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视阈下城市人印象的测量体系与维度

崔诣晨，刘青玉，崔亚娟

（1.南京林业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南京 210037；2.南京晓庄学院 心理健康研究院，南京 210017；3.深圳威高集力物流有限公司，深圳 518067）

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客观实在进行心理加工，由此生成了“城市印象”。在这一印象中，对城市“区域”“人”“文化”的三重印象交叉结合在一起，构建起基于物质与精神载体的“社会融合”新理念。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通过地域文化的相互适应、协同进化，进而实现社会关系相互认同、相互交融。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城市，社会各阶层动态分化，传统的城市文明受到现代思潮冲击。城市人作为新时代社会群体，其在经济发展、物质环境、生活方式以及价值判断上对本群体、外群体、群际关系处理上有着独特的感受与评价，从而形成具有时空区域和文化特色的城市人印象，它可以看作是一座城市向未来发展的物质与精神载体。[1]

自近代以来，依据城市人的居住历史特征，可将其划分为“本地人”和“外来人”两类；在此基础上，外来人又可细分为已经在城市里定居的外来人和具有不确定流动性的外来人。[2]在城市所形成的内在文化环境中，政府通过推行各项各项政策和制度促进人们形成良好的城市印象，以形成更加紧密的社会融合局面，这种管理模式即称之为“城市印象管理”。研究发现，城市印象影响群际接触，而接触效应最终会决定不同群体之间是否会产生社会融合及其融合的程度。[3]

一、基于社会融合心理建构理论的城市人印象

（一）“城市人印象”与社会融合心态的维系

提到城市人印象，不可避免会牵涉到“印象形成”这一概念。印象形成即指人们在社会认知活动中动态整合关于各种来源的他人信息以形成自身完整判断的心理过程。[4]人们能够从多种渠道获知他人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对他人或对群体的整体印象。据此，城市人印象可看作是人们对城市人整体形象的一种判断和评价，即在自然环境（如气候地貌、地理位置、水文植被等自然资源）、人文环境（如社会制度、法治、价值观、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和社会融合心态的作用下，自身对城市各类人群及其群际关系的判断和评价。其中，社会融合心态始终是维系一座城市走向未来的生命动力和精神依托。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向城市流动迁移。这些流动人口与城市原住民相比而言，在享有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参与社区事务与文化生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且面临社会分割困境。心理研究表明，在个体的早期成长中，被拒绝的经验会让个体形成一种“别人会拒绝我”的焦虑预期，并以消极的群际刻板印象和内群体态度来减少伤害。[5]这种状态不仅导致个体之间社会距离拉大，还有可能阻碍群体之间融合发展。例如，流动人口和城市移民往往经历了异质性环境的心理冲击，易产生外部社会环境认知和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并对城市人形成一种“再认知”印象，从而阻碍其在城市生活中进一步的群际接触；与此同时，一部分城市户籍居民对外来人口的刻板印象也会促使这两个社会群体之间若即若离，处于一种主动交往上的疏离与隔阂。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智慧社会”的新理念，这一新理念使文化和空间相融合，让城市印象更加丰满突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产物。它一方面体现中国价值与力量，另一方面为社会融合提供精神指引。社会融合作为一种社会政策概念起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6]基于心理学的视角，“融合”可以反向度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心理差异的距离。因此，在外来人进入城市并在向本地人逐步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与本地人的社会距离增减程度，可以作为衡量城市人融合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影响城市人印象的两大要素：地域刻板印象与自我刻板化

