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及其新发展：新经济地理学

何雄浪

[提要]新经济地理学是空间经济学的新发展，后天条件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新经济地理学在控制第一自然优势的前提下，认为经济活动的集中是一个内生的过程，而与外生的自然优势无关。新经济地理学在概念和理论上已经趋于成熟，尤其是在两区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冰山成本形式的设定上。新经济地理学大多数的基础理论都得到了更新，尽管许多新的模型我们通常会得到看似相同的结果。对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现实的复杂性必然带来理论研究的艰巨性，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需要转移到新的问题上，而不是止步不前。只有这样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的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才能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

引言

“地区如何发展？”、“为什么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为什么不同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差异如此之大？”，关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了经济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政治学家等学者的兴趣。人们对区域问题的研究如此感兴趣，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认识到，推动创新和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质上是空间性的。简而言之，“空间很重要”。

如何解释经济活动不均衡空间区位分布的形成？影响因素有哪些？作用机制如何？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的便捷性等第一优势是决定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然而，仅仅依靠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大型产业集群和可观的贸易流量就等于演出一个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传统优势理论难以解释许多自然资源禀赋相似的地区却走上不同的产业发展道路，甚至一些自然资源禀赋不好的地区由于产业的高度集聚而成为发达的经济地区，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反而不利于产业的集聚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何雄浪，2020)[1]。

自然资源禀赋在解释经济历史尤其是早期阶段的经济发展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总是在寻找安全和廉价的方法来获得和运送原材料，以打破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自然资源禀赋约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人类总是试图软化和改变初始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探讨第二自然资源禀赋，即后天条件的创造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显然，后天条件是人类摆脱初始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内生演化的必然结果。例如，市场潜力的大小、工资的分布等都是后天条件。后天条件恰好也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新经济地理学是在控制自然资源禀赋作为既定条件的基础上，将后天条件分离出来作为影响经济空间活动分布的主要变量，用以解释初始自然禀赋所不能解释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空间分布。

一、区位理论与空间经济学

对空间经济学的研究——生产地点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德国学者冯·杜能(Von Thünen)可以认为是空间经济学的鼻祖，冯·杜能(1826)[2](P.1-14)对一座古城周围的土地地租及使用情况的分析开拓了区域经济案例分析的先河。区位理论的正式发展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区位理论的发展弥补了传统经济分析对空间维度的忽略。区位理论最初由Weber(1929)[3](P.1-210)提出，后来由Hoover(1937)[4](P.1-293)，Greenhut(1956)[5](P.1-301)和 Isard(1956)[6](P.1-226)等学者进行了扩展。考虑到成本，区位理论主要发展了工业最优区位的数学模型并权衡某些特定地点所对应的生产成本的相对节省与运输成本增加之间的关系，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生产和运输的总成本。尽管单凭成本区位理论并不能完全说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但在模型中引入运输成本在后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学)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考虑到马歇尔外部性(Marshall，1890)[7](P.1-456)，产业可能出于与内部成本无关的原因而聚集在一起。企业大量聚集是为了利用与其他企业空间上相邻而产生的外部经济。Hoover(1937)[4]指出，这些外部经济体可能包括：由同一行业中同一地区的企业坐落于同一地区而产生的本地化经济；由不同行业中的企业集中而产生的城市化经济。由于这些外部效应往往会随着公司的数量和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这通常被称为外部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考虑到空间竞争，Hotelling(1929)[8]首次提出并发展了关于空间影响企业定价行为的模型。Hotelling(1929)[8]论点的实质是，空间邻近性使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力，因为附近的顾客不需要付出额外的运输成本，更愿意为商品支付更多的费用，而又不会产生大量的运输成本。在简化的情形下，两个公司沿直线竞争，空间的垄断竞争会导致公司沿线段分割市场，最终集中在中心地带。但是，这个最佳位置不具有社会效益，因为生产线两端的客户都必须承担高额运输费用；Devletoglou(1965)[9]、Eaton and Lipsey(1978)[10]等人扩展了Hotelling(1929)[8]的原始模型，这些扩展的模型表明，均衡结果并不总是集聚，而且竞争对手的进入并不一定总是使利润为零。考虑到市场中心，Christaller(1933)[11]首先建立了中心地市场学说，用来描述德国南部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Losch(1954)[12]扩展了Christaller(1933)[11](P.1-146)的思想，利用经济学思维，将需求锥的理念引入了Christaller(1933)[11]开发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框架中。 Losch(1954)[12](P.1-285)阐述的基本思想是，公司市场区域的相对规模(定义为公司销售产品的地区)是由规模经济和市场运输成本的综合影响来决定。如果规模经济相对于运输成本而言很强劲，那么所有生产都将在一个工厂中进行。如果相对于规模经济而言运输成本高昂，企业将分散分布在该地区。对于任何给定的市场，其他公司的自由进出导致企业利润为零，并使整个六边形市场空间被公司等距占据。但是，由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差异，不同的市场的六边形的尺寸将有所不同。中心地区出现在不同产品市场区域相互重叠的位置。Losch(1954)[12]指出，市场的形成不是任何自然或政治不平等的结果，而是通过纯粹的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一些朝着集中，另一些朝着分散。第一类力量是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的优势，第二类力量是运输成本和多样化生产。

