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规模、效率及风险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影响研究*

2021-06-24 07:43李孟刚
关键词:社会福利变量规模

梁 鹢,李孟刚

(1.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44;2.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北京100044)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自1979年我国第一家城市信用合作社成立至今,城市商业银行已经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作为我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商行弥补了国有股份制银行业务难以下沉、当地情况不能准确把握等缺口,利用自身优势,在服务地方经济、小微企业和城乡居民的过程中开辟出了具有差异性、特色性的发展模式。截至2018年底,我国城商行资产总额约为34.35万亿元,同比上升了8.3%;负债总额约为31.8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7.8%,其增速明显回落,规模扩张渐趋合理;风险抵补能力较强,经营绩效保持稳定;资本充足率12.7%,拨备覆盖率198.85%,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相对其他银行业机构较好的水平。可以说,城商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金融业的成熟度与自由度,逐渐成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服务实体行业、增进居民幸福的关键角色。因此,随着福利经济学的兴起和深入,不少学者开始着眼于城市商业银行以及与之类似的中小银行的发展,探究其对地方社会福利水平所产生的影响,目前来看,他们普遍认为此类银行的发展确实能够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①See Xiao J J,Wu J.Completing Debt Management Plans in Credit Counseling: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urnal of Financial Counseling&Planning,2008,Vol.19,Iss.2,pp.29-45.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的中小银行来说,我国在城商行建设方面方兴未艾,仍处于探索与试错时期。无论是2009年前后异地经营的放开与再度收紧,还是2019年包商银行被接管、锦州银行被重组,都表明了我国城商行发展的不成熟和不稳健。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地城商行的影响力愈来愈大,其发展目标错位、使命偏移和策略失衡等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发严重,甚至对社会福利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研究如何发挥城商行对社会福利的积极促进作用,通过探索各地城商行发展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方式和传导路径就显得格外重要。

目前来看,国外对于诸如城商行此类的中小银行研究较早,20世纪Goldsmith就首先提出了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的多样性,并指出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②See Zou Y D.Geographic Deregulation and Commercial Bank Performance in US State Banking Markets.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1,Vol.51,pp.28-35.随后,Banerjee et al.针对中小银行存在的信息优势提出了“长期互动”和“共同监督”两条假说。①See Banerjee A,Besley T,Guinnane T W.The Neighbors'Keeper:The Design of a Credit Cooperative with Theory and a Test.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1994,Iss.2,p.2.近年来,Robert et al.分析了社区型银行相较规模庞大的大型银行所具有的优势,认为特色化、区域化的经营方式往往更具有效率。②See Robert Y,William H,Gregory U.The Past,Present,and Probable Future for Community Banks.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2004,Vol.25,Iss.2-3,pp.85-133.Ferri指出相比于国有大型银行或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城商行虽然也多为政府控股,但股东的多元化增强了其自主管理能力。③See Ferri G.Are New Tigers Supplanting Old Mammoths in China's banking system?Evidence from a Sample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9,Vol.33,Iss.1,pp.131-140.Zou在研究不同规模银行所受到放松利率规制的异质性影响时发现,银行业的平均利率定价水平与其存贷利差存在相关性。④See Zou Y D.Geographic Deregulation and Commercial Bank Performance in US State Banking Markets.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1,Vol.51,pp.28-35.Wheelock et al.通过采用非参数估计方法认识到了美国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型社区银行普遍存在着规模经济⑤See Wheelock D C,Wilson P W.Do large banks have lower costs?New estimates of returns to scale for US bans.Journal of Money,2012,Vol.44,Iss.1,pp.171-199.。Martin则从地域特征、自然禀赋以及社会关系等角度阐述了城商行所具备的优势及特点,认为城商行在地方范围内能够更高效地在监管下运用资金。⑥See Martin MF.China’s Banking System:Issues for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2012.国内虽然城商行的组建时间并不长久,各类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总体发展较快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针对城商行竞争力开展分析。徐慧玲以18家最具代表性的城商行作为分析对象,借助12项财务指标得出了我国城商行成长能力可以极大促进竞争力的研究结论。⑦参见徐慧玲、苏诚《基于因子分析与层次分析的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研究》,《武汉金融》,2005年第1期,第52-54页。基于此,陈新民采用现场分析法,对汉口银行多年实践经验总结。⑧参见陈新民《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财会通讯》,2007年第6期,第126-128页。二是针对城商行发展形势开展分析。向力力阐释了“城商行发展对于城市增长极所带来了金融支撑效应,虽然受到自身不足的一定制约,但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维护金融秩序稳定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1]。三是针对城商行影响因素开展分析。王均坦认为“在考虑市场风险的情况下,当前城商行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了其最优规模。进一步研究表明利率浮动水平和存贷比例都会对城商行实际规模偏离最优规模的程度产生影响”[2]。尹威研究发现“区域中心城市的地方政府控股对城市商业银行贷款投放风险管理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行为也能够增强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3]。另外,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渐开始偏向对区域经济提升及居民福利增进等方面,周询指出“当城商行流向外省时,往往在竞争条件下变得投资那些资源配置更合理、可持续性更高的项目”[4]。张健则从城商行取得进一步发展的视角出发,尝试评价了放松利率规制以及境外引资准入后的效果。⑨参见张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放松规制效果研究》,天津:天津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第15-21页。郭峰认为“城商行的成立促进了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为企业提供银行贷款与促进企业增长这两个微观机制来实现的”[5]。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城商行的研究虽然已经具有一定的成果,但多集中在单一方面和宏观领域,尚未对其影响效果、实际联系以及微观路径作出系统性研究,这就导致现有实践缺乏理论指导,一方面,对于规模扩张的过度依赖以及政绩展示,迫使绝大多数城商行无法找到适合自身且适合当地社会福利的成长路径;另一方面,对于效率提升和风险控制方面的漠视以及低估,又极大地削弱了城商行的竞争力和公信力。正如张吉光所述“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以及城商行原有劣势的制约日益显现,过去那种粗放式、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发展模式的动力逐渐衰弱”[6]。因此,结合发展目标及发展理念,探索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如何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提高居民幸福程度等方面下功夫,如何协调和规划自身规模、效率、风险等水平协同发展,成为现阶段重要研究方向。

