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心中的毛泽东

冉庚文

众所周知，毛泽东系湖南湘潭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楚图南系云南文山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人民外交家、书法家、翻译家，是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届副委员长。毛泽东1893年生，楚图南1899年生，算是同一时代的同辈。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等二十四名青年离开长沙，于8月19日到达北京，曾与蔡和森、李大钊有过短暂的交往，1919年春天，毛泽东南下上海，4月返回长沙，直到1949年2月进入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1919年的夏天，楚图南离开昆明前往北京，此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大学读书。以毛泽东、楚图南二人的经历，他们自青年时代至1947年以前的几十年间，断然没有见过面。因为中国革命，他们之间实际很早就有过政治上的相知相识，新中国成立前后，楚图南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接触。毛泽东给予楚图南的记忆是深刻的，一辈子都没有磨灭。

一、毛泽东是创造实施人格教育的好模范①《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388.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中国的一切有识之士，怀揣着教育救国的新思想，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出土问世鼓与呼。此间楚图南曾经发表过多篇关于教育的论著，这与他专门接受师范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譬如1920年12月，21岁的楚图南在《教育声》第一期上发表《云南职业教育商榷》一文，建议云南要增加职业教育办学路径，让不能升学的学生有继续读书、继续增强谋生能力的机会；让多年积累下来的兵、匪及游民进入职业学校，输与农业生产知识，掌握生产本领；让那些没有被招募从军而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及妇女们有机会学习生产自救的知识，将“只会消费的人”改造成为“能生产的人”，提倡生产的教育，增加生产力，避免云南社会继续闹“米荒”“钱荒”；1921年5月，22岁的楚图南在《教育声》第三期上发表《怎样养成成功习惯》一文，决然否定中国旧式教育不能养成成功的习惯，主张像训练小猫抓老鼠那样，从最简单的事项开始，让孩子在每一次的探索中获得成功，学习的习惯随兴趣一起增长，学习的能力自然就增强；不能总是让孩子做不能做的事情，否则经过几次失败之后，孩子几乎就认为自己是一无是处的庸人，就没有学习与实践的兴趣；不要以处罚取代奖励，处罚那些本身就无知无能力的孩子，相当于督促一个病人速死；对低能儿的教育，教育家要了解儿童个性，针对个人长短和个人喜好给予适当的课程，给予相当的勉进，日久天长，低能就不低了。

1922年12月，23岁的楚图南在《教育新刊》第1号上发表《今后教育应当努力的方向》，在《教育新刊》第2号上发表《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1923年在《教育新刊》第7、8、9期上连载《劳动教育与未来》；在《教育新刊》第10期上发表《释劳动》，祝贺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育革新社所创办的“劳动学校”建成开学，在《教育新刊》第11期上发表《单纯的教育改造社会论者可以觉醒了》；1924年6月在《教育周报》第13期上发表《师范生服务问题》。

1920年至1924年间，楚图南专注中国教育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和主张。1922年以后发表的几篇教育论著，明显地是在配合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新理念、新思想，为毛泽东挑战中国旧式教育、挑战美国所谓的不切中国实际的“平民教育”呐喊助威。

1921年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参加党的一大回到湖南后，为了学习马列主义，训练革命骨干和进步知识分子，利用船山学社的房屋为校舍和当局给学社一些经费为条件，兴办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学校的宗旨是“发明真理，造就人才”。自修大学于1921年9月开学，初期有学生24名。1922年7月党的二大以后，毛泽东邀请李达担任自修大学校长，主持教务。1922年9月，为集中培养革命青年，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毛泽东任指导主任，夏明翰任教务主任。共接收了100多名学生，编成3个教学班。1923年11月，湖南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那时，学校已经培养了包括湖南的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湖南自修大学在党的创建初期，为革命培养出一批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人们称它是“湖南革命的‘总汇处’”、“湖南革命的先锋”。

毛泽东认为，过去的教育有三大害处：一是把施教当作一种商品买卖，“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旧学校“袭专制皇帝的余威”，“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扼杀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创造性，窒息了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十分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针对旧式教育，毛泽东提出三个方面的办学理念。一是凡有志向学者均可入学；二是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使每人都可取得一部分；三是不须多钱，可以求学。毛泽东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

