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王国

1

那是某年夏天的事情了。

我们家院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我和田小刀在树底下玩蚂蚁。田小刀只有三岁，他最喜欢干的事情是把各种饼干搓成碎屑，撒在老槐树旁边的泥地上，引诱那些蚂蚁成群结队地来驮运。

蚂蚁极尽所能，肩扛头拱，卖力地来回奔波。那些天降的食物，洋溢着钙奶的奶香味，从田小刀的指缝里漏出一点点，就足以把它们累个半死。田小刀的手指头肉乎乎的，缝隙很小，他努力地挓挲开五根指头，把指缝尽可能地撑大。田小刀不仅手指头长得胖，其他地方也胖。他之所以长得胖，是因为我们的母亲葛贰总是喂给他很多好吃的。可以这么说，家里如果只有一块糖，它是田小刀的;只有一块肉，它是田小刀的;只有一个苹果，它是田小刀的;只有一盘饺子，它们这一顿是田小刀的，下一顿还是田小刀的;只有一盒钙奶饼干，我趁他玩蚂蚁的时候，才能从他指缝里抢一点。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嘴馋的人。在村里所有的七岁女孩子中，我是最让街坊邻居们夸赞的。瞧瞧，老田家这闺女多乖顺;啧啧，小镰这丫头，不声不响，看看，像个小大人儿似的，把弟弟看顾得多好;她娘葛贰可就省心了，你看那娘儿们天天多么逍遥自在;喂，小镰，将来给我家当儿媳妇好不好啊？

给你们家当儿媳妇？像你們一样，背着一只用尿素袋子拼缝的大包，里面装着青草、化肥、农具，穿过大街，灰头土脸，从家里到地里，从地里到家里？哦，当然，你们也有闲散的时候，农活儿不忙时，你们连饭都顾不上好好做，胡乱往嘴里塞点食物，就一路小跑来我家的小卖部打麻将。你们边跑边把鼻涕往大街上甩，甩不掉，就往裤子上抹。你们奔跑着，不是在开运动会，而是为了占座位。毕竟一台麻将只需要四个人。抢不到座位，你们就付出极大的耐心，站在旁边围观，一旦空出座位，就迅速抢坐上去。我才不要给你们家当儿媳妇，将来变成你们这样的女人。

当然，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她们表达过。我是全村最乖顺的女孩，我从来不闹情绪，从来不跟人吵架，从来不说不友好的话。

那年夏天的某个傍晚，我们的母亲葛贰正在屋里跟一帮老娘儿们玩麻将，我和田小刀在老槐树底下玩蚂蚁。我们家开了一间小卖部，葛贰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一张别人废弃的麻将桌，安置在小卖部里。她自掏腰包买了一副麻将，从此小卖部里就终日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葛贰招人打麻将并不是为了赌博，她是个守法村民，态度坚决地拒绝“黄赌毒”。她主要为了我们家小卖部的生意。特别是夏天，那些人来玩麻将，一坐就是半天或者一天，哪个女人不得买几根雪糕吃？哪个男人不得买包烟抽？自从小卖部里摆上那张麻将桌，我们的香烟和雪糕销量比往常翻了好几番，我们的母亲就越发忙碌了。

那天傍晚时分，午后的闷热已经散去，老槐树上的蝉鸣叫得风生水起，麻将牌被拍在桌上啪啪作响。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见到了那个变魔术的人。

“喂，小朋友，你们好啊？”

这是那个变魔术的人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这个人最初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文质彬彬的长相，以及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也不是他脚上那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鞋，而是他的口音。他说的不是我们槐花洲村的口音，也不是旁边岘上村、半埠店村，甚至再远些的鲍家泊村的口音。

他说的是城里人的话，我的堂哥那时候说的就是那样的话。我的堂哥在城里的港务局工作，他每年春节时回村看望一下他的父亲——我的伯父。他坐在炕沿上跟人说话，用的就是这样的口音。

“喂，小朋友，你们在玩什么呀，可以告诉叔叔吗？”戴眼镜的人在老槐树下蹲下来。他抬头看了看老槐树，说，“这棵树可真大，真老。得有一百岁了吧？这么老的老槐树，底下肯定生活着一亿只蚂蚁。”

这个人一说到蚂蚁，我的弟弟田小刀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了。那时候，田小刀刚满三岁，语言表达功能尚未全部开启。他含混不清地说：“我要蚂蚁，我要很多蚂蚁。”

戴眼镜的人笑着说：“每一棵老槐树下面都有一个蚂蚁王国，那里生活着几亿、几十亿、上百亿只蚂蚁。”

我的弟弟露出一副幼稚的无知相，问：“叔叔，你知道怎么去蚂蚁王国吗？”

“当然了。我是一个变魔术的人。”戴眼镜的人说。

变魔术的人为什么能找到去蚂蚁王国的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对此持迷茫态度。大人的很多话，都让我感到迷茫困惑，因此，我有时候对大人是不信任的。

“叔叔，你会变什么魔术？”田小刀热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叔叔。

“我嘛，我会变很多魔术，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我能把鹌鹑蛋变成鸡蛋，把鸡蛋变成鹅蛋。”他说。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难，他只要在袖筒里藏好鸡蛋和鹅蛋，到时候趁我们不注意，把鹌鹑蛋或鸡蛋藏进去，把鸡蛋或鹅蛋拿出来就行了。因此，对他声情并茂的描述，我并未给予相应的兴趣。相反，我表现出见过世面的那种不屑一顾。

他大概是觉得我比较聪明，太简单的魔术糊弄不了我，于是，他开始胡诌一些高难度的：“我能把长木凳变成大蜈蚣，把大雁变成鸽子，从水龙头里变出汽水。我还能让蚂蚁王国里的蚂蚁都列队听话，表演节目。”

我那单纯幼稚的弟弟一听“蚂蚁”就两眼放光，他执拗地追问戴眼镜的人，能让蚂蚁表演什么样的节目。于是，戴眼镜的人又胡诌了很多更离谱的，比如，能让蚂蚁比赛摔跤，能让它们唱“小燕子穿花衣”，还能让那些长得苗条些的蚂蚁伴舞。他还能让蚂蚁们比赛吃饼干屑，谁的肚子撑得最大，谁就是第一名。

这些天花乱坠的画面，足以让一个三岁的“蚂蚁控”发狂。我冷静（甚至带点嘲讽）地看着戴眼镜的人，以及我那一脸蠢相的弟弟。这时候，戴眼镜的人问我弟弟：“你想不想看看我把你姐姐变到蚂蚁王国去？当然了，这个时间不会很长，也就几分钟吧。”

说完，戴眼镜的人嘴角含着一丝笑意，还有几丝我说不上来的莫测高深的神秘之意，看着我。多年以后，我无数次回忆他当时的眼神，天啊，他怎么可以那么笃定，仿佛猜透了我会配合他一样。

的确，当时，我完美地配合了他。他让田小刀把眼睛闭上。田小刀听话地闭上了眼睛。田小刀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紧紧地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他让田小刀睁开眼睛，田小刀唰地睁开了眼睛。

那天接下去的事情是，戴眼镜的人又让我闭上眼睛，他要把田小刀带到蚂蚁王国去。我也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没有人喊我睁开眼睛，我就闭着眼睛，坐在老槐树底下的一只小马扎上，倚靠着那棵足有一百岁的老槐树。

然后，我睡着了。

2

是的，在那个夏天的傍晚，我的弟弟田小刀失踪了。

当我们的母亲葛贰从小卖部里走出来，打算回家做晚饭的时候，发现我睡在老槐树旁。

我们家一共六间房，我父亲在西山墙上凿开一扇门，把最西头的那间房变成了小卖部。不得不说，他们很有生意头脑，因为我们家在村子最西边，紧靠着一条宽阔的公路。沿着那条公路，往北可以到达县城，往南可以到达临县。村头最老的那棵老槐树就在我们家旁边，它是我们村的标志。实际上，它到底存在了多少年，是不是只有一百岁，谁也说不清楚。

简而言之，我们家的位置具备开小卖部的最佳条件，它不仅给村里人提供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些开各种大车、小车的司机，也经常把车停在路边，到小卖部来买烟买雪糕，或者买礼品。他们买完东西，如果时间比较充裕，有些人还喜欢在老槐树底下坐一会儿，抽根烟再走。我们的母亲葛贰在老槐树底下放了几只小马扎，就是给南来北往的司机们准备的。

我描述了这些之后，你们就会明白，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出现在老槐树下，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特别注意。

因此，田小刀失踪之后，人们并没有过多地责怪葛贰，也没有过多地互相责怪。实际上，在小卖部里玩麻将和围观的人中，有三个人目睹戴眼镜的人在老槐树底下跟我们姐弟俩搭讪，但谁能想到，这个人会把我弟弟变没了呢？

是的，我就是这样如实跟大人们交代的。当葛贰把我推醒，问田小刀去哪儿了时，我揉揉惺忪的睡眼，说：“让变魔术的人变走了。”

母亲不耐烦地踹了我一脚，说：“好好说话！”

她踹我那一脚并没用太大的力气，但我依然有点伤心。我希望我的母亲不要动不动就踹我，呵斥我。我希望她公平地对待我和田小刀，不要厚此薄彼。

我清了清喉咙，很清楚地说：“我弟让变魔术的人带走了。”

母亲又踹了我一脚：“天还没黑呢，就乱说梦话。”

“是真的。”我说。

母親开始在房子周围走动，寻找，边找边喊：“小刀，妈的好儿子，你跑哪儿玩去了？该回家啦！”

母亲甜腻而焦急的声音回荡在房前屋后，却没有得到她儿子的回应。于是，她重新走回到老槐树下面，踹了我第三脚：“别闹了，好玩吗？”

母亲一共踹了我三脚。我从马扎子上站起来，垂手立着。关于我弟弟的去向，我确实不知道。我无法给她一个答案。

于是，母亲在继续追问了一会儿后，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她开始寻找我的父亲。她在房前屋后问村里的人，见到田丰收了没有？你们谁见到田丰收了？

我的父亲田丰收在大约半个小时后回到家中，母亲气急败坏地问他去哪儿了，父亲还没回答，母亲立即挥手打断他，简明扼要地说：“小镰把小刀弄丢了。”

对这句话，我竟想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没错，的确是我把田小刀弄丢了，因为，看顾田小刀是母亲交给我的任务。

