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书价：“同业公议照码加一成”（—）

荣杰

图书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是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而起伏上下的。民国时期由于内外部的复杂因素作用，物价时有波动，至于末期的价格飞涨更是大家熟知的。图书价格自然也不可能脱离开这个大环境。不少民国书上都能发现价格涂改的痕迹，这些就是具体的印记。当然，这其中有的是个别商家的调整，但也有大面积的、全行业的价格调整。前者权且不妨归结到商家的逐利，而后者则是出版史研究上需要引起关注的课题了。

“同业公议照码加一成”就是一个曾经引起我注意的标记。这个標记不算普遍，但不是绝无仅有。所见的样态虽有不同，但是通常都是粘贴或钤印在版权页上的。

根据手头存留的实物照片，整理出如下记录：

1.《霸都亚纳》，赫勒马郎著、李劫人译，北新书局1928年3月初版；

2.《女人的故事》，[英国]乔治著，胡学勤译，开明书店1928年7月再版；

3.《牺牲》，滕森成吉著，沈端先译，北新书局1929年7月出版；

4.《文学入门》，章克标、方光涛著，开明书店1930年6月初版；

5.《漂流三部曲》，郭沫若著，光华书局1930年10月出版：

6.《旧时新话》，刘大杰著，开明书店1929年10月加订再版。

从这些样例中可以发现两点，第一，附加这个标注的并非仅限于某一家出版机构，仅上面的6条样例中就包括了北新书局、开明书店和光华书局。第二，这些书的出版时间基本集中在了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这段不长的时间里。

“同业公议照码加一成”其实不难理解。所谓“同业”按照当时书业界的习惯大体有两层含义，一是泛指图书行业，一是指称图书出版的行业性社会团体组织，如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等。“同业公议”一般是指书业社会团体组织按照一定程序议定形成某项对团体成员具有约束性的决议；有时候，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出版机构联合达成某个约定，也冠以类似的说法。“照码加一成”即是“同业公议”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既有图书价格的基础上加价“一成”，即10%。

这样看来，这次的价格调整并非某家书局的个体行为，而是带有普遍性的行业行为。在当时书业界中心的上海，书业进行全行业的价格上调，这也绝非偶然，一定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那么，这背后又有着什么因由呢？

检阅史料，发现在1930年的《申报》上出现了不少图书“增价”的消息，这里按照时间顺序，择要罗列：

1930年2月11日所刊的《上海书业公所通告各埠同业》称：“因近来纸价飞涨.其他材料等亦继涨增高，不得已将书价略予提高，以资维持。现经全体集议公决，自本年二月十日起对于批发凡有定价之书籍递加一折、无定价之书籍各加一成。再客户往来须随时付款结账，期限遵照国历每逢五、九、十二月须一律结束清楚，以维营业而清手续。”

6月16日，商务印书馆发布启事称：“敝馆出版图书为辅助教育发扬文化起见，原来售价均极低廉。乃者百物昂贵、开销激增、原料飞涨、成本陡重，若不急谋补救，殊觉无法维持。兹定自本年国历六月十六日起，所有敞馆出版图书一律按照定价十足发售；惟小学教科书暂照定价八折发售，稍顾血本藉资维持。”同日，中华书局发布声明称：“年来原料昂贵、税额增加、成本日高、苦难维持，本局各种图书从前门市略有折扣，兹定于十九年六月十六日起，概照定价实售、不折不扣；惟为补助教育起见，小学教科书暂照八折出售，最习用之字典尺牍可折扣者另行规定。”世界书局也在同一版面发布通告称：“半年以来金涨银跌、工料昂贵，核计成本、比较售价，损失甚巨。不得已自十九年六月十六日起，小学教科书暂照八折发售，中学教科书暂照定价实售。”

6月28日所刊《上海新书业同行出版图书增价启事》称：“近来金贵银贱，敝业所用印刷纸张各项原料来价几涨二分之一以上，忍痛迄今，亏累甚巨，如不急图补救，实觉无法维持。兹经公同议决，自本年国历七月一日起所有出版各种图书，无论门市批发向，售实价者一律照原价增加一成（如一元概售一元一角）、向有折扣者一律照原有折扣提高一折（如八折者概售九折，九折者概售实价）。如此办法尚难维持血本，但为补助文化发展计，不敢增加过巨，将来原料回跌，仍当公议撤销。”启事的落款共有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现代书局、卿云图书公司、开明书店、光华书局、太平洋书店、华通书局等8家书局。开明书店7月份在《申报》刊登的广告中即明确标注了“同业公议照码加一成”字样。

可见，这轮的图书涨价是从1930年开始的。此外，还有一些小书局也发布了类似的启事，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