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豪杰与豪杰暴动
——董卓进京问题的再思考

张继刚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730070)

提要： 《后汉书》中的豪杰主要指两汉之际和汉末的起兵者，而灵帝和何进所召的豪杰，是在职官吏，其主要特征是拥有私人武装。从灵帝组建西园八校尉开始，豪杰开始进京，何进召诸豪杰进京是灵帝召豪杰进京的延续，灵帝和何进都试图依靠、利用私人武装。董卓是作为豪杰被何进召进京的，当时何进是可以控制董卓的。董卓只是等待“京师将乱”的众人中的其中一人而已，何进不死，他不敢公然叛乱。何进被杀，进京的豪杰发生了暴动。豪杰暴动为董卓横恣京城创造了必要条件，假若豪杰不暴动，董卓则没有机会为乱京师。董卓进京是关系东汉政权走向的重大事件。

董卓进京是关系东汉政权走向的重大事件。关于董卓进京，陈勇的《董卓进京述论》一文论述颇详①。学界还有一些专门论述董卓及相关问题的成果②。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东汉的东西矛盾、凉州军事集团的形成和董卓进京之后的活动上，学界对董卓如何得以进京及进京的过程叙述不详，对与董卓进京关系密切的中平事变③大多一笔带过。笔者不揣浅陋，通过豪杰和何进的角度，来探讨董卓能够进京的原因，梳理董卓进京的过程。

一、“诸豪杰”何指？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崩，少帝立，何太后临朝，何进秉政。何进与袁绍等人密谋尽诛宦官，但何太后不同意，故“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1]2249。“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1]2250史书中提到“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进京，既是“多召”，必然不止董卓、王匡、桥瑁、丁原四人。那“诸豪杰”是哪些人？这些人因何被称为“豪杰”？

要弄清楚以上问题，先来梳理一下汉代豪杰的概念。田余庆《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2]和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3]都讨论了《汉书·黄霸传》中记载的“豪杰役使”问题，很显然，两文中所讨论的“豪杰”都指“豪强地主”[2]73。刘增贵《汉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士族化与官僚化》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汉代豪杰的概念，认为豪杰“论其原意，是泛指人群中的杰出者。从社会上看，这些人可说是社会领袖”[4]17-19。认为《汉书》中的豪杰，“非法”的意味渐浓，是政府打击的对象，《后汉书》中则绝大部分指两汉之际及汉末的起兵者。目前，学界将“豪杰”视为豪族来论述，忽视了东汉末年豪杰的特殊性④。方诗铭《世族·豪杰·游侠——从一个侧面看袁绍》[5]一文则注意到了何进所召之“豪杰”具有特殊意义，认为豪杰与游侠有关联，这是值得肯定的。方诗铭虽注意到何进所召“诸豪杰”的特殊意义，但论述尚有未尽之处。

考察史籍中东汉末年的豪杰，大致有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在职官吏。皇甫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1]2136。皇甫规时为度辽将军，却自称是西州豪杰。“灵帝未，天下乱，帝以所宠小黄门蹇硕为西园上军校尉，军京都，欲以御四方，征天下豪杰以为偏裨。太祖及袁绍等皆为校尉，属之。并州刺史丁原遣(张)杨将兵诣硕，为假司马。”[6]250-251灵帝征召的天下豪杰，除了议郎曹操和虎贲中郎将袁绍之外，还包括张杨等地方军官。可见，在职官吏可以称作豪杰。实际上，何进所召的董卓、丁原等四人，他们也是在职官吏，属于这一类豪杰。

第二，汉末的起兵者。如王粲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6]598诸葛亮对刘备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6]912这些史料中的豪杰，是汉末的起兵割据者。诚如刘增贵所言，《后汉书》中的豪杰，“绝大部分指两汉之际及汉末的起兵者”[4]18。

第三，名士。“时王芬与豪杰谋废灵帝。语在《武纪》。芬阴呼歆、洪共定计。”[6]401与王芬谋废灵帝的豪杰有曹操、陈逸、华歆、陶丘洪等，除了当时辞官在家的曹操之外，其余的人都是名士。“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1]330-331“天下豪杰”与“儒学行义者”并称，此处豪杰指称的也是名士。

