周伯琦赋诗一首记此事：“十月十二日，奉诏以玉德殿西室为宫学，大宿卫官等二十五人行弟子礼作。”(18)(元)周伯琦：《近光集》卷1《十月十二日奉诏以玉德殿西室为宫学大宿卫官等二十五人行弟子礼作》，第516页。宋濂为周伯琦作墓铭亦载：“奉敕开宫学于玉德殿西室，授宿卫官及翰林学士承旨和尚等二十五人经。”(19)(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64《元故资政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周府君墓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在廪饩和笔墨纸札方面，宫学生员具有和国子生同样的待遇。曾任鉴书博士的王沂回忆：“至正元年，皇帝肇开宣文阁，以稽古右文。乃设授经郎二员，以教世戚勋臣之子孙。建学舍内苑，以严中外之别；丰廪饩，给笔札，俾无外慕。所以长养其材，以待上之用，法至美也。”(20)(元)王沂：《伊滨集》卷18《授经署板屋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8册，第546页。

三、授经郎

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一书和赵利光《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中后期馆阁新风》一文已考出授经郎14人，在此基础上，笔者读书又检索出上官守愚、达礼麻失礼、董钥、董立、赫赫5人。为便于讨论，兹将历任授经郎按任职时间先后列表如下：

授经郎表：

人名任授经郎时间前曾任官职升转官职史料出处揭傒斯天历二年～至顺三年(1329～1332)应奉翰林文字、国子助教艺文监丞,后再入翰林,升至侍讲学士《圭斋文集》卷10《元翰林侍讲学士揭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6《揭公神道碑》林希颜天历二年(1329)蒙古国子学教授不详《揭文安公全集》卷14《题邹福诗后》苏天爵 至顺三年十月～四年十二月(1332.10～1333.12)翰林修撰、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再明年迁翰林待制《滋溪文稿》卷28《题松厅章疏后》;《元史》卷183《苏天爵传》樊执敬奎章阁时期①或为监察御史②西台都事《槎翁文集》卷16《刘国器先生墓表》;《燕石集》卷7《次韵苏伯修侍御樊川游春》赵仲礼奎章阁时期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礼部主事、南台御史《伊滨集》卷14《送赵仲礼序》;虞集《送赵仲礼编修祀西岳江渎》,《全元诗》第26册,第63页毕申达奎章阁时期艺林库提点曾任浙东廉访司佥事《揭文安公全集》卷9《送艺林库提点毕申达弃官归养诗序》;《栲栳山人集》卷中《樵隐诗为浙东佥事毕公赋》上官守愚奎章阁时期不详不详邓子勉《明词话全编·秦淮寓客辑词话》,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4815页周伯琦至正元年十月～三年正月(1341.10～1343.1)翰林修撰宣文阁鉴书博士兼经筵官至正四年九月～五年七月(1344.9～1345.7) 鉴书博士崇文监丞,继迁广东廉访司佥事 《宋学士文集》卷64《元故资政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周府君墓铭》;《危学士全集》卷3《君臣政要序》不答实理至正元年(1341)不详不详《危学士全集》卷3《君臣政要序》王德常(一名时可)至正五年(1345)南台监察御史。中台监察御史《燕石集》卷12《翰林国史分院题名记》;欧阳玄《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君去思之碑》达礼麻失礼至正五年(1345)不详不详《燕石集》卷12《翰林国史分院题名记》宝格(宝哥)至正六年(1346)不详不详《伊滨集》卷18《授经署板屋记》

人名任授经郎时间前曾任官职升转官职史料出处董钥①至正六年(1346)至正四年监察御史至正八年太常礼仪院判官欧阳玄《董士珍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6《御史中丞董公(守简)神道碑》;《伊滨集》卷18《授经署板屋记》危素至正七年～八年(1347～1348)国子助教、应奉翰林文字复入翰林为应奉,十一年迁太常博士《宋学士文集》卷59《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贡师泰至正九年～十年(1349～1350)翰林应奉翰林待制《玩斋集》卷首,揭汯《有元故礼部尚书秘书卿贡公神道碑铭》,明嘉靖十四年刻本郑深至正十年～十四年(1350～1354)太傅府长史鉴书博士《宋濂全集》卷62《故江东佥宪郑君墓志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466页董立约至正十年(1350)②至正八年,翰林修撰监察御史《雍大记校注》卷28《志献》;《嘉靖陕西通志》卷26《文献十四》王余庆③至正十四年(1354)宣文阁检讨、翰林官鉴书博士、南台监察御史欧阳玄《师子林菩提正宗寺记》;《礼部集》卷8《闻危太朴王叔善除宣文阁检讨四首》;《有元澶渊官人寨创建庙学记》,《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赫赫顺帝时翰林修撰 陕西行台御史《滋溪文稿》卷15《元故国子司业赠翰林直学士卫吾公神道碑铭》

