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公共服务在公民意愿中的义利特征

引用格式：孙琨. 国家公园公共服务在公民意愿中的义利特征[J]. 旅游学刊， 2021， 36（6）： 74-87. [SUN Kun. Characteristics of citizens desire for contributing to and benefitting from the public service of national parks[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6）： 74-87.]

[摘    要]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公民为中心的理念，有助于实现国家公园全民共享及参与目标。实践该理念须以了解公民针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意愿为基础，而义利倾向是相应意愿的核心。文章基于访谈及逐级提炼信息了解受访者意愿特征，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建设标准影响受访者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可被作为促进其趋义、调适其趋利意愿的重要抓手;（2）对于国家公园公共服务，受访者的互促性义、利意愿之间存在不平衡，增强其趋义意愿是实现平衡的关键;激发个体在获取权利中的“工具性趋义”意愿、构建参与渠道是扩大趋义倾向的有效方式;（3）义利意愿中具体内容之间不平衡现象突出，大量有益的趋义、趋利方式未受到充分关注，实现平衡的关键是通过宣传拓展其对国家公园宏观理念的广度与深度;（4）意愿相关主体的义利角色存在较大不平衡，加深对利益相关者的角色认知、促进角色转化是实现平衡的关键。研究结论有利于在国家公园建设中调适公民义利观念，营造利于实现其公共服务目标的环境氛围。

[关键词]国家公园;公共服务;公民意愿;权利与义务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6-0074-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0.003

引言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公园遵循“全民公益性优先”的重要原则[1]。其全民公益性通过公平的公共服务来实现[2]。新公共服务理论致力于保障社会成员公平地得到公共服务，强调社会公益性[3-4]，契合国家公园理念。其强调以公民为中心提供公共服务，重视公民意愿表达[5]、公民参与及公民间公平[3]，以实现公共利益。在现代，基本每个人都是公民[6]，公民利益基本等同全民利益[7]，以公民为中心有助于国家公园全民公益的实现。

公民是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实际使用者[2]，为实现其共同利益，一方面，要授权公民表达其意    愿[8]，使各类个体的意愿都得到表达并被认真考    虑[3]，以保障公平;并对各种意愿进行平衡和协调[9]，总结公共诉求[2]。另一方面，以公民为中心也要求公民提供公共服务[10]、承担相应义务[11]。但并不是每个公民都有此意愿[12]，愿意承担义务者的意愿内容和强度也会不同[13]，意愿越强烈，其付诸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14]。因此，充分了解公民意愿是以公民为中心的前提[8]，相应意愿体现其权利诉求及义务观念。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正确的义利观，即公民在主观意愿中平衡承担义务与享有权利之间的关系，在承担义务的基础上享有权利[15]。管理机构应基于对公民意愿的了解来实施相应管理和协调策略[16]。

许多相关研究调查分析了公民针对国家公园的游憩[17]、保护[18]、付费[19]、科研[20]等特定意愿，但系统探究和比较分析公民义务与权利方面意愿的研究尚较少。为了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目标，有必要综合分析公民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义利意愿特征[21]，并基于公共利益来引导、协同公民义利倾向，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22]。因此，本文基于访谈深入了解被调查者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义利意愿状况，为国家公园建设运营中针对性响应、引导和调适公民意愿，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

1.1 国家公园公共服务中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角色

国家公园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最大化实现生态福利的保护地[23]。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共需求进行公共供给的活动[24]，包括許多类型，普遍受益性公益服务是其中之一，国家公园公共服务便属于该类。根据相关研究[4，25]，国家公园公共服务是为了满足公民在生态、游憩、教育和科研等方面公共利益诉求，以非营利为基本要求，以非营利组织为主要主体，遵循公平原则，以免费或适当收费形式提供的、可让社会普遍受益的服务。这也契合新公共服务理论实现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的要求[3，5]。该理论秉持以公民为中心、重视公民意愿的公共服务理念[2，8]。其中，公民是指在公共生活（所谓公共生活，指向的是公共空间、事务及共同利益）中，享有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的个体[26];相应权利和义务是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公民在市民的演化中形成[6]，所以其沿用的英译citizens也指市民，但其含义与市民区别较大。市民具有地域属性，市民权利和义务由地方法规赋予;而公民具国家属性，其权利和义务由国家法律赋予。市民伴随城市和工商业出现，是进行自由经济活动的主体，侧重私人利益;而公民侧重体现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和普遍责任，需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是公共利益的支柱[27]。因此，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普遍性受益对象，及相应权利与义  务主体应被表述为公民。相关研究也使用公众这一概念，但此概念未从权利和义务方面定义人群范畴[28]。根据Dayan的研究，公众与私人对应，是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可被识别的群体，其成员具有某方面共同性，特定类型人群可构成相应类别的公众[29];公众可有多种类型，有时只指特定范围内群体，而公民更强调其统一、普遍性特征。因此，公民利益实质上更能体现全民利益，公民角色更符合国家公园公共服务对其对象主体的要求[7]，即在享有权益的同时，须承担维护他人利益的义务。