我把对母亲交代的那些话对父亲又重复了一遍。母亲焦急地说：“别问了，赶紧报警吧。”

于是，他们报了警。

怎么说呢，那天以及此后的两三年里，我无数次地被迫讲述那天傍晚的情景，每一个细节，他们都不厌其烦地问来问去，特别是我被变到蚂蚁王国里的细节，他们听得耳朵都生出老茧了，还是问。

关于我被变魔术的人变到蚂蚁王国里后的那些细节，对他们的第一次讲述，是在派出所里进行的。当时一共有两名警察，一人负责询问，另外一人负责记录。负责询问的人先从那个傍晚我和田小刀玩蚂蚁开始问，我都如实说了，包括田小刀一共搓碎了几块饼干。

之后，我便讲到了戴眼镜的人。我描述了他的眼镜、他的皮鞋，以及他的眼神。当然，我那年只有七岁，无论他的形象在我内心里是如何鲜活，我所掌握的词汇和表达能力，也不足以支撑我对他进行更进一步的描述。

我只能按照时间的推进，一点一点把傍晚的事情还原。接下去我讲述了他对我们说过的那些胡诌的话，警察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拿一只鸡蛋，看他能不能真的变出一只鹅蛋。我说，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他能把鸡蛋变成鹅蛋。

接着，我讲到了重要的环节：他让田小刀闭上了眼睛。

“他让田小刀闭上眼睛，这段时间有多长？”警察问。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时间。”我老老实实地说，“但是，他让田小刀唱一首歌，随便唱什么都行，唱完这首歌，他就会把我变回来。田小刀就唱了，他唱的是《小燕子》。”

“唔。这首歌顶多不过五分钟。”警察说。

然后，我被要求讲述一下，在田小刀唱歌的那几分钟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先是哭了一会儿，警察见我情绪不是很好，便安慰我，让我大胆地讲。这时候，母亲又踹了我一脚，警察批评她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能对孩子拳脚相加。她把弟弟丢了，现在她是最害怕的那个人。”

于是，母亲没再踹我。但是她看我的眼神很不友好。如果允许大人的眼睛里可以射出暗器，我相信那时候我一定瞬间万箭穿身。

我给他们讲述了变魔术的人提着的那只小箱子。它比书包大，但也大不了多少，是长方形的，姜黄的颜色，还上着锁。他旋转和摁动那只亮晶晶的锁，把箱子打开，从里面取出一面镜子。它跟普通镜子没有什么不一样，由一个椭圆形的镜面加一个手柄组成。但是戴眼镜的人说它是一面魔镜，对着魔镜念咒语，魔术就会开启。

警察打断我，仔细地询问那面镜子的样子，比如，多大、颜色、形状。我一一说了，负责记录的警察画了一幅草图，问我怎样，我说，就是这样的。不过，我告诉他，手柄不是那么光秃秃的，而是雕刻着一只凤凰。警察不会画凤凰，于是他把这一段变成文字，记录下来。

接着，我讲述道，戴眼镜的人手执魔镜，照向老槐树的根部，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懂他念的是什么，众所周知，那是只有魔术师本人才能掌握的秘密。然后，我就看到一束亮光“嗖”的一下，一晃而过;再然后，我的视线里就是漆黑一片了，但是，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我在土里穿行。柔软的、湿乎乎的泥土摩擦着我的脸和身体，但是，并没有感觉到疼。最后，我们到达了蚂蚁王国。

警察让我讲慢一点，他要把关于蚂蚁王国的记录做得详细一些。于是，我放慢速度。但我只是尽可能地放慢速度，因为讲述的欲望是那么强烈，它们像火一样灼烤着我的喉咙。我给他们讲述了蚂蚁王国那阔大得让人目瞪口呆的宫殿，鳞次栉比的各式各样的宫室，小巧精致的生活用具，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乐器。除了口琴、手风琴、小提琴、吉他、号，其他那些乐器，我都不认识。但我数了数，大概有一百多种。这么多的乐器，充分证明戴眼镜的人所言非虚——这个蚂蚁集体是一个爱好音乐的集体。果然，它们迅速集结队形，给我和戴眼镜的人表演了《小燕子》。我详细描述了演唱的蚂蚁、奏乐的蚂蚁、伴舞的蚂蚁的衣着打扮，警察听得入了迷。

但是，警察始终没有忘掉他们的职责。他们及时把我从癫狂状态中拉回来，问我，这场演唱会开了多长时间。这时候我也冷静下来，我说，大概开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没待太久，因为我弟弟还在上面唱着歌等我们呢。变魔术的人说了，我弟弟唱完那首歌，睁开眼睛，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回来了。要是我们坚持把整场演唱会都听完，那我弟弟该着急了。

3

我的童年生活，从那个夏天的傍晚开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首先当然是，我的弟弟失踪了。其次，槐花洲全村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包括那些成天夸赞我乖顺懂事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婶婶。特别是那些追着喊着要我将来当他们家儿媳妇的跟我母亲同龄的女人。她们不再认为我是她们心目中理想的儿媳妇，相反，她们紧紧地护着自己的儿子，叮嘱那些臭小子离我远点，不要跟我接近。

老田家那丫头，平时没看出来，竟然是个精神病。

她们说。

田小刀失踪了。我好像一个保姆忽然间失业了一样，有点无所事事，有点茫然。当你习惯于某一件事情，尽管这件事情并不令你愉快，但它一旦忽然不再属于你，你还是会感到身体和心灵的某一部分被掏空。

我身体和心灵的某一部分被掏空了，这种疼痛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因此，当全村人都认为我是精神病患者时，我默认了。我不愿意为自己辩解，我认为那没有意义。这些人起初给予了足够的善意，说我当时肯定是被人贩子迷晕了。他们说，人贩子的手段多了去了，随便让你闻一种气味，就能把你迷晕。晕了之后，你会像个傻子一样地听其摆布。田小镰当时一定是被人贩子迷晕了，睡着了。

但是后来，我仍然讲述蚂蚁王国的故事，村里人就逐渐收回了他们的善意。他们说，再厉害的迷药，也不可能把人迷这么些天吧？田小镰是得了精神病了。

我的母亲葛贰后来也看不惯村里人那些诡异的眼神，她有一次控制不住地发飙，把麻将桌掀翻，指着全屋子的人，说：“我家小镰不是精神病！”

接着，她转而面向我，逼问道：“你说，你是不是精神病？”

我沉默不语。

她更加恼火，抓起一把麻将牌朝我投掷过来，说：“你倒是说句话！不争气的丧门星！丢人鬼！”

由此，我认定母亲并非为了维护我的尊严而对村人发飙;她有一万个发飙的理由，但这些理由里，没有一个是属于爱我的。

葛贰的脾气与日俱增。她早已忘记在派出所时警察对她的批评，而且，她对我拳脚相加的程度比过去严重多了。說实话，我都已经习惯了。那天，她抓起一把麻将牌，劈头盖脸地朝我投掷，我没有躲闪。反正麻将牌也不会把我的头打破。但是它们因为携带着母亲的怒气，落在我头上、脸上和身上时还是有相当力道的，其中有一张五饼砸在我的左眉骨上，那力量沿着眉骨迅速传导到大脑深处，在那里产生了络绎不绝的回响。好一阵子，我的头都是蒙的。

类似于这种时候，村人就转而指责葛贰去了，他们为我辩护，说，一个七岁的孩子，懂什么事？人贩子既然打定主意要把小刀偷走，他就一定能偷走。一个七岁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是斗不过一个人贩子的。

旁边有人会接上话茬儿，说，对呀对呀，何况这个人贩子还会变魔术，那就更加厉害了。

这些人在替我辩护的时候，都承认戴眼镜的人会变魔术。但是内心里，他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那只是个普通的人贩子，他所说的那套会变魔术的话，无非就是临场发挥，用来糊弄我和小刀的。众所周知，有哪个孩子不喜欢魔术这种迷人的把戏呢？他用这套把戏，成功地把小刀偷走了。

因此，话题无论如何兜兜转转，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我成了全村人眼里的精神病。他们不相信一个人贩子会把我带到蚂蚁王国去，也因此，他们认为，关于蚂蚁王国的那些描述，都是假的，是我杜撰的。而我杜撰那一套的理由是，我太害怕了，我弄丢了我的弟弟。

不过，村里有一些孩子不那么看。这些孩子对我描述的蚂蚁王国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并忠心耿耿地相信我说出的每一个字。而另外那些孩子却不这么看，他们的看法跟大人们一样。因此，我们村里的孩子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挺我的，另一派是反对我的。那个夏天，他们毫无疲倦地进行着各种争执，到最后，不知哪个恶作剧的大人给他们提议：“想知道老槐树下到底有没有蚂蚁王国，挖开土瞧瞧不就行了？”

孩子们都认为这个提议可以考虑。于是，有一天，他们各自从家里带来铁锹、 头等农具，浩浩荡荡地来到村头，开始挖掘老槐树下的泥土。那些农具对于他们来说过于高大，他们气喘吁吁地试图降伏它们，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几乎占据了整个工程的时间，以至于让人误以为他们只是在跟那些农具玩耍。

大人们肯定不会帮他们做这件可笑之事，他们在小卖部里一边哗啦哗啦地推洗着麻将牌，一边好笑地看着孩子们胡闹。他们只在洗牌时才有时间往外瞄几眼，一旦开始摸牌和打牌，就不再理会外面了。

工程进展得非常缓慢，一整个上午过去，除了老槐树下原本平展展的地面被祸祸得坑坑洼洼，关于蚂蚁王国的迹象没有展现出分毫。当那些孩子的家长来喊他们回家吃饭时，葛贰朝他们嚷嚷了一通，让大人们把坑坑洼洼的地面恢复原状。他们当然不会听葛贰的支使，相反，他们指责葛贰：“如果你们家田小镰没有胡诌什么蚂蚁王国，这些孩子能变得这么魔怔吗？我们没找你算账就不错了。”

我的母亲哑口无言，只好自己拿着铁锹去平复那千疮百孔的地面。她边干活边说：“我还真想把这里挖出一个大洞，然后继续使劲往下挖，到下面去看看，下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的父亲田丰收看了看那棵老槐树，说：“谁要是想在这里挖坑，谁就会不得好报。”

