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三）

乡村体制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全国开始恢复乡镇建设，大体上是一个公社为一个乡，一个大队是一个行政村，一个生产队作为一个村民组。撤社建乡后不久，1984年的夏天，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同志带着中央一个讨论稿文件到江苏来。他说，这是彭真等领导同志的意见，乡太大，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把现在的乡镇改为区的建制，以大队来建乡，小乡干部接近群众，谁家喝粥，谁家吃干饭，谁家狗是黑的白的，一目了然。当时江苏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长李执中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不那么合适。他把我找去，说崔部长来了，你搞农村工作，又是省委农村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农工部长，你来汇报商讨吧。

我赶到省委307招待所，崔部长笑说，你也是部长，咱们来个部长对话吧。我说岂敢，我是基层干部啊。江苏刚刚完成政社分设（开始还未明确取消公社），恢复了乡政权体制，运行正常。每乡镇平均人口为2.4万，面积45平方千米。乡干部骑个自行车，一天能兜得过来，千万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乡改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领导和服务吗？崔部长听了深以为然，他说把文件带回去再研究。其实个别省已经开始试验，结果还未出来。

过了不久，我到北京香山饭店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议题是准备1985年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有一天晚上，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找我，说政治局明天上午就要讨论是否划小乡问题，我把对崔部长说的一番话作了汇报。到了下午，杜老开会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小吴啊，你胜利了，但不要骄傲。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听了多方不同的意见，最后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其时费孝通先生有一篇《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调查，胡耀邦同志很欣赏并有长篇批语。

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重新再划小乡的折腾，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规模逐步扩大，以适应信息化、城镇化的需要。就江苏来看，一般乡镇规模已达十万人左右，面积八十至一百平方千米。

从那次与崔部长讨论乡镇建制后，每次到北京开人代会，崔部长都主动来找我议论农村的事情。1997年12月，我到北京参加农村改革二十周年座谈会，谈及此事，杜老告诉我，当时要划小乡，彭真同志还有一个重大考虑，是要实行乡长的直选（至今全国多数还是乡人代会间接选举），后来感到条件尚未成熟，从国情出发，未推行直选。但我感到从方向来看，无论乡镇规模多大，直选和普选，应是改革的方向。那么现在看来乡镇是越来越大了，比过去好多了。

我当时在香山饭店汇报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天在走廊上看到万里走过来，他问我，你这个年轻人从哪来的？我说是从江苏来的。你知道这是什么饭店？我就答是香山饭店。你晓得住饭店多少钱一天？我不知道。他说贵得很啊，你们开会不能到这里来开。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杜润生同志叫我们一帮人来搞一号文件什么的。他马上笑了，说老杜啊，那可以，然后就走了。那次也是个巧遇，他怪我住这么贵的饭店，你们年轻人跑到这儿干什么？我说杜润生同志讲，过去在城里开会，哪怕到八大处都靠市场太近。香山饭店比较偏，人家也不会来，你们也不会到城里去，安安心心坐在这旮旯里，把中央文件好好琢磨琢磨。这个虽然贵一点，但是比较安静。

“清污”问题

五个一号文件发出以后，本来1987年的一号文件已准备好，但因为全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前面几个文件都让给“清污”问题了，农村文件压到了第五号才发出。

全国反精神污染，江苏盐城市委农工部一位负责同志立即写了一篇《农村精神污染十大表现》，我一看不对头。这时江阴一个船老大反映，共产党是穷人党啊，要共产的。旧社会富人被绑票，新社会要改造。这次搞不好又要坐牢。因此准备卖船。我把这些情况在杜润生召集的座谈会上汇报了。他一听，说赶快写个“送阅件”送中央。万里听说后很恼火：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不是资产阶级；农村搞什么反自由化。江苏省委发了文件，农村只搞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中央批转采纳，杜老还专门讲了同意江苏省委农工部的意见，全国农村不要搞这个运动。（编者注：参见余展、高文斌主编的《我认识的杜润生》）