公民针对国家公园获取相应权利的意愿多元、强烈[30]。Haukeland调查发现，人们希望在国家公园中获得纯真自然体验，领略奇特风光[31];ODell介绍了一些病人到国家公园促进身体健康的诉求[32];Byrne等发现，周边居民针对区域内国家公园有强烈的运动需求[33];Ramkissoon等揭示了人们在国家公园内实现和发展自我、社会交往的更高层次愿望[34]。公民基本权利应得到保障[30]，但学者也揭示了公民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现象。张玉钧等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经济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20]。叶海涛和方正推断，在个体“理性”选择下，会尽可能让别人负担成本，让自己免费使用公共资源，最终会引发“公地悲剧”[35]。因此，相关研究也强调了公民应承担的义务，认为人们在享有权利的同时，须爱护资源、制止破坏生态的行为[36]。杨锐指出，为真正实现全民公益性，每位公民都应承担对国家公园的相应义务[11]。唐芳林从公平角度，阐述了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属公有财产，若使用者使环境受干扰，则应为此付费，这有助于培养人的环境责任感[22]。张朝枝等发现，国外国家公园旅游具有复合含义，即访客观察和体验自然时，也应参与生态保护[30]。Brock和Carpenter强调，应采用相应规则来规范人们在国家公园内的行为[37]。Ramkissoon和Mavondo认为，访客有在國家公园实施环保行为的义务[38]。

1.2 引导公民针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义利意愿

根据奥古斯丁的阐释，意愿是决定人外在行为的主观自愿因素，是个体独立自由的选择行为模式，是体现人自身个性的心灵能力;意愿决定了个体行为的主动特性[39]。据此，公民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意愿就是公民针对该服务实施行为选择的主观自愿模式，其内化于公民思想观念之中[40]，影响公民实际行为[13]，进而影响国家公园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效[16]。如许多案例主张通过促进公民参与来改进公共服务[41]，认为公民参与是国家公园建设的一种社会资本[14]，包括参与其公共服务决策、评价、使用和提供等[7，42];而公民参与行为直接受其意愿影响[12]。许多研究对公民参与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意愿进行了探讨[8，10，18，43]，主要内容集中在公民实现权利、分担义务意愿方面，但对这两个方面意愿进行综合分析的研究尚较少。

意愿可决定个体行为[39]，有必要基于管理目标对公民意愿进行强化和引导[16]。第一，发挥思想理念在此方面的作用。理念有先导意义，应利用传统智慧，形成中国特色生态伦理思想，引导公民对国家公园的正确理念[40，44]。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之一，生态义利观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5]，对调节人的义利意愿有重要意义。利己会对国家公园公益价值造成威胁，但无法完全杜绝利己，理想的选择就是确立义利兼顾思想[45]。人类一直都存在义利选择问题[46]，而国家公园的公益属性意味着公民要有义务分担意识，其为公共利益做贡献的主观意愿至关重要[21]，这种意愿也源于互惠观念[47]，采取措施强化此观念可使公民参与保护的意愿更为坚定[13]，产生真正为他人创造福利的愿望[48]，如可向人们揭示“愿为他人承担义务者更容易感到幸福”[49]的现象。第二，塑造相应精神文化氛围。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认为，社会文化氛围间接影响人的趋义倾向[50]。访客行为意愿会受国家公园文化氛围的影响，其中，精神文化氛围的影响最持久[43]，因此，需弘扬义利精神、营造相应氛围。可通过国家公园的解说与教育系统，使  访客在内心深处产生环境责任感，使之成为一种精神[51]。第三，从一些具体环节着手。如从国家公园设立、规划、保护、管理运营等各个环节来激发公民为国家公园做贡献的动机[52];让人们认识国家公园对人类健康与幸福的意义，来强化人的趋义意愿[53];向访客展示生态优异、环境纯洁的图片，让其了解不恰当行为会产生的不良生态干扰，以进一步增强访客实施负责任环境行为的意识[54];通过地方依恋感促进访客承担环保义务的行为意图[55]等。

个体行为受其思想、意向和动机影响[21]，了解公民承担义务及获取权利的意愿特征，有助于通过引导人的意愿来影响其行为。意愿研究本身也是国家公园的研究热点之一[17-18]，如生态补偿意愿、支付意愿、游憩意愿等。但探讨人们意愿中义务与权利关系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相应研究可强化人们对国家公园建设中传统人文精神的关注，有助于营造对公民产生正面影响的人文氛围，引导其合理获取权利、积极承担义务。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设计