“为什么？”葛贰问。

“因为老槐树是神树。”田丰收说。

“迷信。”葛贰撇撇嘴说。

那年夏天，我的父母频繁地往派出所跑，追问田小刀失踪案的进展。他们像任何一对丢失了孩子的父母一样焦急，有的时候情绪失控，在派出所里喊叫、质问。当然，发泄完情绪后，他们又会很诚恳地跟派出所里的人道歉。回家的路上，他们会互相埋怨，说，失踪人口又不止咱们家田小刀一个，派出所里的同志们已经够忙的了。他们说完这些比较理性的话之后，又会给彼此打气：要相信派出所，相信公安，一定会抓住人贩子，把咱们的小刀送回来。

在这样的期盼中，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临的时候，我成了一名小学生。

我们的学校在邻村，半埠店村。因为附近几个村庄规模都不大，所以，孩子们都集中到半埠店小学去上学。开学没几天，我就成了学校里的名人，全校的孩子都知道了，我曾经去过蚂蚁王国。

我的拥趸者和反对者，都比在村里时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以至于我无论在校园的什么地方行动，周围都簇拥着五六位同学。拥护我的，自然是我的粉丝;反对我的，自然不放过任何课间时间对我恶语相加。没多久，这两派同学就发生了第一次打架，接着，第二次和第三次群架相继发生。

班主任把田丰收喊到学校，很严肃地说，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劝你的女儿退学。田丰收当然不会让我退学，他虽然是一介农民，却深知知识的力量胜过一切。他是骑自行车去学校的，老师跟他谈完话之后，还不到放学时间，他就把自行车支在校门口，等我放学。平时我是步行上学的，半埠店离槐花洲总共只有一公里的路程。那天，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本来以为他会骂我一顿，但是没有。他沉默地蹬着自行车，说：“车链子该上油了。”

除此之外，他没再说一句话。回到家之后，葛贰很生气地说：“要不然干脆退学算了，省得在外面丢人。”

我的父亲田丰收“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说：“你给我闭嘴！”

在我的印象中，那是田丰收第一次对葛贰说那么重的话。当时葛贰有些惊慌，她识相地闭上了嘴。

4

此后，整个小学和中学期间，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为了不再引起群架事件，我把我的一个反对者和一个拥护者都揍了一顿。我把他们（两个男孩）喊到操场上，说：“打完这一架以后，我跟你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的拥护者问：“田小镰，你打他也就算了，打我是什么意思？”

我二话不说，上去就把我的拥护者摁倒在操场上。操场上铺着厚厚的黑色煤渣，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锅炉工要把煤渣一车车地运到操场上。我和我的拥护者都穿着浅色小褂，我们抱着彼此，难分难解地滚来滚去，一会儿我把他压在下面，一会儿他把我压在下面。后来，我的拥护者喊道：“田小镰，咱俩别打了，我不想和你打了，我也不再拥护你了。”

听了他这句话，我就松开了揪住他头发的手。我的反对者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俩翻滚，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起内讧。当我和我的拥护者从操场上站起身后，我的拥护者最后看了我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的整个后背变成了黑色。当然了，前面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对我的反对者说：“来吧，轮到你了。”

我的反对者虚张声势地朝我亮了亮拳头，我刚要扑上去，他却闪开了。他说：“算了。田小镰，你这个人，不分好赖，不知好歹，连自己人也打。”

我的反对者不屑跟我这个不分好赖的人打架。

于是，学校里彻底太平了。我付出的代价就是，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人。从此，再也没有人前呼后拥地围着我，给我背书包，为我踢走路上的小石子。上学和放学时，也只有我一个人踽踽独行。

对于这种孤独，我说不上是喜欢，还是讨厌。好像有时候喜欢，有时候厌恶。

小学毕业后，我升到离家六公里的一所学校读初中。从此我开始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那一年，我的母亲葛贰关掉小卖部，和田丰收一起离开了槐花洲。

他们离开槐花洲的原因，自然还是跟我的弟弟田小刀有关。截止到他们离开槐花洲，田小刀一直没有被找到。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跟田小刀同龄的孩子已经进入半埠店小学读书了，我的父母不想再徒劳地等待派出所给他们好消息，他们决定去云市，一边打工，一边寻找田小刀。

对于他们两人的做法，村里人议论纷纷。小卖部忽然不开了，他们没有地方玩麻将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件难以接受的事情。我的父亲田丰收说：“放心吧，我的小卖部不开了，很快就会有人再开一家小卖部，你们还是有地方玩麻将的。”

我父亲说得没错，实际上，就在他们开始处理货品的时候，村东头有户人家的小卖部就开业了，那户人家是我的大伯田丰登。我的父亲跟他的哥哥商量了一下，把所有的货品低价转给了这位新任小卖部老板。

我的大伯很心疼自己的兄弟，他最后问道：“一定要走吗？”

父亲还没说话，葛贰就抢先说道：“一定要走，千真万确。”

“大人好辦，到哪里都能有口饭吃，但是，小镰怎么办？毕竟你们还没安顿好，还不能把她转到云市去上学。”我的伯父问。“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想照顾小镰。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她的。”他补充道。

“小镰平时住校，周末的时候，她可以坐车去云市。我们安顿好了，就会告诉她地址。”葛贰说。她的口气有些不太友好，大约是觉得我的伯父在推卸，不愿意在周末照顾我。

他们把货物装在一辆手扶拖拉机上，一趟一趟地从村西往村东搬运。我的伯父装完最后一辆车，坐上去，对我说：“小镰，周末的时候回家来，到大伯家里。或者，我可以开手扶拖拉机去学校接你。”

我说：“我喜欢骑自行车。我哪儿也不去，就回自己家。”

“随你的便。”母亲说。

母亲恨恨地瞪了我一眼，嫌我在伯父面前没有给她面子。但我知道，彼时彼刻，我已经成为她去城里的绊脚石。她一方面觉得，如果没有我，她早就去城里找田小刀了;而另一方面，她觉得，即便我那时候长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了，她也落下了抛弃我的恶名。乡邻们虽然多数没有去过云市，但他们起码知道，槐花洲离云市有八十公里远。

八十公里呢，就算田小镰周末可以回云市——大不了黑天以后到家，但是，周一早晨是不可能按时赶到学校的，公共汽车毕竟得用四个轮子跑，它不是火箭，嗖的一下就到了。

这是乡邻们的说法。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就是，田丰收和葛贰把他们的女儿抛弃了。

他们是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离开槐花洲的。在此之前，一个经常在公路上南来北往跑生意的老板曾经跟父亲许诺，让父亲去他在城里的海水养殖场工作。这个客人每次开车经过，都要下车在老槐树底下坐会儿，跟田丰收天南海北地胡侃。这个顾姓老板是一名退伍军人，这个身份听上去还比较可靠，父亲便选择了去城里投奔他。

他们选择去云市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戴眼镜的人贩子很可能就生活在云市。他们这样推断有着十足的理由，那就是，我曾清楚地告诉他们，戴眼镜的人说的话，跟我堂哥的口音一模一样。

我的堂哥田埂，也就是我伯父的儿子，在外面生活和工作了几年，完全不再说家乡话，而是说着一口地道的云市话。每次他回乡，用云市话跟乡邻们打招呼，背后都要遭受他们的鄙夷和耻笑。他们认为他忘了本。

我的父母在某个星期一启程，去了云市。他们之所以选择星期一，是要先把我送到学校去。父亲骑着他的自行车，沉默地跟在我的后面。我不清楚他为什么不像个骄傲威猛的父亲那样，在前面为自己的女儿开路，虽然道路平坦，不需要披荆斩棘。他像一个做错了事畏畏缩缩跟在家长身后的孩子那样，沉默地骑行着，一声不响。其实，我是不需要他去送我的，自从九月份开学，我已经这样骑行了好几次，对路况已经非常熟悉了。

是的，他们是在那年金秋时节离开槐花洲的。在校门口，父亲见我没有回头的意思，他喊了我一声。

“小镰！”他说。

我依然没有回头。我飞快地把自行车推进大门，飞快地拐到车棚里。到了车棚里之后，我就看不到外面的公路了。

周末，我像往常那样，骑着自行车回到槐花洲。小卖部门框子上的招牌已经摘下来了，面朝公路的门被父母用一把大铁锁紧紧地锁着。我握着一串钥匙，其中应该有小卖部的门钥匙。我看了看那扇被他们刷了绿漆但已经陈旧了的门，暗自做着将来万不得已就重新打开它，自己当老板的打算。

我从那串钥匙里找到大门钥匙，打开门，走进院子。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也有过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的时候，比如父母到地里去了，或是他们带着田小刀串门去了。但那些情况都跟那天不同——那天，我完全地、彻彻底底地独自拥有了那个院落。

5

几年以后，当戴眼镜的人再次出现，我好像才忽然明白，我为什么要坚持留在槐花洲。

是的，我一直坚持周末回到槐花洲。我顺利地读完了初中，又顺利地读完了高中。高中是在县城读的，离槐花洲不过十五公里。我依然骑着自行车，在周末往返于县城和槐花洲之间。

田丰收和葛贰隔几个月回一趟槐花洲，看看我的生活情况。实际上，我的生活情况完全用不着父母操心：我们的土地由伯父耕种，菜园子也由他照管，因此，他负责了我的粮食和蔬菜供应。我的伯父田丰登一直希望我周末回来后去他家里，那样，我就不用自己生火做饭了。但是，我不想那么做。我自己生火做饭，自己洗衣服，自己烧水洗头洗澡，自己收拾需要带到学校的行李。

无数个周末，我坐在老槐树下的一把老藤椅上，晒太阳，看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像一个安详的老人。老藤椅是我的父亲田丰收从云市带回来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了那么把老藤椅，为什么他不留在云市自己用。他们去了云市的最初那些年里，每次回来，都带回一些物品，以旧物居多，可以猜测是在云市得到的馈赠。我想，当时他们还是抱着有朝一日回到槐花洲的打算的。随着时间的逐渐延长，他们带回的东西一次比一次少，回来的次数也一次比一次少。我隐隐地感觉，他们可能不打算再回来了。

那个夏天的傍晚，我坐在老藤椅上，听头顶上的蝉鸣。我听了一会儿蝉鸣，又俯身去看蚂蚁。一群蚂蚁簇拥在一块看不清材质的食物周围，正在焦虑万分地团团乱转。那粒食物太庞大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它们徒劳地转来转去，也无法撼动分毫。我起身回屋拿了一块饼干，搓得碎碎的，撒在地上，蚂蚁们立刻放弃了那座大山，开始有序地搬运饼干屑。

