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与茅盾小说中的革命战争
——军事史视角下的左翼知识分子精神历程考察

妥佳宁

[提要]茅盾在《幻灭》和《子夜》等小说中，反复描绘了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派遣“铁军”继续北伐的战斗场景；而《子夜》却并未正面描绘1930年的“中原大战”的战争场面。茅盾小说对两场战争的不同写法，与他本人在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经历有关。也体现了对国共合作时期“铁军”北伐的革命正统性的认可和对国民党“中原大战”非正义性的反衬。而在《子夜》中，三十年代的民族工业家及“铁军”余部，正与当年的武汉国民政府有关。茅盾对他们的悲剧式写作，呈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左翼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左派从一度认可到最终失望的复杂精神演变历程。

茅盾早期作品对大革命有非常直接的呈现，但描绘的主要人物却极少为革命军人。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阿英就曾批评茅盾不肯直面各地起义的战斗：“在中国，自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后，各地的反抗也是和当时的俄罗斯一样的爆发，接着又有了十二月等等的英勇的不断的战斗，在在的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然而，茅盾是始终的不肯正面这些现实，反而把这些现实当做非现实。”[1]自此之后，论者往往认为茅盾不关心军事而较关注知识分子，不写中共武装斗争而多写政治动摇。就连茅盾自己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反驳阿英的那句“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2]，似乎也坐实了其作品重点在描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非革命军人。而无论是“大革命”还是“国民革命”之名，都远不如“北伐战争”那样为世人所熟知。那么茅盾是否因自己参与革命的亲身经历所限，在小说中更多地描绘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政治工作”，并对“卖膏药”式的政治工作感到“幻灭”[3]，而未特别表现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只要细读《幻灭》等作品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武汉誓师还是强连长的战斗经历，都曾写到大革命的军事活动。事实上，《子夜》也曾多次触及军事斗争，且与大革命期间的军事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对《子夜》的研究往往看重国民党新军阀“中原大战”的整体背景，却绝少注意到其中的具体军事事件与大革命之间隐秘的联系。而回到军事史的视角下则可发现，茅盾一系列小说的相关描绘背后，暗含着对革命正统性的认识。

一、《子夜》与北伐战争

答案恐怕不能只在“中原大战”当中寻找，还须回到作为对比的另一场战争中去。按照小说中雷鸣的另一段自述，从1925年“五卅”起，“我是到广东进了黄埔！我，从广东打到湖南，我，从连长到团长，我打开了长沙，打开了武汉，打开了郑州，又打开了北平”[5](P.77)，这显然是指北伐战争。而上述的1927年，雷参谋口中的四军、十一军乃是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继续北伐，与盘踞河南的奉系军阀作战。《子夜》里与“中原大战”形成鲜明对比的，其实正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

那么《子夜》究竟如何以1927年的北伐战争来反衬1930年的“中原大战”？小说第十章写到1930年6月唐云山带来张桂军要退出长沙的消息时，吴荪甫却向唐云山核实“铁军是向赣边开拔的，可不是？”[5](P.241)这里出现了“铁军”一名，而这一称呼无疑是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据识者考证，尽管《子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印刷本为此段话中提到的‘铁军’做了注释，说：‘铁军指北伐战争中叶挺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团，以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得名。’”但“吴荪甫关心的‘铁军’，不是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而是‘中原大战’时期的张发奎部队”[6]。吴荪甫为何要用北伐时期的“铁军”名称来指称1930年与桂系军阀联合反蒋的张发奎部队？这支部队究竟和雷鸣、黄奋回忆的那场战斗有何关系？又昭示了吴荪甫怎样的政治立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中声名显赫，但“铁军”这一名称所指的其实是一个军，而非一个团。“铁军”是对北伐时期屡立战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美誉，叶挺独立团乃是其中一部。而1927年4月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的，正是张发奎。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源自粤军，正式组建于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时。1926年第四军中的张发奎、陈铭枢两部参加北伐。其中的叶挺独立团集中了大量中共军事骨干，正是由张发奎部下第34团改编而来，已于前期从广东肇庆出发率先北伐。第四军因在汀泗桥、贺胜桥等处战斗连克强敌，而获得“铁军”美誉。攻克武昌后，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张陈两部扩编为第四军和第十一军，“铁军”之称逐渐溢出对一个军的称呼，成为北伐以来粤系第四军系统的共有称号，黄琪翔、叶挺、蔡廷锴等部均在其中[7](P.232-237)。1927年4月汪蒋分裂宁汉对立，蒋介石公开清共，在武汉国民政府之外又自建一个新的南京国民政府，双方自然互不承认对方的正统性。武汉国民政府坚持国共合作继续北伐，作为武汉汪派嫡系的“铁军”诸部，在张发奎率领下沿京汉铁路赴河南进攻奉军。《子夜》中雷鸣回忆“十六年五月我们在京汉线上作战的情形”，正是对1927年“铁军”扩编之后继续北伐的呈现。