社会融合心态的形成可以看做“自我认同与接纳”的社会心理建构过程。个体通过自我认同明确身份，识别所属群体的同一性和外群体的差异性。在这一互动中，个体逐渐由融入所属群体过渡到融入外群体。相关的自我认同理论可作为这一心理建构机制的缘起理论。依据自我认同理论，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自身经历的反思性动态建构。因此，自我认同与接纳是社会认同与接纳的基础。由开始解决“我是谁？”到后来解决“我们是谁？”的过程中，自我开始积极主动地融入到群体之中，随即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共同体联盟、加强社会团结与凝聚力建设。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认同理论的系统发展，社会融合心理建构理论形成了两个分支——“最优特质理论”与“群体动机理论”（或称“主观不确定降低理论”），它们分别从研究地域刻板印象和自我刻板化入手，通过知觉过程的心理动力机制，抓住“社会融合心态的形成”这一关键过程，阐释了社会融合的能动作用。[7]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社会文明进步，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早已被赋予“精明”“市侩”“优越”等地域刻板印象。这种地域刻板印象作为在城市中生活的一种先验的、类别化的心理表征，一方面自上而下引导并简化信息加工，帮助人们高效率感知他人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却使人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自身主观因素所造成的群际认知偏差和社会距离。伴随新时代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步伐加速，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如潮水般涌入城市工作与生活，其中包括农民工与大学毕业生，加剧了城市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地域刻板印象，产生潜移默化的冲突和交互效应。研究者主张，地域刻板印象广泛存在且具有稳定性和内群体偏好性。[8]这一现象会随着群际接触而发生变化，即由外群体贬损逐步转向外群体偏爱，逐渐凸显融合趋势；然而，当两类社会群体处于竞争或冲突关系时，对外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通常又会被重新激活，且易产生刻板印象威胁效应（即个体因担心自身会应验所属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而产生的一种压力感）。[8]

除地域刻板印象外，自我刻板化是影响城市人印象的又一关键要素。自我刻板化是由于个体对内群体产生强烈认同感和依附感后不自觉维护内群体刻板印象的一种心理现象。根据自我归类理论的研究，当人们产生自我知觉时，便会把与之相伴的内群体刻板印象内化于自身，从而对内群体特征产生偏好并排斥外群体特征。[9]可见，自我刻板化并非是个体自我知觉的结果，而是一种对不稳定的情境化信息进行社会认知的结果。研究表明，消极自我刻板化越强的个体，越容易产生刻板印象威胁效应，进而阻碍其行为反应；相反，积极自我刻板化则具有行为同化效应。[9]

二、城市人印象的社会融合测量理论依据

“城市人印象的社会融合”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维度概念。城市本地人与外来人在“接触—竞争—冲突—适应”过程中，最终相互获得对彼此的认同和接纳。这一过程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融合在文化领域的认知、情感和印象加工。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城市本地人处于强势一方，他们对外来人的接纳意愿很大程度上影响外来人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而这些因素又会对外来人的融入意愿产生心理作用，从而间接影响这两类群体之间的相互接纳和认同。[10]从这一心理建构系统出发，可通过动态渐进、多维互动方式进行社会融合两个理论维度的测量。

（一）社会融合测量理论维度

城市本地人接纳意愿维度。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群体期望。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待外来人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形成城市本地人对外来人的接纳意愿，这是一种相对抽象的整体认知和价值评判，且更易受到外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例如，“城市本地人认可农民工为城市基础建设所做的贡献，希望更多外地人来本地成为其中一员”。基于这类期望调查，可构建出“以城市本地人认知为主导”的单向接纳测量指标。二是城市人印象形成。当与外来个体发生现实接触时，城市本地人直接体验、评价外来个体对自身行为的影响或冲击，这时便形成一种对外来人具有鲜活情绪体验的刻板印象加工。比如，“对城市本地人是否愿意与外来个体一起工作，是否反对与外来个体成为邻居”等接纳意愿的调查，即可成为“以城市本地人情感为主导”的单向接纳测量指标。

外来人融入意愿维度。具体建立在主观融入动机和客观融入感受两个层面：一是主观融入动机。作为对城市社会最原始的一种评价方式，这一主观融入动机是指外来人向往融入城市社会的一种内部驱力。其测量指标可包括“城市外来人是否喜欢现居地并关注所在城市的发展变化；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中并成为其中一员；是否能感受到来自本地人的接纳和好感”等。基于这类动机调查，可构建出“以外来人行为倾向为主导”的单向接纳测量指标。二是客观融入觉察。城市外来人在与本地人沟通交往、摩擦冲突时对感受到的排斥或包容的认知反馈和身份定位。当外来人满怀憧憬进入城市时，新环境下他们会思考城市本地人对其接纳态度而形成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很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认同以及是否继续融入等心理倾向。其测量指标可包括“城市本地人总看不起外来人；无论挣多少钱，也不可能成为城市本地人一员”等。基于此，可构建出“以外来人心态为主导”的单向接纳测量指标。