就在我出神地观看那盛大的劳动场面时，戴眼镜的人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并不知道他在老槐树下站了多久。他站在老槐树下，背后是那条车来车往的公路，公路对面是一片苹果园，苹果园后面，远处起伏的山峦上，夕阳正在缓缓下沉。因为他背对着那缓缓下沉的夕晖，脸色就隐在模糊暗淡的光线里，看不太真切。但我还是马上断定了他的身份。我在心里飞快地计算了一下，从多年前的那个傍晚，到彼时彼刻的那个傍晚，时间足足过去了十二年。我从一个七岁的孩子，长成一名高三女生。夏天过去后，我就要去读大学了。

而他，带走田小刀时约莫有四十岁左右，再次出现时已经是一個标准的中年人了。他依然戴着眼镜，依然文质彬彬，你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人贩子。

我站起身，看着他。他打量了一下周围，似乎在跟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傍晚做一下比照。

“这里原来有一个小卖部吧？”他问。

“是的。”我说。

我没想到他开口后的第一句话是说这个。但是，我又一细想，他能说什么？难道直截了当地说，我是当年偷走了你弟弟的人？

我直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没有问他，你为什么偷走我的弟弟，你把他给弄到哪儿去了。

事实上，我开口了，但说的却是无关紧要的话，我说：“小卖部早就不营业了。”

“为什么呢？”他问。

“不为什么。我父母不想在村里待了。”

“是这样啊。”他说。

“他们去了云市。”我说。

说完这句话后，我观察着他的反应。我希望看出他眼神里的慌乱，但是却没有。天色渐渐暗下来，他的眼睛本来就隐藏在厚厚的镜片后面，此刻更看不清楚了。我又说了一句——这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觉得，如果让我仔细思考的话，我是不会说这句话的。我说：“我秋天就要读大学了。毕业后，我也要去云市工作。”

他伸手捶了捶树干，答非所问：“这棵老槐树，年头不少了吧？”

我说：“村里人说它有一百多岁了。你知道这些蚂蚁把饼干屑都搬运到哪里去了吗？”

“老槐树下面。”他说。

“老槐树下面有一个蚂蚁王国，你相信吗？”

“当然相信。”他说。

“蚂蚁王国特别大，仿佛一个宫殿。蚂蚁们会唱很多歌，还会跳舞。我听过它们唱《小燕子》。那里有精美的家具和厨具，蚂蚁们把饼干屑和其他食物搬运到王国里，会有专门的蚂蚁厨师把它们制成美味的食物。通往蚂蚁王国的路非常曲折，像走迷宫一样。”我说。

戴眼镜的人静静地听着我说，没有打断我。我说着说着，忽然哭起来。我边哭边说：“这些关于蚂蚁王国的描述，在七岁以后的那几年我曾经讲过很多次。你知道吗，我一次比一次讲得熟练，一次比一次讲得生動。世上再也没有人可以像我那样描述蚂蚁王国。直到在学校里，我把我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打跑了。把他们都打跑以后，我彻底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算起来，我已经有十年以上没有讲述蚂蚁王国的故事了。我不想跟任何人讲，因为他们不相信我。起初，他们以为我是做了一个梦，我只是在讲述那个梦而已。但是，我讲的次数多了，他们就觉得不是做梦那么简单了。他们认为我是精神病患者，认为我是幻想狂。”

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把我自己都吓着了。我感觉，只有在学校里背题的时候我可以一口气说上这么多话，除此之外，我大概是学校里最沉默的人。

“到县城读高中之后，了解我历史的人就少了。你大概不知道，我读的是全县最棒的学校，能考上那所学校的人不多。所以，高中老师和同学们都不了解我的过去，也就无从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沉默。我的班主任老师曾经三次跟我谈心，他问我，田小镰，为什么你没有喜怒哀乐？”

戴眼镜的人走近我。我看了看周围，离我最近的武器，是我伯父不久前倚靠在老槐树上的一把锄头，他本来要扛着它去地里除草，走到村头，发现忘了带包。他家里养了十只长毛兔，需要给它们提供新鲜的青草。于是，我的伯父返回家去拿那只由尿素袋子拼缝的大包，等他返回来时，看到我正握着他的锄头，站在老槐树底下。还有一个男孩，跟我站在一起。

那个时候，戴眼镜的人刚刚离开，他钻进停在路边的一辆小汽车，很快地把它开走了。我的伯父看看那辆车，又看看我，问：“那人是谁？”

我说：“没谁。一个问路的人。”

伯父看了看跟我站在一起的那个男生，问：“秦卯年，刚才那人是谁？”

秦卯年说：“大伯，我也是刚到。我来的时候，那人刚走。小镰说是问路的，那就肯定是问路的呗。”

我的伯父要拿锄头去地里除草，天色越来越暗了，再不去，兔子就没晚饭可吃了。他拿了一下，没有成功，我把锄把紧紧地攥在手里。他说：“小镰，你怎么了？松手啊！”

我松开了手。他凑近看了看我的脸色，问：“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有，我很好。”我说。

那天晚上非常燥热，我躺在老藤椅上，回忆着那不可思议的一幕——戴眼镜的人走近我，突然拥抱了我。当时我已经把锄头攥在手里，我应该毫不留情地朝他打过去，把他打倒，然后大喊大叫，喊村里的人出来擒他，把他扭送到派出所。但是，谁也无法告诉我，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做。他拥抱着我，就像拥抱着自己的女儿，我竟然一动不动地站在他的怀抱里，忘记了所有该做的事情。

6

此后的几天，我数次沿着屋前的那条大街，到我的伯父家里去。田丰登非常高兴，甚至有点激动——长期以来，他一直苦于无法用任何办法化解我的冷漠。

我的伯母也殷勤备至，梆梆地在一个由一圈树干做成的菜板上剁馅儿，给我包饺子吃。我坐在他家的小卖部里，看似无所事事，其实一直在盯着柜台上的那部电话机。村里有电话的人家并不多，多数人家有需求的时候，会到小卖部打电话，我的伯父因此又多了一份收入。

我盯着那部电话机，脑子里无数次地督促自己：田小镰，打呀！报警呀！你还在等什么！

同时，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对我说：田小镰，不要乱想！你不能报警，因为，你并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多年前的那个人。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他的样子肯定变化很大。还有，你没有记住他的车牌号，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报警有什么用？

是的，另外这个声音说的每一句话都极具道理，令我无法反驳。万一我认错人了呢？万一他是另外一个陌生人，只是跟我印象中的那个人长得有点像呢？这个世界上长相相似的人太多了不是吗？毕竟当年我只有七岁，我的记忆有多可靠呢？

我坐在伯父的小卖部里，思绪万千，难以平静。而表面上我依旧不动声色。那些到小卖部里买东西的村里人，都很友好地跟我打招呼，我一律以沉默应对。这些人并不认为我没有礼貌，因为许多年下来，我的境遇让他们无比同情，所有村人都认为我虽然弄丢了自己的弟弟，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孩子，而且也经受了这么多年的被抛弃，我罪不至此。

总之，我难以把那天我的思想表述清楚。我的伯母包了韭菜馅儿饺子，放了很多肉，她不停地催促我多吃几个，仿佛多吃几个饺子就能弥补我这些年遭受的一切。这让我越发迷惑：我的伯父和伯母对我如此之好，我这么多年都从来没有在他们面前哭过，为什么那个诡异的傍晚，我会站在戴眼镜的陌生人的怀里哭泣？而且，那个陌生人，很有可能就是多年前偷走我弟弟的人。

那个漫长的暑假，我还谈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恋爱。对方是半埠店村村主任的儿子秦卯年，多年前曾经是我的反对者。当年在半埠店小学，当我跟我的拥护者在操场上滚作一团之后，他鄙夷地对我说：“田小镰，你这个人，不分好赖，不知好歹，连自己人也打。”

我本来特别想把他摁倒在操场上，跟他打一架，哪怕打输了也在所不惜。但是他观望了我跟我的拥护者滚作一团之后，不屑跟我打那一架了。他鄙夷地带着他的那帮子小兄弟离开了我，当时我跪坐在操场上，满头满脸都沾着黑色的煤渣，他还回头对我说了一句：“你真丑。”

天知道，他的这两句话多么地伤害我。我孤零零地坐在操场上，看着他的背影，说：“田小镰，你记住，早晚有一天，你要让这个人好好地看看你到底丑不丑。”

在整个半埠店小学期间，秦卯年一直是我的死对头，他虽然不屑跟我打架，却处处针对我，挑衅我。我那么希望能跟他打一架，哪怕被他打得头破血流，可是他根本不接招。有一次我忍无可忍地用一块石头打了他，那块尖尖的三角形的石块是我早就物色好的，它躺在学校门口一棵银杏树的下面，每次经过校门口，我都要看看它还在不在。

我准确地把那块石头投掷到他的头上，左侧部位。他用手捂着那里，过了一会儿，把手拿下来看看，说：“田小镰你这个丫头片子，你把我的头打破了！”

他的那帮子小兄弟立即把我围起来，嗷嗷叫着，要把我碎尸万段。秦卯年朝他们呵斥道：“还不赶紧把我扶去包扎！”

我平静地等待著秦卯年给我的惩罚。他爸是半埠店村的村主任，我知道，等待我的没有好果子。但是，我等待了一整天，也没有等来什么惩罚，只有班主任把我喊到办公室，浅尝辄止地教育了我一顿。

第二天早上，头上缠着一圈白色绷带的秦卯年出现在教室里，那时候全班鸦雀无声，秦卯年说：“怎么了，都哑巴了？”

他们以为秦卯年会对我动手，对我实施最严厉的报复。但是秦卯年说完这句话后，就坐到座位上去了。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那天上午的课间操。我们做操的时候，下起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秦卯年站在我右前方的队列中，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他缠着绷带的头上，使他看起来特别扎眼。

在我的印象中，秦卯年在那个飘雪的冬天，开始显现出他作为焦点的特质。升入初中之后，他的这种特质更加明确地发挥出来;伴随着这种焦点特质同时显现的，还有他火速蹿起来的个头儿，这使他成为学校里比较令女孩子青睐的那种男生。

他有多么受女生青睐——学校历史上最漂亮的两个女生都是他的追求者。女生们大抵都喜欢秦卯年那样的纨绔子弟，他越是吊儿郎当，她们越是喜欢。那些戴着厚厚的眼镜，把化学公式倒背如流的男生，不太受女生们的喜欢。