为了解被调查者真实想法，总结其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意愿特征，本文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从实际调查中总结理论和观点，而不是在既有理论框架下开展调查。访谈法能充分揭示被调查者想法[56]，不会将调查限定在预设框架内，适于开展此次研究。本研究借鉴扎根理论[57]，通过访谈获取一手资料并进行归纳，得出结论[58]。访谈须引导被调查者聚焦于特定主题畅所欲言，以获得研究者期望得到的信息。为实现此目的，半结构性访谈是较理想的方法[59]。本研究即采用一对一半结构性访谈来获取质性材料。

本文旨在探究公民针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意愿，而意愿产生于认知基础上。个体对特定事物形成“本元认知”后，会逐步发展出“该事物同别的事物应有何区别、其应有何作用及意义、个体自身对其有何诉求、个体将对其产生怎样的反向作用、在什么背景下个体会针对其做出择处行为”等几个维度的意向[60]。参照此，本研究针对以下方面设计访谈提纲：（1）在其期望中，国家公园和其他旅游区应有何不同;（2）其期望国家公园产生怎样的作用;（3）是否期望其所在区域（以地级市为尺度）拥有国家公园及原因，以及期望从国家公园获得哪些益处;（4）愿意为国家公园作哪些贡献;（5）会出于什么目的到访国家公园。最后，收集被调查者年龄、职业、是否到访过国家公园等基本信息。

2.2 资料获取

为了从有限样本中获取充分信息，让样本类型更多元、数量更充足，本研究采用目的性、异质性和滚雪球相结合的抽样方式[61]确定调查对象。首先，以“更了解国家公园、更有可能配合调查，所在地、年龄、职业尽可能不同”为衡量标准，从研究者网络社交平台及电话通讯录中选择访谈对象，主要借助在线通讯及对少部分访谈对象见面交流的方式完成69份访谈;然后，请前期被访谈者按标准推荐访谈对象，又以上述方式访谈了36人。正式访谈前请被调查者浏览简要背景资料“世界上国家公园简况及特征、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简况”，让被访谈者对国家公园有更多了解。样本中：男女分别占49.52%和50.48%;15～34岁、35～39岁和60岁及以上者分别占40.00%、38.10%和21.90%;公务员、企业职员、事业单位职员、私营主体、农民、学生、退休  人员和其他人员分别占5.71%、31.43%、20.95%、5.71%、3.81%、14.29%、13.34%和4.76%;47.62%的被调查者到访过国家公园（含国内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其中，38.00%的被调查者曾到访过国外国家公园;本研究尽可能从更广泛地域选择样本，60.00%的被调查者分布于苏、浙、鲁、徽4省，其余分布于京、沪、粤、闽、豫等13个省市。包括访谈对象浏览背景材料、信息互动及反复提问的时间，平均每个访谈持续约35分钟。针对105份访谈结果，排除无实质内容、无相关性信息后共形成约7.5万字的访谈资料。

2.3 资料的编码及分析

为探究被调查者对国家公园有哪些意愿，以及意愿关联主体角色，本研究围绕“意愿内容、意愿关联主体”两条线索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

2.3.1    以意愿内容为线索进行编码及分析

遵循程序化编码方式[62]，首先围绕意愿内容这一主线，采用Nvivo 12对访谈材料逐级编码：通过开放性编码识别现象、提炼概念、发现范畴，经主轴编码提炼主范畴[63]，以选择性编码凝练核心范畴。最后，用理论饱和度检验来验证访谈材料是否充分。

（1）开放性编码

本研究预留15份访谈材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逐字阅读访谈资料、比对信息，识别概念;用软件进行开放性编码，生成227个初始编码节点，1779个编码参考点;反复比对初始编码节点，经整合、归并，形成83个概念;然后经比较分析提取出9个范畴，分别为“资源环境、管理运营、发展实现、到访游憩、精神建设、影响规避、形象展示、保护实现和建设介入”（表1）。

（2）主轴编码

分析開放性编码形成的9个范畴间关系，发现“发展实现、到访游憩、精神建设、影响规避、形象展示”方面意愿，“保护实现、建设介入”方面意愿，以及“资源环境、管理运营”方面意愿分别属于趋利意愿、趋义意愿和标准达成意愿这3个主范畴。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为了在主范畴基础上提炼具有统领作用的核心范畴。主轴编码所形成的趋利意愿、趋义意愿和标准达成意愿这3个主范畴体现了“国家公园公共服务在被调查者意愿中的义利特征”这一核心范畴：即被调查者意愿既有“趋利”，也有“趋义”的一面;同时，被调查者期望国家公园建设达到相应标准，以满足其“趋利”诉求;而其“趋义”也是为了让国家公园达到调查者所期望的标准。

（4）饱和度检验

随着编码的进行，材料中出现的新概念越来越少，直至最后材料中的各种表述不再构成新概念。在对所预留15份用于饱和度检验的访谈记录继续进行编码时，材料中表述可被汇入已有概念节点，无需再提炼新概念，访谈材料通过饱和度检验。用于饱和度检验的材料所形成编码被汇入整个分析之中。

