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两岸民众群际焦虑：根源、影响与因应

连子强，石隽哲

(华侨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两岸长期分治对立，形塑了两岸民众身份认同上的“我群”和“他群”分界；并且，随着两岸民众社会认同分歧的扩大，这种族群分界日趋显现。近年来，两岸民间交流深入发展，大大加深了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与认知。但与此同时，两岸民众固有的社会认同形态在两岸交流过程中也不断受到冲击，并进一步引发两岸民众的群际焦虑心理，具体表现为两岸民众负面情绪上升、话语对抗趋势明显、群体抵触行动增加。在新媒体时代，群际焦虑以更快的速度传播蔓延，成为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民众认知与认同的潜在威胁。因此，两岸民众群际焦虑现象，应是两岸民众社会认同研究领域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两岸民众的群际焦虑现象

当前，两岸民间交流中存在种种问题和现象，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1985年，社会心理学家史蒂芬(Stephan)等人最早提出“群际焦虑”(intergroup anxiety)的概念，并将其视为造成群际冲突的重要原因。史蒂芬指出，群际焦虑是指当个体与外群体交往时，由于担心消极的心理或行为结果，忧虑被内、外群体成员消极评价而产生的紧张、焦虑甚至敌对等不愉快体验。[1]在进一步研究中，史蒂芬等人综合群际关系、群际威胁、群际情绪等理论，提出“整合威胁理论”(Integrated Threat Theory)。该理论认为，群际焦虑作为群际关系情境的一种类型，是影响内群体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2]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继续将社会认同理论中的“社会认同威胁”整合到该理论框架中，进一步修正并提高了该理论模型的解释效度。Riek等学者认为：在群体情境中个体或群体因其对于所属群体的价值和地位发生变化而产生威胁感，即当个体或群体感受到社会认同威胁和群体自尊威胁时，容易引发群际焦虑(intergroup anxiety)和消极刻板印象(negative stereotypes)，形成消极群体态度；同时，内群体认同、群际接触、知识经验、不平等地位、情境因素等可以作为“群际焦虑”的前因变量，对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起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作用。[3]现有研究成果表明，群际焦虑是认同威胁导致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产生群际焦虑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群体的认同威胁。

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对于自我“群体归类”的想象，是个人或者群体属性的自我建构。认同感越强，就越有可能为争取某一群体的利益而参与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Henri 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4]社会认同内涵丰富，指的是特定社会范围内不同个人、族群以及共同体认同的总和。其中，“社会”是包含着不同地域、族群、阶级乃至个人的抽象的群体概念，而“认同”则随着修饰前缀的不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认同”形态，如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阶级认同、地域认同、制度认同等。[5]在两岸民间交流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两岸民众彼此了解逐渐加深，但是既有的社会认同结构在当前两岸关系格局下不断受到现实情境体验的冲击，导致两岸民众产生认同威胁，进而触发群际焦虑的社会心理，两岸民间交流因此出现种种困境。正如社会心理学理论所认为的，群际焦虑实际上是群体认同的被动式反应，当某一群体固有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这一群体就会启动某种心理防御机制，以否定外群体的方式来强化内群体的认同。在这种“群际焦虑”背景下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具体表现为对外群体强化消极评价、抵抗接触或实施群体性对抗行动。

自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开启“破冰之旅”起，两岸关系开始升温。而后历经2008年马英九上台两岸实现“三通”、2010年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2011年台湾地区开放“陆客自由行”，两岸经贸文化往来日渐热络，两岸民间交往不断深化。基于长期以来大陆的宣传和教育，大陆民众对台湾地区和台湾民众普遍抱持美好想象，也对两岸关系发展充满乐观期待。2012年，大陆青年作家韩寒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博文《太平洋的风》，对台湾社会的民主、自由、“法制”以及台湾民众素质等极尽溢美之词，该文被广泛转载，影响了无数读者。2013年，《新周刊》杂志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的专题合集，着重宣传台湾社会“温良恭谨让”的民风，以及“台湾保留了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时之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成为大陆媒体在涉台报道中常见的主题，也成为多数大陆民众对台湾抱持美好想象的高度概括。然而，2014年3月18日“太阳花学运”无情击碎了大陆民众对台湾的美好印象，“太阳花学运”中铺天盖地的反中辱华口号和旗帜让大陆民众目瞪口呆。随之而来的是民进党选举大胜，蔡英文上台，两岸关系“急冻”。民进党当局高调推进“亲美反中”，台湾社会“反中仇中”言行经由各种传播渠道，在大陆社会日益发酵，使得大陆民众对台印象出现逆转。