因为秦卯年，这两个史上最漂亮的女生成为史上最敌对的女生。说实话，我特别瞧不起她们。我想不通女生为什么要为了男生而那么有失矜持。秦卯年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横冲直撞，他把那耍得溜溜转的自行车吱的一声停在我跟前，挡住我的去路，我说：“滚。”

秦卯年说：“你是学校里唯一一个对我说‘滚的女生。”

“那又怎么样？”我说。

有一次，他把我堵在水塔后面。那天轮到我值日，我提着水桶去厨房后面打热水，秦卯年骑着自行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我说：“我的水桶掉了！”

他说：“掉了就掉了，待会儿我帮你重新打热水。”

“走开。”我说。

秦卯年并不走开。那时候，开水房里还有两个同学，他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开水房旁边的水塔后面。他一条腿搭在自行车上，另一条腿支着地，把我堵在那里，说：“你要怎么样？田小镰，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不想要怎么样，我只要你滚开。”我说。

“是不是我说，我相信你曾经去过蚂蚁王国，你就会对我好一点？”他说。

我抬起脚就朝他的自行车踹过去。我发疯般地踹他的自行车、他的腿。他一声不吭。后来，我把自己的脚给崴着了。我疼极了，背靠着水塔蹲坐在地上。秦卯年慌张地把我扶到自行车后座上，要驮我去医务室。我说：“我的水桶落下了！今天我值日！”

“真是个傻丫头。”秦卯年说。他让我先待着别动。他捡起水桶，帮我打了热水，把水桶挂在车把上，驮着我去医务室。

他驮着我绕过厨房，经过老师宿舍，又经过两排教研室。无数同学看到了他驮着我、车把上挂着水桶的那一幕。我还相继看到了那两名史上最漂亮的女生，她们一个正在宿舍门口刷牙，另一个在校园里袅娜多姿地走着。她们当时看我的目光，差不多能把我撕碎。

秦卯年越是这样，我越是对他很冷淡。这导致他学习成绩越来越差。不过，他本来就是差等生，这跟我几乎没什么关系。

初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到县一中，他勉强考到五中，又勉强高中毕业。他在五中上学的时候，隔三岔五就骑着自行车，跑上十多公里路，到县城去。为此，他结识了我班里多名男生，跟他们成了死党。

高中毕业之后那个夏天，秦卯年开始骑着自行车频繁地来槐花洲。村里人都知道他在追求我。他们觉得我应该答应他，毕竟他爸是村主任。我的伯父最希望我答应秦卯年的追求——她的侄女成为半埠店村主任的儿媳，他觉得自己的腰杆子也能硬朗起来。我的伯母对他的看法并不苟同，她说：“咱们小镰秋天就要读大学了。那个秦卯年，我听说没考上大学，咱小镰不能嫁给他。”

我的伯父说：“真是妇人之见！秦主任在方圆一百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难道不能给秦卯年找到一份好工作吗？”

我的伯母说：“反正我觉得，咱小镰嫁给秦卯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再说了，咱们操什么心都没用，得让小镰自己选择。”

我一直不给秦卯年好脸色，我说，你们五中一定有很多漂亮女生，你追她们去。秦卯年说，都毕业了，我追她们干吗。再说了，她们无论怎么漂亮，我也看不上，我就喜欢你。我说，可我看不上你。秦卯年凑近我，盯着我的眼睛，问，真的吗？你盯着我的眼睛说，你看不上我。我说，滚。

戴眼镜的人在那个傍晚再次出现之后，过了没几天，当秦卯年再次骑着自行车跑到我家去找我时，我跟他恋爱了。那天我特别孤独，我说：“秦卯年，我需要拥抱。”

7

我的母亲葛贰，是一个跟命运抵命顽抗了大半生的人。她年老时终于不打算再跟命运顽抗，计划搬回槐花洲。她计划跟我父亲搬回槐花洲时，距离我弟弟被偷走的那个傍晚，已经足足过去了三十年。

那天是个周末，母親破天荒地打电话来，让我回家吃饭。

母亲所说的家，是她在云市的家——城乡接合部的一处平房。她跟我父亲搬到云市之后，共计换过三次住处。第一个住处是父亲投靠的那个养殖场老板帮忙找的，很简陋。父亲在养殖场里当“水鬼”，帮老板养殖海参，经常穿着连体防水衣，在海水里进进出出。母亲则当上了厨师，给养殖场里的工人做饭。这样工作了十年，四十多岁的父亲体力不再胜任当“水鬼”，于是他换了工作，住处也随之更换。第二份工作他干得不是很顺心，两个月后就再次更换工作。他们的住所这期间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来到云市有几年了，刚刚跟一个大学老师结婚，贷款买了一套房。我们计划把他们接回家里一起住，但是母亲抵死不肯。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城乡接合部某个村落里的那个心仪的住处。我跟爱人翟立地去帮他们搬家，那是我第一次去，但差点误以为回到了槐花洲——那个名叫幸福村的村子紧挨着宽敞的幸福路，父母租的那个院落在村西，就在路边，屋子西山墙那里生长着一棵茂盛的老槐树。他们就在这个酷似槐花洲老屋的地方，又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接到母亲的电话后，我受宠若惊地买了许多好吃的，回到幸福村。母亲躺坐在老槐树下的一把藤椅上。这把藤椅，跟父亲曾经带回槐花洲的那把有点像，因为使用的年月有点久，很多地方有程度不一的破损，父亲用藤条修补了那些破损处，使得它看起来颜色不一，织工百变，看久了，倒像一件艺术品。

母亲躺在藤椅上，盯着老槐树下面，说：“蚂蚁真多。”

我看了看西天的晚霞，说：“可能明天要下雨了。”

母亲闭了一会儿眼，再睁开，说：“我现在知道你弟弟为什么那么喜欢看蚂蚁了。”

“为什么？”我问。我特别害怕她提起田小刀，但她终于提起来了。事实上，自从我们一起生活在云市，这么多年来，她提起田小刀的次数并不多。

“我看得久了，多了，觉得蚂蚁很不简单。我现在相信了，它们在地下一定有一个很大的王国，那里跟人间一样，有各种规矩，所以蚂蚁在地面上才会这么拼命地干活，把好吃的东西搬进去。”

“哦，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说。

母亲抬起头，目光像火炬一样射向我：“田小镰，你跟我说实话，那年夏天，你是真的去了一趟蚂蚁王国吗？”

“是的。”我说。

“那你把那个鬼地方的样子再给我说一遍，说得仔细一点。”她说。

我仔细地看了看母亲的表情，以判断她是真的想听，还是出于对我的又一次考验。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她一直保持着理智清醒的思维，从来都不相信有蚂蚁王国的存在。

西天上，晚霞的炽烈颜色正在逐渐淡去，我从葛贰的脸上看不出她让我讲述蚂蚁王国的真实意图。但我必须得讲，我不能拂逆她。于是我再次讲述了我七岁时在蚂蚁王国的见闻。三十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人生之路上，我掌握了比七岁时更多、更复杂、更完善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关于蚂蚁这种生物的知识，我不敢说可以跟生物学家相比，但起码算是一个很精通的研究者。我的前夫翟立地——我们后来离婚了——曾经非常不解，因为我学的专业明明是中文，却对生物学特别感兴趣。他曾经问我，既然那么喜欢生物学，为什么当初不考这个专业。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实际上内心里对生物学既向往又惧怕，那种惧怕远远地超过了喜欢。翟立地是教生物学的，在我们离婚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定论：我之所以选择和他结婚，就是因为那该死的蚂蚁。他认为，我对蚂蚁的关注近乎病态，甚至找爱人都要找一个学生物学的。我们结婚之后，他才知道田小刀被偷走的事情，这使他觉得自己被骗了。他很想要一个孩子，每次他提出这个要求，我都会绝望地问他，如果孩子将来丢失了怎么办？如果孩子将来喜欢蚂蚁怎么办？如果他去了蚂蚁王国再也不想回来了怎么办？

晚霞越来越淡，映照着与家乡那棵老槐树酷似的老槐树。我在这棵老槐树下，再次娓娓地讲述蚂蚁王国的故事。我用到了很多的生物学知识，把在蚂蚁王国的见闻讲述得非常精彩。我在讲述故事方面天赋异禀，这大概是我成为一名作家的原因所在。当然，这大概也是翟立地选择跟我离婚的原因所在。他受够了跟一个脑子有毛病的作家在一起生活，还拒绝给他生孩子。

在七岁时第一次讲述蚂蚁王国的基础上，我丰沛地糅合了三十年的所有经验和知识，再度给葛贰讲述了蚂蚁王国。我重点讲述了那个地下王国阔大无比、四通八达却又犹如迷宫一样的建筑的规模和迷人之处，讲述了那里的等级和制度，以及蚂蚁们快乐的生活，包括它们的娱乐、繁殖、饮食、生老病死。

我的母亲突然打断我，问道：“蚂蚁会不会走丢？”

我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该跟葛贰说实话，还是撒一个善意的谎言。蚂蚁当然是会走丢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想了想，很坚定地说：“不会。”

“可是，我坐在这儿看了这么多年蚂蚁，是看到过走丢的蚂蚁的！有时候一群蚂蚁正忙活着，我一觉醒来，那些蚂蚁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只蚂蚁在焦急地转圈圈，这不就是走丢了吗？”葛贰说。

“那只是暂时的迷失。”我说。我拼命地调度着我所掌握的关于蚂蚁的知识，“同窝的蚂蚁是有独特气味的，前面走掉的那些蚂蚁会留下独属于它们的气味。暂时落单的蚂蚁慢慢会找到这种气味，然后顺利回到它的王国。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母亲似乎相信了我的话，她放心地重又眯缝上眼睛。这时候，我的父亲田丰收从屋里走出来，他看看已经睡着了的葛贰，指着她的头部，小声对我说：“你妈妈这里可能有点坏了。”

我不太相信这一点。因为母亲这时候只有六十二岁。一个六十二岁的身体很健康的女性，在如今这样富足的时代，严格来说，还不算货真价实的老年人。我向父亲提出了我的疑问，父亲说：“她以前从来不相信地下有那么天花乱坠的蚂蚁王国，现在不但相信，而且还相信你弟弟在下面当了国王。她时不时地叨叨着要到蚂蚁王国去，跟你弟弟团聚。你说，这不是脑子有问题了，又是什么？”