综上，汉末豪杰可以指称在职官吏、起兵者和名士。西汉时期的豪杰指“豪强地主”，属于豪族的范畴，是政府打击的对象，而到东汉末年，在职官吏、名士也可以称作豪杰。可以看出，其豪族的含义在减弱。搜寻史籍，在职官吏称豪杰，主要出现于汉末灵帝时期，这一现象值得注意。两汉之际的起兵者都称作豪杰，而东汉末年的在职官吏为何也可以称作豪杰呢？无论是刘增贵《汉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士族化与官僚化》，还是方诗铭《世族·豪杰·游侠——从一个侧面看袁绍》，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来看何进召了哪些豪杰。

何进召豪杰进京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召豪杰入京，其实在灵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灵帝置西园八校尉，“征天下豪杰以为偏裨”，这些豪杰都是哪些人呢？《后汉书》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曰：“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统于蹇硕。”[1]356八人之中，蹇硕是宦官，统领众人。曹操、袁绍无须赘述。鲍鸿曾任右扶风。中平二年(185年)，鲍鸿作为右扶风和董卓破走边章、韩遂，“乃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章、遂败走榆中”[1]2320。中平五年(188年)，鲍鸿平定葛陂黄巾军，“遣下军校尉鲍鸿讨葛陂黄巾”[1]357。鲍鸿虽籍贯不可考，当属地方豪杰。赵融，《元和姓纂》载：“公辅十三代孙名融，后汉右扶风、大鸿胪。”公辅是赵王迁之孙，居陇西郡。岑仲勉校曰：“融见《三国志》八《张杨传》注，灵帝时为助军校尉。”[7]据《元和姓纂》，赵融是天水西县人，西县东汉时属汉阳郡，赵融当为凉州豪杰无疑。淳于琼，后跟随袁绍。冯芳、夏牟不可考。

“并州刺史丁原遣杨将兵诣硕，为假司马。”丁原应召派遣张杨将兵进京，是张杨将并州兵加入了西园禁军。张辽也应在此时带并州兵进京⑤。可见，灵帝征天下豪杰，不仅仅是豪杰鲍鸿、赵融、张杨、张辽等进京，而且是将兵进京，且重点是将兵。东汉末年，为天下所畏者，并凉之兵⑥，灵帝征召并州兵进京，同时征凉州劲兵，应该是没问题的。八校尉中赵融又称赵荡寇，赵融进京所将的应该就是凉州劲兵。灵帝召豪杰及其统属的兵进京，组建了西园禁军。

东汉末年，京师军事力量单弱。“至安帝永初间，募入钱谷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而营卫之选亦衰矣。桓帝延熹间，诏减羽林虎贲不任事者半俸，则京师之兵亦单弱矣。”[8]《汉官仪》又载：“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不及讲其射御……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1]3622中平元年(184年)的黄巾起义，让东汉政权更加感觉到中央军事力量的薄弱⑦。面对这种情况，召豪杰进京，组建西园八校尉，以加强朝廷防御力量。

再看何进所召的豪杰。被何进召进京的豪杰明确的有董卓、桥瑁、丁原等人，这几人既是猛将，又是豪杰。那“多召”的“诸豪杰”还有哪些人呢？

何进在中平事变前，先后多次派人到地方募兵。派王匡发兖州强弩，“进符使(王)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会进败，匡还乡里”[6]6。派张杨去并州募兵，“杨复为进所遣，归本州募兵，得千余人，因留上党，击山贼”[6]251。派张辽去河北募兵，“何进遣诣河北募兵，得千余人，还，进败，以兵属董卓”[6]517。派袁绍募兵，“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大将车何进令司隶校尉袁绍私募兵千余人”[1]3259。派鲍信到泰山募兵，“大将军何进辟拜骑都尉，遣归募兵，得千余人，还到成皋而进已遇害”[6]384。派毌丘毅到丹杨募兵，“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毌丘毅诣丹杨募兵，先主与俱行，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丞”[6]872。