自蔡英文执政以来，两岸关系不断恶化，台湾社会“拒统趋独”的氛围愈发浓烈，“台独”言行面临着大陆越来越大的政经压力，台湾社会陷入日益明显的矛盾和挣扎中。而大陆民众在面对台湾地区“去中国化”“文化台独”等事件时，也呈现出焦虑和不安的情绪。两岸民间交流中群际焦虑现象逐渐凸显，这既是两岸社会认同分歧与冲突的结果，也是群体行动触发的诱因。近年来，大陆的“周子瑜事件”“抵制台独艺人”和“帝吧出征FB”，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和“抗中保台”行动等一系列社会事件都反映出两岸民众的群际焦虑已逐步上升到群体行动，两岸民间交流中针对政治、民族、地域、文化、制度等方面的话题也表现出越发激烈的对抗性。在两岸社会认同分歧无法弥合的情况下，两岸民众的“群际焦虑”情绪促使双方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不断加深，对当前两岸持续深化民间交流，推进两岸民心契合造成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二、两岸民众群际焦虑的社会根源

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在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氛围的长期影响下所形成的群体心理。两岸历经长期分治，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历程形塑了两岸民众不同的社会认同。同时，日益密切的两岸民间交流和快速发展的新媒体，都不断加深着两岸民众的情境体验。固有的社会认同结构和新形势下情境体验之间的背离，使得两岸民众的认同威胁逐渐被强化，并形成群际焦虑情绪。

(一)制度认同威胁

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台湾地区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西式的“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认同。部分台湾民众视大陆制度为“专制独裁”，在制度认同上普遍具有优越感。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的形成和改变是艰难而缓慢的，通常必须经过“类化―比较―认同”的过程。类化形成“我群”和“他群”的区分，在制度认同上，台湾社会已经基本完成“大陆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民主制度”的类化过程。并且，在两岸紧密的交流往来的情境体验中，台湾民众也不可避免地进行着两岸“制度比较”。通常，出于提升群体自尊和增强群体归属感的需要，会夸大“我群”相对于“他群”的优越感，但是当情境体验和认同结构出现背离时，认同威胁和群际焦虑就产生了。

在两岸的制度比较中，台湾社会正面临着越加凸显的制度认同威胁。在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后，台湾社会逐渐巩固了“民主制度”认同，并自诩为“亚洲民主灯塔”；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社会发展却长期伴随着敌对势力“中国崩溃论”的质疑声。因此，长期以来台湾民众具有“制度优越感”。但是，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两颗子弹”事件，2006年百万红衫军“倒扁运动”，使台湾社会动辄标榜的“自由、民主、法制”信念开始崩塌，“民主制度”认同初见动摇。之后，台湾岛内蓝绿恶斗，民主选举沦为“两个烂苹果中选择比较不烂的那个”，政客为了选举利益不断进行民粹操作，造成台湾社会弥漫“统独之争”，内耗不断、族群撕裂，严重阻碍台湾社会治理能力和竞争力提升，台湾民众也普遍陷入焦虑和迷失的情绪中。同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陆政治稳定，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陆民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日益增强。

近年两岸交通事业发展差异，已成为岛内热议的话题。2017年，因蓝绿恶斗延宕20年、全长仅为51公里的桃园机场捷运正式通车营运。而在桃园机场捷运建设期间，大陆高铁发展迅猛，截至2017年高铁营业里程已达2.5万公里。两岸交通事业发展的差异充分说明了大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事实上，在两岸民间交流热络的当下，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关注两岸社会制度的比较，对于大陆社会发展成就的情境体验冲击着台湾民众长期固有的制度认同结构。

(二)社会发展认同威胁

社会发展认同是社会成员对于所处社会的发展规模、水平、程度等状况的感受与认可程度。影响社会发展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社会发展认同是影响群体自尊和其它社会认同形态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社会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群体权利、资源、福利等现实利益，由此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群体自尊心理；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状况是对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治理成效的综合反映，也由此影响着社会成员对其社会认同形态的判断与评价。

