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流现实下的艰难隐痛
——论90后女作家的自我探照与生活抵达

冯祉艾

相较于70年代与80年代的作家，90后女性作家对于故乡的书写似乎来的更早。“故乡”这一被绝大部分写作者视为第一文学版图的意象在今天是否还有书写的必要，或者说，对于这一代年轻作家而言，他们的故乡是否还真实存在，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到今天都必须思考的命题。文学版图的重塑对于写作者而言是现今变革之下的必经之路，而信息爆炸时代下的自我回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何尝不是自我在当代社会秩序下的逃逸与遮蔽。

90年代所生的这一代人他们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剧变，当集体时代的烙印淡化，长大的独生子女们被迫在故乡与远方之间作出选择，这对于他们而言，可以说是一种过早割裂的无可选择。当生活的真相被不断覆盖更新，人们的经历被认知所提炼，又在故土的不稳定下淡化，原始的属于人们的情感自然也越来越稀薄。

这种属于整个时代的汇聚与表达之下，90年代的文学书写形成了一种整体且辉煌的生活叙事，他们往往能够在单调却不重复的自我认知中挖掘更为丰富的他人世界，他们所希冀于拔除的成长标签却构建了更为广阔的臆想世界，我思即我写，这种日常生活下的提纯更能呈现出生存本身的饱满与生活随流过后的滥觞，作家们所触摸的实际上是自身的生命体验，以及试图借此理解的生存无奈与现实徘徊。

一、价值观变异后的徘徊与自洽

对于写作者而言，日常生活在再创造的叙事中往往会占据绝大版图，她们习惯于利用创作在生活中突围，而这种境况下所选择的具有生活质地的讨论也直接决定了她们所选择融合的价值观念积累。不得不承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对价值观念本身的叛逃，社会越来越包容和开放，而多重的娱乐形式之下，文学本身也必须与日常生活产生界限，才可以在叙事艺术中吸引年轻读者，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新时代下，文学的传统谱系被隔离了。一方面，文学与生活之间所建立的联系陷入通俗趣味的窠臼，这种对话经验无法形成更加清醒的对生活的认知，人们所演绎的是想象空间下的生活迷信。在另一方面，这种日常生活的突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更具备价值体系的输出逻辑，作家们不断在日常生活与超现实的逃逸中徘徊，从而完成自我价值观的自洽。

与过去的作家相比，90后的作家们所面临的时代精神是多元的，各种价值观被搬演上时代舞台，诸多个体的生命体验既普遍又独特，事件普遍的状况下也依然面临着个体生存痛苦的区别。因此，90后的文学创作在这种多元的价值体系下必须实现更加深刻的现实生活认知，重新思考现实生活的叛逃出路。当然，这种文学对于生活的仰仗并非是对生活的镜像堕落，而是在文学的锻造下挖掘更为凌厉的生活细节，并试图在文本形式中呈现个体在混沌生活下的徘徊，以此思考更为多元的立世准则。

这种思考所成就的恰恰是生活具象下的本能写作冲动，虚构的写作世界固然饱满，但立身于自我生存经验的写作往往更具备精神救赎的价值，当写作者将写作冲动付于真实生活时，他所寻找的声音能够与内心重合，同时也可以修饰自我的疯狂。

从王苏辛的短篇小说《东国境线》①王苏辛：《东国境线》,《钟山》2019年第5期。来看，她在小说中所展现的寻觅与旁观都是极为具象且锋利的，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从一个中学老师的失踪起笔，逐渐回望其整个人生的秘密与内心世界，同事柳方蒙视角下对于这个中学老师郑东阳的探访犹如希区柯克电影中的麦格芬，看似故事核心在于追寻郑东阳的下落，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引导读者沉浸于故事的体验。而从小说中来谈，郑东阳这一失踪者的身份所重叠的正是自我意识的逃离，这个失踪者从头到尾都不曾真实出现过，他始终存活在别人的口中，但王苏辛仍然利用超现实的笔法，不断地在时间线上来回跳跃，利用诸多对话来铺陈人物的形象。郑东阳在传统眼光中来看，无疑是优秀的，他有着文艺且冷峻的一面，同时对待学生也十分亲和，能够把一个倒数的班级教到年级第一。然而，他所选择的逃逸也更像是自我厌弃，他开始拒绝和别人交流，一直到离家出走，失踪在所有人的视野中。正如希区柯克的电影中不会揭示主角所谓追寻的目的究竟在哪儿，小说《东国境线》②王苏辛：《东国境线》,《钟山》2019年第5期。一直到故事的最后，也没能找到郑东阳的踪迹，只在浮光掠影般的记忆中推算出郑东阳对于远方的执念，与此同时，也展示出他在现实世界中的困惑与脱离。小说利用了大段的对话来铺陈展示人物的个性，在柳方蒙的回忆中，郑东阳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同时又为自己的无法逃脱而痛苦不已。