二、理论模型

借鉴Pavel在研究银行业发展中所使用的Monti-Klein方法,本节将通过构建作用机理的数理模型分析城商行发展的均衡问题及影响当地的福利问题。①See Pavel,D.Rethinking the Monti-Klein Model of Banking Industry:New Insights about the Separability of Loans and Deposits Decisions.CERGE-EI Discussion Paper,2005 Vol.138,pp.1-19.一般而言,城商行的资产包含发放贷款总额L、投资类资产规模I以及银行间市场净头寸P;负债包含吸收存款总额D;权益包含股本总额K0,此五者之间关系如式(1)所示:

如果假定城商行的所有决策均在期初t0时做出,所有的支付均在期末t1时发生且在此期间不会开展其他交易,那么通过令RL表示城商行向每一单位贷款索要的利率,θ∈[0,1]表示城商行发展过程中的风险,RI表示城商行通过投资政府债、金融债等的平均收益率,Rf表示无风险利率,可以得到城商行期末资产端的贷款回报为L(1+R L)(1-θ)、投资回报为I(1+R I)以及银行间市场头寸回报为P(1+R f)。类似的,通过令RD表示城商行向每一单位存款支付的利率,可以得到城商行期末负债端的存款利息支出为D(1+R D)。从而结合式(1)能够获得期末时刻城商行的随机清算价值K1为式(2):

其中,C(L,D)表示城商行存款利息支出及运营成本总和。多数文献认银行可通过最大化期望利润函数从而最大化期望效用,那么可进一步推导出这一时期内城商行所获得利润总额Y为式(3):

其中,K0表示城商行在运营期初需保有的股本总额,λ∈[0,1]表示城商行储蓄转投资比率。为计量城商行对当地社会福利的作用效果,需定义贷款需求函数和存款供给函数。为便于计算,将假定二者的反函数均为线性函数,故有式(4)和式(5):

其中,a、b、g和h均为非负数。接下来,将式(4)和式(5)代入式(3)从而把城商行的目标函数改写为如式(6)所示:

进 一 步 的,令M=a(1-θ)-θ-R f>0且N=R f(1-λ)+λR I-g>0,即在城商行存贷款业务均衡时,二者规模为正,且代入式(6)则有式(7):