我无法给父親一个合理的答案，只能说：“我妈这是思念田小刀过度。”

父亲叹息着，说：“要不是你当年胡编了那么一个故事，你妈也不会有今天。”

我说：“我没有胡编。”

“你觉得我能信蚂蚁王国的鬼话吗？”父亲忧虑地看看母亲，又看看我，“我只能相信，你妈的脑子确实有问题，只不过以前没表现出来而已。如果你没有胡编，那只能说明，你和你妈大概是同一类人。”

“爸，难道说，几十年来，你真的跟其他人一样，一直认为我的脑子有问题？”

“除非你承认蚂蚁王国是胡编乱造。”父亲说，“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没意义。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妈非要搬回槐花洲。我估摸着，她是想挖个地道，去老槐树底下找你弟弟。”

8

母亲执意要搬回槐花洲，实际上跟屋头那棵老槐树有关。父亲说，大概在一个月前，他和母亲看到一辆车停在路边，从车上走下几个人，他们搬下几样父亲看不懂的测量仪器，支在路上开始工作。他们不停地把那台仪器搬到不同的地点，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观察仪器，另一个技术人员负责记录。在他们休息的时候，父亲好奇地走上前去，从近处观摩了一下那台他看不懂的仪器，跟那些人搭讪了一下。通过搭讪，父亲得知，幸福路很快就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尤为重要的是，那位观察仪器的技术人员很具权威性地推测道，老槐树可能保不住了，要把它挖掉，否则，它会影响将来的施工。

母亲据理力争，说那是一棵几百年的树，没人有权力把它挖掉。父亲拽拽母亲挥舞的胳膊，悄声告诉她：政府要修路，为老百姓谋福利，他们有权力把它挖掉。

父亲花费了数日时间，才把母亲的思想工作做通。实际上，母亲只是哀伤和发牢骚而已，她懂得事理。她叹了口气，对父亲说，幸福村的主任都保不住这棵树，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动了返回槐花洲的念头。

那天晚上，我们边吃饭边讨论是否搬回槐花洲的事。我试图劝她留下来——有没有老槐树并不重要，起码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我可以对他们有个照应。母亲的态度非常执拗，在遭到我和父亲的两次劝阻之后，她的情绪极度激动，以至于嘤嘤哭泣起来。

母亲哭泣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跟大人索要玩具而不得的赖皮的孩子，既不讲道理又无助可怜。父亲大约是目睹母亲这种表现已经多次，已然知道满足她的要求是唯一出路。他仔细地剔着一块鱼肉，把鱼刺小心地剔除干净，夹到母亲的碗里，说：“小镰，要不然，我们就搬回去吧。叶落总要归根，我们这两把老骨头，无论怎样还是死在槐花洲最好。几十年下来，我也干不动了，现在就算干保洁也力不从心了，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坐吃等死。”

“不是还有我吗？我养你们。”我说。

“你？你婚也离了，还是好好照管自己吧。”父亲说。

父亲的话，顿时让我羞愧不已。是啊，我照管自己还尚且力不从心，又怎么能保证他们老两口儿的生活所需呢。父亲来到云市之后所从事的工作是分阶段的，这些阶段性工作都跟他的体力和身体状况紧密相关——他先是做了几年“水鬼”，大约肺部呛了海水，不再胜任这个工作，遂经老乡介绍进入一个建筑队，在工地上当了几年建筑工人;随着年岁增长，他又被这个工种淘汰，重新谋求到一份看守停车场的工作;随着智能扫码收费设备的使用，父亲再度失业;此后，他应聘到公司当门卫;不久，那家小公司宣布倒闭，父亲不得已又找了一份保洁工作，在某个高档小区清扫地下车库……

至于母亲，她的状况比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年龄尚可的时候，她还能找到在麻辣烫店里端盘子的工作;中年以后，她转移到后厨，负责洗碗洗碟子;更年期到来的那些年里，她的情绪一度起伏不定，手脚也不听使唤，经常打碎饭店里的餐具厨具，曾经遇到过接连被两家饭店辞退的事情。后来，父亲就不再让她出门工作了。

他们选择的大多数工作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就是说，他们选择工作具备明显的目的性：一是糊口;二是打听田小刀的下落。父亲当门卫和保洁的那些年、母亲在饭店端盘子的那些年，他们常常主次颠倒，把寻找和打听田小刀的下落当成主业，把真正的工作当成副业。

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打听到田小刀的下落。那个操着一口云市话的戴眼镜的人，始终没有被他们找到。我不敢说云市所有戴眼镜的人都曾经被他们二人查问过，至少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他们见到的戴眼镜的男人。

“太难了。”母亲说。

这是他们搬回槐花洲之前，母亲留给云市的最后一句话。那天是个阳光和煦的金灿灿的秋天，跟二十多年前他们离开槐花洲的那个日子很像。只不过，当初他们离开时，是背着两只编织袋子，袋子里简单装了一些衣物，这回，编织袋子变成了一辆中型厢式货车，林林总总地装着父母这些年里置办的家当。

事实上，他们的临时家当在我看来大多数可以丢弃，但是，母亲坚持全部带回去，包括那把被父亲修理了无数次的老藤椅。

“反正咱们有车。”母亲说。

母亲很满意她可以这么风光地搬回槐花洲，为此，她当场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让我不要拖延下去了，尽早答应秦卯年的追求。因为那辆厢式货车是秦卯年的财产。

我仰头看着秋日的金色阳光，眼睛里忽然涌上湿漉漉的泪水。二十多年过去，父母要搬回槐花洲，这种从起点回到起点的悲伤和茫然，我真的不想重复发生。我不想在经过了这么多年后，重新再跟秦卯年谈第二场恋爱。

司机开着那辆中型厢式货车，秦卯年开着另外一辆小车，载着父母和我，一前一后回到槐花洲。

“田小镰，你不要总是对我板着脸，我欠你啊？”秦卯年说。

“我不想说话。”我说。

“你别以为你这样对我，我就会退缩。”他说。

父亲插话道：“对，不能退缩。”

“你们别管。”我回头对父亲说。这时候，母亲也插进话来，她说：“秦卯年哪里不好？你有什么看不上的？”

是啊，我有什么看不上秦卯年的？他开公司，能赚钱，还对我好。虽然他也曾跟别的女人结过婚，但他离婚之后第一个想的还是我。

我不再吭声，闭上眼睛。七岁那年的夏天，若干年后的今天——这中间所有的日子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一闪过。我们的老屋还在，秦卯年提前派人来进行了修缮，使它看起来跟二十多年前没什么两样，甚至墙面比过去还鲜亮。老槐树也还在，虽然又苍老了很多，但依然长得很茂盛。

母亲下车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看她的老房子，而是蹲在老槐树下寻找蚂蚁。她很顺利地找到一些正在忙碌的蚂蚁，立即吩咐父亲给她找一块饼干。父亲非常默契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方便袋，那里装着几块动物形状的小饼干。他把它们递给母亲，于是，我们全都蹲在老槐树下，看母亲给蚂蚁们投食。

9

父母离开云市之后，我感到空落落的，像失去了写作灵感一样。

那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我在城市的街道上逛荡，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秦卯年给我打电话，我一律不接。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到幸福村来。

我不知道他让我去干什么，那里已经人去房空。我回复他道：“二十多年了，你为什么不能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他说：“如果我消失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懂你？”

这个坏人，他永远知道哪句话最能戳中我。从在半埠店读小学时，他就知道。因为他这句话，我在大街上忽然哭起来。我边走边哭，边哭边走。走了一会儿，我还是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跟司机说，去幸福村，老槐树那里。司机居然说，老槐树，我知道。他接着又问，大姐，你为什么哭？哪里不舒服吗？要不要先去医院？我说，蚂蚁王国要被挖出来了，我为这个而哭。

我的话应该把司机吓着了。他从后视镜里仔细地看了看我，我想，他可能觉得我精神有问题，说不定以为我是从精神病院里偷跑出来的。

不过，疑虑归疑虑，司机还是把我送到了目的地。秦卯年正坐在老槐树底下的一把藤椅上，他说：“我就知道，你肯定要来。”

司机警惕地看了看秦卯年，问：“你认识她吗？”

秦卯年說：“当然了，她是我媳妇。”

“滚！”我说。

司机打开车门下来了，说：“大姐，他到底认不认识你？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你要去哪里，我免费送你。”

“行了，谢谢您。”我朝司机摆了摆手，“他不是坏人，我也不是精神病患者。你走吧，我没事。”

司机听我这么一说，觉得有点自讨没趣。“这棵树可真大。”临走前，他悻悻地说。

我看了一眼老藤椅上的秦卯年，说：“这不是我爸的藤椅。”

“我新买的。”他说。

“房子都已经退租了，买把新藤椅干什么？”我问。

“退租了可以重新租啊。”他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重新租？你租它干吗？谁来住？”我问。

“进来看看就知道了。”他说。

秦卯年欠起身子，离开那把崭新的藤椅。

我跟着秦卯年拐过屋角，跨进院子。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大门被重新刷了油漆，院子也被修整过，房门口墙根处移植了几丛菊花，粉粉黄黄白白，大概五六种颜色。

我蹲在墙根处，观赏了一下那几丛菊花。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房门口倚站着一个老人。

“老白！”我说，“你怎么在这里？”

秦卯年说：“是我把他接来的。我觉得他住在这里比住在楼房里好。对于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来说，三楼有点高。而且，你去照顾他，上上下下也不方便。”

我想站起身，却觉得双腿发软，两眼发黑。秦卯年及时把一只小马扎塞到我屁股底下，说：“小心，起身太急容易眩晕。”

“滚！”我说。

我坐在小马扎上，两手揉着太阳穴，待了足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老白，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我对老白说。老白不知什么时候搬了另外一只小马扎，坐在院子中间，盯着厢房顶上的一只麻雀发呆。厢房顶上是晒粮食用的平顶，周围安装了一圈铁栏杆，那只麻雀停落在铁栏杆上，朝着院子张望。

厨房也被秦卯年重新装修了。被我父母用得油渍麻花的抽油烟机、灶台、冰箱都换了新，甚至墙砖也重新贴了，是我最喜欢的深咖啡色。秦卯年嬉皮笑脸地说：“田小镰，我想吃饺子。”

“吃风去吧！”我从置物架上抽出一把菜刀，“你今天要是不把事情说清楚，就别想活着从这间厨房里走出去。”