我们认为，一个公司的选址问题是因为它的一些活动是不可分割的。Koopmans(1957)[13](P.1-103)指出，如果不认识到不可分割性——在人、住宅、工厂、设备和交通方面——就无法理解城市选址问题，甚至连最小的村庄都无法理解。因此，公司的定位问题不是微不足道的，公司的选址在市场和运输成本的权衡上，必须有某种递增的回报：不断增长的利润使公司把生产集中在几家工厂，而运输成本使得工厂面临区位选择问题。

二、空间不可能定理与空间经济学

最优美的一般竞争均衡模型当数阿罗—德布鲁模型(the Arrow-Debreu model)，该模型认为在完全竞争和产品运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市场一般均衡状态是能够实现的(Arrow and Debreu，1954)[14]。在该模型中，企业的特征在于一组生产计划，每个生产计划描述一个可能的投入产出关系。消费者的特征通过偏好关系，初始资源或企业利润中的份额来确定。企业的生产和消费者的消费满足以下约束条件：每种商品的供应等于每种商品的需求，即满足市场出清条件；企业的生产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每个企业根据其可能的生产技术最大化其利润；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世界中，商品不仅由其物理特征定义，而且由其可获取的位置定义，即使同一商品在运输时会改变特性。在此框架内，选择地点是选择商品的一部分，因此在不同地方交易的同一商品被视为不同的商品。因此，阿罗—德布鲁模型旨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将市场的空间相互依存性纳入一般均衡。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空间不可能定理(Starrett，1978)[15]告诉我们，在空间中考虑一个具有有限数量的区位、企业和消费者的经济体，如果空间是均质的(不同地区消费者偏好相同，企业的生产函数也相同)，而且消费者的偏好在本地没得到满足，则不存在包含正的运输成本的空间竞争均衡。在该经济体中，如果经济活动完全可分，则竞争均衡将导致“后院资本主义”生产状态的出现，即每个地区始终处于自给自足、原始生产的状态；另一方面，如果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空间竞争均衡存在则意味着地区间不存在贸易往来。如果地区间存在贸易往来，则价格系统必须同时执行两项不同的工作，即既要支持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要出清每个地区的市场)，又要防止企业和消费者迁移，空间不可能定理表明不可能用一块石头击中两只鸟，从而正的运输成本阻碍了空间竞争均衡的存在。因此，要对现实中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进行解释，从空间不可能定理出发，我们要么假设空间是异质的(例如，新古典贸易理论或者冯·杜能的土地利用模型)，或者假设技术外部性(例如，现代城市的地方化经济)的存在，或者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分析框架(例如，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尽管很明显，空间是异质的，但空间异质性显然不是持续存在的地区性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唯一原因。