事实上，小说也不仅仅将视角落在这个眺望远方的中年人身上，同时也对柳方蒙的人生进行了回望与探究。甫一开始，小说就显示了柳方蒙与郑东阳的相似性，而后更是利用大段的对白来呈现二者的殊途同归，在浩瀚却平淡的现实生活里，人究竟应该如何同原生的羁绊相处，如何去寻找自我最本真的归属和追问。

小说在回望的状态下，不断地将柳方蒙与郑东阳的情绪发酵，在柳方蒙的回忆里，他所显现的正是某种时代价值观的徘徊：“那时候他想成为一个足够好的记者，把一切他觉得值得记录下来的言辞都清晰地写下来。他觉得记者和史学家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他不止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国家发生了什么，他更想关心一切边缘的地区和民族发生着什么。但那时候，纸媒已经衰落，众多新兴媒体为了流量只能不断制造无关紧要的社会话题。柳方蒙一本正经地写作口吻被认为应该回到学校做研究，父母则要求他报考电视台。”

小说所叙述的实际上是两个人的两段人生，于柳方蒙而言，他的人生从X中起劈成了两段，一段是曾经的目标和幻想，对人类存在本质问题的追索与汇聚，另一段则是在X中与郑东阳的相识，构成了他对于生活的全新理解。而对于郑东阳来说，两段人生则是以东国境线为界，或者说，东国境线也只是远方的一个意象而已，第一段人生是他在原生的人生中无数片段的总和，他在魔幻的现实之下不断追索自我存在的意义，而当他出走之后，他似乎才在远方寻找到他的故乡。

当然，小说对于现实社会的冷峻书写也远不止于此，在柳方蒙与郑东阳的对话中，王苏辛试图书写出一种更普世、更具魔幻的集体性冷漠：

“柳老师，您以为友谊存续的方式是什么？”

柳方蒙想说自己受宠若惊，被他当成朋友，但最终说出的是一声略显诧异的“啊”。

郑东阳在突然停电的办公室点上蜡，摇曳的火苗似有若无地要舔舐他地手指：“距离感。以及永不追问心情，永不分享秘密。不管那是自己的，还是任何其他人的。”

必须承认的是，这正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奥义，人们看似包容万象，看似毫不设防，但距离感使得独立人格在当下成了最忠实自我的选择，人们不约而同又心照不宣地建立起生活的围墙，一边享受着这种永恒的孤独一边又困窘于无靠的割裂。在当下的书写中，这是一个无可更改的命题，无论是柳方蒙还是郑东阳，他们所追寻的故乡都是永恒的远方，这种开疆拓土般的符号变革不断地被新一代的写作者们孕育成为生活的版图本身，寻找和谐自洽的同时，也在不断追寻现实世界以外的诗意，以期照耀到文本背后的孤独宿命。

二、纯粹女性审美下的抒情冲动

90后的写作者限于生活经验，在写作上往往更倾向于生命体验，从传统视角来看，这种个人化的抒情冲动实际是细微而焦虑的，生活阅历使得小说在细节和思想上都陷入缺失，因而，写作者对于生活真相的触摸感受就显得更加珍贵和重要。如何使故事在想象空间之外挖掘现实的沉痛，是这一代写作者需要思考与磨砺的命题。

我们前文所提到过的价值观在当前社会的异变在多数90后写作者中也都有所显现，而90后的女性写作者，更加显性地带入了女性对于当前社会状况乃至纯粹的生活化的思考。女性在传统的规训与理想开阔间的矛盾、琐碎的现实所带来的生活痛感、乃至于情感的克制和跳脱，都成了这一代女性写作者在小说中不断书写的命题。