根据前文所述豪杰的三个含义，何进所召的豪杰，不可能是起兵者，因为此时朝廷没有混乱，地方还没有起兵者，更何况，何进是不可能召起兵者入京的。也不是名士，因为何进要召来的是拥有武力，可以“胁”太后、对付宦官的豪杰。因此，何进召来的这些豪杰，就只能是在职官吏了，而王匡、张杨、张辽、鲍信、毌丘毅等人都是在职官吏。至此可以明了，所谓的“诸豪杰”，就是指董卓、丁原、桥瑁、王匡、张杨、张辽、鲍信、毌丘毅等在职官吏及其所带士兵或者所募士兵。

从灵帝组建西园八校尉开始，豪杰已经开始进京，何进召豪杰进京是灵帝召豪杰进京的延续。那么，进京的这些豪杰有何特征？在职官吏因何会被称为豪杰呢？

二、“诸豪杰”之特征

灵帝时进京的豪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杨、张辽带兵进京，这些兵是什么性质呢？

光和元年(178年)，交趾刺史朱俊镇压梁龙等人的反叛，“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1]2308。朱俊在镇压梁龙起义时招募了私人武装。在之后镇压黄巾起义时，朱俊利用家兵自不是问题，黑山贼张燕寇河内，“于是出俊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1]2311。南阳太守张咨贪图孙坚之部曲，“心利其兵”，结果被孙坚所杀，后孙坚死，“子策复领其部曲”[1]2438-2440。孙坚亦有私人武装。这些武装是孙坚在镇压黄巾起义时招募的，“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6]1094。而于禁、张郃都属于私人募兵，“黄巾起，鲍信招合徒众，(于)禁附从焉”[6]522。“张郃……汉末应募讨黄巾，为军司马，属韩馥。”[6]524

这些在镇压黄巾起义中招募的私人武装，朝廷不能坐视不管。灵帝时期“征天下豪杰以为偏裨”，实际上是征召豪杰及其武装力量进京。“在勘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9]灵帝时期召豪杰进京，变私人武装为国家部队。因此，灵帝时期征召的所谓“豪杰”，其主要特征是拥有私人武装。

再看何进所召的豪杰。中平六年(189年)，朝廷征董卓为少府，不肯就，及灵帝寝疾，玺书拜董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上书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1]2322朝廷征董卓为少府，董卓不听召；后又拜董卓并州牧，董卓不愿放弃部队，带上凉州兵，驻兵河东。史籍中把董卓不肯放弃的这些部队称作部曲，“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1]2176。部曲在西汉时期泛指军队，至东汉末年，部曲则有了私人武装的含义。唐长孺认为：“部曲是军队编制的名称，后来用以指私兵。曹操的部下任峻、吕虔、李典等都曾组织部曲或家兵。部曲也即是他们的宾客，但也只有编成军队才称部曲。”[10]15汉末的部曲具有私兵的性质。董卓死后，王允、士孙瑞准备赦免董卓的部曲，王允说：“部曲从其主耳。”[11]520王允把董卓所将的李傕、郭汜等凉州兵看成是董卓的私人部队。由此可见，董卓所率的三千凉州羌胡兵具有私属性质。

丁原的并州兵，也是招募的私人武装。如招募张辽，“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6]517。《后汉书》注引《续汉书》曰：“何进欲诛中常侍赵忠等，进乃诈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数千人，为贼于河内，称‘黑山伯’。”[1]2361故丁原带到河内的并州兵至少有数千人，其属下即为吕布等人。后“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1]2444。这些并州兵被董卓所并，可见也是私属武装。