三、空间经济学新发展：新经济地理学

空间问题是经济生活的中心。经济历史可以被看作为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分散史，但是，对这种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分散机制的研究却长期处于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边缘，其主要是由于缺乏一个囊括规模报酬递增与不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将瓦尔拉斯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到区域经济学中，产业布局将会出现极度分散化，最终导致每一个地区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化为“后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就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空间不可能定理论证了在完全竞争框架下我们始终无法解释产业空间结构的内生性问题。Krugman(1991)[16]的开创性论文《规模报酬与经济地理》的发表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这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套更为成熟的分析工具，使得区域经济学在分析空间尺度上的区域差异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为长期游走于主流经济学边缘的区域经济学如何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此后，许多学者改进Krugman(1991)[16]的中心—外围模型来分析区域差异、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区域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经济地理学在控制第一自然优势的前提下，认为经济活动集聚是一个内生决定的过程，与外生的资源禀赋条件无关。在贸易成本适中的情况下，生产的规模经济使得厂商和工人的集中享受到市场接近和中间投入品或消费品多样化带来的好处(Krugman，1991[16]；Fujita and Thisse，2002[17](P.1-342))。贸易成本的下降会导致更大程度的规模报酬递增经济的产生，进一步拉大中心区与外围区的发展差距，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活动走向集聚。早在20世纪50年代，Myrdal(1957)[18](P.1-280)、 Hirschman(1958)[19](P.1-156)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循环累积效应的存在将导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新经济地理学则从理论模型上对这种思想进行了证明。另外，城市经济学家也长期探讨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在城市经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Pred，1977[20](P.1-320)；Hall，1998[21](P.1-401))。无论是中心市场区位理论，还是区域外部经济、因果累积循环等理论都拒绝理性选择均衡模型，由此缺乏对微观经济基础(市场结构)的具体描述。新经济地理学是增长极理论和新古典区位理论的综合，在新古典区位理论当中，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常常是导致区域收敛，而不是区域发散。而在极化理论当中，经济活动的空间不断集中导致的是区域增长的不平衡过程。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任何对均衡的偏离过程都会回到均衡点，而建立在循环累积因果机理上的增长极理论的自我强化过程会不断改变初始的平衡点。增长极理论虽能解释现实问题，但却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而新古典理论虽然具有严格的逻辑推理，但由于假设条件与现实的严重偏离，因此，得出来的研究结论不能解释现实经济发展的一般现象，而新经济地理学正好弥补了新古典区位理论与增长极理论的不足，兼有二者的优点。Fujita and Krugman(2004)[22]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不同于传统区位理论的空间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规模报酬递增或生产的不可分割性防止了“后院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第二，规模报酬递增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结构的出现，运输成本使得区位选择变得很重要；第三，消费者和厂商改变区位的过程就是集聚经济的出现过程。Krugman(1991)[16]的中心—外围模型认为，当运输成本较低时，工业在某一地区集聚；当运输成本较高时，工业布局分散于两个地区；两种均衡对于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都是稳定的。尽管该模型比较古板，但这一领域很少有新的研究成果超越这个理论分析框架，以至于Fujita et al.(1999)[23](P.1-367)认为 “D-S模型，冰山成本，演化和计算机”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体现的主要范式。Venables(1996)[24]的投入—产出联系模型、Baldwin(1999)[25]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Martin and Ottaviano(1999[26]，2001[27])的内生增长模型、Forslid and Ottaviano(2003)[28]的企业家自由流动模型中都有独立于Krugman(1991)[16]中心—外围模型的集聚机制，但不可思议的是以上这些模型基本都具有Krugman(1991)[16]开创的中心—外围模型的七大基本特征：

第一，本地市场放大效应的存在。只要市场是分割的，企业的生产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就会有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本地市场放大效应是指随着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导致更大比例的企业集中于该地区。本地市场效应是新经济地理学中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机制，犹如物理学中的重力吸引力(gravitational force)，一旦某个地区的市场由于某些外部因素的变动使其本地市场规模稍微有所增大，在吸引力的作用下，该地区的企业数量会不断地增加，从而初始微小的差异将导致持久而巨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产生。本地市场效应体现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显著特征，是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区别之一。Davis and Weinstein(2002[29]，2008[30])、Brulhart and Trionfetti(2009)[31]等学者实证检验了本地市场放大效应的存在。