基于心理建构视角，城市本地人接纳意愿维度形成了一种“群体期望→印象形成→群体期望”的单向循环：城市本地人对外来人的社会群体期望可能会先入为主，以影响其与外来个体现实交往中的印象加工策略及其行为方式；与此同时，城市本地人与外来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沟通互动，又会进一步影响城市本地人对外来群体的认同与融合期望。相应地，外来人融入意愿维度在“融入动机→融入觉察→融入动机”的单向循环基础上又与城市本地人接纳意愿维度形成双向循环。具体而言，城市外来人在融入动机驱使下，处于身份认同和社会隔阂的认知冲突当中；这种对自身状态和客观环境的觉察力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其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当城市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密切接触、相互沟通时，分别处于单向循环的两类维度开始各自运动，从而形成了这两类群体之间由内而外、由局部到整体的系统性社会融合双向互动。

（二）城市人印象测量理论维度

通过对城市本地人接纳意愿和外来人融入意愿的维度分析，不难看出：城市人印象是社会融合心态的集中体现。当外来人融入城市生活时，与当地居民之间形成了对彼此的固定观念，即地域刻板印象。伴随这两类群体之间的接触程度不断加深，由地域刻板印象所驱动的外群体贬损开始转向外群体偏爱，逐渐凸显出社会融合趋势；随着群际接触的深入，当这两类群体处于竞争状态或冲突关系时，其所属成员必将该群体刻板印象加诸于自身的心理过程而出现自我刻板化效应。[11]当具有个体属性的自我刻板化与具有群体属性的地域刻板印象产生一系列信息加工后，城市人印象测量的理论维度随即显现。因此，可借助群际接触这一现实路径，对城市人地域刻板印象和自我刻板化特征进行解构和指标量化。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加以实施：

第一阶段，通过探索城市人印象的结构及其内涵，关注各类群体对于城市人印象的趋同状况。首先，收集整理有关城市人印象的多维客观指标，进一步采用专家评定法、探索性因素分析、扎根理论、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复杂系统理论等高级统计技术探寻这些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不同人群（按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社会阶层等详细划分）实施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将所获得的各项指标融合在一起，通过复杂系统理论、非线性动力系统计算模型，构建城市人印象的结构模型。[12]其次，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文献分析、访谈、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专家评定法等编制《城市人刻板印象量表》《城市人自我印象管理量表》。在预测的基础上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这两类量表进行修订，从而正式构建城市人印象的测量指标体系。

第二阶段，为优化城市人印象提供可操作的管理策略与政策咨询。一方面采用城市旅游导引系统的方法进行由“城市形象”到“城市人印象”的理论推演，实施城市CI战略，为建设“海纳百川”的“全球化城市”的管理策略服务。另一方面，应用心理测评的技术对各类典型影响城市人印象的管理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估，同时通过内容分析与舆情分析等方法横向比较不同城市的印象管理政策，结合高端访谈所获取的数据资料，提出能切实提高城市人印象的管理策略。在获得可能的对策后，进一步采用访谈、问卷调查、模拟实验、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等多向度研究方法，观测社会融合政策调整的有效性与实施路径，为建设城市人印象管理智库提供扎实的科学依据。

三、城市人印象的社会融合测量维度

城市人印象作为群际关系的内在表征，与社会融合相互协同，由内而外揭示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内在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相互印象越好，则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小，该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也越高；反之，其社会融合度则越低。[13]因此，社会交往是缩小社会心理距离，促进社会融合趋势的有效手段。具体而言，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的亲近度与信任度能够有效改善群际关系，拉近彼此的社会心理距离，从而有利于外来人融入城市生活。相应地，较高的社会文化认同感、社会地位认同感和城市归属感能减小社会心理距离，进而有效促进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是群际关系的外化形式，它具有多项测量指标，可间接测量城市人印象。以往研究大多将社会融合看作是一个单向过程，只注重外来人对本地人的印象，而较少关注本地人对外来人的印象及其融合状态。近年来，研究者从群体动力学的宏观与微观层面分别切入，将社会融合划分为经济整合、文化接纳、社会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等四个维度。[14]这四个维度恰好对应城市人印象形成的四个阶段——群体认同（认知阶段）、城市归属感（情感阶段）、社会距离（意向阶段）和群际接触（行为阶段）。因此，可通过“四个维度—四个阶段”开展动态衡量，阐释城市本地人与外来人彼此之间的印象偏差。