然而为何曾经隶属“铁军”的雷鸣，此刻已归属蒋派“中央军”？而张发奎却与桂系军阀联合反蒋？原因就在于雷鸣记忆中那场辉煌的战斗结束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事暂告一段落，“铁军”系统内部却发生了分裂。在宁汉对立的形势下，1927年8月1日中共策动“铁军”系的叶挺、蔡廷锴等部参加南昌起义。随后蔡廷锴率部脱离中共起义部队，投奔蒋派；而张发奎、黄琪翔等未参加起义的“铁军”汪派余部，则因清共不力遭受国民党内各方排挤，重回广东，继续拥汪抗蒋[8](P.1-10)；最终叶挺等起义部队在潮汕被击溃，只有朱德等率领起义军余部后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而毛泽东秋收起义所部，亦来自张发奎“铁军”系警卫团。此后的1927年12月12日，随“铁军”余部回到广东的第四军所属教导团，又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率领参加中共广州起义。简言之，一同北伐的“铁军”系统，此时分裂为三个方向：除中共策动各部起义之外，蔡廷锴部一度被裹挟起义后又转投蒋派，而张发奎余部作为汪派嫡系后来联合桂系反蒋，参与“中原大战”。此外，留在广东未参加北伐的粤系第四军原有部分军队，与北伐的“铁军”系出同源，且都使用第四军的番号，却无“铁军”的革命正统性[9]。

这样就不难明白吴荪甫口中的“铁军”与雷鸣记忆中的那场战斗是何关系了。吴荪甫和黄奋等人所承认的“铁军”，是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仍然坚持反蒋立场的张发奎旧部；而雷鸣则已投归蒋派，此刻隶属于“中央军”。难怪脱下军装的黄奋，处处抢白作为“中央军”现役军人的雷鸣。在黄奋眼中，此刻的“中原大战”根本不具有雷鸣回忆中“十六年五月”武汉国民政府派遣“铁军”北伐的革命正统性，故而才有黄奋口中“拼命冲锋”和“适得其反”的鲜明对比。小说中吴府葬礼上的这段雷黄之争绝非闲笔，背后对应着非常明确的军事史事件。《子夜》正是以1927年北伐战争的革命正统性，来反衬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中原大战”的非正义性。而吴荪甫与黄奋等人，将坚持反蒋的张发奎粤系第四军旧部继续称为“铁军”，则显示了其反对蒋派南京中央政府的国民党左派政治立场。

二、《幻灭》中的粤系第四军

有意思的是，《子夜》第十章吴荪甫所关注的这场战斗中，张桂军攻陷长沙又被迫退出长沙，与之作战的“中央军”正是当年投靠蒋派的蔡廷锴部[10]；而另一方面，《子夜》还侧面写到“中原大战”期间红军也趁机围攻吉安[5](P.391)，恰是沿用第四军番号的中共红四军。那吴荪甫何以不用“铁军”的称号来指称同样源于粤系第四军的中共武装力量和蔡廷锴等投靠蒋派的第四军旧部呢？可见《子夜》对1930年“中原大战”的描绘，显然包含着书中人物对1927年北伐战争中革命军队正统性的认识。那么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就不应局限于《子夜》，还应注意到茅盾早期小说中的军事活动，尤其是直接写到武汉国民政府北伐的《幻灭》。