2.3.2    以意愿关联主体为线索进行编码及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被调查者针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意愿所涉及主体，以及各类主体被期望的角色，本文又以意愿关联主体为线索，对上述已编码内容再次进行多角度交叉编码。由于各主体特定意愿既有潜在“意愿实现主体”，也有潜在“意愿受益主体”，本文便以这两类主体为两个主范畴节点，以“意愿关联主体”为统领性核心范畴。在进一步编码中，在两个主范畴下分别提炼与其匹配的范畴，并分别在两个主范畴所对应范畴节点处进行编码。经编码，意愿实现主体主范畴对应的范畴为：管理者、管理者与公民大众、管理者与本地居民、管理者与被调查者自身、管理者与其他特定主体，意愿实现均离不开管理者;意愿受益主体对应的范畴为：公民大众、本地居民、被调查者自身、其他特定主体。此次编码是为了对已编码内容进行多角度分析，因而不再进行饱和度检验。

经多维交叉编码，特定意愿内容同时对应3个编码节点，即分别以意愿内容、意愿实现主体、意愿受益主体为线索的编码节点。

3 研究发现

3.1 标准达成意愿影响下的义利体系

分析发现，公民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意愿反映了一个主观义利体系。“趋利意愿、趋义意愿、标准达成意愿”是该体系主体构成部分（图1），体现如下逻辑：趋利意愿的实现须国家公园达成相应标准来提供更好的支撑，趋义意愿是为了相应标准的达成，标准达成诱发人的趋利意愿。相应标准是公民承担义务的目标和指向、获取利益的保障和诱因。

3.1.1    义利体系中的标准达成意愿

在访谈材料的全部编码参考点中，属标准达成意愿、趋利意愿、趋义意愿的分别占25.74%、49.92%和24.34%。被调查者表达了期望国家公园达成一定标准，以更好满足其利益诉求的意愿，如“让人真切感受原生态、如果大搞开发会让人失望、不希望商铺太多”等。国家公园建设成效与公民的标准达成意愿是否吻合，会影响公民支持与响应程度;若其失望，会引起相应消极甚至对抗情绪。被提及最多的标准达成意愿依次为“公益运营、实行优质生态旅游、体现原生态、高标准保护、有突出特色、突出教育功能、管理运营机制好、国家所有及管理”，且其平均提及率为8.87%，远高于其他概念0.97%的平均提及率，这些概念反映了公民的普遍关切，首先集中力量对这些意愿进行达成，可契合大部分人的主要期望，有助于得到公民积极响应。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规定了国家公园的标准。将访谈材料编码结果与《方案》内容进行对比，发现被调查者的标准达成意愿有如下特点：一是更明显的趋利性，如被调查者多次提及的“实行优质生态旅游、物价合理、旅游资源多”等多个意愿带有明显趋利目标，相应概念在《方案》中未出现;而《方案》中“生态修复以自然恢复为主、有完善监测体系”等23个体现专业化管理的概念在访谈材料中未显现。二是一些标准达成意愿并不完全符合国家公园建设的主要方向和要求，如“以宣扬民族文化为主、有历史文化底蕴”。三是部分人的期望过高，如“实行优质生态旅游”愿望的子概念“设施更齐全、有特色游憩项目”。因此，需加深公民对国家公园的认识;也诚如《方案》所述，应引导公民的期望，使其相应标准达成意愿合理、适当，避免意愿不合理所引起的失望。

3.1.2    趋利对标准达成意愿的影响

趋利意愿占绝对比例（49.92%），且对标准达成意愿有直接影响，是后者的心理动因。趋利意愿中被提及最多的依次是“到访游憩、发展实现意愿”，被提及次数占各种趋利意愿被提及总次数的85.62%。与实现这些意愿相对应，被调查者在国家公园管理运营标准方面也主要期望其“免门票、以公益为目标”，以及“发展优质生态旅游”。到访游憩子概念中，“感受和亲近自然、学习和提升”的提及率也较高（平均为14.38%，是到访游憩其他子概念平均提及率的6.86倍），与满足这些意愿相对应，被调查者也主要期望国家公园在资源环境标准方面“体现原生态”，在管理运营标准方面“实现高标准保护、突出教育功能”。

受被调查者明显趋利倾向影响（图2a），在提及率最高的3个标准达成意愿中，“公益运营、实行优质生态旅游”提及率分别是“高标准保护”的2.28倍和1.83倍。但“高标准保护”也是国家公园须达成的最重要标准，增强公民达成此标准的意愿，会引导其调适对该标准达成有消极影响的趋利意愿。

3.1.3    标准达成意愿对趋义的影响

被调查者对国家公园的标准达成意愿会影响其趋义意愿，对后者有激发作用。如在标准达成意愿中，“高标准保护、体现原生态、生态系统完整”的提及率较高（平均为6.33%，是其他标准达成意愿平均提及率的2.74倍），与此对应，趋义性建设参与意愿中有助于达成这些标准的意愿，如“保护参与、宣传动员”，被提及最多（图2b），平均提及率是其他趋义性建设参与意愿平均提及率的5.67倍，如宣传动员可使更多人支持国家公园“高标准保护”。在被调查者期望国家公园达成“高标准保护、实行优质生态旅游”标准的愿景下，其趋义意愿中的“保护实现意愿”较强烈。