在两岸综合实力比较中，台湾地区曾长期占据优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两岸逐步开放交流，众多台商台胞赴大陆投资工厂、接济亲友，为大陆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大陆民众也视其为“富人阶层”；以流行音乐、影视剧等为代表的台湾大众文化产品，在大陆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力，由此建构起台湾地区文化话语权。21世纪初，大陆企业引进“台干”(即台籍管理人才)，并通过薪资和各种“台尊陆卑”隐性规定将“台干”特权化。[6]因此，长期以来台湾民众在经济文化方面普遍产生优越心理，也强化了台湾民众的社会发展认同。马英九上台后，台湾对大陆的经贸关系持续开放，两岸经济合作越发紧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重创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不少台湾民众涌入大陆寻找就业机会。台湾民众在大陆的“形象标签”由“台商”“台干”向“台劳”转变。1990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大陆的43.8%，此后该比例一路下滑，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变成4.2%。[7]两岸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持续经贸交流触发的“情境体验”无形冲击着台湾民众固有的“台湾经济文化优于大陆”的社会发展认同。

两岸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差异，使得台湾民众产生群际威胁的体验。台湾经济日益依赖大陆，导致台湾民众对所处社会的发展前景感到迷茫，担心“钱进大陆，债留台湾”和“人才、产业西进掏空台湾”，影响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台尊陆卑”局面的悄然改变，都冲击着台湾社会的群体自尊，台湾民众固有的社会认同发生变化。台湾民众的群际偏见和群际焦虑在两岸交流中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如台湾社会大肆渲染“大陆假货多”“大陆窃取台湾高科技”“台商养活大陆人”和“虱目鱼契作卖鱼不卖身”等。从某种程度说，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群际偏见和群际焦虑，正是其应对群际威胁的心理防御机制。

(三)国族认同威胁

台湾《远见》杂志社长期追踪台湾民众的政治态度和“统独”倾向。根据调查结果，1990年至今，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和倾向“保持现状走向独立”的台湾民众比例大幅增加。这说明在台湾当局刻意宣扬“台湾主体性”和“台独认同”的影响下，台湾社会的“台独”意识正在不断滋长，尤其是台湾青年世代群体更是有着浓厚的“台湾主体意识”。蔡英文曾宣称，“台独”已经成为台湾青年世代的“天然成分”。[8]因此，台湾社会有了“年轻人都是天然独”的说法。尽管所谓“天然独”不过是在错误的史观教育下，被不断刻意灌输“台独”理念的“人工独”，但“台独”意识形态在台湾社会弥漫却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在当前两岸关系格局中，特别是在两岸实力对比失衡的背景下，“台独”意识形态的群体认同，始终在现实的两岸关系和国际情境中四处碰壁，“台独”成为镜花水月。但是，充斥着“台独”意识形态的台湾当局不断操作“仇中反中”，利用群际偏见极尽抹黑和扭曲大陆形象之能事，形塑出充满危机的两岸关系，并大肆挞伐所谓“亲中卖台”的言论，以此强化台湾社会“台独”的群体认同。

与之相对的是，长期以来大陆民众接受的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是骨肉同胞”的教育和宣传，“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大陆早已是一个不容质疑的社会共识。随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成为时代主旋律，大陆民众对于祖国统一的期盼进一步高涨，“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进一步强化。在两岸民间交流过程中，当“祖国统一”社会意识形态与“台湾独立”社会意识形态、“天然统”与“天然独”相碰撞时，面对台湾社会甚嚣尘上的“仇中反中”情绪时，大陆民众由认同威胁引发的群际焦虑也与日俱增，“厌台”“反台”情绪逐渐升温。

三、新媒体时代两岸民众群际焦虑的社会影响

群际威胁整合模型认为，群际焦虑是群体之间最难处理的情绪，是可能长期存在并影响群际关系的负面情绪反应，群际焦虑容易影响群体的态度和行为。[9]群际焦虑会放大内群体对外群体初期接触中的威胁评估，并强化对外群体的焦虑、恐惧、愤怒等感受，激发一定的群体行动。[10]两岸民间交流中个别极端、偏激、非理性行为或话语经由新媒体广泛传播，使得两岸民众认同威胁与利益冲突被放大，极易触发两岸民众群际焦虑。恐惧、愤怒等群际情绪逐渐走向群体极化，导致群体行动的发生，冲击着当前两岸民间互信与社会融合。