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是迫于中国革命的需要，要亟需培养一批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目标很明确，针对性特别强；办学形式很灵活，是开放的、自由的，能学的就学，能学多少算多少，不能学的也不强求；花钱很少，先生首先是教书，而不是首先收钱，学生首先是学知识，而不是必须获得文凭。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首先是针对社会所用举办教育，培养所需人才。由于社会差异，不可能举办向美国杜威、钟禄那些教育家提出来的所谓“平民教育”，不可能满足所有平民都能进学校，不可能让所有平民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更不可能让所有平民都听从哪个阶级，特别是通过接受教育去为资产阶级服务、甚至去为美国资本家服务。当下的中国教育，首先要解决为中国革命服务的问题，要培养革命的创造者和接班人，要鼓动更多的劳苦大众起来，首先以武力推翻旧中国，中国民众才有机会获得更加优厚的教育机会，中国社会也才会有新的希望。基于此，楚图南认为毛泽东等人兴办湖南自修大学，由教者学者一起办一起讲，是自动的，而不是被迫的，是向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是对中国旧式教育的挑战，是对美国鼓吹的“平民教育”叫板。所以楚图南以一个师范生的专业良知，接连发表近十篇计十多万字的教育论著，支持毛泽东、配合毛泽东。

在《今后教育者应当努力的方向》一文中，楚图南主张充分的介绍、研究、采行美国方面的关于教育方法，而不是采行美国的教育内容；尽量的介绍、研究、采行俄国方面的关于教育的组织和一切教育的计划；在《劳动教育与未来文化》一文中，楚图南认为人类的文化是依靠教育而遗传下去，而教育的继续又是文化的创造的继续，大声疾呼：“新时代有胆有量有魄力的青年创造者啊，请大勇无畏的团结起来，突破黑暗，实现我们的新理想，建设我们的新社会。”①《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408.在《单纯的教育改造社会论者可以觉醒了》一文中，楚图南旗帜鲜明地批判那些不顾社会实际，单纯地鼓吹美国的“平民教育”论，认为那种教育理论在当下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通行，必须首先使用武力推翻愚昧落后的中国旧社会，只有把旧社会推翻了，才可能有条件进行教育改革，推行新的教育。楚图南说：“单纯的教育改造社会论者，和平的社会革命论者，我敢告诉你们，此时可以觉醒了！趁这个机会，联合起来，作武力革命，推倒这个旧社会的死尸，建设未来的新中国！”②《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410.；在《师范生服务问题》一文中，楚图南主张凡是教师，必须具备足够的学历，即使是教小学，也要具备大学或者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化程度③《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416.；主张凡教师必须要有足够的道德修养，认为从事教育，是停停当当的在社会上做人的事业④《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416.，来不得半点马虎；主张凡是教师，无论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待遇应该平等，因为职业没有贵贱，待遇自然不能不同⑤《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417.。《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中，寄予办学者毛泽东等人满满的期待，拥护创办者们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当下最大学问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精神，也希望能透彻了解学问而求学问，为学问而教授学问；努力精进，为人格的要求，为人格的感化而结合；为将来中国自动教育之急先锋，为人格教育之模范；一洗数千年来中外教育界之污点与耻辱！这种期待，饱含着楚图南对于毛泽东等人教育新思想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故中国的教育，唯一的希望，只有学者教者来自动的创办学校、组织学社。而这种组织的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似湖南的自修大学为我们所仅见的。”⑥《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388.

1923年4月，湖南自修大学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第1卷第1号原文转载了楚图南的《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一文，可见建党初期的楚图南与毛泽东，对于兴办中国新式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一拍即合的高度认同与精进共勉。

二、毛泽东是镇定从容、恢宏大度、思维缜密的统帅

1921年以后，毛泽东就一直参与或领导中国革命，辗转湖南、江西、广州、上海、延安、西柏坡等。楚图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到安徽、云南、河南、山东、吉林、上海等地参加火热的中国革命。1923春，到安徽阜阳第三师范学校实习，8月到昆明任教至1925年。此间，云南艾思奇、李国柱、吴澄、严英武等人就是在楚图南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底，受李大钊委派，楚图南到东北参加建党工作，1926年经李大钊批准，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至1934年被捕入狱。在监狱里，楚图南等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而机智的斗争，就是经受严刑拷打，也始终保守着党的机密，没有让党的组织因为他们的入狱受到破坏；没有因为他们的入狱让监狱之外的其他革命同志受到牵连；更没有因为任何人因为他们的入狱而付出了牺牲。更为可贵的是，他们把监狱当做学堂，制定学习计划、学习制度，按时上课、下课，学的多是英语之内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因为是英语、日语、法语，看管监狱的那些狗腿子终究莫名其妙，只好任其“呜哩哇啦”了。楚图南自己在监狱里面炼成了著名的翻译家，楚图南教授的英语学员黄受天等人，出狱后居然熟记了4000多个英语单词，能从事外文工作、从事基本的翻译。1936年至1937年，楚图南出狱转至上海继续以教书为名开展革命斗争活动，此间整理出版在监狱里面形成的部分译著。