对于多数写作者而言，写作本身是一种救赎与解脱，袒露自我的诱惑是强大的，写作者习惯从外部对经历的生活进行转化，借此去阐释某种徒劳的寻找和绝望。这种徒劳在女性主义的写作上更为明确。或者不将其归于女性写作，只看作是对女性的关注和凝视来谈，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不可言说的冒险与自身冲动的寻求表达在女性身上会显露得更加具有魅力。

随着时代的更进和庞杂生活的裹挟，对日常生活的触摸也需要展示繁杂世界的切片，借此来上展露时间对抗形态下的个体矛盾，作者所书写的内容展示的是某种记忆的备忘，而这种对于记录的紧迫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女性在纯粹立场下的抒情冲动。值得肯定的是，在90后女性写作者的纯文学写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生活的潮涌越发丰厚，所谓复杂而跌宕的情节则被逐渐删除，人们似乎开始按捺住关于激烈世界的想象，转而从更具公共记忆的日常事务中挖掘顿悟的自我。

从宋阿曼的小说《西皮流水》①宋阿曼：《西皮流水》，《十月》2019年第5期。来看，正如小说女主角的名字——石青一样，小说所呈现的氛围是极其空灵而清澈的。小说就叙事来说，是悠长而细碎的，主角石青是六岁起学戏的青衣，在同学们和老师的眼中，她是规矩的、端庄的、正派的。然而，当她的好友张春子带着她认识了新派的音乐人老肖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她经历了自我观念上的汹涌叛逃，在同老肖见面之前，她就已然在苏三的戏中体味到现实人生与虚拟艺术之间的困惑。都说戏如人生，但对于演绎者而言，这种不分明的界限感却使得生活在平行的困境下日渐走向混沌。艺术中所创造的人物固然会由舞台的演绎在光影中复活，但对于演出者而言，这种全然的自我献祭又何尝不是她们在那些时刻中本我的谢幕。小说不断强调和深化着这种无法疏解的迷茫，而当石青遇见老肖，终于在狭窄的通道里瞥见了属于她自己的光亮。老肖所给予石青的也绝非是一道排洪的闸门，在石青庞杂而困惑的情绪下，太过汹涌的纾解实际上是割裂的，老肖更像是给予了一个狭窄的暗口，帮助石青逐渐从规整的生活中自我解绑。当石青倾听到老肖关于音乐的理解时，她在一成不变的井然生活中感受到了某种猛烈的撞击。当她答应老肖的邀约，在酒吧里以青衣的身份混搭演出时，她的生活仿佛一下跃入了崭新的境界之中，这种丰沛的生命力在叛逃的状况下突破了陈规。

尽管小说描写了石青在叛逃过后的生命力凸显，但实际上，老肖对于音乐的天真和热切也许并不是石青所真实想要的，她与老肖在音乐的理解上也许不同，但通过老肖，她看见的是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和第二重选择，老肖对于音乐艺术的跨界恰恰打中了石青关于叛逃的想象。因此，当剧院的正式演出中，她的不知所措和慌乱飘渺都一展无遗，也正是这种困顿中，她一点一点地分崩离析。

于师傅当年的一语成谶仿佛在昭示着石青今天的命运，小说在此呈现了一种电影慢镜头般的朦胧的沉迷，她究竟是否真正从井然的生活中奔逃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她在困惑生活境遇下的平行追逐才是真实的人生目的。

事实上，以宋阿曼为代表的这些聚焦于女性个体思索的书写在90后女性写作中是极为常见的，或许是在今天的女性不断提出话语权的要求，而无论是琐碎的情感困境，抑或是深层次的关乎生命悲喜的感受，都成为了小说氛围所建构的要义。在这些作品中，90后的女性作家们建立了更为丰沛和成熟的生命底色，这种编织感传达出了极具生活质感的小说氛围，生活境遇被穿插在故事的推进中，广阔的叙事视角所显示的是女性的坚贞与决绝，这种如同慢镜头般的困顿突围时刻环绕在小说之中，在轻飘的混沌下训练眩晕般的悠长光影。