“你这是意欲谋杀亲夫。”秦卯年说。

“不要跟我说笑！”我厉声喝道。

“好吧，我们好好谈谈。”秦卯年说。

我们俩面对面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我让秦卯年说一说，这几年来他是如何跟踪我的。如果他没有跟踪我，就不会知道我一直在照顾着老白。以此推断，他一定知道老白就是当年那个戴眼镜的人。除了这些事情，秦卯年还知道些什么……想想这一连串的事情，我有点后背发冷。

“这几年，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是谁把老白的线索告诉你的？”秦卯年问。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秦卯年，不敢相信几年前我在信箱里拿到的那封信竟然来自他。严格来说，那算不上信件，只是一张白纸，上面写着老白的名字和家庭住址。那张白纸装在一个信封里，安静地躺在我的信箱中。它下面和上面分别是两个更大一点的信封，里面装着杂志社每月寄给我的两本赠刊。

信封很不起眼，以至于我把那摞报纸杂志拿回家后，放了两天才把它从中找出来拆开。我清楚地记得，看到老白的名字和住址后，我几乎没怎么思考，就肯定了一件事情：老白就是多年前那个戴眼镜的人。

作为一名作家，我深知人类太渺小，太多无解之事远比人类的存在要坚硬。我从来没有疑惑自己为什么那么诡异地断定老白就是戴眼镜的人。总之，我按照地址找到了老白。那一年，老白已经六十八岁了，他孤僻、阴郁，很难接近，而且身患多种疾病——这跟他大半生四处漂泊有关。我七岁那年的夏天，他原本是某个工程单位里的一名卡车司机。那个年代，卡车司机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但随后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得不离开单位，远远地去往偏僻的外地谋生——带着我的弟弟田小刀。

为避人耳目，他东躲西藏，专门应聘在荒僻野外工作的工种。他给田小刀取了一个名字，叫白天赐。田小刀被老白带走的时候，只有三岁，他的前额叶皮质——这个脑部的命令和控制中心还没有发育好，尚处于没有激活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田小刀不再哭喊着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当他开口喊老白爸爸之后，就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白天赐。等他的前额叶皮质逐渐发育完全，三岁之前的记忆早已荡然无存。

老白应该庆幸的是，那一年他开着卡车在槐花洲带走田小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摄像头的存在。细数一下，从那个傍晚到现在，时间足足过去了三十年。由于槐花洲紧挨公路，由于卡车司机们特别喜欢在那里歇脚，由于没有摄像头，由于我在游戏中一直闭着眼睛……老白拥有了带走田小刀的天时地利人和。他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带走了一个三岁的孩子，从此将之据为己有，让其喊自己爸爸，将其改头换面，从田小刀变成白天赐。当然，他也为白天赐付出了全部，他带着白天赐逃离云市，四处转移，供他吃喝和上学，并在那样的环境中，把白天赐培养到了国外。

是的，我的弟弟田小刀——确切地说应该是白天赐，他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好到考上了国外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他修完学业之后，跟老白商量想回国择业，但老白建议他在國外定居。于是，白天赐定居在国外。一直到白天赐在国外正式定居，老白才从外地回到云市。

老白为什么对我的弟弟这么好，而不是像其他人贩子一样，把田小刀拐走以后卖掉——这个疑惑，可能是我接近老白最初那段时间的动因。我用心地跟老白相处，付出了我所有的耐心和智慧，当然，它们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那就是我终于为我的疑惑找到了原因：在老白带走田小刀的半年之前，他刚刚两岁的儿子因病夭亡。他的妻子郁郁寡欢，有一天忽然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西宁老家，誓死不再返回云市，也不想再见到他。老白在那个傍晚看到田小刀时，一瞬间灵魂出窍，觉得田小刀一定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孩子。于是他带走了田小刀。

老白那天的确带了一只姜黄色的小箱子，它的确是用来变魔术的，那是他的祖父留给他的遗物。他多次用那只小箱子给儿子变魔术。他的儿子也非常喜欢蚂蚁，他每天晚上都虚构着蚂蚁王国的故事哄儿子入睡。他的儿子病夭之后，他无论开着卡车到哪里出工，都要把小箱子随身带在车上。那个诡异的傍晚，它诡异地派上了用场。

10

为了不让老白疑心，那天傍晚，我还是满足了秦卯年想吃饺子的要求。起初，我和秦卯年唇枪舌剑，以至于数次想拿擀面杖把他拍死。

“你是怎么找到老白的？”我问秦卯年。

“其实，高三那年暑假，在老槐树下，我看到你跟一个戴眼镜的人说话，心里已经起了疑心。我记下了他的车牌号。跟你说吧，此后我一直在找他，到处找。”秦卯年说。

当年，秦卯年没有考上大学。如我伯父所说，高中刚毕业的那个夏天，他的父亲就为他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去县城发动机厂上班。他吊儿郎当地上着班，三天两头旷工跑回槐花洲追求我。由于鬼使神差的原因，我跟秦卯年谈了一场短暂的恋爱。到外地上大学之前，我提出分手，但秦卯年从发动机厂辞职，跟到了我读大学的城市。我记不得跟他说了多少个“滚”字。他说，田小镰，我们虽然分手了，但我要再次追求你。

秦卯年再度追求了我四年。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去云市，他也忠实地跟了过来。几年后我跟翟立地结婚，秦卯年说，田小镰，你以为只有你才会结婚啊？我也会。于是，秦卯年跟一位特别迷恋他的姑娘结了婚。

怎么说呢，人生是无解的数学题、哲学题、化学题、物理题、语文题。

“田小镰，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高中毕业那年，你究竟为什么跟我谈了一场恋爱？”秦卯年问。

“不为什么。我当时脑子坏了。”我说。

“我记得你说，你需要拥抱。”秦卯年很认真地看着我，又很残忍地说，“其实，是因为在那之前，老白刚刚拥抱了你，是不是？你被那个拥抱感动了，你长期被你爸妈冷落的心得到了温暖——说白了，哪怕那个拥抱来自老白，来自那个制造了你所有困境的陌生人，你也乐意接受，是不是？”

我把手中刚包好的一个饺子掷到他脸上。秦卯年从腿上捡起它，把摔破的一个角重新捏好，放回到盖帘上。

“你不要恼羞成怒。你不小了，还是个作家。一个作家，难道不应该直面自己的内心吗？”秦卯年的这番话，跟他高中毕业生的学历委实不太搭配。只能说，是社会这所大学培育了他。回到云市的十多年里，他干了很多事情，过几年就会换一部新车。他去看我的时候，手机总是响个不停，有一次我听到他说这个项目八百万元如何如何的话，还以为他在吹牛皮，后来有一次他非要请我去看电影，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他告诉我说，那一整栋娱乐餐饮大楼都是他盖的——后来我专门查证了此事并非吹牛皮，从那以后，他在我心目中才不再是吹牛皮的顽劣形象。

“别以为能赚点钱就是商业奇才。居高临下地对我说教，你还不够。”我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伯父伯母、你，你们找了老白几十年，一直没有找到，还不是被我找到了？”他说。

他这句话倒是让我无言以对。

“但是，你也有过人之处。我始终不明白的是，像老白这么一肚子心事、孤僻、阴郁的人，你是怎么获得了他的信任，跟他相处了两年的？”秦卯年问。

是的，老白孤僻、阴郁，难以接近。他回到云市后的这两年时间，跟任何人都不建立往来关系。至于我是如何一点一点地接近他，最终获得了他的部分信任，这些过程，我一点都不想赘述了。

“不是百分百的信任，只是部分信任，有选择性的。”我纠正道，“正像你所说，他藏着一肚子心事。你知道这有多痛苦吗？他总得找个合适的人，多多少少倾诉一部分。而我就是那个相对合适的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你是那个相对合适的人？为什么那个人不是老白的左邻右舍？”秦卯年问。

“别这么拐弯抹角！你不就是想说，老白不是傻子，他可能已经猜到我就是三十年前的那个女孩？”我觉得那天的面团揉得不太理想，有点硬，擀起来有点吃力。也或许是秦卯年的这些话有些尖锐，扎到我的心脏上，让我虚弱无力。

秦卯年引出了这个话题，他却闭嘴了。我等了两秒钟，他没有回答的样子，使我更加虚弱无力了。

“秦卯年，你说，老白是不是早就认出了我，或者猜到了我是那个女孩？告诉我，我好累。”我说。

“我认为，这个答案不重要。我们需要很多答案，但所有答案通通不重要。”秦卯年说，“比如，你照顾了老白两年，却一直没跟伯父伯母透露。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也是一件没有答案的事。比如，你难道不应该让你们全家跟田小刀相认吗？你却迟迟没有这么做，这件事也没有答案。比如，你似乎更应该让老白得到应有的惩罚，但你也没有这样做，这件事也没有答案。还有一个更大的谜，需要答案。”

“什么更大的谜？”我已经有气无力了。

“三十年前的那个傍晚，你是真的睡着了吗，还是故意装睡，故意让老白带走田小刀？你讨厌田小刀，因为你的父母重男轻女。自从有了田小刀，你就失去了一切。再进一步说，你是不是老白的同谋？你意识到了他是一个危险的人，他也看出了你可能希望田小刀消失，你们默契地把那件事推动到了最后的结局。几十年后，你找到了老白，发现他已经是一个标准的老人，正在走向人生最终的消亡。他身体羸弱，性格孤僻，终身被带走田小刀这件事折磨。你动了恻隐之心，你想让他就这么安静地走向终点。特别是去年，他摔了一跤，不仅摔跛了一条腿，脑子也摔坏了，时常痴痴呆呆。他忘掉了很多事。你的弟弟生活得很好，老实说，如果他跟在你父母的身边，不一定能有如今的生活。他安然富足，以为自己的人生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你不想改变这一切。”

“你闭嘴！”我说。

“蚂蚁王国并不存在。你不想承认这一点。”秦卯年非但没有闭嘴，他还极其残忍地说出了这句话。

“完全是一派胡言！”我声音哆嗦着，“我想杀了你，秦卯年。”

“如果你的心能够从此宁静，我的命不算什么。”他说，“你有什么自责的呢？那一年你也不过只有七岁，不就是一念之差的事吗？大人都会犯错，何况一个小女孩。”