国家公园的许多标准本身具有趋义属性，如“公益运营、突出教育功能、开展科研活动”，这些以公益为目标的趋义特性会引发公民相应趋义意愿，如被调查者所说：“自愿加入国家公园公益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许多被调查者希望国家公园保持趋义特性，“商业氛围不要太浓、不以营利为目的”，若国家公园背离此标准，则其“愿意为国家公园免费做宣传、为国家公园募集捐款”的趋义意愿将会受很大影响。

综上，公民对国家公园的标准达成意愿对其趋利意愿有调节引导作用，对其趋义意愿有激发作用，因此，可将标准的设置及其达成作为调控公民意愿的一个抓手，引导其合理趋利，激发其更多趋义动机，使公民意愿更利于国家公园建设。

3.2 义利体系中的义利意愿关系特征

3.2.1    趋利目标引发趋义意愿的作用

工具性利他主义认为[64]：趋义是得到利的一种手段。被访谈者趋义意愿有3种情况：第一，趋义意愿带有明显趋利目标。如“提建议和想法，使国家公园更有吸引力，促旅游发展”“做好监督，不让别人破坏生活环境”“通过它提供的工作岗位来建设它，让个人有职业”等。第二，趋义意愿的趋利意图虽未被明确表示，但明显会产生有利于意愿主体的客观效果，不能排除趋利目标。如保护参与的子概念“进行保护号召、志愿保护生态”，宣传动员的子概念“动员其他人配合政府行动”。第三，趋义意愿不包含明确趋利目标，如“志愿进行科普或健身教育、志愿提供旅游服务”。广义上，其也适用于工具性利他主义，但不能明确推断其直接从国家公园资源环境及运营中获利的目标;其单纯趋义倾向明显，不应直接属于人们针对国家公园趋利目标实现中的趋义意愿。访谈所收集意愿大部分属前两种情况，可被看作被调查者针对国家公园趋利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属工具性趋义。

因此，公民针对国家公园的大部分趋义意愿是在其趋利目标的实现中被引发的，强化公民对国家公园之“利”的认识，可引发更多工具性趋义意愿，有助于国家公園建设。

3.2.2    趋义意愿保障趋利实现的作用

趋义意愿所引发行为会维持和提升国家公园为公民创造利益的“资源环境条件”及“管理运营水平”，进而更好地保障公民合理化趋利诉求的实现。然而，调查结果显示这种保障作用尚偏弱。首先，趋义意愿中“建设参与意愿”编码参考点为249个，而趋利意愿中“利己”意愿编码参考点为577个，通过建设参与为受益提供保障的意愿明显偏弱（图3）。其次，趋义性建设参与可被分为深层及浅层参与，“志愿保护生态、志愿清洁卫生、承担公益岗位”等16个深层参与意愿编码参考点为107个，而“减少自身环境干扰、提出建设建议、对游客友好”等12个浅层参与意愿编码参考点为142个，更能产生建设成效的深层参与意愿明显偏弱。再次，分别以各份访谈材料中深层、浅层参与意愿编码参考点数量平均值为临界，将样本分在4个象限内：对深层参与意愿提及较多而对浅层参与意愿提及较少的样本为“深层参与倾向型”，对深层、浅层参与意愿均提及较少的为“深层和浅层参与双低型”;同理，可划分出“浅层参与倾向型”及“深层和浅层参与双高型”。4类样本分别占17.14%、48.57%、26.67%和7.62%，大部分样本缺乏更具建设力度的深层参与意愿。

义务和权利有因果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来源和依据[65]。公民有从国家公园公共服务中受益的权利，也需进行趋义性参与来保障其公共服务功能。然而，被调查者的趋义意愿与趋利意愿间存在较大不平衡，趋义意愿明显偏弱，对其趋利实现的保障作用不强。因此，引导和培育公民趋义意识也应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如通过对国家公园标准达成及价值意义的宣传来强化公民趋义意愿，发挥多元化公益组织联系各类人群的优势来激发更多人的趋义意愿等。

3.3 义利体系中的义利意愿内容特征

3.3.1    义利意愿内容分层特征

（1）不同层面的义利意愿

被调查者的趋利及趋义意愿均可被分为宏观理念和具体内容两个层面。趋利意愿中：有889个编码参考点的意愿内容尚停留在宏观理念层面，无具体受益内容或方面，且均为利众意愿;有890个参考点为具体内容层面意愿，其受益诉求具体而清晰，更容易转化为趋利行为，其中，利己、利众意愿分别占64.83%和35.17%。趋义意愿中：182个参考点的内容还停留在宏观理念层面，主要表达实现保护，使公民受益的期望;其余249个参考点为具体内容层面意愿，体现具体趋义行动倾向，但其中属浅层趋义行动意愿的占57.03%。