东汉末年，强宗大族拥有部曲已很普遍。“时郡内李朔等各拥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宠纠焉。”[6]721“扬士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6]443“东汉末年，困于战争的农民，都去请求武装的世家大族保护；世家大族在屯坞自守、筑壁相保的过程中，也采取军事建制，来部勒他们已有的宾客和佃客，使成为武装的部曲，这时的私部曲，有时亦称家兵。”[12]陈苏镇赞同宇都宫清吉“家兵”就是“私兵”的看法，并认为家兵“活跃于东汉末年”[13]。正是在这种地方势力强大的背景下，何进派张杨、张辽、鲍信等人去地方募兵，招募地方的私人武装，使“诸豪杰”进京。何进被杀后，鲍信“乃引军还乡里，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五千余乘”[6]384。作为豪杰，鲍信可以骤然之间收兵二万，辎重五千余乘，可见其在地方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何进派他还乡里募兵，只“得兵千余人”，可能与何进给他募兵的数额有关。唐长孺指出：“大姓、冠族的代表人物又有能力组织武装队伍。”[10]29认为鲍信、王匡都是大姓、名士，何进派他们去本乡募集武装队伍。

何进所召的“诸豪杰”，如王匡、鲍信、张辽、张杨等人是带兵入京或者去地方招募私人武装的。而董卓、丁原、袁绍等都拥有一定的私人武装，如袁绍“坐作声价，好养死士”[1]2373。综上，灵帝、何进所召的豪杰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在职官吏；其二，拥有私人武装。

至此，可以明了，为什么要把在职官吏也称作豪杰。因为他们要么出身军队，拥有一定的私属武装；要么出身强宗大族，拥有一定的私人武装。在职官吏的豪杰称法，是在国家力量衰弱和地方势力强大⑧的背景下出现的，豪杰强调的是个人的社会身份，而淡化了国家官吏的身份。由此可以想见，东汉后期朝廷对官吏约束力的削弱。

何进所召的豪杰中，争议最大的就是董卓。何进为何要召董卓进京？其目的何在？

三、何进的构想

袁绍等人为何进出谋划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进京，而具体提出召董卓进京的应该是何进⑨。

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反对的人很多。陈琳说：“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6]600侍御史郑太劝谏何进：“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1]2257卢植“知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固止之”[1]2119。曹操曰：“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6]5陈琳、曹操反对召外兵，郑太、卢植则直接反对召董卓。董卓“强忍寡义”“凶悍难制”，是众人普遍的看法。灵帝征卓为少府，董卓不听；灵帝临崩前，拜董卓为并州牧，命属兵皇甫嵩，董卓却驻兵河东。“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1]2322这样的情况，朝廷上下清楚，何进、袁绍应该更加清楚。那为什么仍要召董卓？

建宁元年(168年)，窦武和陈蕃谋诛宦官，反被宦官杀害，主要原因是“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1]2244。“营府”，《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谓五营校尉府也。”[14]袁绍也说：“五营士生长京师，服畏中人，而窦氏反用其锋，遂果叛走归黄门，是以自取破灭。”[6]189与宦官势力对抗，何进最担心的就是窦武的遭遇重演。占有足够的兵并保证这些兵不“畏服”宦官、不会中途叛变，成了何进主要考虑的问题。而豪杰及其私人武装是地方武装，没有生长于京师，且具有私属性质，不会像“五营士”一样畏服宦官(后进京豪杰发动暴动即是明证)，所以何进征召外兵——豪杰进京。

征召豪杰进京，能够“胁”太后，并对宦官势力造成震慑的，莫过于并州兵和凉州兵了，如前文所述“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而且，朝廷上下对董卓存在恐惧心理⑩。何进对宦官说：“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1]2250强调“今董卓垂至”，说明何进企图利用这种朝廷上下对董卓的恐惧来震慑宦官。

就何进个人来讲，他对宦官的恐惧甚于外兵。“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进新当重任，素敬惮之，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1]2249宦官势力长期把持朝政，“胶固内外”，还把持各类衙署，其耳目在宫中无处不在，“凶竖多耳目”[1]1834，“五营百官服畏中人”[1]2248，军队和官吏都畏服宦官。如孔融揭举宦官亲族贪浊，“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1]2262。何进虽掌军政大权，但由于新当重任，很是忌惮宦官。王夫之就认为何进谋诛官宦，“若持方寸之刃以拟猛虎”[15]。想要对抗长期盘踞宫中的宦官，何进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才会召令宦官恐惧的董卓进京。