1937年至1946年，楚图南在昆明坚持文化抗战长达九年之多。这九年，是中国抗战的岁月，大后方的环境固然不如抗日前线那样的悲壮、那样的惨烈，但是对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抗日救亡、始终支持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楚图南等一大批文化战将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他们要防备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们要防备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他们还要团结和组织所有积极力量为前线抗战鼓与呼。这期间，楚图南参与了在昆明的“九老会”组织，以喝茶聊天的实际斗争形式甩开各种侦探；参加了“西南研究会”，以文化研究的名义团结了身处云南的各路知识分子，凝聚抗战共识，培植抗战力量；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之后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主委，积极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在云南的文化抗战工作，被誉为云南文化抗战的思想战略家，被誉为云南文化抗战的旗手。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屠刀伸向了在云南支持和平建国的民主爱国人士，枪杀了闻一多、李公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血雨腥风，令昆明春城几乎窒息，楚图南、费孝通等人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重金悬赏追杀的首要分子。情急之下，坚持在云南大后方抗战的楚图南等几十名骨干分子被迫转移到上海。到了上海，楚图南争取到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支持，召开了5000多人参加的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大会，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拉开了全国反独裁反内战的序幕。不久，宋庆龄筹集了一笔救济基金由鲁迅夫人许广平转交给楚图南，楚图南收到救助以后，租下住房，安顿家小，整理译著出版发行，以出版书籍获得的稿费等收入维持生计并预备着新的斗争与生活。

1948年秋天，楚图南奉命前往西柏坡。那一去，楚图南迎来了人生的伟大转机。

经组织者的一番策划，从上海到天津，先由他人代替进行身体检疫，因为检疫这个关口，实际是国民党反动派借以查验是否具有红色身份的手段；从天津启程，楚图南伪装成不会说话的沧州人，规避了具有文山浓重乡音的语言风险，顺利地抵达了河北李家庄。

时值1948年11月上旬。楚图南深深感受到，当时的李家庄犹如一所解放新中国、接管新政权的大学校。各路精英都又汇聚在一起，每天都有人来召集大家交流时事，组织学习党的城市政策、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对原国民党政府中人员的接管安置政策，以及后来的国共和谈等重大国家事项。周恩来经常骑着马来为大家上课，和大家亲切交谈，那种以理服人、坦诚相待的人格魅力，令楚图南永志不忘。

令楚图南特别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自点名接见。被邀请到李家庄附近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与毛主席第一次见面、第一次长时间地交谈。交谈期间，毛主席还叫上了刘少奇、任弼时，着重询问楚图南长期战斗过的云南和西南形势，讨论争取这些地方，特别是争取龙云、卢汉等人反蒋爱国的可能性，讨论到楚图南知道的当时有名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情况，毛主席说，只要爱党爱国，像胡适那种，如果不去台湾，还是要考虑安排的。毛主席还说，需要再做些朋友的工作，要团结更多的人。会谈交流一直持续到晚餐时间，大家一起就餐一起继续交流。气氛非常融洽，毛主席的住处十分简洁，有文件、有电话、有一简单木制沙发、有一摞《故宫周刊》；毛主席谈话幽默风趣；毛主席团结各方人士的宽容与大度——一切，令楚图南景仰、敬服。楚图南在《破晓之前》一文中这样回忆着：“在全国胜利前夕，我见到的毛主席，是一位镇定从容、恢宏大度、思维缜密的统帅。”①《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347.

1949年2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等56名民主爱国人士，一一点名道姓，楚图南就是其中的一个。复电中，毛泽东深切期待一切民主爱国力量必须同心同德，共同争取全中国的全面胜利。1949年2月3日，楚图南与其他民主爱国人士一道分乘几辆吉普车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参加了毛泽东检阅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的大小仪式，参加了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重点负责会议材料的起草工作，参加了国家名称、国旗方案、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立地点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参加了由毛泽东主席带领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亲自为纪念碑奠基石培上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抔英雄的红土、解放的热土；以新政协委员的名义随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隆重的中华人民开国大典。从1949年6月15日起开始会议筹备，直到1949年9月21日会议开幕至9月30日会议闭幕。三个多月的苦熬苦战，所有会议材料的起草与修改，就只是三四个人，那种辛苦的程度不言而喻。但是大家都是兴奋的、激动的、快活的、幸福的。毛泽东主席在新政协开幕词中特别强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这可能是参与者楚图南此生受到的一次莫大的褒奖。登上天安门城楼，眼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耳畔响着毛泽东向着全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一句历史的洪钟，楚图南心潮澎湃、思绪滚滚，不止一次地暗自诵读着恩师李大钊《口占一绝》：“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②《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53.。