我用尽平生的力气，使用了我词库里所有骂人的词汇，咒骂着秦卯年。他一声不吭。我告诉自己，田小镰，不要哭。一定不要哭。但是我没能管住那些争先恐后想要流出来的液体。秦卯年站起身，绕过桌子，走到我身边，抱住我的头。他轻声地说：“田小镰，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找到谁像我这么懂你？”

“小学时，你总是跟我作对，为什么？”我问。

“傻不傻？”他说，“无非是想引起你的注意。无非是，那时候我就看透了你。”

“你才几岁，那时候就看透了我？”

“我也不想那样。但我就是看透了你。你是作家，难道不知道人类有多么渺小，根本无法解释这个世界和整个宇宙吗？”

最后，秦卯年忽然说：“去年我出国，顺便去看了一眼田小刀。”

我吓了一跳，立即从刚才的迷蒙状态中清醒过来：“你要干什么，秦卯年？！”

“你放心吧，我没打扰他，只是远远地看了看他。他过得很好。我拍了照片，你要不要看看？”

“不要，求求你。”我呻吟着说。

我们吃了一顿满腹心事的饺子。吃饭的时候，有那么一刹那，我跟老白的目光对接到了一起，这让我猛然想起七岁那年，我也是跟他的目光那么对接了一下……我被一个饺子噎得流下了眼泪。但是，等我再去看他的目光时，熟悉的那种感觉已经荡然无存，我只看到了兩只昏黄无神、已经忘记了人生当中某些事情而且正在忘记更多事情的迷茫的眼睛，像两潭被困住的、不再流动的浑水。

11

考虑到老槐树年代久远，他们修改了筑路计划中关于老槐树的原有设计，改挖掉为圈起来，为它修一个花坛，让它成为一个供车辆绕行的环岛。据秦卯年说，幸福村现有的一处农田在未来几年内要建起一座休闲中心，到时候，路口比现在要多，设计环岛是迟早的事。

秦卯年说得这么有鼻子有眼是因为筑路工程是他们公司承接的。我埋怨他，如果之前没有决定挖掉老槐树，说不定我的母亲葛贰就不会那么执拗地要搬回槐花洲。秦卯年说，莫非你真的想让他们老两口儿客死异乡？

我当然不想。

现在，那棵老槐树下坐着的，不是我的母亲葛贰，而是变成了老白。幸福村没有任何人知道老白的来历，秦卯年跟房东说，老白是他的舅舅。

秦卯年这么说，等于又在占我的便宜，因为一直是我在照料老白。既然老白是他的舅舅，那就是说，我在照顾秦卯年的舅舅，进一步就等于说，我在跟秦卯年谈恋爱。

当然，秦卯年说老白是他的舅舅，也不是只说不做——他为老白雇了一个二十四小时保姆。每个周末，我都会到幸福村去看看老白，中午阳光暖和的时候，跟他一起坐在老槐树下晒太阳。秦卯年曾经当着房东的面喊过老白舅舅，老白没答应，也没反驳。此后秦卯年就把这个称呼固定了下来。

有一次，秦卯年蹲在老白跟前，问他：“老白，我是谁？”

老白睁开混浊的双眼，辨认了他一番，说：“你是我外甥。”

秦卯年得意地对我说：“你瞧，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弄假成真的。”

老白看起来的确是老糊涂了。

但让我迷惑的是，当白天赐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显得很清楚明白。他跟白天赐聊着天，回答着白天赐的问候，口齿清楚，思维清晰。他每次都对白天赐说，我很好，能吃能喝能睡;没事干了，就跟老头老太太们打扑克下棋。我老是赢，他们水平都很差。

他绝口不提保姆，不提秦卯年和我的存在。我问秦卯年：“你觉得老白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秦卯年答非所问：“这不是糊涂与否的问题，是有没有智慧的问题。”

为了弄清楚他有没有把三十年前的事情忘掉，我经常引导他看蚂蚁。我把饼干搓碎，撒在地上，让他跟我一起看蚂蚁搬运食物。我告诉他：“老白，这棵大槐树底下有蚂蚁王国。”

“唔。”他说。

我给他讲蚂蚁王国有多么雄伟，那里纵横交错，是微型的建筑奇观。我给他讲蚂蚁家族的各种规矩、蚂蚁的各种习性。他平静地听着，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说：“老白，咱们把土掘开，往下挖，一直挖，看看蚂蚁王国，怎么样？”

老白依然不为所动，这时候，他就开始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的样子，甚至哈欠连天，昏昏而睡。

又有一次，我大着胆子对他说：“老白，我有一个弟弟。”

他说：“唔。”

“我弟弟去了蚂蚁王国。”我说。

我紧紧地盯视着他的眼睛，我认为我看到了那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它转瞬即逝，重归平静。

与老白全然不同的是，我的母亲葛贰几乎天天都在跟家乡的那棵老槐树较劲。我每天晚上跟父亲通话，问问葛贰的情况。我的父亲田丰收不想让我过于担心，每次他都轻描淡写地说葛贰没事。

“她能有什么事，除了脑子不好使，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又要不了命。”我父亲说。

我大约一个月回一趟槐花洲，葛贰的表现在我看来，跟父亲的描述基本一致。那年他们搬回去的时候是秋天，天气渐渐转凉，父亲只在中午时候允许她去树下坐一会儿。秋天过去之后，冬天来临，父亲减少了允许母亲出去的频率，只在某一天中午阳光极盛的时候，他才允许她出去。

母亲穿着厚厚的棉衣，带着绒线帽子，在树下寻找蚂蚁。每当看到她佝偻着腰的样子，我都要想起三十年前，她作为小卖部老板娘那风风火火的样子。我回家之后逃避不了的一件事，是给她讲蚂蚁王国。为了不至于内容雷同，失去吸引力，我虚构了很多蚂蚁王国里的故事，什么蚂蚁打架又和好啦;蚂蚁老了以后总是说胡话啦;蚂蚁站岗打瞌睡被罚倒立啦;蚂蚁爬在槐树叶子上玩耍，被风吹到天上去啦;蚂蚁在冬天爬到水桶里，冻成冰蚂蚁啦……

这些故事，我完全用不着提前构思。每次只要站在老槐树下，那些故事就纷至沓来，充塞着我的大脑。冬去春来，我记不清自己讲述了多少个蚂蚁的故事，如果整理一下，写出来，拿到出版社去，可能会一下子出十本书。

春天过去了，槐树上的知了开始鸣叫。父亲给我打电话说，知了开始鸣叫的那天，母亲坐立不安，到处寻找工具，说要刨开老槐树下面的土，去看看蚂蚁王国，去找我弟弟。父亲把工具藏起来，母亲就失魂落魄地在街上找人问。她逢人就问：“我家的 头是不是让你借走了？还有铁锨？”

几天下去，左邻右舍远远看到母亲，全都绕路躲着走了。我的伯父田丰登想了一个主意，他回家找了一把很小的小 头，让父亲拿它糊弄一下母亲。反正那把 头跟儿童玩具似的，忙活一天也挖不了几捧土。

父亲采纳了他哥哥的建议。于是，我回家之后就看到了母亲蹲在地上挥舞 头刨挖地面的劳动场景。母亲看到我，站起身擦擦汗，脸上流露出劳动者的自豪。她把小 头递给我，让我试试。

“马上就要挖到目的地了。”她说。

父亲偷偷告诉我：“一天也挖不了多少土。她白天挖了，我晚上再偷偷填上。”

“那她能答应吗？”我忧虑地问。

“她不知道。我把坑填上了，第二天，她又兴致勃勃地重新开始挖。”父亲说。

对于母亲的这种状态，我感到忧心忡忡。我觉得，迟早有一天，她要失去耐心，对那个永远挖不出的坑道感到失望，乃至于绝望。而且，我担心父亲的小动作被母亲发现，到那时，恐怕就不太好处理了。

我的担心果然不是多余的。两个星期之后，父亲很无奈地打电话告诉我，他偷偷平整土坑的时候，终是被母亲发现。母亲暴发了激烈的情绪，并且，为了杜绝父亲的卑鄙行为——她用了“卑鄙”这个词来辱骂父亲——她开始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的劳动成果。我赶回家时，看到母亲把一张凉席铺展在土坑旁边，她本人坐在凉席上，前面摆着饭碗。

这胶着的局面委实让人一筹莫展。最后，秦卯年想了一个主意，他带来公司里的工人，给那个土坑竖上了一圈篱笆，安装了一个活动门，还给门上了锁。

“伯母，这是钥匙，您好好收着，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秦卯年故作神秘地把母亲喊到旁边，把钥匙交给她。

“你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么矮的篱笆，抬腿就迈过去了。”我指责秦卯年。

“你别管糊弄不糊弄，只看对老太太是否管用就行了。”秦卯年笃定地说。

不得不说，秦卯年这幼稚的方案竟然奏效了，母亲听任我把凉席卷好，拿回了家。她把钥匙用红绳穿上，挂在脖子上。那天夜里，母親睡了许多日子以来最安稳的一觉。

…………

后来……

曾经有一段日子里，我对秦卯年翻了脸。我认为是他的那个安装篱笆的馊主意害了葛贰，致使她离奇消失。过了几天之后，没等秦卯年辩解，我就主动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觉得，就算没有篱笆，葛贰也是会失踪的。

简单说吧，就在前些日子，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不见了。我们赶回去的时候，看到她挖掘的那个土坑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不仅有宽度，还有深度。土坑旁边丢弃着那把小 头。

在此之前，父亲和伯父已经找遍了整个槐花洲，甚至他们组织了十几个青壮年，到东边大山里寻找了一天。他们没有找到母亲。

我的母亲葛贰就这样失踪了。我们报了警，并且仍在四处寻找。

与此同时，一个说法悄悄地在村庄里弥漫，那个说法是，母亲在刨挖坑道的时候，忽然打通了蚂蚁王国和外面沟通的秘密通道，她沿着那个通道，去往了蚂蚁王国。尽管很多好奇的人站在坑道边往里探看，并拿着各种工具朝下试探，都没有发现什么秘密通道，但都无法阻止那个说法的蔓延。

有好几次，我都想把母亲失踪的消息告诉老白。有一次，我差点说出口，被秦卯年制止了。他说：“田小镰，不要说。你说了，他会死的。”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张烁

【作者简介】王秀梅，现居山东烟台，共出版发表作品九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一九三八年的铁》《去槐花洲》《见识冰块的下午》《浮世筑》《请叫我莫大》等二十余部长篇小说、小说集。曾获山东省泰山文艺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希腊文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