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共在晓庄师范革命活动档案解读

王文岭

摘 要：1930年4月，国民党当局在南京晓庄师范查获中共中央秘密出版物《布尔塞维克》杂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画像等，表明晓庄师范已然成为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国民党当局改变了此前“勾结反动军阀”冯玉祥的事件定性，转而指向事件背后的中共地下组织，造成中共晓庄支部和南京市委重大损失。

关键词：晓庄师范事件；中共晓庄支部；南京市委

笔者在台湾师范大学访学期间，于台北“国史馆”发现民国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谷正伦于1930年4月17日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查封晓庄学校时检获之反动传单书籍单》的档案一件。“晓庄学校”通常称为“晓庄师范”，全称“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由陶行知于1927年创办，校址在当时南京城东北郊，今为陶行知墓园。所谓“反动传单书籍”，系指4月13日国民党当局通告查封晓庄师范后在该校查获的有关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文件材料。

此件档案共有两页纸，列有目录清单，分为四类：（一）各种传单五种：《中国革命互济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六张，《中国革命互济会南京市总会为援助自由运动告各界书》四张，《晓庄学校为取争旅行上学生火车不打票宣言》一张，《晓庄全体同志护校宣言》五张，明日社征求社员宣言稿一件四页。（二）共产党刊物《布尔塞维克》三本（第二卷第八期、第九期和第十一期各一本）。（三）悬挂表像四件五张：克鲁泡特金像（附小史）一张，马克思像（附其社会主义说明）一张，列宁像（附历史）一张，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代表报告苏联成立经过表两张。（四）杂件：寄“真的学社”朋友们信稿一件，《赤轮》诗稿一件，《无题》诗稿一件，《遗弃的人儿》诗稿一件。[1]除了第四类“杂件”内容难以稽考外，前三类文件材料在晓庄师范的出现，在中共南京地方党史上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

一、晓庄支部是南京市委重要据点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陈列有1930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晓庄师范十名学生党团员的事迹，但有关中共晓庄支部的活动文献，则主要见于刘季平1982年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共晓庄支部与南京市委工作正反经验一例》，以及2014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徐明清回忆录《明清岁月：徐明清回忆录》中的第三章《晓庄师范》。刘季平1928年春考入晓庄师范，是中共晓庄支部第一任书记；徐明清1928年秋考入晓庄师范，是共青团晓庄支部第一任书记。此后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文章大抵是基于上述回忆录展开的，没有提供更多新发现的史料。刘、徐二氏的回忆主要有以下四点内容：

第一，蒋介石集团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江苏如皋师范就读的共产党员刘季平、石俊、马名驹和汤澡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开除，毕业于浙江青田中学、回乡从事农民运动的叶刚也受到迫害。他们在1928年春考入南京晓庄师范，同年夏秘密成立中共晓庄支部。徐明清原在中共浙江省委工作，同年秋考入晓庄师范后，秘密发起成立共青团晓庄支部。

第二，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奉行思想自由、民主办学的方针，允许不同政见者进行公开辩论。刘季平、石俊等在南京市委指示下，充分利用学校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对校内国民党江宁县党部晓庄区分部采取“力求分化、逐步搞臭”的方针，国民党员王琳、方与严后来在政治上都发生了转向，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以训育主任杨效春为代表、坚持反共立场的国家主义派展开斗争，迫使杨效春于当年暑假辞职离校。

第三，晓庄党团员积极支持陶行知改造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活动，不仅获得陶行知的信任，而且成为联村自卫团、救火会、晓庄剧社等组织的骨干力量甚至领导者，从中厚植群众基础，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到1929年底有党员10余人，共青团员亦有10余人，占全校学生数15%以上。