（2）各层面意愿之间关系

在宏观理念与具体内容两个层面的意愿之间，前者体现公民对国家公园的基本认知与期望，对后者的形成提供依据、产生影响;而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明确化。比较发现，在获取权利、承担义务意愿方面，分别有82.86%和85.71%的样本有如下特征：宏观理念与具体内容层面的意愿表达均较多或均较少，或前者多于后者。这反映出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宏观理念对其具体内容层面意愿有同向影响，或其前者尚未充分向后者转化;在趋义意愿方面，前者单独偏多的样本占比最大，达36.19%，说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空间较大。

在宏观理念层面，被调查者趋利意愿参考点数是趋义意愿的4.88倍;与此相应，在具体内容层面，前者是后者3.57倍。受被调查者宏观理念层面意愿之偏颇的影响，其具体内容层面趋利、趋义意愿间存在较大失衡。有必要通过宣传教育影响公民宏观理念，并构建渠道、创造条件促其宏观理念层面趋义意愿向具体内容层面转化，以引导公民合理趋利、积极趋义。

3.3.2    义利意愿集中指向特征

（1）趋利意愿集中指向特征

期望公民大众受益的具体内容层面意愿集中于“让公民到访游憩、实现国家发展”方面，提及率分别为53.35%和26.52%，而其他意愿的平均提及率仅10.07%;让地方居民受益的具体意愿主要为“实现地方发展”，相应提及率达69.02%;在个体自身受益具体意愿中，“到访游憩”提及率高达92.86%（图4），而“实现自身发展”提及率仅3.42%。在上述每个意愿概念的子概念中，提及率不平衡同样很明显。如“实现国家发展”意愿的15个子概念被提及最多的是“实现科学与绿色发展、促进国家旅游发展”，在相应内容中的提及率均为其他子概念平均提及率的5.71倍以上;个体自身到访游憩意愿内容丰富，包含36个初始概念，但“让自己休闲游憩、让自己学习提升、让自己感受和亲近自然、同亲朋一起休闲游憩、享受纯净环境及促进健康、让自己有新的体验”这6个概念在相应内容中的提及率总和就达69.56%，而其余30个概念平均提及率仅1.01%。

具体趋利意愿中不同内容的提及率非常不平衡，其指向过于集中，一方面由于被调查者对国家公园有共同偏好，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宏观理念层面，国家公园在健康、运动、科研、精神和情趣培养等方面多元价值未被更多人充分认识，公民宏观理念层面的局限影响到其具体内容层面的意愿表达。所以，有必要对国家公园价值进行全面挖掘、展示，激发公民相应诉求，实现其更大公益价值，  疏解趋利意愿过于集中在时空方面对资源造成的压力。

（2）趋义意愿集中指向特征

在趋义行动意愿中，主要被提及的依次是“保护参与、宣传动员、志愿参与其他项目、旅游事业参与、管理参与、捐赠支持”，提及率分别为26.10%、20.48%、13.25%、11.65%、11.65%和5.22%;而其余9个概念平均提及率仅1.29%。上述每种意愿子概念的提及率也不平衡，如保护参与意愿主要集中在“减少自身环境干扰、进行保护号召”方面，管理参与意愿主要集中在“提建设建议、管理运营监督”方面。捐赠被认为是公民为国家公园做贡献的一种主要有效方式，但被调查者此方面意愿还相对滞后。

被调查者趋义行动意愿同样集中在少数方面，且“减少自身环境干扰、提建设建议”这些不需太多付出的淺层参与意愿偏多（占57.03%，图3）。许多被调查者有“志愿参与国家公园其他项目”的深层参与意愿，但尚不能明确具体参与内容。有必要创造条件、示范带动，将只被少数人提及的“承担公益岗位、组织人参与公益活动”变成更多人的意愿;通过引导、为募捐提供便利，增强更多人的捐赠意愿;进一步培育针对国家公园的公民意识，提升访客地方依恋[34]，激发更多深层参与意愿;也有必要通过宣传使公民悉知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具体途径。

3.4 义利体系中主体的义利角色特征

3.4.1    相关主体义利角色复合特征

管理者在被调查者对国家公园义利意愿实现方面的角色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影响（图4）。鉴于其重要性，管理者须自下而上广泛了解公民意愿，以使其合理意愿得以体现和满足，扮演义利实现促进角色，使公民更加支持、更多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者又须自上而下强力实行管理举措，扮演引导调适公民义利意愿的角色，对不合理意愿进行纠偏，使国家公园达到相应建设标准。因此，须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管理的平衡，但现实中存在相应不平衡，如对公民意愿了解不充分。在国家公园管理中，须强化管理者以公民为中心的新公共服务理念，使公民意愿得到应有表达。