Y=L[M-b L(1-θ)]+D(N-hD)+K0R f-C(L,D)(7)

对式(7)求L和D的一阶导数便可以得到满足城商行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贷款规模及存款规模。另外,将其代入式(4)和式(5)可以得到在此情况下的均衡利率为式(8)和式(9):

综合式(8)和式(9)可以得到式(10):

那么,我们可以将存贷款市场中的消费者剩余同城商行自身所能获取的最大效用进行加和,就可以进一步得到这个模型中的社会福利水平如下式(11)所示,并且,可以对其影响要素进行分析:

结合上文所述,除去常数变量的影响外,可以发现城商行的发展主要通过以下三点路径作用到当地社会福利水平上:

一是城商行发展规模。综合上式可以发现,资产端和负债端规模的变化以及总成本的变动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社会福利产生影响,而此二者确是由城商行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规模来决定的。前者经由外生变量的传递,其增长可以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正效应;后者通过图形关系可以看出是单调递减函数,其增长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负效应。也可以认为由于L*和D*导致了W*的存在,那么在规模达到L*和D*之前规模的提升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而当规模达到L*和D*之后再扩大规模可能就会无效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城商行发展效率。借鉴以往文献大多以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λ作为银行发展效率的度量,考虑到城商行目前投资业务发展较快因此也应适用此方法。因此可以首先对式(11)中的λ求导,得到如式(12)所示不等式,从而能够判定城商行效率的提升可以提高当地社会福利水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λ较小时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当其逐渐增大时,提升效果也随之增强,所以这说明城商行发展效率具有很强的边际效应递增现象。

三是城商行发展风险。一般而言,以往文献多以发展结构论述城商行的发展情况,但是通过规模和效率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并且随着我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观念日益受到重视,发展风险对社会福利带来的影响必然需要纳入考虑范畴。考虑到θ商行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因此对式(11)中的θ求导,得到式(13):

其中,η和δ表示由a、C'L和Rf组成的常数。在上式中当δ<0时,可以发现城商行造成的风险将引起当地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而由于Rf∈[0,1],所以在此区间内只存在δ<0的情况,因此该负效应是一直存在的。

三、研究设计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我国城商行的发展无论是从直接作用还是间接影响上,都会对当地社会福利水平产生较为明显的效果,我们就可以构建如式(14)所示的计量模型:

式中,Wi,t是当地的社会福利水平,MCBi,t是城商行的发展情况,Conti,t是其他解释变量;α、β均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λi是不会跟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从而用来控制与时间无关的因素,μi,t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i是不同区域,t是时间。同时考虑到社会福利自身的持续性故应引入其自身的滞后项,那么可以将式(14)修正为式(15):

基于上述讨论,接下来就需要检验解释变量MCBi,t对被解释变量Wi,t的作用效果,也就是对上文中已得出的城商行发展对当地社会福利产生影响的结论进行确认,如果α的估计结果显著,那么就意味着存在福利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选择的统计时间为2010—2018年,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自2004年以来开始进行急速扩张,尤其是异地分支机构发展相当迅速,但也造成不良资产率快速攀升。而在2010年后,各地城商行迎来严管,统计口径及相关政策更加严格,所以统计时间起点选于2010年;另一方面是因为截至2020年年中,绝大多数城商行仅仅公布了2018年年报,国家统计数据也暂未过多涉及2019年,所以统计时间终点选于2018年。

本文选择的数据是通过R语言的chinese.misc中文文本挖掘包以及人工录入两种方法相结合后,从国家统计局数据,万德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中小企业统计年鉴》《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各城商行历年年报、中国货币网等途径获取。由于在诸多数据库和统计年鉴中存在部分数据不严谨、不准确以及缺值的情况,亦或是根据统计政策发生改变致使库中新增(删除)了部分以往不进行统计(进行统计)的数据,故而导致一些变量偶尔会出现异常值和不连续等问题,使得后续计量估计与分析无效与偏差,所以在正式进行变量估计和实证分析前必须予以处理。借鉴现有研究,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三步处理:一是针对存在大量缺失值的关键变量进行剔除,如同业资产占比、杠杆率、归母净利润、贷款集中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小微企业景气指数、微型企业数量、居民幸福度等,寻找并采用可对其进行替代的观测值。二是针对与会计准则显著不相符的变量进行剔除,如实收资本低于0等。三是针对极端值进行剔除。