(一)群体极化的形成

在新媒体时代，两岸传播生态发生剧变。客观来说，新媒体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两岸民众交流空间，丰富交流资讯，降低交流门槛，使两岸民间交流突破了过去地域和阶层的限制，呈现极大化发展趋势。但是，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也导致两岸民众之间既有的群际焦虑情绪易被放大和扩散，进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第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削弱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和舆论引导功能。传统媒体能够在充分考量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议程设置进行正向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新媒体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广大民众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对于负面议题的广泛报道与讨论难以避免。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性、自由性等特征，使得社会负面情绪的表达渠道增多、宣泄平台更为广阔，易引起抽象愤怒与集体狂欢，也会引起民粹主义下的无社会组织后果、话语和行为的物理性破坏等。[11]长期以来，大陆主流媒体坚持涉台新闻以正面报道为主，严格遵循新闻纪律，努力营造“两岸一家亲”氛围。但在新媒体环境下，民进党当局一系列“反中”“抗中”的政治操作，直接导致两岸民间社会的对立情绪迅速累积并蔓延开来。因此，刻意制造两岸对立、相互仇视嘲讽的话语冲突借助新媒体快速扩散，激化了两岸民众既有的认同威胁，两岸民众群际焦虑被进一步放大。

第二，在新媒体空间中，民众容易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个体受群体意识影响的心理状态，“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转化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他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识支配的玩偶。”[12]在新媒体空间里原本孤立的个体，在某些重要事情的影响下，因相互暗示和情绪传染而转向同一方向。只要这件事情能够触动民众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准则，无需刻意引导和组织，分散的民众就极易迅速地集合起来，形成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体心理。在两岸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下，一些民众在涉及两岸议题的交流中，易从固有的心理认同出发，主动寻找并接受符合其心理认同的信息，回避或者拒绝与固有心理认同相反的信息，进而验证或强化个人心理认同，陷入非理性对抗思维中。

第三，新媒体空间中的非理性交流，容易导致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群体极化，指的是在观点的同一方向(包括风险性方向和谨慎性方向)上，经由群体讨论之后所形成的群体态度，往往比讨论之前的群体成员个人态度的平均值更趋向极端。[13]凯斯·桑坦斯在谈及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时认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14]也就是说，群体中的极端观点借助新媒介技术，其表达形式也容易呈现极端化。在网络去抑制效应的作用下，民众在互联网上畅所欲言，自由表达观点，抒发和排解现实中的负面情绪。同时，以微信、微博、Facebook、推特等为代表的新兴社交媒体，以其病毒式传播方式和圈群化传播特征[15]，使得热点事件或社会议题能够在短期内广泛引发民众关注和讨论。一部分民众通过激烈讨论和意见交锋形成观点对立群体，其他民众或出于从众心理，或因为“网络水军”“网络推手”幕后操纵，朝各自支持的方向迅速站队，加速了事件升温和发酵，形成群体极化倾向。由于受到群体极化的影响，在新媒体时代两岸民间交流过程中，一些非理性的、极端的话语更加凸显出来，加剧了两岸民众的群体对立，又进一步扩大两岸民众的群际焦虑情绪。

(二)群体行动的发生

新媒体环境使两岸民众的信息交流渠道不断拓展，交流成本大幅降低，时空限制被突破，民众参与度得到极大提高。新媒体既加强了两岸民众在沟通交流时的信息即时互通和互动,也加剧了两岸民众对于两岸议题或热点事件的观点交锋。两岸社会都存在媒介素养参差不齐的问题，在别有用心的意见领袖和政客的煽动鼓吹下，不同立场的拥趸者易受到极端言论的影响，对彼此失去理解和包容，并以非理性的方式为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呐喊。在新媒体环境下呈现出你来我往的话语冲突与对立激战，造成双方认同威胁扩大化，触发群际焦虑，催生社会愤怒、恐惧等群际情绪。在人群聚集和极化场域极易形成的新媒体空间中，群际焦虑情绪得以迅速传播、扩散和放大，两岸民众间的非理性情绪相互感染和极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对立冲突的群体态度和群体行动。

