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对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梅艳阳 王霞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临床常见的最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具有发病急骤、进展迅速、病情严重、致死率高等特点[1]。但有调查研究显示[2]，医疗技术发达的欧美国家仅有6%的AMI患者对先兆症状判断正确且采取有效的自救措施，而我国民众对AMI先兆症状判断能力和自救能力更低，不仅导致就医延迟，而且还是影响AMI急救效果和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3]。目前对影响我国AMI患者先兆症状判断能力和自救能力现状水平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为此，本研究将通过对227例AMI患者对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为临床预防干预指明方向。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5月至2020年8月我院接收的227例AMI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32例，女95例；年龄≥60岁者119例，＜60岁者108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者99例，高中及以上128例；饮酒125例，不饮酒102例；婚姻状态：有配偶189例，无配偶38例；与子女同居105例，与子女分居122例；家庭月收入≥3 000元169例，＜3 000元58例；有心血管疾病史或家族史52例，无心血管疾病史或家族史175例；自我管理水平较高者71例，一般或较低者156例。

1.2 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对AMI的诊断[4]；具有明显的心前区疼痛等AMI临床症状；意识清醒，具有一定理解沟通能力；对本研究知情且同意参与者。排除标准：意识障碍、痴呆或合并精神类疾病；发病前已生活不能自理者；中途退出或无法配合问卷调查者。

1.3 方法 向研究对象发放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自制AMI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调查问卷以及冠心病自我管理量表(CSMS)。一般资料包括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饮酒情况、婚姻状态、居住类型、家庭月收入、疾病/家族史等内容；自制AMI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调查问卷评价其对疾病的判断和自救能力；CSMS量表评价其自我管理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MI患者对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的影响因素。

1.4 评价标准 AMI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评估：研究者分别从患者对AMI症状判断准确度、高危因素知晓情况和采取自救措施准确性3个方面综合评价，分为较高、一般和较低三个等级。根据患者CSMS量表总得分，将其分为自我管理水平较高(≥70分)、一般(50～69分)、较低(＜50分)三组。饮酒情况界定：每周饮酒＞5次，每次乙醇摄入含量男性≥40 g，女性≥20 g，连续3年以上。

1.5 统计学检验 采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分析，患者AMI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因素患者对AMI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比较 227例AMI患者对AMI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总体水平较高48例，一般76例，较低103例，分别占研究对象的21.15%、33.48%、45.37%。不同性别、婚姻状态、家庭收入患者对心肌梗死先兆症状的判断和自救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文化程度、饮酒情况、居住类型、疾病/家族史、自我管理水平患者对心肌梗死先兆症状的判断和自救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AMI患者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影响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饮酒、居住类型、疾病/家族史、自我管理水平是AMI患者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表1 不同因素患者对AMI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比较[n(%)]

表2 AMI患者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AMI是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一种心血管急症重症疾病，目前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对AMI的预防和治疗被高度关注[5]。尽早对AMI先兆症状进行识别判断，尽早采取急救措施和就医，是减少心肌缺血缺氧时间、降低心肌坏死面积和致残致死率的关键[6-7]，这就需要民众具有较高的AMI先兆症状判断能力和自救能力。有研究显示[8]，运用知识-信念-行为(KAP)干预模式可有效提升冠心病高危人群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的识别和自我管理水平；自我管理水平也成为了促进心功能康复的重要因素[9]。但由于我国社区预防能力较差，受人群认知能力、交通、医疗资源等因素影响，导致我国民众对AMI先兆症状的判断和采取前期自救意识较低，仍然成为AMI延迟就医和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因素之一[10]。

本研究通过对227例AMI患者对AMI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总体水平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对AMI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总体水平较高者仅48例(21.15%)，一般仅75例(33.48%)，明显低于国外水平[11]，同时也较国内沿海城市低[12]，分析其原因，可能与本研究地处内陆，人口认知、医疗资源和交通均相对滞后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饮酒情况、居住类型、疾病/家族史、自我管理水平患者对AMI先兆症状的判断和自救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饮酒、居住类型、疾病/家族史、自我管理水平是AMI患者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的影响因素，说明影响AMI患者先兆症状的判断和自救能力的相关因素较多，临床应开展多方位、个体化预防措施。分析原因，我们认为AMI的高发人群为老年人，该类人群文化程度不高，对AMI预防相关知识认知度较低，健康生活方式可能与自身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产生冲突，不容易接受，甚至有抵触心理，从而导致自我管理水平较差，一旦出现不适症状，很难快速与AMI相联系，自救能力也相应减弱。李亚楠[13]研究显示，我国AMI患者早期自行服药自救率仅为34.82%，就医延迟高达77.88%，与本研究结论一致。另外，经常饮酒者思维较不饮酒者要慢，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较弱，可能成为影响AMI紧急判断和自救的独立因素[14]。再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独居老年人比例增加，导致该类人群应对急重症疾病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明显较有子女陪伴老人滞后[15]。具有心血管疾病史或家族史的人群均为AMI的高危人群，该类人群大多家庭常备急救药物，对AMI的高危诱因、先兆症状、急救措施、就医决断等方面反应较为迅速，因此其对AMI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总体水平相对较高[14]。

综上所述，AMI患者对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总体水平较低，影响AMI患者对先兆症状判断和自救能力的因素较多，临床应重视AMI高危人群的预防干预，根据不同患者不同影响因素给予相应干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