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社会新的主要矛盾的价值原则与根本途径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背景下

张 莉 徐 曼

[提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明了新的时代特征，明确了中国新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表明人民需求的范围在扩展、水平在上升，对国家治理的要求也在提高。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解决这一矛盾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以人民为中心”是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价值原则，要求精准把握人民群众不断发展变化的美好生活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必须立足于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同时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和中国社会新的主要矛盾概念刚一提出，学界即展开研究，认为“新时代”以“巨大的发展成就”为基础，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为标志[1]，应该“立足历史、理论、实践和价值”全面进行理解[2]，并从不同学科视野出发，分别对“新时代”进行“哲学理解”[3]、探讨其“政治逻辑”[4]与“经济学意义”[5]。当然，相关研究并非已经完善，仍需要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6]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更有必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正是基于此，拟着重探讨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原则和根本途径，以期为相关问题研究的全面和深化做出一点贡献。

一、新的时代特征：新的历史方位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时代特征、历史方位从根本上说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决定的。因此，“历史方位”不是一个静态的坐标，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含着“从哪里来”“现在何处”“走向何方”等丰富信息。如果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的基本内涵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从哪里来”)，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实践为新起点，以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方向(“走向何方”)，现在正处于这一重要的历史区间(“现在何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决定的。唯物史观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运动，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结构。但是，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走向是一系列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一个矛盾系统在起作用。在这一矛盾系统中，各种矛盾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其中必然存在一个主要矛盾，占有主要地位和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规定事物性质的也不仅取决于事物的主要矛盾，还取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关键就要抓住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除短期地把巩固新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总体上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和人民需要之间的状况，进而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7](P.344)面对国际国内的多重矛盾，我们党把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作为最重要的工作，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力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解决“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又摆在党和政府面前。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8](P.341)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9](P.182)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其基本依据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P.11)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中，“供给侧”基本上都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

我们党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一方面遵循的仍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而是包括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完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11](P.52)第三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其生产发展的阶段性和局限性决定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的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判断，一方面反映的是一定生产发展阶段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又有了新的进步和提高。中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四十多年的大力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0](P.11)说明这一判断不仅具有理论依据，也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转变的客观实际。

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也说明人民的需求的范围在扩展、水平在上升，对国家治理的要求也在提高。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总体上已获得充足的物质保障，开始有了发展与享受的需求，对国家与社会满足其需求提出了要求，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是需要范围的扩展。即人民的需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文化生活，而是扩展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政治与社会各个方面；二是需要层次的提高，即由原来的“生存型”上升为“发展型”“享受型”。根据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2](P.19-29)当前，中国人民总体上已摆脱了物质贫困和产品短缺，人民群众的消费升级越来越明显，消费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高质量高品质的消费需求越来越旺盛。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发展的群体差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领域差异明显，仍然存在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解决这一矛盾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

二、以人民为中心：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原则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基本价值原则。“以人民为中心”有着特定的内涵。就主体而言，人民是具体的，是现实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同时，人民也是广泛的，是相互联系的集合体。就内容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是以人民的正当利益、人民的合理诉求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会随着环境条件和时代发展而变化，要求与时俱进，精准把握人民群众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美好生活需要，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党百年来取得所有成功的重要历史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着眼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原则产生和形成的理论起点和逻辑起点。首先，对人的本质的求解必须把人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人的本质论时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P.135)唯物史观就是一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要求“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14](P.294-295)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其次，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5](P.287)，“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16](P.255-256)即人民群众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才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最后，实现人的解放、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旨归。《共产党宣言》系统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明确了其理论的价值指向，强调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P.53)但是，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前提是其成为掌握生产资料、国家权力和精神生产的主体。“自由人联合体”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目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应围绕着最大限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主线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其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中。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一以贯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立场，形成“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8](P.1004)“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8](P.1094-1095)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人民立场和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9](P.317)，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强调“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20](P.57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不断夯实人民群众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0](P.1、4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1]不断回应和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不断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是在着眼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过程中生成的，也是在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愿望的实践中生成的。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生产力的发展转变归根到底是由人民推动的。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和激发出来的时候，生产力就会获得快速发展；反之则反。改革开放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藩篱，人民参与创造、致力创新的积极性被释放，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由原来落后的生产力转变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从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到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以人民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为基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以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为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人民创造了巨量的物质财富，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当前，在解决人的第一需要的同时，更要致力于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需求，要不断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从物质文化需要的解决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完善要依靠人民，——当然，目的也是为了人民。因此，应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去促进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推动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要求建立完善的生产生活制度和人民主体作用发挥的保障机制，以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人民创新创造活力。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22](P.21)的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可以更好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才能真正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23](P.203)

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也理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享有主体。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在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原则，彰显了社会主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就是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百年历程。

三、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

习近平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24](P.235)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推动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与革命具有同样的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25](P.81-82)。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转变是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意味着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革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奋斗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6](P.19)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也是建党百年正确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总结。因此，全面深化改革要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逻辑，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把全面深化改革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和美好生活向往直接相结合，是党的性质与宗旨决定的，更是建党百年中国崛起的成功密码。共产党关于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信仰说到底还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近期目标是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社会财富、不断改善社会环境，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增福祉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不断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无论从范围还是质量、水平上看，人民群众的诉求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和提升，同时又遭遇“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阻碍。破除发展障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只有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7](P.101)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并把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发展和完善制度，把改革本身也纳入制度的轨道，重视凝聚改革共识，通过各种利益机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效解决全面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内生动力。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也应由人民来检验和评判。当年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8](P.1004)邓小平要求我们做工作“必须考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28](P.6)。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0](P.45)为此，中国共产党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治国理政总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其中首先是经济利益。提高收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是人民生活改善最直接的体现，也是人民群众最迫切的利益；经济增长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但是，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并不局限于经济增长，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社会和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本前提，但GDP的增长不等于国民收入的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也不等于每个人的生活改善。更重要的是，人是社会的人，吃喝住穿只是基本需要。随着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人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必然提出更广、更高的要求，以实现自己安全、幸福、尊严等愿望。因此，发展有着更加广泛的内容，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人的完善的统一，大体相当于“美好生活需要”。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除了大力发展经济，还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发展成果，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这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评价主体应该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以其美好生活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增强为标准。

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起始点，以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为落脚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拨乱反正、如何使社会发展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我们党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认识又回到党的八大的正确判断上来，认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9](P.212)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改革主要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总体上看，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物质基础过于薄弱，国家在改革开放相当长时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并且通过“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25](P.155)的发展战略加以实现。这一战略有其合理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产生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体现之一就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等。这些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上，还表现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体现之二是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城乡硬件设施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一些反映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软件建设没有跟上，人民群众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对此提出了要求。这一矛盾是改革中产生的，“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30]，即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需要、且只能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通过供给侧改革，从深层结构上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仅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基础，也为社会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全面改善提供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全面总结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历史经验、科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以及所呈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征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党的十九大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提出分两步走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目前的紧要任务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既是第一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又是实现第二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基础和前提，还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成果。

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当前党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0](P.11-12)一方面，要求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打好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切和美好生活期待。

结 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始终肩负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在不断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遇到的主要矛盾中负重前行，虽经历百年而初心不改。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解决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解决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面对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辛探索，虽然走了弯路，但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成功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人民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以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