从近年涉及两岸议题的群体事件来看，新媒体在两岸民众中发挥着强大的动员、联系、组织功能，亦推动两岸民众开展越来越频繁的、针锋相对的群体行动。例如，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开始之初，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郑秀玲编写的“黑箱服贸自救宝典”[16]，经浓缩形成服贸“懒人包”，在台湾网络上疯传。“懒人包”列举了一系列《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带来的所谓“危害”，短时间内极大地影响了台湾地区广大青年学生的认知，成为台湾学生参加“太阳花学运”的重要动因。“太阳花学运”期间，台湾学生利用新媒体成功地鼓动和招募了大批支持者，使这场运动不断升级和扩大影响，甚至在一时之间垄断了社会话语权，最终使得两岸业已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无法生效实施，“太阳花学运”也成为改变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事件。目前，在两岸关系趋于紧张的氛围下，大陆民众对于来自台湾社会“反中”“台独”话语的应激性群体行动也层出不穷。从以“帝吧出征FB”为代表的两岸网民在新媒体空间中的“骂战”，到一系列抵制“台独艺人”“绿色台商”的群体行动来看，大陆民众的“厌台”“反台”情绪都呈上升态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两岸民众之间针锋相对的群体行动，其内在的心理动力便是两岸民间交流中固有的群际焦虑。这种情绪源于在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两岸民众各自形成的不同社会认同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当交流双方在某种具体境遇中感受到认同威胁时，内群体偏好会驱使双方迅速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不断自我验证“我群”认同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同时强化和渲染“他群”的消极刻板印象，进而引发群际间更大规模的焦虑和偏见。在群际焦虑的支配下，交流双方将以群体行动的形式作为捍卫“我群”的社会认同的具体体现。

四、积极群际接触与两岸民间交流策略

面对台海局势新变化和两岸关系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岸命运共同体”“两岸一家亲”“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和“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等一系列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目标、新路径与新战略。两岸民间交流是两岸民众自发的交流行为，能够有效助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两岸民众长期在各自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在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认知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我们应警惕两岸民间交流中的群际焦虑心理，并降低其对两岸民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负面影响。在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群际接触理论(1)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是研究降低群际焦虑的基础。该理论提出，积极的群际接触并不可能自然产生，只有通过提供促进积极群际接触产生的四个最优条件(即地位平等、共同目标、群际合作和制度支持)才能降低群际焦虑，改善群际关系。参见：ALLPORT W G.The nature of prejudice[M].New York:Basic Books,1954:537-538.的基础上，史蒂芬(Stephan)等人提出了积极群际接触的三个方法，包括提供基于四个最优条件的积极群际接触、增进认知和产生共情(empathy)。[17]本文根据积极群际接触的三个方法，结合新时代两岸民间交流的新实践，提出以下三个层面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积极群际接触，克服两岸民众群际焦虑

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积极的群际接触可以有效降低群际焦虑和群际偏见，改善群际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在不断增强大陆自身实力的同时，坚持完善惠台措施，保障台胞福祉，鼓励两岸民众共享发展机遇。大陆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尤其是“三中一青”(即中小企业、中下阶层、中南部民众及青年)西进大陆发展的意愿持续增强。[18]一系列惠台政策为促进两岸民众积极群际接触提供了四个最优条件：一是地位平等，即在群际接触过程中保持平等的群体地位，各项惠台政策和便利举措确保了台胞台企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二是共同目标，即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才能达成的特定目标，就两岸民间交流而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则是两岸民众的共同目标；三是群际合作，即双方在达成共同目标过程中处于合作而非竞争状态，恰如两岸民众共同参与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合作过程；四是制度支持，即借助政策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统等对促进群际接触予以支持和鼓励。