第二，循环累积因果链的存在。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都存在产品之间是不变替代弹性的工业部门，收入高的地区，意味着工业产业份额占比也相应较高。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产业之间的联系存在着前后向关联效应。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由集聚力和分散力共同决定，集聚力一般包括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分散力一般来自于市场拥挤效应。循环累积因果链是经济活动走向集聚的重要动力，它由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例如，假设在匀质空间上，存在对称的两个区域，不妨设为北部和南部区域，某种外部性的冲击使得南部的某个工人往北部迁移，这一举动会使得初始对称状况遭到永久性的破坏。工人的迁移将导致南部消费能力的减弱和北部消费能力的增加，即扩大了北部地区的市场规模。在本地市场效应下，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南部企业陆续迁移到北部，这又会使得北部地区的产品种类变得更为丰富。在存在区际运输成本的条件下，北部地区工人的生活成本因运输成本的节约和可供选择的产品数量增加使得其实际收入提高，这将进一步激励工人从南部迁移到北部，这就形成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第三，内生的非对称性。新经济地理学的大多数模型显示，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集聚力和分散力都在下降，但分散力下降更快，对称平衡变得不稳定，最终导致所有产业都集中在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发展是靠牺牲另一个区域的发展为代价的。

第四，突发性集聚。绝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认为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存在突发性。当贸易自由度较低时，对称结构是唯一稳定均衡，贸易自由度在某一范围内的增加，不会改变对称结构的稳定性。但是，当贸易自由度一旦超过某一临界值，自由度稍微地增加，就会发生突发性集聚，此时对称结构变得不稳定，中心—外围结构是稳定均衡结构，即对称结构向中心—外围结构的转变过程是瞬间完成的，我们也可以将这种集聚称之为灾难式集聚。

第五，区位的粘性。这一特征又被称之为“路径依赖”，在这种局面形成的过程中，历史事件起关键作用。由于历史事件的冲击，当某一区域已经形成某种产业模式或发展路径时，就会对这种产业模式或发展路径形成“依赖”，政策制定者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或需要较强的外部冲击。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个性质已经得到Davis and Weinstein(2002)[29]、Bosker et al.(2010)[32]、Redding et al.(2011)[33]等学者的经验证实。

第六，驼峰状集聚租金。集聚租金反映了在已经形成中心—外围结构的状态下，工人想要从核心区向边缘区转移时所要遭受的损失。在绝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集聚租金是贸易自由度的凹函数，即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增加，集聚租金曲线呈现出驼峰状，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集聚租金的存在增强了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意区域政策的临时变动，只要力度不是足够大，就不会改变既有的产业分布模式，即一个地区一旦成为核心区，即使区域优惠政策消失了，但核心区的地位不会消失，甚至Kind et al.(2000)[34]、Baldwin and Krugman(2004)[35]认为这些集聚租金可以被征税，而不会引发核心地区的资本外流或去工业化，甚至可能引发一场税收的“逐顶竞争”。

第七，重叠区和预期的自我实现。Krugman(1991)[16]、Forslid and Ottaviano(2003)[28]等学者认为，当贸易自由度在持续点与突破点之间变动时，对称结构和两种中心—外围结构(以北部为核心，或者以南部为核心)都是局部的稳定均衡结构，此时，工业劳动者的区位选择主要依据自身预期做出调整。这一特征强调预期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当经济系统形成特定的产业结构时，仅仅是预期因素的变化也会把原有的经济系统推向另一经济系统，即不可忽视心理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所有具有冰山交易成本、C-D形式效用函数、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一般都有上述特征。为了摆脱困扰DCI分析框架下中心—外围模型的非线性关系，增强模型的可操作性，Ottaviano et al.(2002)[36]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新分析框架，即OTT分析框架。在该分析框架下，最关键的变化是改变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即以准线性二次效用函数取代了C-D形式嵌套不变替代弹性的效用函数，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对运输成本进行了变换，即用线性运输成本取代了C-D形式下的“冰山”型交易成本。相比于D-S的垄断竞争框架，这个框架没有收入效应。然而，该模型仍然显示了规范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中著名的七个特征中的五个，这表明这些特性中的大多数对于函数形式的选择确实是不敏感的。