被调查者自身主观上普遍能义利兼顾（图4），对自身有双重角色定位。但其趋义意愿明显偏少、偏弱，仅64.76%的样本有深层参与意愿（图3），趋义参与程度还不够;而其到访游憩等强烈趋利意愿可能会对国家公园“资源环境标准”的达成造成威胁。有必要激发个体更多、更深层次趋义意愿，对其趋利意愿进行合理化调节，以实现个体在其意愿中的义利角色平衡。

其他公民大众在被调查者意愿中被作为受益主体的频次远高于其被作为义务主体的频次，是后者6.08倍。其中，27.62%的样本专门提到要让“老、少、弱势人群”可能趋义参与能力不强的特定主体受益。反映出被调查者意愿充分体现了国家公园公益性：公民须同等受益，但在趋义参与方面可根据个体能力因人而异，即具有受益的绝对性和承担义务相对性的复合角色特征。因此，培育公民主动趋义意识就很重要。另外，部分关键主体的义利复合性未被充分认知和重视，其被期望的义利角色尚不平衡，如社区居民可能在国家公园建设中作出巨大牺牲，但仅2.86%的样本提及“让社区居民受益”。因此，公民的角色平衡认识也需进一步深化。

3.4.2    意愿主体义利角色类型特征

上文按意愿中趋义角色，将意愿主体分为“深层/浅层参与倾向型，深层与浅层参与双高/双低型”4类（图3），其深层与浅层参与意愿参考点数比值分别为3.83、0.20、0.95和0.69，利己与利众意愿参考点数比值分别为1.63、2.05、1.67和1.93，主体之间角色的不平衡性很明显。其中，双低型个体占比高达48.57%，其趋利意愿强烈（图4）。深层参与倾向型、深浅参与双高型个体的深层参与意愿、利众意愿均较为突出，但占比很低，分别为17.14%和7.62%;实践中，有必要通过集体活动的带动，扩大这两类个体占比，使相应深层趋义参与意愿、利众意愿得以扩大。

按意愿中趋利角色，根据上文划分4类主体的方法，基于样本具体内容层面“利众、利己”意愿状况，可将样本分为“利众/利己倾向型，利众利己双高/双低型”4类（图3），分别占27.62%、20.00%、22.86%和29.52%;其人均利众意愿参考点数分别为3.76、1.38、5.54和1.32个，人均深层参与意愿参考点数分别为1.00、1.48、1.29和0.52个，同样很不平衡。利众倾向者不但利众意愿强烈，其趋义参与意愿也相对突出（图4）;受工具性趋义的影响，利己倾向者趋义参与意愿较强;利众利己双低型个体占比最多，但趋义参与意愿较弱。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可发挥利众倾向者示范带动效应、工具性趋义的驱动作用等，以促使主体义利角色向有利、平衡方向转化。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与启示

公民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意愿呈现了一个义利体系，分析其特征，可得到如下结论与启示：

（1）在公民针对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意愿中，标准达成意愿对相应趋利、趋义意愿有中控调节作用，其支持公民趋利意愿更好的实现，诱发公民趋义动机、影响其趋利意向。可将相应标准设置及达成作为调控公民义利意愿的重要抓手，既充分、合理响应公民的标准达成意愿，又让其充分了解国家公园应达到的标准，达到相应标准需其承担的义务，引导公民积极趋义、合理趋利。

（2）公民相应义利意愿具有互促性，但二者关系不平衡，存在重利轻义，且其大部分趋义意愿是在趋利意向中产生的;其趋义意愿明显偏弱，且大部分仅为浅层次趋义参与意愿。可强调国家公园带来的利益，激发公民以获益为目标的工具性趋义意愿;宣扬义利观念，发挥其激励公民形成更多、更深层次趋义意愿的作用，以实现义利关系平衡。

（3）相应义利意愿内容不平衡。大部分利众性意愿尚处于宏觀理念层面，具体内容层面意愿利己倾向明显;公民对国家公园多元价值认识不充分导致其宏观理念的局限，使其具体趋利意愿主要集中在到访游憩方面;宏观理念之偏颇使其具体趋义意愿集中于浅层参与的偏多，捐赠支持意愿偏弱。须通过宣传引导，实现义利意愿内容的平衡：一是强化公民立足于公益的宏观理念影响其具体内容层面意愿，并通过构建参与渠道促其宏观理念层面趋义意愿向具体内容层面转化，扩大利众、深层趋义参与意愿比例;二是拓宽公民宏观理念，使其认识国家公园多元价值，激发更宽泛趋利意愿，疏解趋利意愿过于集中在时空方面造成的生态压力;三是引起公民更多、更深层次兴趣，拓展其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广度和深度。