应当说，近年来大陆推出的一系列加强两岸交流的政策，符合上述四个最优条件的保障，对于推动两岸民众的群际接触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然而，受两岸关系变化、台湾内部政治操弄，以及媒介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两岸交流越密切，民心越疏离”依然是两岸民间交流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如何将两岸民间交流的积极成果向台湾社会渗透，更大范围地改善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增强两岸民众的共同体意识，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认为，在符合四个最优条件的群际接触的基础上，还需要采用间接群际接触策略。经典群际接触理论主要关注的是面对面的直接接触(face-to-face direct contact)，但在现实情况中，受时空限制，直接群际接触有可能因为彼此了解不深，容易产业误解误读等负面效果。特别是对处于接触外群体初期、群际接触经验少的个体而言，直接群际接触容易唤醒焦虑情绪，强化对抗心理。根据间接群际接触假设的观点，内群体成员观察内群体其他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成功的群际接触经历，可以促进其对外群体的积极情感，增强直接接触的意愿，即使是在想象活动中与外群体进行积极的社会互动，也会进一步产生与外群体交往的动机。[19]

针对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往的行为和“去中国化”动作，我们应采用间接群际接触策略，发挥“两岸族”(即经常往来两岸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的榜样作用。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的动机是自豪感、安全感和归属感。也就是说，只有让台湾民众在两岸交流中体会到自豪感、安全感，并逐步对大陆产生归属感，才能不断增强台湾民众对大陆和两岸统一的认同感。“两岸族”是两岸社会融合的主要群体，也是引领台湾同胞民族认同的新生力量，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动力所在。[20]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两岸族”已经为两岸民间交流搭建起坚实的联结网络和沟通纽带，对台湾社会产生广泛、积极的影响。随着两岸同胞在共同发展、共建家园的过程中持续累积互信，增进共同利益，构建共同认同，逐步形成两岸命运共同体，实现“融合式”“心灵契合式”的高度统一是可以期待的。[20]因此，在为“两岸族”工作和生活提供有力保障的基础上，应积极引导“两岸族”观察和呈现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享在大陆发展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会，形成内群推动力和外群吸引力两股合力。同时，应鼓励新兴社交媒体更多地正面宣传两岸民间交流活动、“两岸族”的成长经历，以及两岸民众通力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等群际接触的真实过程。通过建构积极正向的模拟群际接触场景，改善岛内民众对大陆的态度，增强岛内民众与大陆直接接触甚至西进大陆发展的意愿。

(二)强化复杂性认知框架，引导两岸民众理性互动

首先，增进群体之间的认知，降低群际焦虑，促进积极的群际态度。一是随着对外群体了解的增加，人们将用更加个性化或个体化的方式去审视他者，并与外群体建立新的、非刻板印象的群际关联；二是对外群体了解的增加可以降低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往中的不适感；三是增进对外群体的了解可以获得背景信息，增强文化敏感性，从而提升跨文化理解能力。[21]现阶段，大陆广阔的市场和完善的惠台举措吸引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通过加强两岸民众交流合作，共同参与大陆经济社会建设，有助于增进台湾民众对大陆经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认知与认同，促使台湾民众以个体化方式重新审视两岸关系，与大陆发展建立起新的、非刻板印象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在交流合作过程中，两岸民众能够获得更多对方所处社会的历史背景信息和文化特点，彼此尊重和理解，进而实现两岸民众的理性互动。

其次，以共同认知为基础划分群体身份，增进相互认同。社会心理学认为，不同群体之间往往存在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现象，群体成员倾向于给予内群体更多积极评价，给予外群体更多消极评价。两岸社会长期隔阂造成了两岸民众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两岸民间交流中的话语对抗，也往往源于交流双方潜意识中所谓“台湾人”和“中国人”的群体身份划分。因此，在两岸民间交流过程中应注重划分群体的方式，模糊易引起群际偏见的身份认同，建立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两岸民众群际关系和谐发展。一是建构两岸民众的内群体身份认同，通过塑造新的、共同的群体身份，弱化原有的群体边界，让两岸民众更多地认识到彼此间的相似性，如使用“两岸青年”“两岸学生”等根据属性划分群体的提法。二是建构两岸民众的双重身份认同，通过建立上位身份认同，回避原有的身份认同冲突，以达到更高一级的群体身份认同，如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强调“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汉族人”等共有身份。三是建构两岸民众的交叉群体身份认同，利用某个类别上身份认同的同一性，平衡原有强烈冲突的身份认同，如采用“妈祖信众”“闽南文化”“某某族裔”等说法。从本质上讲，增加两岸民众社会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包容性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以两岸民众共同认知为基础重新划分群体身份，可以降低双方的群体差异和群集焦虑，培养双方对外群体的积极态度，提升两岸群际交流的积极效果。