在小说的最后，张春子的礼物犹如阴暗困境下的一点光亮蓬勃绽开，展现在石青的面前，挣脱了鱼枷的苏三在大厅中央栩栩如生，仿佛见证了石青的捆绑与自由。小说本身所讨论的隔阂在最后被轻飘飘地弱化了，转而显现的是一种生活记录的模糊与慰藉。当女性的疑问被阐释为对世界的打量和凝视时，生活的厚重被巧妙地纾解为了纯粹女性审美下的温情回环。从头至尾，《西皮流水》都没有展示多么深刻的矛盾，而是以一种氤氲的流淌质感在推动故事，小说中的人物呈现出了开阔而平整的推移，但也正是在这种平整的松弛表象下，女性所经受的虚幻矛盾和个体纠结才显露的更为锋利。

三、反常经验下的锐利异质呈现

生活的出路永远在于生活兴趣本身，前面我们不断谈到的，对于生活的体认也就是试图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真实的积累，具备生活质地的叙述才是更为真实而严密的理性逻辑，而日常生活的感性想象也需要在缓慢的价值体系累计中得以凸显。无论是宋阿曼的《西皮流水》，还是王苏辛的《东国境线》，实际上所书写的都是生活明确的浓缩和镜像，这种领略与敬畏本身是值得锻造的，而针对细节的触摸和自然感受都是在生活体验徘徊过后的清晰容纳。

文学绝不仅仅只存在于日常的写作中，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谈论的90后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生命不仅仅限于同生活具象问题的缠斗，正相反，在这一代的女性写作者身上，我们看到了更为强烈的超现实感，她们擅长在隐忍的生活表象下表露抒情的冲动，这些与己密切相关的时代烙印和成长轨迹构成了她们写作的来源，却不是全部，而是孵化孕育成了超现实叙述下的永恒自由。

在王苏辛的《东国境线》中，小说从一个中学老师的失踪起始，不停地放大他在日常凝固困境下的抵抗，以至最后的逃逸；宋阿曼的《西皮流水》则以一个规矩者的叛逆为书写命题，叙述被规训的焦虑和惶恐。这两篇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呈现了这一代女性写作者在艺术范式上的审美趋向，不得不承认，生活逻辑上的超现实在今天是被不断延展的，这种锐利的反常经验呈现往往能够聚焦更为幽暗的人性，在饱满的细节中呈现命运的存身。

而要谈超现实的写作，不能忽略的还有内蒙古青年女作家渡澜，这个出生于九十年代末的少女在她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展露出了一种喷涌的、磅礴的魔幻想象。相比起前人所书写的日常生活下的小心试探，渡澜显然更大胆、更严肃，她以一种惶惑的姿态闯入了文学的世界，试图书写在反常经验下被囚禁的生命嵌合。

从小说《傻子乌尼戈消失了》①渡澜：《傻子乌尼戈消失了》，《收获》2019年第4期。来看，小说的开头就兼具了东方草原的清澈与西方魔幻变形的超现实表象：“我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鼬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虽说他消失了，但我几乎每日都可从他身边路过。只要我愿意让自己的思绪驰骋在一条回忆的轨道上，他便无处不在。”小说在此展现了极为精准而飘渺的话语呈现，被凝视的个体消失在了时间的维度之中，但却存在于自然的每一个角落，模糊又沉寂地覆盖了广大的天地。关于《傻子乌尼戈消失了》的故事并不复杂，傻子乌尼戈有着无限接近自然的美，他如同一株柔软的植物，身上兼具者孩子和少女的气息，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纯真质朴的孩子却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源头，而小说对于这种憎恶也给予了解答。当然，小说并没有如同通俗所认为的那样将某些奇异的自然变异归结于他，而是转而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理由表达了真实的可怖。

生活在小镇上的人们恐惧一切变化，害怕已知事物被新生事物所取代，因而他们害怕生命力，恐惧风的吹拂和水的流动，这种与时间的对抗是荒唐的。而后，具有绝对生命力之美的傻子乌尼戈被当作灾难被人嘲笑虐待、甚至被割断了喉咙，一直到最后被塞进了火化炉，当他成为灰烬的时候，乌尼戈反而无所不在，但剩下的人们都“毫发无损地死掉”了。小说在这种可怖的图景中塑造了一个奇诡但平静的叙事氛围，以第一人称所讲述的故事是阴森的，从某种程度而言，“我”这个叙事者所操控的是变幻莫测的观察角度，“我”看似是以乌尼戈的朋友的视角在书写整个故事，但很显然，“我”的参与感是微弱的。正相反，“我”始终以一种旁观的全知视角去进行稳固的判断和对凝固状态的想象。这种静态的变形和被抑制的生命力一起，共同构建出了对生命原始欲望的渴求，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叙事回环。