四、新经济理学研究及其进一步的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在概念和理论上已经趋于成熟，尤其是在两区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冰山成本形式的设定上。新经济地理学大多数的基础理论都得到了更新，尽管许多新的模型我们通常会得到看似相同的结果。我们认为，正如许多人在我们之前所做的那样，必须要重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经典，认真思考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新经济地理学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然而，我们必须共同认识到，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需要转移到新的问题上，而不是止步不前(何雄浪，王舒然，2020)[37]。只有这样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的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才能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为赋予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新的含义以及更好的解释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一些学者正从以下几方面促进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促进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融合

城市经济学模型将城市住房成本(土地租金)和通勤成本视为一种分散力。但是，这些模型中的城市都是“浮岛”，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空间未集成在同一个空间位置上。在新经济地理研究中，Proost and Thisse(2019)[38]认为，一方面，所有的方法都强调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方法忽略了经济活动的集聚通常以城市作为载体，由此也就忽略了经济活动在地理上集中所产生的各种成本，然而，这些成本可能会对以Krugman(1991)[16]为代表的中心—外围模型得出的结论产生重大影响。Helpman(1998)[39](P.33-54)、Tabuchi(1998)[40]、Murata and Thisse(2005)[41]在两区域的分析框架下，将城市的空间成本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去，改进后的中心—外围模型表明，当制造业的运输成本变得足够低时，该行业将再次分散到外围地区。由此，当分散的力量来自于城市空间成本而不是地区间固定的农民时，降低贸易成本可能会引发经济活动的分散，而不是聚集，由此逆转了Krugman(1991)[16]的结论。然而，鉴于空间的离散性，很难区分这种工业分散是否与许多城市的形成相对应、与工业带的形成相对应，还是仅仅与都市圈内的郊区化相对应。为了更深入研究城市空间成本对集聚空间格局的影响，需要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传统的城市模型进一步统一起来，并研究同一空间内城市与工业集聚的发展。在城市经济模型中，开发商和市政府占据重要角色，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则忽略开发商和政府，更注重空间的自我组织。事实上，近年来学界已经沿着这一思路作出了一些努力。例如，近年来，Kind et al.(2000)[34]、Anderson and Forslid(2003)[42]、Baldwin and Krugman(2004)[35]等人在中心—外围模型中成功引入了Tiebout(1956)[43]类型的跨辖区竞争(税收和提供当地公共产品的竞争)。下一步的发展则是把城市各种特征(如土地和住房市场、通勤、交通网络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移植到经济地理模型中去。

(二)促进内生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的融合

在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集聚力仅仅来源于消费者和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产生的经济外部性，而忽略了所有其他可能的集聚经济来源，如知识外部性或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包含空间的经济集聚体，我们也有必要将其作为知识生成、传播和积累的温床的概念，这对创新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近年来，一些学者将知识或技术外部性引入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促进内生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结合。例如，Fujita and Mori(1998)[44]将内生增长理论融入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用于解释“亚洲奇迹”和其他外围区经济发展；Bretschger(1999)[45]将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传统区位理论的要素整合到一个模型中，用以衡量区域内外知识扩散对地区经济增长轨迹的长期影响；Puga(1999)[46]认为贸易成本的下降不仅会促进产业集聚，而且会扩大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范围边界，促进创新进而增加产业集聚的可能；Mori and Turrini(2005)[47]将技能异质性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中，考虑不同技能水平的经济主体的地理位置，证明了在所有的稳定均衡中，流动的工人都是根据技能水平在区域之间进行排序的。也就是说，技能水平越高的人选择留在总技能和收入较高的地方，而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则选择留在总技能和收入相对较低的地方，说明经济外部性的存在创造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总是根据工人的技能水平来促进空间分类；Tabuchi et al.(2018)[48]认为，工人的流动性是不完善的，移民成本是促进产业分散的重要力量，移民往往是本地区顶尖人才和最具创业精神的个人，当落后地区失去最好的工人时，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将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况下，技能和人力资本的地域分配差异会引起区域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Tabuchi et al.(2018)[48]重点关注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并重新发展了原始核心—边缘模型，认为当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稍大于另一个地区时，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会降低这两个地区的劳动力边际需求，通过增加工人工资和降低现有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使得较大的区域更具有吸引力；当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强劲到足以使效用差异大于其流动成本时，工人则会转移到更大的地区。因此，技术进步往往会加剧两个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从而提高工人从较小区域向较大区域转移的动力，这表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是促进产业集聚的重要动力。