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期间殖民制度瓦解，继而产生各种特殊矛盾，二代女权主义在这两次大战期间，变成以 Kate Millet， Catharine Mackinnon 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和女权主义"，以 Juliet Michell 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以贝蒂·佛里丹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主要是从经济、阶级斗争、物质上的地位等方面来要求妇女和男性平等的是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而"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是在"性"方面去追求女性"解放"，她们是在大规模地向整个男性社会和“性阶级”体制作挑战。

在《幻灭》中，1926年革命军北伐的消息，最先由医院里的黄医生带给女主人公章静。随后在“革命军占领九江的第二天”，几个同学在病房里“静听李克讲回马岭的恶战”，最终大家决定“到武汉去”[11]。这些细节描绘看上去仅是故事发展的背景，但若与《子夜》中诸多情节相联系，则可发现茅盾不同作品中对军事事件描绘的某种高度一致性。北伐军攻占九江的时间是1926年11月7日，而攻克九江的正是粤系第四军与桂系第七军。至于李克口中的“回马岭的恶战”，则是“铁军”攻克武昌后赴江西驰援桂系时的一场激烈战斗。可见茅盾对“铁军”的关注由来已久，“铁军”一名在《子夜》中的出现，绝非偶然。

《幻灭》第九章还生动地描绘了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派遣“铁军”等部继续北伐的誓师典礼场景。“满天是乌云，异常阴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队伍中发出悲壮的歌声，四面包围的阴霾，似乎也动摇了。”[3]1927年茅盾本人当时正在武汉国民政府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其中两百多名学生就是他奉命从上海等地招募而来的[12]。小说描绘的这个场景，原本就是作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次誓师典礼之后，张发奎率领黄琪翔部、蔡廷锴部和原叶挺部等“铁军”各部继续北伐，叶挺本人则留守武汉。《幻灭》里报上“鄂西吃紧”的消息，所指的也就是《动摇》写到的夏斗寅叛乱[13]，正发生在这次誓师出征之后，最终由留守武汉的叶挺所平定。而参加誓师典礼的这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茅盾的学生，在夏斗寅叛乱期间改编为中央独立师，随叶挺平叛；日后又编成“铁军”教导团，终在1927年12月由叶剑英率领参加中共广州起义。①小说里这次誓师典礼，不仅感动了这些军校学生，更感动了小说女主人公章静，让她从幻灭的政治工作中重新振作起来。

在《幻灭》所描绘的军事活动中，花笔墨最多的，还属强连长的战斗经历。章静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医院作看护时，遇到了从北伐前线受伤回来治疗的强连长。小说详述强连长的战场记忆，“他是在临颍一仗受伤；两小时内，一团人战死了一半多，是一场恶斗”，强连长所属的70团“担任左翼警戒”，那天黄昏时开始和敌人接触，团长“亲带一营人冲锋，这才把进逼的敌人挫退了十多里”，“团长胸口中了迫击炮，抬回时已经死了！”而临颍正在京汉铁路线上，1927年5月28日，“铁军”黄琪翔部在这里击溃奉军，恰与《子夜》中雷参谋热烈地回忆“十六年五月我们在京汉线上作战的情形”高度重合。同一个军事事件在茅盾不同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并且每次都是军人记忆中最激烈最光荣的战斗经历，足见武汉国民政府派遣“铁军”继续北伐在茅盾心中具有怎样崇高的意味。