（4）意愿相关主体义利角色不平衡。管理者须扮演公民义利意愿实现促进及引导调适双重角色，但现实中，其自下而上对公民意愿的了解尚不充分，存在角色失衡。在被调查者意愿中，其他公民被寄予不完全对等的义利角色，即每个公民都应公平、普遍受益，但根据个体能力因人而异进行趋义参与，这虽符合国家公园公益目标，但也极易造成搭便车现象;同时，还有少数关键付出者的受益尚未充分受到平衡性考虑。意愿主体之间的义利角色存在不平衡，如深层参与倾向者占比明显偏少，利众倾向者占比尚不高。实践中，管理者需扮演好自下而上广泛征集公民意愿，自上而下实行意愿引导及纠偏的角色;须契合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目标来深化公民义利角色认知，促使角色转化;增强公民趋义参与主动性，减少搭便车者及其他义利失衡者;实行鼓励措施扩大深层参与型、利众型等更愿意承担义务者的比例。

4.2 讨论

国家公园公共服务需实现公众参与，体现全民公益。让公民表达意愿是实现公众参与的重要内容，但现实中，公民对国家公园需达到的标准缺乏充分了解[11]，如许多被调查者仅将国家公园等同于景区，使公民意愿尚不完全符合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目标;表达意愿的各方均过于强调自身利益，为意愿协调造成一定难度[20]。认识的不足和义利观念的偏颇使公民获取相应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的意愿之间存在明显失衡。因此，需要构建更多渠道来广泛普及国家公园知识，使公民充分了解国家公园基本标准和要求，并切实通过公益服务使公民充分感受国家公园的全民公益性本质，以形成更加积极的趋义及更为合理的趋利意愿。

另外，实际中也存在公民意愿表达不充分的问题。如从国家公园规划征集公民意见的情况来看，许多个体表达意愿不积极，甚至保持沉默[66];联系公民与国家公园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少，所发挥的作用不够，使公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充分[67]。为达到新公共服务理论重视公民意愿表达的基本要求[5]，须开展更多针对公民意愿的调查研究，构建主动性强的非政府组织沟通渠道，并对公民意愿进行有效反馈来激发其表达意愿的热情[66]，以在充分了解公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响应、引导和调适，促进国家公园提供以全民公益为目标的公共服务。

总之，了解、调适和响应公民意愿是国家公园实现全民公益性的关键内容，而相应目标的达成须应对各种现实问题，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应对公民意愿中义利关系及所关注内容失衡，以及意愿表达不充分的问题。现实中，由于当地居民、游客、远距离公民等各类个体与国家公园公共服务的密切度不同，其意愿中的义利关系和特征也会不同;另外，在国家公园设立、建设和运营各阶段，公民意愿特征也会有差异[7]。为了使对相应意愿的了解、调适和响应更具针对性，有必要进一步从横向、纵向等不同角度对公民相应义利意愿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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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Citizens Desire for Contributing to and

Benefitting from the Public Service of National Parks

SUN Kun

（School of Tourism and Culinary，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park system 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cologically conscious society. National parks provide a form of public welfare from which citizens can benefit. Meanwhile， however， citizens also need contribute to them. The public service of national parks aims for all citizens to share and participate. The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now espouses that citizens are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emphasizes that citizens expression of their desires is conducive toward achieving this.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means of thought must implement a structure that examines citizens desire held toward the public service of national parks. The core essence of these desire is citizens desire to contribute and desire to benefit. There is scarce existing research that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citizens desire to both contribute to and benefit from national parks. This study uses an interviewing methodology and extracts meaningful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view recordings by applying coding at different levels. It thereby aims to acquire insight into the true characteristics of citizens desire to contribute to and benefit from the public service of national park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standards that interviewees expected national parks to achieve served as the objective of their contributing behavior and the incentive for their profit-seeking behavior. Standards expected of national park establishment could influence respondents value judgments and interest demands. Corresponding standards therefore could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response for triggering citizens core motivation and letting them obtain reasonable and adequate benefits. （2） Respondents desires to contribute and benefit could promote one another， but an imbalance existed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desires， as the desire to contribute was clearly weak， and the desire for being deeply involved in related building and improvement was relatively low. Key measures for balancing them were strengthening of citizens contributing desire and generating such desi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nt of acquiring benefits from the national park. Establishing channels for participation was also an effective way for increasing contributing desire. （3） A conspicuous imbalance also existed among respondents specific desires to contribute or benefit， and that many beneficial means of providing assistance and benefitting were often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his largely owed to the limitations of respondents macro-ideas and cognition. The key measure to offset this was to expand citizens macroscopic ideas about national parks，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them through education and advocacy. （4） There was a substantial imbalance of stakeholders contributing and benefiting roles expected by interviewe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who had obvious inclination toward benefitting the public or committedly participating in national park establishment was low. Key measures for realizing a balance here were peoples independently deepen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takeholders roles in the forms of rights and duties， and promoting role changes towards a favorable direc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helpful for directing and adjusting citizens ideas on contributing to and benefitting from national park establishment. This will create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nd atmosphere for achieving the public service-related goals of national parks.

Keywords： national park; public service; citizens desir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責任编辑：王    婧;责任校对：刘    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