当前，时间已经很好的融入了经济学家的工具包，但主流经济学仍然缺乏空间分析的工具，知识溢出是动态的，为了能促进新经济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将时间通过一种简洁的方式引入到包含知识溢出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去，是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促进环境污染与新经济地理理学理论研究的融合

产业集聚的过程在产生正的外部性同时，也会产生负的外部性，例如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不考虑环境污染的产业空间均衡显然是有缺陷的(何雄浪，王舒然，2020)[49]。企业或劳动者的区位选择，不仅跟产业集聚产生的环境污染外部性有关，也跟相应的环境政策有关，由此，一些学者考虑环境污染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van Marrewijk(2005)[50]、Lange and Quaas(2007)[51]较早关注了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产生的影响；Arnott et al.(2008)[52]分析了通勤成本与环境污染间的相互作用对区域间人口与产业空间分布产生的影响，认为政府实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是区域实现全局最优的必要条件；Zeng and Zhao(2009)[53]将环境因素引入到自由资本模型(Martin and Rogers，1995)中以验证环境污染天堂效应，认为污染天堂效应会受经济集聚力的制约，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污染天堂效应会消失；Conrad(2005)[54]认为当地区间的要素生产率与要素价格差异较大时，严格的环境政策并不会构成企业重新选址的重要因素；Kyriakopoulou and Xepapadeas(2013)[55]认为作为离心力的环境污染与作为向心力的地方化知识溢出和自然资源成本优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产业空间的分布形态。

当前，有关环境污染的时空维度与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相互作用的新经济地理学文献非常少，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包含环境污染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研究产业转移与集聚的生态效应。

(四)促进企业异质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融合

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拓展了解析集聚经济微观机理的视角。Tabuchi and Thisse(2002)[56]通过将离散选择理论的工具应用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研究了劳动力异质性对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偏好异质性是一种强烈的分散力，它会显著的影响产业分布的中心—外围结构，通常它会在产业的空间集中度和运输成本水平之间形成平滑的钟形分布；Baldwin and Okubo(2006)[57]在自由资本模型(Martin and Rogers，1995)[58]中考虑了企业的异质性，认为最有效率的企业将位于市场规模大的地区，低生产率企业面临不利的竞争环境将逼迫向外围地区转移；Zeng(2008)[59]通过纳入异质性的流动工人来拓展Forslid and Ottaviano(2003)[28]的自由企业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形成了一种内生性的机制，将导致工人居住的长期隔离；Baldwin and Robert-Nicoud(2008)[60]研究了企业异质且面临沉淀的市场进入成本时自由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自由贸易对增长产生模糊影响，这一模棱两可的发现与贸易开放对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结果更好地吻合；Okubo(2009)[61]研究了存在中间投入品联系、企业异质性和企业固定出口成本的条件下，认为贸易成本降低了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非出口企业的存在削弱了前向和后向联系，强化了市场拥挤效应，从而阻碍了产业的完全集聚，另外，渐进贸易自由化导致渐进式的产业集聚，而不是新经济地理模型长期以来所阐明的突发性集聚，贸易自由化也会产生不同的福利效应，使得边缘地区遭受损失，核心地区获得收益；Picard and Okubo(2012)[62]通过拓展Ottaviano et al.(2002)[36]的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来考察需求异质性对贸易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认为需求的分布及其特征是企业区位选择不可忽视的力量，需求异质性消除了经济活动地点的灾难性变化，异质性既不应视为分散力，也不应视为集聚力，当经济活动分散分布时，异质性减轻经济活动的分散力，反之，则减轻经济活动的集聚力；Ottaviano(2012)[63]选择具有内生性边际成本的垄断竞争模型，研究在存在金钱外部性的情况下，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如何影响集聚力和分散力之间的平衡，认为企业选择作为一种额外的力量，影响集聚力和分散力之间的平衡，集聚的出现不是灾难性的，另外，牢固的异质性对于集聚力和分散力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但是，是将平衡从集聚转移到分散还是相反，取决于企业异质性在富裕度和均匀度两个定义维度上的特征。