非常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幻灭》里强连长回忆这场战斗的结果是“我们的增援队伍也赶上来，这就击破了敌人的阵线。”[3](P.32-33)而武汉国民政府派遣“铁军”继续北伐时，临颍战斗是黄琪翔部于5月27日黄昏向奉军发起进攻。黄琪翔亲临前线，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终等到援军，一同破敌。小说中写到的第70团原属叶挺部，在此次北伐上蔡、临颍等地战斗后，70团的1营营长董朗升任团长，黄琪翔则升任第四军军长。日后董朗率70团参加南昌起义，多立战功[14](P.1013-1016)，后曾在湘鄂西任红四军参谋长，②终在肃反中因“改组派”罪名而死。③可见小说中的战斗场景，尽管综合化用了“铁军”各部的战斗经历，仍有非常多的细节是源自北伐的真实战斗，与军事史高度相符。而这些描绘不仅写到张发奎、黄琪翔部，更触及了日后参加南昌起义的叶挺部[15]。

那么，茅盾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粤系第四军，究竟和他本人的革命经历有怎样的关系？又为何成为吴荪甫眼中革命正统的标志？

三、茅盾与“铁军”的共同革命经历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开始国共合作，吸收中共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作为中共早期党员的茅盾(沈雁冰当时尚未使用笔名“茅盾”)，当时担任中共上海执委委员[16]。1925年茅盾任“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并被上海市国民党党员大会选为代表，于1926年1月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会上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会后茅盾留在广州国民政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1926年3月19日深夜，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兼代理海军局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17]。当夜茅盾随毛泽东前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会商，毛泽东主张“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然后“开会通电讨蒋”，因为“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18]。但毛泽东的意见未获许可。最终蒋介石清理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结果促使被清理出来的大量中共军事骨干向肇庆的叶挺独立团集中，形成了叶挺独立团中共党员较多的局面。“中山舰事件”后，茅盾离粤回沪，并未参加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在广东期间亦未同粤系第四军发生特别密切的联系。

半年后北伐军攻克武昌，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茅盾奉中共中央之命，从上海招了两百余名男女学生和三名教官，于1927年元旦赴武汉，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和《幻灭》中女主人公章静奔赴武汉的时间几乎完全一致。而茅盾在军校讲政治课，用的却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时编的社会科学讲义”，左翼色彩鲜明。调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茅盾从4月开始接替高语罕编辑汉口《民国日报》，高语罕随后成为张发奎“铁军”系的第二方面军秘书长。茅盾担任了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在“四·一二”之后宁汉对立的形势下，发表了大量拥汪反蒋的社论，“汉口《民国日报》整版整版地刊登讨伐蒋介石、号召东征的消息和文章。”[12](P.6)正是在武汉期间，茅盾结识了范志超，获得了描绘革命女青年的大量原始素材。《幻灭》对武汉的描绘，多来自茅盾及范志超等人在武汉的亲身经历。

回到小说中即可发现，茅盾对粤系第四军北伐的英雄事迹描绘，往往都集中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无论是《子夜》中雷鸣的回忆和黄奋的肯定，还是《幻灭》中强连长的英雄自白，都将军队热烈的牺牲精神体现至极致。而这种战斗场景不会出现在《子夜》所描绘的“中原大战”里，正是由军队本身的革命性决定的。茅盾与粤系第四军在武汉国民政府共同参与革命的经历不过数月，且直接接触有限，却因茅盾与黄埔武汉分校学生的师生关系及范志超的转述，而获得了描绘军人的灵感。更重要的在于，武汉国民政府坚持国共合作，与南京蒋派政府对立，这段时间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作北伐、讨蒋的“蜜月期”。粤系第四军北伐和东征讨蒋的革命立场，与茅盾本人作为跨党合作的中共党员立场高度一致。也正因此，茅盾才会在《子夜》中仍为主人公吴荪甫设置拥汪反蒋的政治立场[19]。而茅盾之所以在《幻灭》中对章静和强连长在庐山的爱情故事描绘如此生动，也多源自范志超向茅盾讲述的黄琪翔追求她的浪漫故事。