召董卓进京，还可以恐吓太后。“帝崩，大将军何进谋诛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惧太后。”[1]2119“(袁)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1]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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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进看来，众人恐惧的董卓，他是可以控制的。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拜何进为大将军。“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起，以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1]2246此时的何进，兵力已经很盛，“上军校尉蹇硕恶大将军进兵强，欲进在外，因而间之”[11]493。及灵帝崩，“何太后临朝，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后何进诛蹇硕，“因领其屯兵”[1]2248。何进又杀骠骑将军董重并领其部队。何进掌控左右羽林、北军五营、西园禁军等京师部队，并录尚书事，完全掌控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中平四年(187年)，拜何苗为车骑将军，也领有军队。

何进可以节制的武力有左右羽林、北军五营、西园禁军、皇甫嵩之精兵三万[1]2306、何进部曲、丁原的并州兵、其他招募已至京师的豪杰等，距洛阳东去不远还有黎阳营兵。以董卓的三千兵力[1]2323，即使是凉州劲兵，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反叛朝廷。况且凉州劲兵也不是不可战胜，孙坚就曾连败凉州兵。至何进死，董卓一直不敢公然叛乱，其态度是“以观时变”[1]2322。故何进在谋划召董卓进京时，他是可以控制董卓的。

何进召董卓的目的：其一，利用董卓及其凉州劲兵，震慑宦官势力，并防止窦武遭遇的重演；其二，恐吓太后，以胁太后同意打击宦官势力；其三，顺便收编董卓的部曲，解决灵帝时期遗留的董卓问题。

四、“诸豪杰”暴动与董卓进京

进京的诸豪杰，会大大增强何进控制局面的实力。可惜何进疏忽大意，被宦官杀害，而进京的豪杰，也无人控御，发生了暴动。

(一)何进的犹豫

何进、袁绍密谋尽诛宦官，何太后不同意，“进难违太后意，且欲诛其放纵者”。袁绍等为策划，“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进然之，召董卓屯上林苑，王匡发泰山强弩，丁原火烧孟津，以诛宦官为言，太后犹不从。何苗劝谏何进，“进意更狐疑”，袁绍惧何进变计，再次“胁”何进，于是以袁绍为司隶校尉，袁绍促董卓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袁绍劝何进便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进不许”。袁绍又诈宣进意，“使案捕中官亲属”，致使“中官惧而思变”，走上冒险和孤注一掷。张让等人通过舞阳君，利用其“胶固内外”的关系，皆复入值[1]2249-2251。

纵观中平事变的整个过程，何进的犹豫不决是何进被杀的主要问题所在。“(蒯)越劝进诛诸阉官，进犹豫不决。越知进必败，求出为汝阳令。”[6]215从诛杀董重和蹇硕看来，何进不是优柔寡断之人。那何进为何会犹豫不决？

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之后，处置宦官最好的机会到来，袁绍劝何进动手，“至于再三，进不许”。这又是为什么？其实何进本不想尽诛宦官，他对宦官说：“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早各就国”是何进的真实想法。在尽诛宦官问题上，何进的心志是不坚决的。卢弼曰：“何进之谋诛阉官，乃与黄门蹇硕争权，欲藉以除之耳，非真有扫清奸秽之志，为国家去毒贼也。蹇硕既诛，中常侍郭胜等又亲信何氏，故其计久不决，绍谋亦不用也。”[16]袁宏《后汉纪》载：“初，进寒贱，依诸中官得贵幸，内尝感之，而外好大名，复欲纵绍等，计久不能决。”[11]495

何进的犹豫在于，他不想尽诛官宦，但由于出身卑微，不得不顺应名士们的意旨，惩治宦官以博得名望与支持。又因依靠宦官起势，何进内怀感激，不想尽诛宦官。但“外好大名”，出身低微的何进不敢断然拒绝袁绍，被党人名士所胁迫，不得不做出谋诛宦官的姿态。这是何进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