在渡澜的《昧火》②渡澜：《昧火》，《人民文学》2019年第11期。中，小说从一只羊的生命开始叙述，公羊肚子里怀了个孩子，而一向善良的姥姥却朝着男工的脑袋开了一枪，还是孩子的女儿甘狄克却执意要抚养这个不知从哪儿来的生命，原因也仅仅是“额吉，嘎乐都不咬我。”相较于小说《傻子乌尼戈消失了》，《昧火》显然更为奇诡，同时也更加反叛，她在叙事逻辑上的锋芒犹如天外来客一般，极端地定位成为与现实割裂的凉意。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哲理将小说从痛苦的异质生命中拯救出来，通向了更为纯净的自我本真创作中。或许是草原所独有的生命奥义，渡澜的小说大都呈现出某种与汉族文化全然不同的生命观念，在她的作品中，生命是流动的，肉体无法将生命的明亮全然掩盖，真正的命运是顺其自然的，这是一种对自由之境的抵达和探索。《昧火》的高潮场面同样出现在死亡之下：“不知过了多久，世界安静了。甘狄克没有声音了。我冲进森林里，大雪和飓风令一切变得模糊。一群雪白的人朝我恶狠狠地掉眼泪——白色常常被滥用，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它也可以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存在。他们的皮肤上厚厚一层冰霜，明亮到耀眼，四肢也因此坚硬如雄鹿的角。他们亮闪闪的脚下血红一片。他们就是一大串数字，要求人们想出一个新的数学概念。”

这些被拼接而成的元素相似又迥然不同，生命变幻莫测，更令人恐怖不安。但小说却在此呈现出一种多维的生命建构，数字、数学概念，这一符号有效地消解了原有的生命囚禁，演绎出了五光十色的个体生命图景，尽管意识与经历是同构的，但这种自我修改甚至是歪曲或许才是生命悬而未决的自我焊接。

四、游移模糊的叙事窄化与窠臼

在当前的小说写作图谱之下，女性的写作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呈现其真实且锋利的力量，对于女性问题的探讨被不断搬演到时代舞台，而女性对于与己切身相干的两性问题书写上不断地提出了新的诠释和可能。在普遍的性别观念下，女性在书写过程中的性别特质往往展现的更为深厚。这种如影随形的性别差异在当今的文学版图中呈现为了某种与个体自我存在相悖的黑暗困境。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生存状况究竟被阐释为了何种惯式，也被反应在了女性写作的文本之中。

而值得关注的是，随着90后这一批作家的成长，他们也开始建立属于自我的精神直接，并试图在文学之中思索生活的正确性。夹缝中成长起来的90后文学创作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崭新的评价体系，如何在日常性和文学性中平衡融合，是应当被代入文学的生活联系。

女性在文学创作上所突围的现实位移是今天的青年话语所需要的话语更迭，但或许是受到今天的文学旨趣影响，作家们在多元化叙述的进步开放之下，也面临了更为焦虑的叙事窄化和规训。当代文化场域给予了90后写作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在现实生活的裂隙下，这一批女性写作者呈现出来更为游移的叙事体系。

在极其稳定的社会时代下，如何在单向度思维阐释中书写更为深厚的生命体验是当前90后写作者应当重视的问题。而很显然，尽管我们能够窥探到这一批写作者不同程度的对于生活复杂性的重视，但由于平顺的生活作为了个人生存的表象，他们仍然难以从更深邃的转折中呈现新鲜的对于人、世界、生活的态度。这种框架感的缺失在文学创作中往往令他们更乐意选择去模仿客观经验，而非是提炼自我的写作空间。

物质生活的多样化令传统文学在今天间接地改变了根本的文学反应，他们更擅长书写公共空间的自洽而非是属于本我的文学谱系。这种状况很难简单地以好坏来判定，事实上，这种文化文本已然进入了90后写作者的写作经验之中，并不断发酵成了这一代文学的典型。

这种对公共空间的书写首先就展示为了作家们在叙事上的客观和冷峻。前面我们说过，于生存经验而言，90后的作家的体验感是微弱的，他们大多无法在纯粹现实主义的表象下叙述真实的生活立场，因而他们选择了以一种看似先锋的现代性叙事对现有的文学观念提出反叛。