第四，1930年初刘季平升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石俊接任晓庄支部书记兼市委宣传委员。其时，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高估革命形势，接连发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革命群众和士兵，实施城市暴动，旨在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晓庄支部积极响应上级党委指示，开展激进的革命活动，主要有五项：一是组织晓庄小学生春游栖霞山，借机宣传革命思想，在和平门火车站散发坐火车不打票宣言并强行登车；二是刘季平受命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南京分会，成立大会在晓庄师范西面的劳山山林中召开，刘季平当选为分会党组书记，徐明清当选为妇女部部长；三是串联南京城内大中学校学生游行，声援下关和记洋行工人4月3日的罢工；四是反对国民党当局4月7日暂停晓庄师范办学、接受整顿的决定，到教育部示威并散发护校宣言；五是在“红五月行动”中领导城内大中学校进步学生举行飞行集会，张贴具有革命内容的标语，散发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传单。结果受到国民党当局严酷镇压，造成晓庄师范30多名学生被捕，10名党团员被杀害。

前述文件材料中不打票宣言、护校宣言，与刘、徐二氏半个世纪后的回忆内容大致吻合，有关和记洋行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亦广泛见于1930年4月3日至1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海《申报》等报纸。

或许是由于年代久远，刘季平和徐明清都没有提到档案中列名的《布尔塞维克》杂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像、中国革命互济会宣言及声援自由运动书等。这些文件材料在晓庄师范出现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

首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画像（包括个人小史）一般只会在新党员宣誓或重要会议时悬挂。

其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中央机关也从武汉迁到上海，并于1927年10月秘密创办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毛泽东、周恩来等26人组成编委会，瞿秋白、李立三和张闻天先后担任主编。《布尔塞维克》杂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及时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策略等重要决议和指示，大量报道中共领导的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宣扬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革命理论。为躲避国民党当局检查，封面在1929年后一度伪装成《中国文化史》《中央半月刊》等。1932年7月停刊，总共出版5卷52期。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中共中央秘密出版的《布尔塞维克》雜志印数极少，一般不可能下发到基层党支部。

最后，中国革命互济会是中国共产党外围群众组织，曾于1929年12月24日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到会有30多人，代表江苏、浙江、湖南等14个省和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国际赤色救济会。大会通过宣言，其宗旨有六条：一是反对白色恐怖；二是援助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斗争；三是救济被压迫群众革命斗争中遇难的战士及其家属；四是号召贫民救济运动；五是反对伪慈善事业与欺骗的人道主义的宣传；六是号召群众援助并救济红军及红色区域民众。

上述文件材料出现在晓庄师范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晓庄师范的环境十分有利于中共组织开展活动：一是地处穷乡僻壤，党组织活动不易为国民党当局发现；二是学校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以及党团组织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三是相比于南京市委下属的其他支部，晓庄支部党团员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经验更为丰富、组织活动能力相当强，上级党委对晓庄支部的评价也相当高。陈云1929年巡视南京市委工作后向江苏省委报告说：“争自由斗争有七个学校有了群众，其中以晓庄为最好。”[2]南京市委1930年2月的报告说：“学生支部都有相当生活，以晓庄为最好。”[3]

《布尔塞维克》杂志、国际共运史领导人画像和小史、中国革命互济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声援自由运动告各界书等，同时出现在晓庄师范，这至少说明在刘季平升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后，晓庄支部成为南京市委尤其是宣传部门活动的重要据点。

二、国民党重新定性晓庄师范事件

1930年4月3日和记洋行工人罢工事件是中共南京市委组织的一次政治斗争。国民党当局最初认定是劳资矛盾，并且出面调解。《中央日报》在4月5日、6日和7日连续刊发文章，详细报道事件的起因、调解过程，并公布劳资双方协议结果，工潮很快结束。对于学生运动，教育部长蒋梦麟召集各大学负责人，南京市教育局长顾树森亦召集公私立中学校长，均强调政府对于工潮必有解决方案，面嘱各校极力阻止学生，不得再有结队游行行动。

对于学潮组织者晓庄师范学生，因前在和平门火车站散发坐火车不打票宣言，近有领导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影响也更大，当局于4月7日决定暂停学校办学，派员前往整顿。学生不满处置，成立护校委员会，前往教育部游行抗议并散发护校宣言传单，痛陈“革命的教育摧残于所谓革命政府之手”[4]。国民党当局把晓庄师范一系列激进活动和当时已与蒋介石决裂的冯玉祥联系了起来。