授经郎正七品，与国子学最高教职博士品秩相同。其俸二十八贯、米三石，高于国子博士二十六贯六钱六分、米二石五斗的俸禄。(21)(明)宋濂等：《元史》卷96《食货四·俸秩》，第2456、2462页。可见宫学品秩比照国子学设定，而又提高执教人员授经郎的待遇以示其优越。

授经郎出身背景不一。有的出身世家大族，如董钥乃元代著名的藁城董氏后裔，是备受忽必烈器重的符宝郎董文忠的曾孙；周伯琦的父亲周应极侍英邸为皇太子说书；郑深则来自元代合族共居典范家族浦江郑氏。大多数人特别是汉人和南人授经郎，并无可炫耀的家庭出身。他们出任此职，主要是靠学养背景。樊执敬、苏天爵、王德常、周伯琦、贡师泰都出身国子生，且苏天爵国子生公试第一，王德常、贡师泰被欧阳玄视为国子学高第弟子。不管是进士出身还是国子生出身抑或布衣获得荐拔，在担任授经郎之前，多有翰林或国子学任职经历。郑深以布衣获荐拔为授经郎，因其“教法肃甚”，被顺帝看中，亲自将之“升入宫庠”。(22)黄灵庚辑校：《宋濂全集》卷62《故江东佥宪郑君墓志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466页。可见授经郎选拔的是知识渊博、有教学经验的善教之人。

授经郎族属并非全是以经学擅长的汉人和南人，其中的不答实理、达礼麻失礼、宝格、赫赫，从名字判断，即知为蒙古或色目人。而且，同时在任的两名授经郎中，一般有一人为蒙古或色目人。如至正元年与周伯琦同时担任授经郎的，是不答实理(23)(元)危素：《危学士全集》卷3《君臣政要序》，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至正五年与王德常同时担任授经郎的，是达礼麻失礼(24)(元)宋褧：《燕石集》卷12《翰林国史分院题名记》，清抄本。；至正六年与董钥同时担任授经郎的，是宝格。(25)(元)王沂：《伊滨集》卷18《授经署板屋记》，第546页。天历二年与揭傒斯同时担任授经郎的林希颜，籍贯不详，但知他精通国字。(26)(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14《题邹福诗后》，《四部丛刊初编》本；(元)陈旅：《安雅堂集》卷13《勤耕亭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163页。又，在蒙古国子学执教三十年的畏吾儿人野先之子赫赫，少传家学，也担任过宣文阁授经郎。(27)(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5《元故国子司业赠翰林直学士卫吾公神道碑铭》，中华书局，1997年，第239页。由此推断，宫学教学不限于汉语，应同时教授八思巴字，同时也由蒙古、色目授经郎用蒙古语进行经史讲解，以照顾生员的语言水平。虽然奎章阁和宣文阁中南人官僚不少，但从授经郎一职看，汉人、南人比例基本持平，籍贯可考者如苏天爵(真定人)、樊执敬(济宁人)、董钥(藁城人)、董立(陕西咸宁人)、王德常(山东乐陵人)均是汉人。

授经郎任职并非严格遵照三十个月替代升迁的规定。除揭傒斯、周伯琦、郑深任职时间较长外，其他如苏天爵、危素、贡师泰任职一年左右旋即调任他职。毕申达似是以艺林库提点兼摄授经郎职，艺林库隶艺文监，是奎章阁学士院的隶属机构。以奎章阁他官兼职授经郎的，还有周伯琦。周伯琦至正三年升鉴书博士后，次年又复兼授经郎。可见，授经郎一职是皇帝身边比较灵活的一个职位，遇有修史或重要的外任工作，即调任他职。而且，即使在任授经郎时，除了教学，也常参与其他修纂、撰作。如文宗天历年间，“诏修《经世大典》，而欧阳公以艺文少监、揭公以奎章阁授经郎寔预执笔”(28)(元)陈基：《夷白斋稿补遗》之《刑平编志》，《四部丛刊三编》本。。危素任授经郎时，顺帝传敕让其撰写《高丽海州神光寺碑》。(29)(元)危素：《危学士全集》卷11《敕赐神光寺碑》，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顺帝时授经郎还兼任经筵译文官，参与经筵准备工作。可见，皇帝是以自己的经筵官及文学侍从之臣为教官来教育身边的贵近子弟，可见其对宫学的重视。