Ottaviano(2011)[64]指出，进一步理解企业异质的来源及作用有利于揭开集聚经济的黑箱，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理解微观异质劳动者、消费者异质、异质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与集聚经济的关系，重新解释现实中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关系。

(五)发展低维度和高维度有机统一的新经济地理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的大多数模型只能在非常有限的低维环境下求解，一旦合并了更多的空间和产业结构，通常就无法进行数值计算，至少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计算出结果。显然，只有超越基本的两地区两产业的低维度模式，走向非对称的多区域多产业的地理贸易模式，才能获得切实有用的政策启示。鉴于计算机硬件功能的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目标导向的编程环境的普及，是时候重新审视可计算地理均衡模型的可能性了。新经济地理学确定的关于集聚和分散的基本机制对于建立可解析的模型仍然很重要，而建立可数值计算的模型将变得更加重要。最理想的模型是在低维设置下具有可解性，甚至在高维设置下也具有数值可计算性。基于von Thünen(1826)[2]、Salop(1979)[65]的开拓性研究，Fujita et al.(1999)[66]建立了产业圆环形分布的连续空间动态模型，认为在足够强的外生冲击下初始对称分布的产业最终会演化为在圆环相反两极集聚分布；Rossi-Hansberg(2005)[67]考虑一个无缝的线状的区域连续排序，尝试将位置、运输成本、聚集力和分散力融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如果运输成本很高，地区之间就不会有贸易，每个地点都有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和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以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自给自足。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区域之间贸易关系的加强将提高区域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特别是，如果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下降得更多，由于空间外溢效应，区域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将进一步得到提高。如果运输成本为零，则中间产品生产企业或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将集聚在一个区域。因此，运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区域的专业化生产和产业的分散分布；Akamatsu et al.(2012)[68]发展了圆形跑道经济模型，其中工人和企业最初呈圆状等距分布在2n个区域里，农民沿着圆形跑道均匀分布，两个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取决于在圆形跑道位置上相互之间的距离。最初，运输成本值足够大，工业企业在2n个区域里均匀分布，运输成本的降低导致工人和企业部分地聚集在2n-1个区域里，随着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则该模型显示一系列分叉，并且每次分叉之后，工业区域的数量减少一半，每对相邻工业区域之间的距离增加一倍，直至工业部门全部集聚到一个区域为止。因此，仅在运输成本非常低或非常高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完全的产业聚集或完全的产业分散，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空间经济的演化则显出多重均衡的特征，即工业企业有可能集中在相对较小或相对较大数量的区域里。同样重要的是，在运输成本下降过程中，某些区域从市场整合过程开始产业份额就开始下降，其他一些地区产业份额有可能先增加然后再下降，因此，市场一体化的赢家和输家会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当前，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套成熟的关于连续空间产业分布动态演化问题研究的规范性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拓展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理论维度，力求做到在高纬度下模型解析力与经济含义的有机统一。

(六)促进公共政策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融合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几乎吸引了所有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激励多数的区域经济学者重视区域经济理论应用于经济发展现实方面的研究，然而，一些新经济地理研究学者得出的缺乏突出的政策结论限制了他们给出促进区域发展政策建议的可能。Behrens and Robert-Nicoud(2011)[69]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很多研究结果依赖于设定相对主观的参数的数字模拟方法来实现，而不是试图在某些时刻复制实际数据来约束他们的模型，从而限制了理论在经济现实中的应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更多的是试图解释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不是预测经济发展的未来。在新经济地理研究方面，Baldwin et al.(2003)[70](P.1-448)认为，缺乏明确的政策倾向呼唤更多的研究而不是更少的研究。由此，许多学者陆续地将公共政策引入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例如，包含税收竞争的新经济地理模型(Andersson and Forslid，2003[71]；Baldwin and Krugman，2004[35])、包含区域和产业竞争的新经济地理模型(Dupont and Martin，2006[72]；Ulltveit-Moe，2007[73])和包含单边贸易政策和特惠贸易协定的新经济地理模型(Baldwin et al.，2003)[70]等。我们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至少有两方面的优势。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新经济地理学将地理问题引入到地区不平等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当中，然而政策制定者们常常把区域看作可以单独分析的“孤岛”。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力地提醒我们，区域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不能把区域单独割裂开来分析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其次，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认为，在分析地区政策的影响时，把地区经济结构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可能会显著地放大或抑制公共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潜在利益。例如，Venables(2007)[74]的研究表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集聚经济有可能通过改变城市交通投资的规模，使得城市交通投资者获利；Behrens et al.(2009)[75]认为，当经济的空间结构因交通部门放松管制而发生变化时，这时社会获得的福利收益会比管制条件下更小，因此决策者需要充分评估政策的改变对经济空间结构的潜在影响。总之，如果要使新经济地理学要成为区域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显然，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不仅提供基础设施、而且进行直接投资。因此缺少政府的穿针引线，必然导致新经济地理学的应用性大打折扣。Baldwin and Krugman(2004)[35]认为新经济地理的研究除了在税收竞争领域外在其他政策的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因此，进一步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因素引入到新经济地理理论中，是深入新经济地理研究的必然方向。