北伐战争中冯玉祥站在蒋介石一边，曾担任河南省主席，曾于1927年底邀请陶行知前往指导河南省教育工作。陶行知在开封城门见到悬挂有冯玉祥手书的“公家一文钱，都不许乱用”的条幅，敬佩不已，在回南京的火车上仍念念不忘，写了一首诗：“公家一文钱，百姓一身汗，将汗来比钱，花钱容易流汗难。”[5]1928年冯玉祥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请陶行知在学校附近建一座茅舍，与陶行知居所毗邻。他不时和家人来此居住，且与陶行知纵谈教育和政治形势，又捐款给晓庄师范，分别建筑安徽馆、河南馆和甘肃馆，特别是亲自授予枪支，派出教官，训练晓庄师范学生和青年农民，组建了晓庄联村自卫团。据冯氏1928年11月4日日记，当日陪同蒋介石夫妇一起参观晓庄师范。[6]1929年冯玉祥与蒋介石出现矛盾，借故北上，与阎锡山联手反蒋。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触即发，晓庄师范的激进活动，自然就被与冯玉祥联系起来。

解散晓庄师范的《南京卫戍司令部布告》宣称：

照得晓庄师范学校违背三民主義，散发反动传单，勾引反动军阀，企图破坏京沪交通。本部为维护首都治安计，曾饬令暂时停办，以待整理，并商同教育部查照办理在案。此乃爱护学校之至意，原冀该校员生等悔悟前非。静候教育部办理之际，竟敢非法组织委员会，发布宣言，四出诱惑，希图扩大反动风潮，实行破坏京沪交通，扰乱社会秩序，似此目无法纪，充满反革命思想与行为，实属不可救药。兹奉明令将该校勒令解散，并查拿首要反革命分子，以肃法纪而遏乱萌，除饬军警遵照执行外，合行布告周知。十三日专电。[7]

通缉校长陶行知的《国民政府命令》宣称：

晓庄师范学校校长陶知行（即陶行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情事。仰京内外军警各机关，一律严缉，务获究办，以彰法纪，此令。民国十九年四月十二日。[8]

南京卫戍司令部布告没有明言晓庄师范“勾引”的“反动军阀”是谁，国民政府命令也没有明言学校所“勾结”的“叛逆”是何人。4月14日胡汉民在立法院“总理纪念周”活动中报告查封晓庄师范原因时，明确表示：“陶知行受冯玉祥的接济，嗾其党羽，以援助和记工厂的工人和反对日本兵舰开入长江为名，竟大发传单，四出煽动，希图扩大反动的范围，扰乱社会的秩序。”

胡汉民同时指出：“最近共产党的计划，是在破坏上海秩序，继续造成所谓赤色恐怖，以减少政府在国际上讲话的力量。”晓庄师范“这种行动是有组织的，有准备的，而且是抄袭共产党的捣乱方法，无形中与共产党相应和的”。这番讲话明确地将晓庄师范学生的激进活动与共产党区分开来，而将矛头直接指向与冯玉祥关系密切的陶行知。卫戍司令部布告表示要“查拿首要反革命分子”，国民政府命令则直接点名陶行知。4月13日，国民党当局派出军警查封了晓庄师范，激进的青年学生没有受到逮捕，他们或离校回乡，或在附近小学、幼稚园继续学习和工作。陶行知因事前得到消息，潜逃至上海，同年秋流亡日本。

查封晓庄师范三四天后，军警查获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文件材料，证明晓庄师范事件与共产党有关，谷正伦迅速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国民党当局因此改变了对晓庄师范事件的定性，转向全力侦破南京最近学潮和工潮背后的中共地下组织。