三、毛泽东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伟人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以后不久，邓小平、刘伯承在中南海接见了楚图南，通知他要到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文教方面的工作。楚图南欣然接受。开始了他新的长征。1950年1月7日，楚图南抵达重庆，着重负责文教工作、中国民主同盟西南片区工作，还参与了西南片区的土地改革工作。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签署2292号主席令，任命楚图南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此后身兼数职，包括担任文教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西南特派员等，整天忙于西南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土地及盟务清理工作。教育方面，西南全区有11所国立高等院校，包括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有12所私立大专学校、300多所中学、1000多所小学。接管大大小小的学校，组建可靠的学校管理班子，建设纯洁的教师队伍，保证教育工作的政治纯洁，是西南片区当时的教育首要重任。有段时间，还打算邀请艾思奇到云南大学当校长，因中央另有安排，所以就把在清华大学的李广田教授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校长。

在盟务整理工作中，楚图南始终坚定要政治正确。1950年7月25日，楚图南在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盟员座谈会上强调广大盟员必须加强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学习与行动结合、要理论与实践一致，绝不能“说话是巨人，行动是矮子”①《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20.。1952年8月4日，楚图南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贵州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做了一个很好的讲话，特别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民盟工作的重要性。楚图南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民盟工作，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民建设最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人类的普遍真理，民盟的学习不能局限于民盟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本身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不能用局限学习共同纲领就可以取代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52年11月15日，毛泽东签署4439号主席令，任命楚图南为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楚图南回到北京履新。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美国的敌视，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少之又少。为了尽快打开国门，广交朋友，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1954年5月3日楚图南奉命担任首任会长，肩负起“争取人民、了解人民、依靠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文化外交重任，多次率团出访。那些年代，发达的国家并不多，贫穷落后是世界的普遍现象。出访交流的条件是非常差的。一次出访，所花时间最短的都是20天左右，最长的是几个月甚至超过半年之久；出访代表团最少的是十来人，有时二十几人，甚至三十几人的回数也不少；队伍中，有艺术表演的、有做学术考察研究的。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要保证出访工作顺利开展，必须以铁的纪律作保证。楚图南给自己的出访定了一个三十二字的规矩：“对外慎重，对内团结。努力工作，认真学习。注意健康，保证演出。遵守纪律，完成任务。”②中共文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楚图南日记·出访篇[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303.楚图南与他的同事，岗位在中国、在北京，两脚却长年累月地走在出访国的田间地头。楚图南的妻子彭淑端早年是徐特立十分器重的优秀学生，也因为革命曾经做过监牢，全国解放以后，应该和其他女同胞一样，可以直接为国家服务、为国家工作的，但为了楚图南的革命工作、为了国家，只好赋闲在家，照看家庭、照管孩子了。

走出国门，楚图南切身感受到世界对中国普遍是友好的，对毛泽东主席是格外尊重的。

1954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缓和局势国际会议期间，日本等一些参会国主张中国加入联合国，会议结束后，返回途中参观红城莫斯科革命博物馆时，看到毛主席的照片被陈列在所有国家照片的最前面，看到莫斯科大学里面陈列了四尊人物铜像，其中有两尊是中国的祖冲之和李时珍，在拥有1700多万册图书的列宁图书馆里面，居然看到俄国人比丘林1853年出版的关于西藏、蒙古、新疆的中国著作，还配有插图。

1955年11月26日，在冰岛，著名作家劳克斯乃士对中国文化代表团说：“一个人活了很大岁数，如不到中国或不认识中国，即等于白活。”①中共文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楚图南日记·出访篇[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61.

1957年5月30日至6月30日访问尼泊尔国家期间，尼泊尔国王与首相同时出席了多场会晤。

1961年访问古巴时，古巴街上万人游行队伍里面举着“中国国旗”并热烈高呼“毛泽东”等口号。

所到之处，楚图南都会用国外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做比较。每一次的比较，楚图南都会无比的坚定与自信——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1993年，94岁的楚图南在第十七期《群言》杂志上发表《毛主席百年诞辰感言》一文时说：“我们这些曾在毛主席旗帜下工作斗争过的人们，毛主席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位伟人”②《楚图南文选》编辑组.楚图南文选[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863.。

楚图南

1994年4月11日，95岁的楚图南在家中逝世。《毛主席诞辰百年感言》一文，也许成为楚图南最后的绝笔。走到生命的最后，依然不忘纪念毛主席，体现了楚图南对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充分肯定，体现了楚图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毕生信仰，对于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与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