那时张家港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市的保税区，费孝通问我“保税区”是啥意思。我说就是进出口货物可以Tax Free，建了Free Trade Zone。他说：“那不是自由贸易区吗？”我说是啊，但当时对Free要避讳啊！他笑，说中国人很聪明，但把我老头子搞糊涂了。他又说，最近提了个词：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你看怎样？我答，第四句话太理想主义，现实办不到，似乎改为“和而不同”较好。他莞尔。

尾 声

历史进入21世紀了，杜润生同志到了晚年。他在九十岁时，有一次跟我们讲，第一，我们农村的改革，还要进一步过好两个关。一是市场经济关，怎么把市场、政府、企业的关系处理好。二是政治上的民主关。就是政治上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有政治协商的创新，但许多方面还要进一步地完善。第二，有两个遗愿。一是中国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毛主席抗日战争时就讲，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个农会。“文革”时候有一个贫下中农协会，但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不能老是贫下中农，应该组织农民协会。杜老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说这个意见好，再看三年，跟雇工问题一样，我们再看三年。但是三年以后，1989年以后，小平同志退休了，我也退休了，建农民协会的任务没有完成。二是再转移1～2亿农民到城市里去，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这两件事我老杜已经来不及了，要靠锡文、岐山你们这一班年轻人去完成了。“这是我的两个心愿。”他举着我的名片说，这个名片好，只有“老农吴镕”四个字，你们不管工作怎么变换，思想不能“农转非”。

他的两个遗愿，进入了21世纪以后，我们也都催促了，但看来建农协的事很渺茫啊！我们曾经根据农村改革元勋杜润生的意思，做了一些农村调查。一次是减轻农民负担的调查，我与安徽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子修同志一起调研了半个月，把苏皖两省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当时把农民的负担呼声叫“怨声载道”，就这么如实写的。

温家宝同志作了长篇批语，然后召开了电话会议，到最后整个农业税都免掉了。当然了，这不是我们的力量，而是中央的德政啊！

第二个是农民工问题的调查。回良玉副总理、杜青林、陈锡文、何勇在农业部听了我们的汇报。我就讲到农民工的苦，包括奥运会搞鸟巢工程，农民工早上带瓶矿泉水，带一个馒头，穿了尿不湿，上鸟巢的顶上面去搞钢筋浇铸等。早上6：00去，到晚上6：00下来，一天在那里就靠尿不湿，非常辛苦。

后来回良玉插了一句话，说农民工实在太苦了，我讲句不好听的话，都是些年轻人，连个性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一定把你们的调查报告亲手交给锦涛同志跟家宝同志，要专门来研究农民工的问题。他讲得很激动。后来中央成立了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2013年的春天到秋天，我和老陆（陆子修）商议，聚集了安徽、江苏和广东三省的十多位老干部和学者，开展并完成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百村千户土地制度改革调研项目，最后形成了一份有关土地改革制度的报告，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上的财产权，还要有物权。这个报告可以查人民网2013年10月23日，题为《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的建议》。建议送到汪洋同志手里面，汪洋同志批示了，说一些老同志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的这些意见很好的，被部分地吸收到了中央全会的决议当中去了。

可惜的是，政策建议送上去不久，陆子修因为过度疲劳病倒，去世了。我曾跟他开玩笑，你是滁州书记陆子修，欧阳修也是滁州太守，你政治上要努力超过欧阳修。当然欧阳修有著名的《醉翁亭记》，文采上不可比，但是在为农民服务方面老陆做了很多工作。