三、中共南京地下组织遭重创

在“四一二”政变后两年多时间里，南京市委有四任市委书记先后被捕或被杀害：1927年4月，谢文锦被杀害，6月黄国材被捕，1928年3月孙津川被捕，9月黄瑞生被杀害。但是，南京市委及基层支部损失不大，晓庄支部党员和共青团员数量更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增加到30余人。南京市委在1930年初成功地策划和组织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应该说经过两年的政治斗争历练，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日益成熟起来。这一次情势完全不同，就在晓庄师范被查封、中共地下组织文件材料被查获的10天后，4月27日，共青团南京市委委员梁公弼在国民大戏院散发传单时被捕，同月底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王文彬、团市委书记韩均被捕。在5-10月间，南京市共产党员由200多人锐减到47人，损失四分之三多。[9]一般认为，这与此一时期中共中央“左”倾冒险错误密不可分。

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在王文彬和韩均先后被捕后，并未认识到形势的危殆，仍在积极筹划“红五月”行动。同年5月，王弼接任南京市委书记，根据省委指示，成立“红五月”行动委员会，大搞飞行集会，散发革命传单，张贴具有明确指向性的革命标语，旨在为发动武装暴动做准备。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议决案，“左”倾冒险错误更加膨胀。中共晓庄师范支部当仁不让地成为南京地区学生运动的领袖，完全暴露在国民党当局面前。

一方面，在“五卅”集会中，刘季平、石俊先后被捕；另一方面，国民党特务策反了晓庄师范学生余仲篪，秘密跟踪他所熟悉的进步学生。姚爱兰在江苏六合县家中被抓，谢纬棨在上海被诱捕，叶刚在策反晓庄驻军时被发现，郭凤韶在返回南京时撞上余仲篪，不幸入狱，负责刻印传单的沈云楼、汤澡在其所服务的明陵小学被捕。短短三四个月间，晓庄师范共有30多人被捕，石俊、叶刚、郭凤韶、袁咨桐、姚爱兰、谢纬棨、沈云楼、胡尚志、汤澡、马名驹等10名党团员先后被枪杀于雨花台，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6岁。

国民党当局也没有放过和记洋行。隐蔽在和记洋行工人宿舍里的金陵大学中共支部书记陈景星被捕，和记洋行中共支部書记邓定海被组织调离南京，不久在武汉被缉捕，宋如海被组织转移到上海，复又受命回到南京，也落入敌手。他们均牺牲在雨花台。

晓庄师范事件后国民党当局强化对各级学校的思想控制。具体有两点做法：一是警示各学校严密“防共”，造成恐怖气氛。坊间传言距离晓庄师范十余里地的南京中学栖霞乡村师范科有反动分子活动嫌疑，校长章桐得知消息后，迅速派人前往查探，并解除主任黄质夫的职务。黄质夫当即赴教育部谒见朱经农次长，得知此为首都卫戍司令部以书面形式通报教育部，饬令各大中学校注意中共的活动，其用意是希望各校防患于未然。[10]由此可见当时“防共”气氛之紧张。二是针对非国民党籍教职员，制造恐慌气氛。汉口市教育局自我审查，主动提出开除非国民党籍教职员一案，逐级向上呈报给第七区党部、教育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称：“查全国中小学大多数教职员均为非党员，如遽尔概行停职，在事实上固多窒碍难行，而于党义宣传，亦反为不利，该区党部所建议除去非党员之教职员，应从缓议，可也。”[11]此案虽然最终没有得到最高当局批准，但是其逐级上报的过程，足见在学校党务问题上，各级组织谨小慎微，不敢贸然决断，由此可见当时教育界的恐怖气氛。

*本文系2018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共南京党史上的晓庄师范事件研究”（项目编号：18DJB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101540-0005-001。

[2]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南京市委组织部编：《南京党史八十年——中共南京地方简史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3]《南京市委报告》（1930年2月2日），《民主革命时期南京党史文献》（1921-1933），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版，第357页。

[4]《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页。

[5]《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6]《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32页。

[7]《南京卫戍司令部布告》，《申报》1930年4月13日。

[8]《国民政府命令》，《中央日报》1930年4月13日。

[9]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编：《中国南京历史画卷（1919-2011）》，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6页。

[10]《首都乡村师范教育之厄运》，《申报》1930年8月10日。

[11]《训令第七六O号，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教育部公报》1930年第2卷第31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