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游戏考古：一种数字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

甘宇平

若追溯电子游戏这一数字文化遗产的脉络，应从它的前身——传统游戏说起。无论是马家窑文化多人舞蹈纹彩陶盆中的远古舞步，还是美洲密林中关乎生死祭祀的玛雅球赛，游戏不仅仅是一种消遣的娱乐行为，其背后亦有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故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比文化更为悠久”，“游戏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之一”。

而我国史书记载与文物中所见的传统游戏，是当时社会文化风俗与审美情趣的见证，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题材。如唐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便为研究唐代体育竞技活动提供重要资料，从中我们得以一窥唐代尚武、豪放的时代风貌。而作为数字时代产物的电子游戏，是否具备同样的考古学研究价值？

游戏研究界已注意到电子游戏具备着一定的文化遗产属性与历史研究价值。如清华大学世界史博士刘梦霏在《游戏入史——作为文化遗存的游戏》一文中认为“数字游戏不仅与物质文化有关，跟精神文明与社会文化也有紧密的联系”。北师大数字媒体系副教授何威在《数字游戏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八个维度》一文中认为电子游戏研究具备历史之维度，游戏的设计与制作被社会历史进程所影响，游戏中也包含了对历史的叙事与再现，可为不同门类的历史研究提供充足材料。可见，作为物质与精神文化遗存的电子游戏凝结了它所处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计算机、数字技术、美术设计等）发展状况，是当时社会的流行文化与大众审美的产物，并能在一定情况下延伸出亚文化群体，借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从电子游戏本身所携带的信息中还原某一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与社会文化风貌，构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史，因而我们可以相信电子游戏是具备重要价值的数字文化遗产。

发掘电子游戏的考古价值

考古学家安德鲁·莱茵哈德（Andrew Reinhard）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电子游戏与其他古代文化遗产同样重要，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过去他曾长期参与北美、希腊等地的古代遗址发掘，但现在他将视野转向了电子游戏，并推动一门名为“游戏考古”（Archaeogaming）的研究领域初具雏形。

虽然仍处于早期概念构建的“游戏考古”可能缺乏系统性，但具有考古学学科背景的游戏考古研究者们，期待利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解读电子游戏，致力于回答与传统考古学同样的社会历史问题。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在现实中开展针对游戏的田野考古发掘、在电子游戏中进行考古学研究、研究电子游戏的文化遗产价值等等。最具知名度的一次田野实践是安德鲁·莱茵哈德等人于2013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对知名电子游戏公司雅达利一处电子游戏卡带填埋遗址的发掘。雅达利公司曾是20世纪80年代初电子游戏业界的霸主，因在1983年制作了一款质量极其低下的游戏《E.T.》（外星人）遭到玩家的唾弃抵制，引发了“雅达利大崩溃”事件，滞销的游戏卡带被全数填埋于沙漠中的垃圾填埋場，其游戏自此化作了一段颇具神秘色彩的都市传说。此次发掘便围绕填埋场遗址，采用田野考古学方法，出土了包括失传已久的《E.T.》卡带在内的一批20世纪80年代文化遗存，使“雅达利大崩溃” 事件被重新加以审视，并为20世纪流行文化与电子游戏发展史提供了实物研究材料。

国内史学界亦有研究者推崇以游戏挖掘历史。曾任中华电子游戏研究协会副主席的刘梦霏率先在国内提出“游戏入史”的概念，倡导将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新的史料来源，并成功以“德鲁伊”这一电子游戏中广泛出现的职业角色为主题，梳理了英国督伊德教与其神职人员德鲁伊的复兴历程。她认为在当今新史学、后现代主义和数字人文的潮流下，历史的阐释解读愈加多元，电子游戏不仅仅是再现历史，也在参与历史、塑造历史。德鲁伊从濒临灭绝的凯尔特文化符号走向为年轻人熟知的自然祭司，电子游戏的推力功不可没，其背后的文化范例意义更值得挖掘。

大卫·克拉克在《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一文中认为考古学虽然在引入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丧失了其“纯洁性”，却也收获丰富成果。新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公众考古学等考古学思维革新促使考古学不再局限于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象牙塔之中，考古学对跨学科研究的开放态度并没有使其丧失独立性，反倒成就了考古学的不断进步。将电子游戏作为一种视野引入考古学研究，符合考古学发展的时代必然性。

保护灭失中的电子游戏

由于缺乏图书馆、博物馆等专门机构的系统化保存、游戏本体的损毁遗失、游戏运行平台的不兼容与更新换代等，导致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大批电子游戏产品已经消失，许多名盛一时的网络游戏也走向停服，其中所蕴含的群体记忆、文化价值和历史信息再无法被提取。可见，电子游戏面临着持续不断的灭失和文化价值无法被利用的危机，亟需进行考古学保护与收藏工作。

致力于保护数字遗产的先驱们试图备份消失中的电子游戏，以使游戏中的文化价值不被遗忘。“互联网档案”（Internet Archive）是一家以备份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信息为宗旨的网络博物馆，其对电子游戏的保护收藏早有先例，曾架设了“网络游戏厅”以收藏过时淘汰的游戏机平台、20世纪经典电子游戏，并向公众提供免费游玩的网页版本。针对Flash的彻底终止服务，“互联网档案”宣布将展开对Flash游戏的保护收藏工作，并且无需Flash播放器便可供游玩。馆方认为 “唯有接触才能保护”，希望以此唤醒公众对电子游戏的保护意识。

同时，在现实中以保存电子游戏为主要目的的博物馆在欧美各国纷纷建立。美国国家电子游戏博物馆不仅保存物质形态的电子游戏产品，还致力于保存游戏创作背后的信息与历史价值。馆方认为1950年以来的诸多游戏制作先驱已经过世，游戏本体也在不停消失之中，它们的故事不应只存在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材料之中。开设于1997年的德国柏林电脑游戏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家电子游戏博物馆，受德国政府资助，收藏了多达5万件电脑游戏藏品，以帮助公众了解电脑游戏的潜在社会价值为目标。俄罗斯的苏联街机博物馆专门收藏苏联时代军工厂制造的街机，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凝结了冷战时期苏联对抗西方文化入侵之初衷。国内方面，北师大建立了一个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游戏的人档案库”，希望保存中国游戏“物的历史”与行业中“人的故事”。但相比西方，仍然尚未建立大型公立的电子游戏博物馆，这代表国内文化遗产界还未充分认识到数字文化遗存的保护价值。

电子游戏的考古学保护价值与博物馆业“为明日而收藏”的号召不谋而合，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认知为新颖前卫的新事物，也终将走入历史，而数字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则加快了其迭代进程。保护电子游戏与保护任何文化遗存一样，实际上是在保存其中的历史、科技、艺术价值，为未来的考古学工作埋下伏笔。相信电子游戏终会同其他科技、艺术、文化成果一样成为国内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尽管电子游戏长期遭受着社会的偏见，但游戏从未停止以文化反哺社会。在号召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日，电子游戏同样为考古学研究与实践带来了新视野。当然，利用游戏并非神化游戏，游戏亦并非万能药，同样也需要我们恪守历史的底线，避免过度消费与无意义地解构。期待电子游戏能为考古学搭建一道连接过去、沟通群众、通向未来的桥梁。

（作者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