授经郎的升转大致有三个去向，最主要的是转入监察系统，19人中有半数转任台宪官。其次是转任翰林官，文宗时纂修《经世大典》，顺帝时修辽宋金三史，擅长文史的揭傒斯、苏天爵、贡师泰、危素都有转任翰林的经历。再次是在阁官中升迁，周伯琦、郑深、王余庆皆升为鉴书博士，揭傒斯初由授经郎升为艺文监丞，后又入翰林。

最后，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前所言，文宗去世后，奎章阁濒于废弃，几无人再到阁前。元统间(1333—1335)，时任艺文监丞的揭傒斯尚按时到阁值守，但他到奎章阁并不是教学，而是看管器物珍藏。(30)(元)杨瑀：《山居新语》卷3，中华书局，2006年，第225页。然而，如上表所列，自苏天爵以下，尚有樊执敬、赵仲礼、毕申达、上官守愚五人出任奎章阁授经郎。苏天爵至顺三年八月由外地返京途中接到奎章阁授经郎的任命，十月供职。而文宗恰于该年八月去世，次年六月顺帝即位，诏奎章儒臣侍讲六经禁中，天爵亦进兼经筵译文官，该年末，他又改任监察御史。(31)(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8《题松厅章疏后》，第473页。所以，苏天爵短暂的授经郎任职经历，其实是在文宗去世之后。其他四人生平资料不详，无法得知具体情况。但这五人的任职与前述奎章阁的寂然无声形成矛盾，或是授经郎官职照宣而无实际教学？或是宫学移到他处？限于史料，这一段时间(1333—1340)的宫学情况只能存疑。第二，上表中授经郎任职时间最晚的是至正十四年(1254)时的王余庆，此后至元末十余年间不见授经郎任职实例，也未见有关宫学教学的记载。无独有偶，赵利光《元代鉴书博士考论》文中所统计的鉴书博士，任职时间较晚的王余庆、答禄与权两人，分别在至正十七年(1257)和至正二十一年(1261)任职，此后亦不见任职实例。(32)赵利光：《元代鉴书博士考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此时已近元亡，或因局势动荡宫学停废，或是史料缺载，不得而知，期待以后有新的史料出现。

四、教学内容与学规

宫学教学内容缺乏详尽史料记载，从历任授经郎的回忆诗文可窥其大概。奎章阁首任授经郎揭傒斯曾作诗四首，回忆他担任授经郎时入宫教学亲历，其中与宫学教学相关的一首为：

天历年中秘阁开，授经新拜育群才。宫门待漏常先到，讲席收书每后回。召试时蒙天语劳，分题不待侍臣催。满头白雪丹心在，太液池边只独来。(33)(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3《忆昨四首》，《四部丛刊初编》本。

在皇帝身边教授贵近子弟，既是荣耀，亦有压力。揭傒斯每天“寅入而酉出”，(34)(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14《题邹福诗后》，《四部丛刊初编》本。早晨“宫门辨色，辄先诸侍臣至”(35)(元)欧阳玄：《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参见陈书良、刘娟点校：《欧阳玄集》卷10，岳麓书社，2010年，第158-163页。，晚上则最后收书离开。生员虽都是勋贵子弟，教学安排也相当紧张。阁中有土圭测影，每天自卯及申，始解学。(36)(元)熊梦祥：《咏郑氏义门》，《全元诗》第42册，332页。皇帝还时不时到阁中检查生员学习情况，如顺帝于至正二年四月三日，御宣文阁，亲试宫学弟子员。因诸生讲诵经史称旨，赐授经郎周伯琦中统钞五千贯，生员绣衣材各一袭。(37)(元)周伯琦：《近光集》卷1《纪恩三十韵》，第517页。

从“授经郎”名称以及“诸生讲诵经史称旨”句知，宫学主要学习内容是经学和史学。顺帝朝宫学开教，还按儒家礼仪，“命受经生北面行弟子礼。太官设馔、光禄进酒，朝廷公卿皆陪坐”(38)(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64《元故资政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周府君墓铭》，《四部丛刊初编》本。。周伯琦有感于此，作诗一首予以颂扬：

学校尊崇盛典扬，诏迁玉德殿西廊。太官供帐调珍膳，内相传宣饮御觞。授业惭无师道立，明伦喜见国家昌。皇风即日还三代，杞梓楩楠尽栋梁。(39)(元)周伯琦：《近光集》卷1《十月十二日奉诏以玉德殿西室为宫学大宿卫官等二十五人行弟子礼作》，第516页。