何进还受制于何太后，“进难违太后意”，是何进犹豫的又一原因。何太后“性强忌，后宫莫不震慑”。“四年，生皇子协，后遂鸩杀美人。”[1]449-450这样一个太后，没有她的懿旨，何进不敢妄动。诚如王夫之所言：“进之所恃者何后，举动待后而后敢行。”[15]

何进所招募的豪杰，还没有全部到京。鲍信募兵回到成皋时，何进已遇害；张辽募兵得千余人，回来何进已死；张杨募兵，留上党击山贼，也没有回来；毌丘毅至下邳遇贼，肯定有延误。这也是何进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

袁绍却过于着急，不断逼迫何进。整个过程，袁绍显得非常活跃、积极，既为“画策”，又劝、胁何进，还擅自命董卓进兵平乐观，最后诈宣进意，抓捕中官亲属，迫使宦官“惧而思变”“皆复入值”，并铤而走险。

袁绍的鲁莽、宦官的重新入值，迫使何进不得不再次请示太后。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何进入长乐宫白太后，请尽诛宦官。此时守卫宫殿的虎贲，已经换成了何进的人，由袁术率领。但一向谨慎的何进万万没想到，在反复征求太后同意的过程中，被宦官抓住了机会，直接斩首。何进精心预防宦官势力对京师军队的控制，却忽视防范宦官本身了。宦官重新入值，何进肯定知道，不知为何却掉以轻心，进宫见太后，之前他“称疾不入陪丧，又不送山陵”[1]2249，非常谨慎。何进入宫被杀，与袁绍诈宣进意、抓捕中官亲属，有很大关系。

其一，何进不想尽诛宦官，但迫于名士的压力，为顺应其的意旨，不得不做出尽诛宦官的姿态；其二，何进受制于何太后，不敢擅自决断；其三，何进所招募的诸豪杰，尚未全部聚集京师。因此，在中平事变中，何进表现出了犹豫不决。而袁绍却不断逼迫何进，甚至诈宣进意，迫使何进不得不进宫请旨，被宦官所杀。何进的犹豫不决和袁绍的莽撞，导致了何进的败亡。

(二)“诸豪杰”之暴动

何进被杀之后，豪杰及其私人武装发生了暴动。

“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素所亲幸，在外闻进被害，欲将兵入宫，宫閤闭。袁术与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閤。会日暮，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1]2252“时进既被害，师徒丧沮，臣独将家兵百余人，抽戈承明，竦剑翼室。”“绍与王匡等并力入端门，于承明堂上格杀中常侍高望等二人。”[1]2384-2385何苗闻何进死，“陈兵朱雀阙下”[11]496。吴匡等怨何苗不与何进同心，激励何进部曲，“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1]2252。

何进部曲吴匡、张璋进攻宫城；袁术与吴匡共斫砍宫门，袁术放火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袁绍将家兵与王匡攻入端门，杀宦官两人；吴匡与董旻攻杀何苗；袁绍诛杀宦官两千余人，率兵攻上端门，进攻省禁。吴匡、张璋是何进的部曲将，本身就是进京豪杰；吴匡、袁绍、袁术等人进攻宫门所率领的武装、吴匡杀何苗所激励的“何进部曲”也应是进京豪杰，因为何进死后，朝廷禁军不会骤然听从袁绍指令进攻宫门；王匡与袁绍等攻入端门所率领的，正是何进派王匡在泰山郡所募的“强弩五百”，也是进京豪杰；而袁绍则还率家兵参与暴动。可见，参与这次暴动的正是“诸豪杰”。