令人惊讶的是，《幻灭》对强连长外貌的描绘极为细致：“一对细长的眼睛，直鼻子，不大不小的口，黑而且细的头发，圆脸儿，颇是斯文温雅，只那两道眉棱，表示赳赳的气概，但虽浓黑，却并不见得怎样阔”[3]。这副样子，活脱脱是“铁军”继张发奎之后又一位年轻的军长黄琪翔的写照。黄琪翔在回马岭和临颍战斗中屡立功勋，正与小说中强连长的战斗经历高度重合。

然而茅盾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回忆录中却说“强连长这人有一小部分是有模特儿的，这就是顾仲起。”按照茅盾自述，1925年他和郑振铎曾介绍顾仲起去广东黄埔军校读书，“北伐开始要扩充军队，他又提升为连长，现在在第四军某师。”[20]茅盾这些回忆，使学界长期认为强连长的原型，就是顾仲起这样一个组织武装暴动的中共革命者[20]。回忆录固然所言非虚，可为什么茅盾在五十多年后要刻意突出强连长诸多原型中“有一小部分取材于顾仲起”，而不言及强连长另外一大部分形象与黄琪翔的关系？难道仅因连长与军长的职位差异吗？

在共和国时代，茅盾显然不愿强调自己在广州国民政府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自然不愿自己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粤系第四军尤其是其国民党高级将领原型受到太多关注。而《子夜》里吴荪甫将国民党军阀内战中的张发奎第四军继续称之为“铁军”，《幻灭》中强连长与章静爱情故事背后的黄琪翔与范志超原型，也就长期无法为学界所注意。然而回到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回到军事史，包含叶挺独立团在内的粤系第四军显然是具有革命正统性的。茅盾小说中大量关于粤系第四军的描绘，正显示出茅盾对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认识，不能为土地革命时期及其后那种单一视角的革命文学叙述所阐释。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与文学的“追悼”

尽管强连长身上不乏黄琪翔的影子，可《幻灭》里章静与强连长在庐山尽享爱情美妙之后，结局却是与强连长“同营的一个连长”来到庐山，告知其“日内南昌就要有变动”，要其赴南昌参战，作战目标是“要回南去”，打回强连长的家乡(强连长的母亲和妹妹都住在广东汕头)。这段描写无疑是写中共南昌起义，就连起义后南下攻取潮汕的目标也高度一致。而这时王女士说：“强连长，我也把东方明托付给你了！”[3]如果不仅仅把这里的“东方明”理解为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名字，而是和茅盾1933年发表《牯岭之秋：一九二七年大风暴时代一断片》的同期还用的另一个笔名“东方未明”相联系④，那么“东方明”是否具有隐喻意味就需要仔细思考了。茅盾借王女士之口，将东方的光明托付给将赴庐山参加南昌起义的强连长，这一结局设计究竟与他本人对革命正统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关系？铁军一部所参加的南昌起义，对茅盾又意味着什么？

非常有趣的是，茅盾从范志超口中获知黄琪翔爱情故事而得到写作灵感的时刻，正是他本人滞留庐山以致“脱党”之际。茅盾本人在1927年7月底被中共派往南昌，行至庐山而止，延宕半月之久，“误过”南昌起义，随后“脱党”，成为他一生中永远说不清的问题和“谜题”。而就在他与范志超滞留庐山期间，8月12日这一天，他写就了两篇作品，一篇是被阿英视为脱党“自白书”的诗歌《留别》[22]，另一篇则是通讯《上牯岭去》，分别刊登于8月18日和19日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这是中共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开后茅盾8月份首次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重新露面。《上牯岭去》借用武汉某军政治部两个士兵8月5日去庐山会友的自述，感慨了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中央票”到了九江，有如德国马克一样不值钱，以及未雇轿子而步行上山的劳累。然后借路遇者之口告知这两位士兵，军队和政治部今天下午四点接到命令，都开走了，路遇者还“把我们引过一旁，把突然开走的缘由如此这般的对我们说”[23]。而读者仅得“如此这般”四字，仍无法得知部队开走的具体原因。《上牯岭去》最后婉转地向武汉方面透露出陈君(即茅盾)和某女士(范志超)仍在牯岭并未下山的信息。这篇佚文[24](P.170)《上牯岭去》和1933年删节发表的小说《牯岭之秋》⑤，都触及了茅盾“误过”南昌起义的事件，但都有所隐晦[25]。