(七)实证分析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融合

计量空间经济模型的主要目标不是提供新的理论结果而是评估公共政策干预或外在短期冲击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计量空间经济模型就必须认可一些外在给定的参数(例如，CES偏好下的替代弹性)，其他的参数则可以根据观察到的变量(数据)进行校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可以用于预测政策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这体现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优点。具体来讲，理论模型侧重于参数和变量之间的定性关系研究，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具体冲击对一些核心变量的影响，但是不能告诉我们这个冲击影响的具体大小。相比之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给出了数量上的预测，能提供有关效果幅度的具体信息。显然，这弥补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预测分析上的不足。Redding and Venables(2004)[76]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接近市场和供应来源非常重要，并且即使在控制了各种经济、地理、社会以及制度特征后，市场潜力对于解释跨国人均收入变化方面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Hanson(2005)[77]研究了市场潜力与美国各州工资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ion and Naticchioni(2005)[78]探讨空间工资差距与工人特性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大面板数据说明了意大利工人工资空间差距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Combes et al.(2008)[79]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使用法国工人大面板数据集将空间工资差异性的来源分解为工人特征的异质性(他们将其解释为技能水平差异)、当地禀赋和当地净互动效应(例如就业密度、产业多样性、市场潜力)。他们仔细控制了内生性，得出的结论为：空间工资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工人的异质性(他们将其解释为技能)，并解释了近一半的工资差异。但是，当地的相互作用效应似乎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工人的异质性和当地的相互作用效应共同解释了2/3的就业地区工资差距；Redding and Sturm(2008)[80]将1945年至1989年期间德国分裂视为一个自然实验，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市场准入的重要性提供证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边境城市的衰落完全可以由这一部门无法准入市场来解释，而不是产业结构的不同或战争带来的相对破坏程度上的差异。柏林墙的倒塌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突然冲击，Ahlfeldt et al.(2015)[81]也将这一事件用作自然实验，来阐释距离变化如何影响西柏林城内部的经济活动布局。更具体地说，他们的目的是从定性和数量上解释城市内部结构的变化，包括中心商务区的搬迁；Redding(2016)[82]研究发现，在影响网络垂直和水平线路的运输条件改善后，最大中心区的人口往往会减少。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使用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Redding(2016)的分析可以确定哪些区域受到交通条件改善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以及考察区域人口的变化程度。

在空间计量中，需要慎重考虑的是数据如何与研究的问题以及和使用的理论模型做到有效地契合。例如，一个地区的产出和其他地区的产出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数据生成过程将具有空间相关性，忽视这种相关性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可以通过时间序列的类比清楚得知。在空间计量经济学这个领域，通常需要提前确认作用于区域间的相对优势，且需运用空间权重矩阵这一空间计量分析的必备工具。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已有研究在空间权重设置上大多采用相邻连接、地理距离、经济距离或地理与经济混合距离等对称权重，这与区域间所呈现的网络结构形态的空间交互影响现实背景不相符合。如果空间权重设置不合理，会产生较大的估计偏误。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夯实空间计量模型的理论基础，架通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