最后，进一步发挥主流媒体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两岸民众理性互动。一是主流媒体作为传播中国政府声音的主阵地，应为两岸民众提供更加多元的信息资讯，采用潜移默化式的宣传手段，强调两岸民众共同的社会经验和情感交融，强化两岸利益连结，消除两岸民众“我群”和“他群”的区隔，并且间接重构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形成“两岸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类属印象。二是主流媒体应实时追踪两岸民间交流过程中群际情绪动向，构建复杂性认知框架，引导两岸民众进行理性思考和对话。所谓“复杂性认知框架”，就是能够超越正面或反面的立场审视问题，能够超越简单的道德判断看待问题，能够采用理性思辨的观念全面深刻剖析问题，最终认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22]在两岸议题和热点事件报道时，主流媒体应进行多角度、多层次、辩证性报道，做到客观、公正、全面，既能让台湾民众深入透彻地了解事件本身，又能使其认识到两岸社会认同的可塑性。三是主流媒体应注重运用符合两岸民众语言习惯的多元公共话语，在客观反映、正视和尊重两岸差异的基础上，鼓励两岸民众负责和理性的话语表达，准确呈现两岸民众在不同立场上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态度。

(三)奠定良好共情基础，着力提升共情能力

在心理学研究中，共情被视为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经营的重要润滑剂。一般认为，共情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组成。它是个体在基于认知、理解自我与他人区别的前提下，设身处地地认知并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情绪状态，从而产生同样或相似情绪情感体验的社会心理过程。(2)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共情”的概念、本质、成分与结构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本文对“共情”的定义是基于Gladstein提出的两成分理论，结合其他学者观点进行的概念提炼。参见：郑日昌,李占宏.共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4):277-279；陈晶,史占彪,张建新.共情概念的演变[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6):664-667.学界研究发现，社会情境(包括相似的情境体验、积极的情绪体验、存在同属或合作关系、相同的文化背景)、认知能力、教育训练、人际关系、行为榜样等是影响共情产生的重要因素。[23-24]社会情境是共情产生的外在先导条件；能够准确推断他人观点和情绪的认知能力是个体达到共情体验的内在要求，需要通过教育训练、人际关系、行为榜样等渠道获得。共情的产生是建立在积极群际接触和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三者是层层递进、层层深入的关系。当两岸民众对彼此产生共情时，原有的群际焦虑必将明显消减，并有力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首先，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两岸民众产生积极有效的共情体验奠定扎实的基础。尽管当前两岸关系遇冷，民进党当局阻挠不断，但大陆仍要坚定不移地持续大力支持推进两岸民间经贸、文化、教育、社区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确保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同等待遇，给予台湾民众更多更充分的实质性支持。两岸民众只有始终牢牢团结在同一个利益群体中，才有可能让双方在合作关系中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其次，两岸民间团体应继续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妈祖文化、闽南习俗等两岸相同的文化，引导文化背景相同的两岸民众分享相似的道德规则、价值目标和文化经验，使得双方更容易理解彼此的处境和想法，激发共情体验。再次，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着力提升大陆民众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引导大陆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在两岸民间交流活动中深刻认识和理解台湾历史的特殊性、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将台湾同胞爱乡爱土和自己当家做主的“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区别开。[25]大陆民众只有充分了解、准确推断台湾民众的观点和情绪状态，尊重台湾民众对平等自主的渴望，才能尽可能避免在两岸交流中，尤其是新媒体社交平台上的话语冲突。如果大陆民众采取平等、友好、理性的话语表达，学会倾听台湾民众、接纳台湾民众，就能更容易获得对方的理解。同时，台湾同胞通过更深入地认识和更准确地理解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制度和民风民情，也能较好地融入大陆经济社会当中，产生积极的共情体验。最后，新媒体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不断加强对两岸民间交流的正面宣传，为两岸民众树立行为榜样，吸引更多大陆民众和岛内台湾同胞积极投身到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进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