而当时范志超告知茅盾，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等人正在庐山开会。一直被忽视的是，就在茅盾滞留庐山“误过”南昌起义的同时，汪张黄等人同在庐山开会商讨的内容，正是分共及东征与南下之间的选择问题。最终中共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张黄等人决定“追而不打”[8](P.1-10)，起义的“铁军”叶挺部和未起义的“铁军”张黄余部，分别南下广东，都打算重新北伐，双方互不侵犯。“铁军”陷入严重的分裂，其下各部在国民党左派、蒋派和中共之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最终叶挺部南下潮汕被击溃，张黄部则回到广州重掌政权。趁张黄部应敌之际，追随张黄回到广州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率领黄埔武汉分校学生编成的第四军教导团，协同在潮汕失败后秘密潜回广州的叶挺等人，一同发动中共广州起义，“铁军”内部终于兵戎相见，惨烈至极[26](P.381-382)。而此后张发奎更与一直留守广东未参加北伐的粤系第四军旧部及投蒋的蔡廷锴等多次交锋，一败再败，几乎溃不成军。就在《子夜》写到的1930年6月张桂联军退出长沙的战斗后，张发奎仅余千人，屡战屡败，却仍被吴荪甫称之为“铁军”，究竟何“铁”之有。

与其说是吴荪甫反对南京蒋政府而认可武汉国民政府及粤系第四军的革命正统性，不如说是茅盾借吴荪甫之口，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汪派政策及其背后的工业资本家或民族资产阶级，予以了饱含热泪的“追悼”：曾经轰轰烈烈的武汉国民政府早已不复存在，曾经象征革命的“铁军”也已成为四处逃窜的部队，而国民党左派的联共政策亦成为昨日黄花，就连“中原大战”中联合冯、阎、桂、张各派反蒋的前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子夜》成书之际的1933年也再次与蒋合作。那个企图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吴荪甫，用“铁军”的称号来指称粤系第四军旧部，而国民党左派(改组派)和吴荪甫自己，在《子夜》中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支在罢工斗争、金融封锁和交易所交锋中屡败屡战却依然屡战屡败的“铁军”呢？

结语

若将《幻灭》中的相关情节和《子夜》所触及的军事事件相联系则可发现，被认为擅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茅盾，其实在小说中曾不断地触及“铁军”的战斗经历，却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以及“中原大战”的正面描绘极少，正与作者本人经历及革命观密不可分。阿英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指责茅盾“不肯正面”“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后，各地的反抗”和“十二月等等的英勇的不断的战斗”，确非虚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茅盾不够“革命”，而恐怕恰恰因为这是“铁军”分裂与“铁军”内部兵戎相见的军事事件，并非茅盾所经历并描绘的大革命。而茅盾自身革命经历使他更熟悉“铁军”的北伐，也更多描绘国共合作阶段的军事斗争。阿英的批评和茅盾的写作，分别对应着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自然难以切中。茅盾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铁军”北伐的革命正统性的认识，不应放在国共内战时期的视角中来理解。而《幻灭》将结局设计为“铁军”的强连长和东方明奔赴南昌参加起义，不仅仅表明茅盾在小说中向往那场被他自己“误过”的南昌起义，更可从中看出作者本人革命观及自身行为的复杂与“矛盾”⑥。

巧合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轰炸上海，原欲以《夕阳》为题在1932年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子夜》第一章，连刊物带誊录稿随商务印书馆总厂一同焚毁⑦，未得存世⑧。而“一·二八”事变中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正是源自“铁军”的蔡廷锴部。“一·二八”这样的重大事件对茅盾的吸引力，显然不及国民党内部的汪蒋之争与中国经济的实业金融之争。[27]投蒋的蔡廷锴部即便再次与汪合作甚至率先投入抗战，在茅盾笔下仍不及那支坚持反蒋的“铁军”余部。小说究竟写哪支部队而不写哪支，写哪些事件而不写哪些，呈现了三十年代初茅盾的关注焦点所在。