（一）群体认同：城市人印象的认知测量维度

所谓“群体认同”，是指群体成员之间基于共同目的和利益，在认知和评价上自觉保持一致的信息加工机制。Ramiah等人主张，群体认同包括自我定义和自我投入，其中，自我定义又包含自我刻板化和内群体同质化；积极的自我刻板化具有行为同化效应，而消极的自我刻板化则易诱发刻板印象威胁效应。[15]据此，积极的自我刻板化越明显，群体认同就越强；群体认同越强，越容易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

针对上述现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主张，群体认同影响地域刻板印象，而伴随地域刻板印象的群际认知偏差又会反作用于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认知和评价，从而导致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1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群体认同对城市人印象可以起到中介作用，促使群际关系趋于稳定从而增强群际接触和社会融合。[17]因此，群体认同可作为城市人印象的认知测量因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为例，如果要让社区居民奉公守法、尊重他人权益等，仅提高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是不够的。假如人们不普遍认为这些核心价值观是赋予城市人身份的核心价值，即使国家认同提高了，人们也未必会内化这些规范；反之，如果人们能加强群体认同，达成共识，使自身的行为态度成为与城市人身份相符的核心价值，或能更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并提高人们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

（二）城市归属感：城市人印象的情感测量维度

群体归属感，不仅包含群体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依恋态度，还包含其对所属群体的运行和发展状况、自身在群体中的地位和境遇等的满意态度。[18]作为群体归属感的特例，城市归属感是城市外来人增强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作为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它间接影响城市人印象。例如，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方面希望保持独立性，另一方面想透过依附群体取得城市归属感。在逻辑上，保持个性（自我刻板化）与取得归属感（地域刻板印象）是两种独立的心理需求，但当它们共同落实在城市归属感上时，便衍生出一种社会依存关系。具体而言，由于地域刻板印象所带来的偏见甚至歧视，将会引起城市本地人对外来人的贬损，从而增强其城市归属感；与此同时，城市本地人的自我刻板化越强，群际认知偏差就越强（即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越明显），越会增强其城市归属感。相反，外来群体将伴随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加诸于自身，从而削弱其城市归属感；此外，自我刻板化也是导致城市归属感薄弱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城市归属感应属于城市人印象的情感测量维度。

研究表明，居住在同一城市的本地人和外来人这两类社会群体在短时间内缺乏充分接触与沟通，使得双方都对外群体及其成员在行为、态度、认知等方面进行主观且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地域刻板印象，且这种城市人印象很容易对错误的行为认知和归因产生固化作用。[15]相应地，城市外来人对本地人的印象将随着自我刻板化的启动而呈现不同变化：消极自我刻板化导致刻板威胁效应，从而降低与外群体融合的意愿；相反，积极自我刻板化有助于增强外群体偏好效应，进而会积极推动与外群体融合趋势。反之，城市本地人对外来人的印象，同样也会随着自我刻板化的启动而产生变化：威胁效应降低社会融合，偏好效应推动社会融合。因此，参与社区管理、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是提高外来群体城市归属感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距离：城市人印象的社会心态测量维度

社会距离是一种外在的社会交往行为和内在的社会情感特征交互作用的心理指标，用以衡量个体或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19]因此，城市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小，则彼此之间的关系亲密度越高，越能激励外来人尽快融入城市、推动城市健康发展。

研究者指出，城市外来人的社会距离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向往程度（外来人对城市美好生活的渴望程度，即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身份认同）；第二，排斥预期（城市外来人与本地人实际交往时所切身感受到的社会地位歧视与群体被排斥程度）；第三，概括性判断（城市外来人对本地人所产生的社会距离总体判断）。[19]对照这一划分，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城市外来人的向往程度较低、排斥预期较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外来人与本地人是以群体身份而非个体身份进行交往的，先入为主的自我刻板化促使外来人对本地人（或本地人对外来人）产生地域刻板印象和群体排斥预期，从而降低外来人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程度。根据这一社会效应，社会距离可认定为城市人印象的社会心态测量维度。