豪杰进京，唯独能控制局势的何进被杀，无人控制的豪杰及其私人武装发生了暴动。豪杰不愿看到东汉政权再恢复到宦官专权的老路上，他们对宦官的愤怒彻底爆发了，汉末以来士大夫通过清议与宦官的对抗，终于转化为豪杰的武力暴动。豪杰及其私人武装的暴动，对东汉衰亡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倘若没有豪杰的暴动，何进虽死，但何太后和宦官、外戚都在，中央权力中枢还在，仍然会恢复东汉的统治秩序，东汉政权会再次回到太后临朝、外戚宦官专权的老路。但实际情况是，宦官势力长期败坏朝政、为害社会，豪杰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再发生，诛杀了所有宦官和外戚何苗。豪杰及其私人武装在摧毁外戚宦官势力的同时，也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

在割据地方之前，豪杰率先在京师发动了暴动，这是东汉地方势力与中央权力对抗的明朗化。此后豪杰割据地方，开始了瓦解东汉政权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灵帝和何进召豪杰进京，都企图依靠和利用地方私人武装，是中央权力主动引地方势力进入京师的。

再看董卓进京问题。对东汉政权来讲，围攻宫城的豪杰比董卓进京的影响更大、危害更大。实际上，是豪杰乱了京师。倘若豪杰不暴动、进攻宫门、诛杀宦官，董卓则没有机会进京，即使进京，以宦官的老练，还有外戚何苗，指挥左右羽林、北军五营、西园禁军、皇甫嵩、朱俊、丁原、何进部曲等，董卓也不会有机会控制朝政、横恣京城，董卓充其量只是个地方叛乱者而已。乱东汉天下者，非董卓也，乃诸豪杰也。

况且董卓一直不敢公然反叛，他只是在等待机会。灵帝病危时拜董卓为并州牧，他却驻屯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以观时变”。河东郡距京师不远，如果京师有变，即使不召董卓进京，以观时变的他也会随时参与进来。而当时以观时变的且不止董卓一人，时人普遍认为京师将乱，他们都在等待大乱的到来甚至已经自谋出路，董卓只是等待“京师将乱”的众人中的其中一人而已。董卓被召进京，后在种邵的制止下，驻兵河南城外的夕阳亭(在河南城西)。此时洛阳近在咫尺，董卓还不敢叛乱，继续“以观时变”。在朝廷“变乱”之前，董卓是不会叛乱的，只是相比于其他“以观时变”的人，他的嗅觉更加灵敏、行动更加果敢。所以，何进召不召董卓，与董卓是否发动反叛、为乱京师关系不大，甚至，何进召董卓进京，尚有架空董卓、控制董卓部曲的可能。实际上，豪杰暴动之后，董卓这才仓促进京。

董卓进京之后，收编了在京的豪杰势力和其他私人武装，逐渐强大。“寻而何进及弟苗先所领部曲皆归于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卓兵士大盛。”[1]2323-2324张辽到河北募兵，回来又“以兵属董卓”。何进、何苗部曲归于董卓，董卓又杀丁原而并其众，何进派人招募的武装，也归于董卓，是进京的豪杰，最后都归于董卓。豪杰暴动，给予了董卓吞并诸豪杰、壮大实力和为乱京师的机会。

董卓进京与当时豪杰进京的背景有关，董卓是作为豪杰被何进召进京的，他只是进京的诸豪杰之一。拥有私属性质的凉州劲兵，这是董卓能够进京的必备因素，而豪杰暴动则为董卓控制京师创造了必要条件。何进召诸豪杰进京是灵帝召豪杰进京的延续，是东汉后期地方势力兴起之后朝廷对地方势力的依靠和利用。豪杰暴动也是汉末士大夫与宦官势力对抗的延续，只是对抗的形式由清议转变为武力暴动。

东汉朝廷的衰乱，是豪杰及其私人武装兴起的背景下，豪杰进京和豪杰暴动的结果，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不宜过分谴责何进。在重视董卓进京及其凉州劲兵历史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汉末豪杰及其私人武装的影响。豪杰暴动导致了朝廷衰乱，而何进和董卓却承担了东汉衰亡的主要历史责任。

注 释：

①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讨论了董卓迫使何太后归政的政治意义、关东与关西的对立、并凉武人合流、董卓迁都等问题。