1.被解释变量:当地社会福利水平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设置首先从古典社会福利函数出发,有W=U(s1)+...+U(sn),其中W是当地社会福利水平,U是收入的效用函数,Si是居民收入水平。假设当地居民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能够借助当地均值予以表现,那么就可以表达为式(16)如下所示:

其中F=F(s)是收入的概率分布函数。令F'(s)=1-U'(s)U'(s m),可以得到社会福利水平这一被解释变量的计算公式为W=R(s m)+U'(sm)(1-G)s,其中消费者剩余R(s m)=U(s m)-U'(s m)s m,U(s m)是在最低收入s m下给定的效用函数,G是基尼系数。通过这样的方式计算出来的社会福利水平数值具有一定的优势,其既融合了Rawls对于低收入群体的思考,又引用了Sen的非均衡测量方法,是适合本文对城商行发展和当地社会福利水平二者间关系进行度量的。

2.核心解释变量:城商行发展水平

结合前文所述,本文将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细分为了规模、效率和风险三个维度,也从这三个角度分别探析了同社会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可以在实证分析中继续分别研究三者与福利之间的关系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绝大部分针对银行机构的研究都集中在已上市银行内,而本文研究的134家城商行中仅有18家上市,故财务指标及经营管理数据并不完备,这就需要合理挑选和构建,在便于解释结果的同时注重各指标的精确性。本文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将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分为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和发展风险三个维度,又借鉴了上述部分文献的指标构建思想,将三者各自分解出4个子维度进行描述为表1所示。

表1 城商行发展各维度

当然,在获得了12个子维度的基础上,本节需要测度原始维度从而便于开展之后的研究。首先对子维度进行各省城商行数据的加权平均并做标准化处理,考虑到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取的部分数据存在零值,会影响熵值取对数的计算,所以同时采取平移处理解决,其中标准化处理的公式为U ij=(V ij-Vminj)(Vmaxj-Vminj)×100,U ij是期间内第(ii=1,2,…,n)第(jj=1,2,…,n)个指标的标准化值,Vij是原始数值,Vmaxj和Vminj分别是全部区域内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接下来需要对所得到的标准化数据进行比重变换,即从而对其熵值计算得到第j个指标熵值的信息效用价值d j=1-E J进而获取权重这样一来便可以最大程度上地避免主观影响,通过将各个子维度的标准化数据和熵值后权重的乘积加和后计算反映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水平的三个重要维度。

3.控制变量:其他影响因素

本文的控制变量共涉及7个方面:一是教育水平,考虑到国家教育经费的划拨与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所能享受到的教育程度,故用该值表示;二是健康程度,采用卫生费用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三是环境状况,采用环境保护经费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该值越大表明治理情况越好即环境状况有所改善;四是社会现状,由于城镇化水平可以很大程度上度量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故采用各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五是产业结构,将其值定为IND=Q1×1+Q2×2+Q3×3,其中Q1、Q2和Q3分别是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六是对外开放,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已经逐渐成为一项重要指标,所以本文采用出口额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反映;七是公共支出,即公共财政支出与当地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以此反映各省对于减贫和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

(三)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通常而言,在面板数据当中,部分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呈现出相同或相似的变动趋势,虽然有时在测度的过程中确实能够获取较大的拟合度结果,但是却忽略了实际经济意义的解读与分析,导致序列间虽存有数据匹配却并不存在关联关系,这也就是伪回归现象。因此,平稳性检验就显得至关重要。首先做单位根检验如表2所示:

表2 单位根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通过LLC、IPS和ADF-Fisher此三种方法进行的单位根检验中,部分变量本身就是平稳的,部分变量需要进行一阶差分后成为平稳序列,另有一些变量则必须经过二阶差分后才能得到平稳序列。另外,根据全部变量在经过二阶差分之后均有99%的把握拒绝原假设这一情况,那么就能够判断每一个变量均为二阶单整,那么各变量间很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三种方法验证了其协整关系,其具体结果详见下表3:

表3 面板协整检验

(四)实证分析检验

本文的变量之间通过了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可以运用系统广义矩(SYS-GMM)来估计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文中已经给出了对应的计量公式(15),接下来只需要对其进行估计,检验城商行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维度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效果,若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或负,则表明城商行的规模、效率和风险对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促进或抑制效应,否则并不存在此类影响,停止检验。具体操作如表4所示:

表4 城商行发展对社会福利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检验

续表4

通过表4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一是城商行发展规模维度的回归系数普遍为正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在1%显著性水平时成立,这说明总体来看,城商行发展规模的扩张有利于提升地方社会福利水平。该结论说明城商行发展程度越高,其贷款流向中小微企业的额度就会越高、贷款集中度就会越低,进而有利于自身的效率提升和风险控制,最终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第一,城商行规模扩张表明了市场流动性以及自身信贷规模的扩张,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营造较为宽松的信贷环境有利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发展。第二,城商行规模扩张有助于促使信贷供给市场化决策机制更成熟,从而降低民营企业所遭受的信贷歧视、扩大贷款规模、提高收益率水平。第三,一地的城商行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动员该地的储蓄,减少投资障碍,进而提高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是城商行发展效率维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商行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地方社会福利水平。第一,城商行发展效率的提升有别于以往追求规模增速的粗放式发展目标,转而以可持续、差异化、特色化为发展道路,从而取得高质量发展,更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第二,近年来,我国各地城商行均在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下足了功夫,尤其在为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上打造了新型数字金融服务,不仅在客源的获取上更加具有效率,而且还减少了运营所需的成本及资源,促使城商行业务良性发展。第三,城商行发展效率不仅体现在资金流动等方面,更体现在服务和客户体验中,越强的客户黏度和越高的市场占有率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提升地方社会福利水平。

三是城商行发展风险维度的回归系数普遍为负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在1%显著性水平时成立,这说明城商行发展风险的增加不利于提升地方社会福利水平。目前看来,我国经济总体态势稳定,暂未显现拐点。但是对于城商行而言,在供给侧改革进程中依然残留大量隐性不良贷款,并因此伴随发生了诸多信用违约事件,从而对其经营运行与资产质量都造成了较大的压力,所以如果管理不善,就会发生类似包商银行的事件,从而对当地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造成严重损害。第一,城商行由于其历史使命及面向群体,通常会潜藏诸多风险,一旦这些流动性风险、政府债务风险等集中爆发、交叉传染,不仅会对城商行自身造成极大地打击,而且会对社会的平稳发展带来冲击。第二,对于信用风险而言,城商行加大对区域性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及大型企业的检测分析,综合运用核销、重组、资产证券化、收益权转让、批量转让等手段,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存量信用风险;而对于流动性风险而言,城商行的负债来源稳定性越好、结构多样性越广、获取主动性越强,就可以确保流动性缺口在可控的范围内。

四是从控制变量来看,教育水平、环境水平、产业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较为显著。另外在控制其他变量后,这些变量依然显著,也就是说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相对而言,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且较为显著,这就表明城镇化并不能为提升地方社会福利作出贡献;相反,其城镇人口越多,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反而会有所下降,这与现实情况也是相符的。而医疗水平和公共支出比重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说明即便在这两个项目中进行一定的投入依然不会立刻取得突出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影响社会福利水平的数理模型,并利用2010—2018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我国城商行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来看,城市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提升依然能够较为显著地影响地方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而发展风险的把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福利效应。基于研究结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支持重点领域,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城商行应当立足自身区域发展特点,发挥机构布局优势,抓住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开拓思路对接国家战略,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着力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跟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大力拓展绿色金融业务;服务民生事业,做好民生保障。

第二,弥补弱势板块,增强普惠金融服务。城商行理应落实国家普惠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薄弱领域,不断强化普惠金融服务;在服务农村居民、支持农业发展上积极贡献解决方案;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不断扩大精准扶贫攻坚战果。

第三,不断完善服务渠道,全面提升服务质效。各地城商行应该注重实体网点服务渠道下沉,不断完善线上渠道服务体验,促进金融服务质效全面提升;通过打造智能网点,调整服务模式,努力提升服务效率;主动增强服务特殊群体的意识和能力,努力满足特殊群体客户需求。

当然,本文对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为地方社会福利水平所带来的影响,以及规模、效率和风险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尚存不足之处,考虑到城商行仍处于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不断跟踪数据、深化研究、对比分析将是今后在该领域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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