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失地农民在与城市本地人的社会交往中，男性的社会距离高于女性；教育程度、住房满意度、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距离成反比；相对地位、群际互动影响失地农民的社会距离。[19]为缩小两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可根据上述理论发现，尝试建立混合型居住模式，推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经由居住空间规划提高积极群际接触的可能性。

（四）群际接触：城市人印象的行为倾向测量维度

群际接触理论主张，群际认知偏差是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充足信息或存在错误信息而产生的，群际接触则为双方获取新信息并澄清错误信息提供机会，从而有助于减少群际认知偏差。[17]一方面，群际接触以情绪为中介变量，对减少社会偏见、缓和群际关系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如缓解双方的焦虑情绪，产生情感共鸣等），而群际关系的改善将会对社会融合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群体之间缺乏有效接触会直接导致消极地域刻板印象，进而加剧群际认知偏差，造成群际关系紧张，甚至阻碍社会融合。研究表明，自我刻板化直接影响群际接触。[20]由此推论，城市外来人的消极自我刻板印象越强，则越容易产生刻板印象威胁效应，从而引起该群体的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而这些消极情绪又会加速群际接触陷入下一轮恶性循环。

群际接触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必要途径。当群体成员对内群体产生强烈认同感时，就会对外群体产生相应的心理排斥，伴随着群际之间的竞争过程亦会产生某种冲突行为。对个体而言，群际竞争和群际冲突是获取社会资源（如地位、权利等）的有力手段；而对群体而言，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有利于社会阶层流动（即社会成员在阶层结构中地位上升或下降、社会位置移进或移出等变化），缩小社会距离。结合城市人案例分析，当群体成员认可群体界限的可渗透性、群体地位的不合理性和群体差异的不稳定性时，城市外来人通过与本地人接触试图融入本地人；而城市本地人在自身利益不受外来人威胁前提下，也会有条件地接触外来人。因此，群际接触作为城市人印象的行为倾向测量维度，有利于缓解由于社会距离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从而促进社会融合。

像餐厅里不同群体成员的座位模式表征出一种空间距离，其原因可能有几种情况：起初可能是群体成员之间的习惯反应，他们并没有刻意去保持空间距离的想法；也可能是某一群体成员受群际偏见驱动的刻意行为。随着周围空闲座位比率的减少，被动的行为接触开始产生主动的言语沟通。不同群体成员在不断暴露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层次与深度的群际接触，最终影响他人印象加工的动力机制。调查显示，群际接触数量越多、群际接触质量越高的个体在形成他人印象时，会选择适应最优的整合策略而非隔离策略。[13]

以“城市印象管理为基础，构建社会融合系统”已成为新时代的研究焦点。当前，城市人印象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围绕“不同的城市人印象效价与趋同度是否决定社会融合的不同走向”这一问题，今后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一是理论建构。迄今为止，有关“城市人印象”的心理模型尚未形成。大多数研究虽从制度建设视角对社会融合问题进行理论拓展，但针对城市人印象与社会融合的关系构想和逻辑框架仍未纳入问题解决层面。因此，检验影响城市人印象的四个社会融合测量维度，为提升城市人印象及其魅力、促进城市各类人口的社会融合、快速有效地实现由“经济主导”向“文化多元”城市印象“软着陆”提供可操作的管理策略，为政府各级各类管理部门相关制度的制定、评估与调整提供政策咨询。二是研究对象。对于人口高度聚集的大都市，不同群体的城市人印象会对社会融合产生怎样的影响？由于以往所选取的样本规模和代表性均显不足，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和探究。对此，需要广泛调研，以期提高研究结论的推广利用价值。三是研究方法。针对社会融合问题的敏感性，仅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是难以进行精确测量的。因此，有必要开展研究工具的信效度、数据的复杂性、更高级的统计方法、横向与纵向数据的内部结构分析、复杂数据系统对各类数据的拟合与推演等研究。四是多学科体系。城市人印象与社会融合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多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认知神经科学、公共卫生学、传媒学等）开展交叉协同研究，以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及其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