但需要了解的是，这种空洞的先锋性在很多时候不能显现出敏锐和内涵，而无论是勾连的历史还是被捕捉的经验情感实际上都是没能破除代际的虚无生存模式，这种观念体系乃至理论的先行和对生活本身隐痛探索的滞后在90后写作者身上表现的极为明确，如何学习正确的虚构，如何在公共空间下书写重叠边缘，是当代文化文本的母题。

从王苏辛的小说《东国境线》来看，很显然，她所试图探讨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中学老师的孤独与流亡，而是试图在公共世界中展示时代背景下的躁动迷茫，小说中不止一次谈论到了关于世界多重的困惑：

“那些别人都知道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就一定丰富吗？”老人挑眉，“我们这里正在成为遗迹。”

“郑东阳会一直在这里吗？像你说的，每年半年？”

“他当然会去其他地方嘛。”老人道，“但现在是这里。他的愿望很大，很大……”

“是什么？”

“他想培养真正的好学生，真正的‘好人’。”

“‘好人’如何定义？”

“‘好人’不是被定义。是好人定义时代。”

“这是郑东阳的话吧。”柳方蒙也点了支烟，“是‘好人’培养的‘好人’在定义时代。”①王苏辛：《东国境线》,《钟山》2019年第5期。

很显然，这种与世界、时代直接对话的喧嚣在90后的女性写作中都显得太过直接。并且，这种碎片化的、轻巧的对话体系并不能支撑起她们所希望表达的厚重前景。在题材的处理和选择上，90后的女性写作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世界，都没有选择将个体经验作为共识化的文化觉醒，先锋性的表达需求令她们大多选择在真实与荒诞间自我纠缠，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们的叙事视角仍然停聚在纯粹的女性目光审视。但就文本本身而言，90后的女性写作者很难被归入一个限定的文学理论框架，她们的人生跨度是狭窄的，由此来谈，在现实主义立场下能够探讨的叙事范畴也是狭窄的，因而她们更习惯在某种模糊的叙事表征中书写反叛和创新，但这种游移的姿态却容易产生成为空洞的先锋与妄念，并不能够跨越新的话语场域。

事实上，女性写作理论的范畴直到今天仍然是混杂的，所谓的新时代女性写作在人们标签化的想象中陷入定式，女性被放置在社会关系中的审视是一贯有之的幽微认知，当女性选择以这种身份进行书写，并不断在作品中加入与之同构的社会角色领域时，这种性别意识的内化就很难得到更改。

这种对性别认知状况基点的探讨在渡澜的小说中也有一定的观念轨迹，在大部分评论家看来，渡澜的小说是跨越了性别意识的，她的小说所呈现的似乎就是一种双向性别概念下的凝视。然而，从当前的女性处境来谈，这种对女性写作主体的剥离与隔阂似乎也逃脱了女性主义书写的能量。

相较于渡澜在其小说中晦暗不明的概念化、哲学化陈述，宋阿曼的小说更加朴素地呈现了伦理秩序的变化以及她对于普遍女性社会关系的维度观察。《西皮流水》中的女性觉醒是对于社会性别危机的广泛阐释，石青在懵懂中的尖锐反抗逾越了男性的凝视，但与此同时，宋阿曼对于反叛本身的描述也显得有些苍白和老套，并没有对女性自身处境有深入的认知和反省。日常生活的逃逸无法一概而论，女性的反叛自然也不应该被单一书写，无论是冲突还是沉默，都应当以更加锋利的和深邃的形式架起情感样态。

回归到90后的女性写作本身，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一代人比他们的前辈经历了更少的风雨熔炼，因此，在这一批作家书写，尤其是女性写作中，她们对于具象的现实问题往往是迟钝的，并不习惯在书写庞杂而琐碎的日常本身，但或许也是因此，她们反而能够在某种超现实的想象空间中挖掘生存本身的苦痛与抗争。当同代人的价值观不断异变甚至扭曲的状况下，作家的创作所抵达的正是他们所期冀的生活自洽，而为了在生活镜像下实现抒情冲动，她们也就不自觉地需要呈现诸多反常经验，来审慎地浓缩生活、领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