②主要有：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翦伯赞：《董卓之乱与三国鼎立局面之序幕》(《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希恩：《汉末凉州军阀集团简论》(《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方诗铭：《董卓对东汉政权的控制及其失败》(《史林》1992年第2期)、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杨永竣：《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王北固：《凉州兵团在三国史上的特殊地位——从马超助刘备取蜀说起》(《开封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王勖：《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朱子彦：《论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薛小林：《西州与东汉政权的衰亡》(《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等。

③中平六年(189年)，何进、袁绍等谋诛宦官，何进被杀，袁绍尽诛宦官，下文简称中平事变。

④除了前列三文，其他相关成果也都将豪杰视为豪族论述，如何兹全：《两汉豪族发展的三个时期》(《秦汉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2003年版)、宇都宫清吉：《汉代豪族研究》(《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创文社昭和五十二年版)等。其实，本文所述东汉末年的很多豪杰，如一些地方军官董卓、张杨、张辽、丁原、王匡等，都不能算作豪族。

⑤“汉末，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都。”(《三国志》卷17《魏书·张辽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7页)汉末共有两次召豪杰进京，分别是灵帝和何进。丁原后被何进召进京，自然亲自率领并州兵进京，不存在再使张辽将兵进京之说，故张辽将兵进京应在灵帝时期，大致和张杨同时。

⑥郑太对董卓说：“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后汉书》卷70《郑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58页)

⑦如孙毓棠所言：“据《文献通考》所引章氏的估计，谓东汉的常备军多不过四万人，而山斋易氏的估计则只有两万人。如果一朝国内外有了大乱，则政府还是不得不有赖于地方征兵或是其他的特殊的措置；不然的话，仅靠这个中央常备军是绝对不能平定内乱或抵御外侮的，更不必提远方的征讨了。”(孙毓棠：《东汉兵制的演变》，彭卫等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1页)

⑧如前文所述，东汉后期京师军事力量单弱，而地方势力却很强大。关于东汉地方势力的强大，已有定论，田余庆：《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就论述了东汉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和其私家武装的存在。唐长孺也认为东汉末年的大姓豪强，族大人众，拥有成片的土地和大量的宾客，很容易组成军队。东汉末年富室强族纷纷起兵，是长期孕育、潜伏的大小封建割据势力的公开暴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其他相关论述颇多，不再赘述。

⑨综合史料，提出召董卓进京的应该是何进。《后汉书》卷69《何进传》载：“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第2249页)袁绍等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但并没有指明召谁。《后汉书》卷70《郑太传》载：“进将诛阉官，欲召并州牧董卓为助。”(第2257页)《后汉书》卷56《种邵传》：“大将军何进将诛宦官，召并州牧董卓。”(第1830页)《三国志》卷16《魏书·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曰：“进将诛黄门，欲召董卓为助。”(第509页)《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第5页)《后汉书·天文志》：“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大将车何进令司隶校尉袁绍私募兵千余人，阴跱洛阳城外，窃呼并州牧董卓使将兵至京都，共诛中官。”(第3259页)《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载：“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第172页)从以上六条史料可知，召董卓进京是何进的主张。又《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官，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第189页)《后汉书》卷72《董卓传》：“及帝崩，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谋诛阉宦，而太后不许，乃私呼卓将兵入朝，以胁太后。”(第2322页)这两条史料表述含糊，没有明确说是谁的主张。《后汉书·袁绍传》载：“灵帝崩，绍劝何进征董卓等众军。”(第2374页)这条史料则指向袁绍，但“征董卓等众军”是事后的一种笼统表述，同于“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的表述。以上史料，明确指向何进的有六处。总体看来，谋划召四方猛将的是袁绍等人，但具体提出召董卓的应该是何进。

⑩带兵的张温、皇甫嵩对董卓也有几分忌惮，如孙坚劝张温依军法斩董卓，张温却说：“君且还，卓将疑人。”(《三国志》卷46《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第1095页)正如吕思勉所言：“其惮之如是。”(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袁绍也对董卓有恐惧感，鲍信劝袁绍“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但“绍畏卓，不敢发。”(《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第2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