这段尾声作为口述历史说了一些背景情况，我也已经89岁了（编者注：此文为2020年成稿），奔九了，所以本来不想再多说什么，惠海鸣同志说，你都快90岁了，现在了解这些情况的人很多都走掉了，你再不讲的话，有些人对那些情况都不甚了了了，还是抓紧时间要说一说。像吴象同志，现在虽然是睡在北京医院，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来表达很多东西。当时他是领导，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的。朱厚泽和刘堪等，这些人都走掉了。据说谢华同志头脑也不行了。张云天、林子力那么优秀的高人，也都走掉了。当然现在有年轻一代，王岐山、陈锡文、杜鹰，他们现在也都不小了，不像以前那样在第一线，不可能再那样活跃了。当然他们还是不错的。现在比较活跃的是周其仁、林毅夫他们，继续在为农民鼓与呼。要记住杜润生老讲的一句话：“你们不管做了多少事情，或者改了其他的行，但是思想上永远不要农转非，我们要为农民鼓与呼，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总体来说，农村改革，说到底是还权于农，还权于民。但现在农民还没有办法谈制权，土地制度问题尚待完善。总之，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农村问题也“永远在路上”。

大家都称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央五个一号文件写得不错，当时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关于农村方面的文件，我看是有八个文件很重要，一个就是前面讲到的1979年中央七十五号文件，然后1982年起五个一号文件，还有一个1984年的关于乡镇企业的四号文件，还有一个1987年的五号文件。1987年的五号文件实际上1986年就起草好了，中央也通过了，后来1987年初耀邦同志辞职了，前面一到四号文件都是反自由化的，农村的事就排到第五号了。以上一共是八个文件。起草文件的时候，我们大体上这样，每年春天二三月份要听耀邦、万里他们出题目，然后杜老就把我们一些人找去，下去分头调查，到四五月份回来汇报一次，再去调查。

到8月份第二次又回去，就开始起草了，起草以后，再回来调查，然后到11、12月份，中央开农村工作会议。第一次比较大的农村工作会议是1981年11月份开的，在北京开，后来京西宾馆有别的事，我们又从北京搬到天津继续开。“农民议会”开了半个月，大家争吵包产到户什么的，反正农村问题很多，就在那争开了。散会以后，再留下一些人来参加起草。当时好多省都参加过，比如吉林的田雨丰，云南史大姐，地方上经常去的有4个人，叫东吴西赵南杜北霍。东吴就是我；西赵也是个江苏人，吴县西山人，四川农委主任赵文新，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出来的；南杜是杜瑞芝，是广东省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北霍是山西省副省长霍泛，他还是个历史学家。

杜瑞芝同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最喜欢提意见。有次他当了万里的面说，有些事情你们中央感冒了，叫我们下面来吃药。又有一次杜瑞芝跟杜润生讲笑话：当时不准大家喊杜主任，从来没人喊杜主任，就是喊老杜，但现在我要升格了，我也成为老字号了，我都当了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了，不能再叫我小杜。杜老笑道：你做老杜还不够资格，只要我还在，你永远是小杜。

当时起草文件，其实是副主任刘堪日常主持的。因为杜老会议很多、事情很忙，他有的时候就交给刘堪慢慢琢磨。那儿高人很多，前面讲到的林子力，是当时北京理论界的“报春鸟”。张云先，他改文件很仔细，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细得不得了。如能把原稿档案找出来多好。他是呕心沥血，搞完一次中央文件，就吐一次血，住一次医院。他的爸爸是水利部副部长。周其仁、陈锡文、王小强、林毅夫、杜鹰他们，脑子好得不得了，讲数字不要翻本子，张嘴就来。

当时我们搞文件，可以说一字千金，很认真。比如说小城镇的问题，发展小城镇，让农民可以到小城镇上去打工。当时写文件初稿，可以自带口粮到小城镇工作。那么人家就问了，你带了50斤米，已经够重的，挑一担米不容易，吃完了怎么办？大家想来想去，当时国务院研究室有一个人叫姬业成，现在也过世了，他说我想了几夜，想出一个字来了，什么字呢？理，可以自理。我可以买，可以借，可以送，什么都可以，反正我自理就行了。我想说，当时搞一号文件，调查研究非常深入，文字非常讲究，反复推敲，那是非常认真的。所以五个一号文件经得起推敲，到现在看看还很有味道的。

農村改革尚未成功，后起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