经历了庐山“脱党”事件的茅盾，最终在《子夜》中将国民党左派和吴荪甫等实业家写为坚持抵抗蒋派的悲剧英雄，正如其念念不忘的“铁军”一样，最终惜败；而在小说《提要》中原本设计的结局，恰是吴荪甫和赵伯韬相会于庐山，因红军占领长沙，“促成了此两派之团结，共谋抵抗无产革命”[5](P.452)，显然是汪蒋两派在宁汉合流后协力清共的重现。茅盾最终并不认可吴荪甫口中的那支“铁军”，更不认可与之作战的蒋派。在《子夜》成书之后，尽管因瞿秋白的要求改写了原初设计的结尾[4]，但1933年的汪蒋不正已“共谋抵抗无产革命”了吗？吴荪甫们不正已如赵伯韬一样买办化了吗？“铁军”不也已投蒋并参与剿共？茅盾对实业家及“铁军”余部的这种悲剧式写作，本就已经构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左翼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左派从一度认可到最终失望的复杂精神演变历程。

注释：

①巧合的是，这支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编成的第四军教导团，在广州起义之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在番号中同样使用第四的序列。

②湘鄂西的红四军并非井冈山的红四军，而是中共方面贺龙等人1928年在湘鄂西创立的队伍，同样以第四军为番号，直到1930年始改编为红二军；此后1931年鄂豫皖红军改编时也曾以第四军为番号。换言之，后来的红军三大主力在各自创建初期均曾以第四军为番号，与“铁军”所具有的革命正统象征意味不无关系。

③改组派正式成立于1928年底，多继承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左派政策，在“中原大战”期间联合冯、阎、桂、张等军阀对抗蒋派南京中央政府。

④“东方未明”源自《诗经·齐风》，原诗说天还未亮，匆忙应主人召唤，衣裤都穿颠倒了。茅盾在发表《牯岭之秋：一九二七年大风暴时代一断片》同一期的《文学》月刊上，就用了“东方未明”这一笔名来发表《书评：丁玲的“母亲”》(《文学》1933年第3期，第491-497页)。茅盾用此笔名未必没有对局势的整体判断在内。

⑤小说中云少爷问老明为什么滞留庐山不肯走，老明不予解释：“我好像一件消失了动力的东西，停在哪里就是哪里了。疲倦！你总懂得罢！我不是铁铸的，我会疲倦。我不是英雄，疲倦了就是疲倦，用不到什么解释。”见茅盾：《牯岭之秋：一九二七年大风暴时代一断片》，《文学》1933年第3期，第371-379页；第5期，第752-761页；第6期，第922-925页。

⑥东方明这个人物在茅盾小说《追求》中再次出现时，已经牺牲。《追求》借王女士之口，讲述了两人从香港再来上海后的情形，当是南昌起义失败后。最终“东方明受命令要下乡去”，而就此牺牲。隐晦地写了其继续参加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武装起义的革命行动。见茅盾：《追求》，《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8期，第972页。

⑦虽因战火未能在《小说月报》如期连载，但在《子夜》单行本出版前，茅盾还是将第二章和第四章单独发表在新创刊的《文学月报》上。见茅盾：《火山上》，《文学月报》，1932年6月第1卷第1号，第19-42页；茅盾：《骚动》，《文学月报》，1932年7月第1卷第2号，第79-97页。

⑧尽管誊录稿焚毁，但对《子夜》成书谱系进行详实考证的汉学家冯铁发现，现存手稿的前四章，正是未经瞿秋白建议修改的原写作稿，而非誊录稿或修改稿。故小说手稿留存至今。[瑞士]冯铁著，李萍译：《由“福特”到“雪铁笼”——关于茅盾小说〈子夜〉(1933年)谱系之思考》，载[瑞士]冯铁著，火源、史建国等译：《在拿波里的胡同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6-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