至正二年，周伯琦扈从上都，写有两首咏宫学诗，描写了生员咿呀诵读和挥毫习字的场景，以及他对宫学生员未来的期盼：

黉舍重开大殿西，牙符给事籍金闺。吾伊日课翻青简，挥染还看写赫蹏。

紫燕交飞夏日长，虎门风动撼仓琅。小侯饱泳诗书泽，共儗皋夔佐庙堂。(40)(元)周伯琦：《近光集》卷1《是年五月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第519页。

他借用三代贤臣皋陶和夔期待宫学生的未来，实际上是以汉儒的眼光和标准在培养宫学生员，希望他们将来能成长为儒家理想的名卿硕辅。

宫学教学内容除经、史、书法外，也教授八思巴字。如前所言，授经郎中有不少精通蒙古八思巴字者，如林希颜、赫赫。从元初忽必烈颁布的设立蒙古字学校诏书看，蒙古子弟掌握八思巴字是基本要求。诏书要求：“随朝见当直怯薛歹閟者赤，限一百日，须管习熟会蒙古字”“省部台院，令蒙古子孙弟侄作蒙古字閟者赤头儿。凡有行移文字，并用蒙古字标写本宗事目，即令习学汉儿公事。其余内外诸衙门，亦令并用蒙古字人员充閟者赤。”(41)《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蒙古学》“蒙古学校”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82页。在八思巴字成为国字，国家行政公文皆要求使用此文字的情况下，将来登仕官僚高层的蒙古贵族子弟必须掌握这一文字，故而在宫学中安排教学是必然的。从这一点来说，宫学教学兼顾了国子学和蒙古国子学两者的教学内容。

宫学也立有严格的学规。据《元史》载：诸奎章阁授经郞生员，每月朔望上弦下弦，给假四日；当入宿卫者，给假三日；余有故须请假者，于授经郞禀说，附历给假。无故不入学，第一次罚当日会食，第二次于师席前罚拜及当日会食，第三次于学士院及师席前罚拜及当日会食，三次不改，奏闻惩戒黜退。(42)(元)脱脱等：《元史》卷103《刑法二·学规》，第2637页。至正年间，危素任宣文阁授经郎时，因受业生皆贵戚大臣子，横肆不率度，“公创教条，置帐历，日书其勤情，月会而赏罚之，皆畏服不敢犯”(43)(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59《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五、宫学地址

文宗时，奎章阁设在兴圣殿西廊，宫学也设在这里。揭傒斯任授经郎，每天徒步先于侍臣到阁中，等待诸生到来。“阁在兴圣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诸侍臣而至。……其后，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为国之重臣。”(44)(元)黄溍：《金华集》卷26《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揭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顺帝起盖新宣文阁后，宫学也迁到新宣文阁旁边的玉德殿。周伯琦《近光集·自序》言：“先是，授经郎学舍在宫门外，隘陋弗称。于是有旨，以玉德宫之西殿为学，上亲选宿卫官及勋戚子弟年二十以下者三十人为弟子员，受业阁下。”(45)(元)周伯琦：《近光集》卷首《自序》，第507页。

宫学在皇帝巡幸上都时，也随着转移到上都教学。宫学生员几乎都是怯薛，“皆入侍帷幄，出备警跸，以故大驾岁清暑上京必从”(46)(元)王沂：《伊滨集》卷18《授经署板屋记》，第546页。，授经郎也随至上都。上都宫学的教学地点，据至正二年(1342)扈从上京的周伯琦咏宫学诗句“黉舍重开大殿西”(47)(元)周伯琦：《近光集》卷1《是年五月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第519页。知，在“大殿”西，即大安阁的西边。具体应是在“故艺文监”，至正二年以近臣奏请，辟此地为授经署。(48)(元)王沂：《伊滨集》卷18《授经署板屋记》，第546页。艺文监乃文宗时成立的隶属于奎章阁学士院的机构，由此判断授经署就在上都奎章阁附近。

由上看，宫学设置地点都临近皇帝个人文化活动及读书问学的场所，离皇帝听政场所也不远。

以上勾勒了元代宫学的大致情况。宫学虽然设置时间不长，培养的生员也不多，但犹如虞集所言，“敩学自贵近始，天下有不感化者乎？”(49)《经世大典序录·礼典·学校》，《元文类》卷40，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90页。皇帝对身边近臣贵戚子弟教育的重视，对普天下之教育起到了很好地示范作用。宫学的出现虽与文宗和顺帝两人汉文化水平较高有关，同时也表明，蒙古统治者历经七十年的汉地统治，已充分认识到儒学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不仅皇帝本人学习，还敦促自己身边侍从人员学习，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治国理政才能，从而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