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与日本汉方见闻

张开泓

一、日本汉方和中医药的渊源

源于中华传统医学的日本汉方医学，在历经时代变迁和现实功利主义的本土化发展之后，已较广泛而深刻地融入了现代日本生活。“汉方”乃日本独创的用词，是为了对应江户时代传入的荷兰医学“兰方”1，而将中医药称之为“汉方”（汉代的汉）。

汉方在长期的医疗活动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方法。汉方医学的诊察，由舌、脉、腹来诊断，其中“腹诊”就是独创的诊法。虽然西医也有“腹诊”一法，但诊断方法和目的却全然不同。对汉方用药的标准，提出了需根据病人的体质为依据，而判断患者体质的指针就有“气、血、水”，这个“气、血、水”，乃为锁国时期的江户时代所创。

中医药在日本源远流长。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著名方士徐福寻不死之药，精于采药和炼丹的徐福到了日本定居并传医于当地日本人，被后世尊为“司药神”。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医学与日本的最早接触，是在允恭天皇三年（公元414），新罗国王派名医金武赴日本为天皇治病。后来应皇室之邀赴日治疗的“韩医方”，即是以中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南北朝时，梁元帝赠给日本人《针经》一套，陈文帝天嘉二年（公元562），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和其他医书160卷东渡，开始了中日医学的直接交流。推古16年（公元608年），日本派小野妹子、药师惠日等访隋，开启了中国的医学留学之旅。

公元753年鉴真东渡，带去了大量的药物和香料。鉴真除了讲戒授律，还从事民间医疗活动，创制了很多良药处方。从此日本“医道益辟”2，鉴真被日本医药界尊为始祖。

唐及其后的中日贸易中，中药被大量输入日本。同时，医药书籍也多传入日本，如《素问》《张仲景方》《备急千金要方》等163部1309卷，包括中国散佚的《新修本草》《小品方》和《集验方》等。《新修草本》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政府的名义和力量编写并颁行的国家药典，刊布于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现在日本尚存残本11卷，为留学生（学问僧）田边史得之手抄本。

日本大宝年（公元701年）仿唐制定律令，更加全面模仿唐代文化，效法中国的医事制度。日本医学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些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和医著，如日本最早的汉医方--平安时代的贵族医师出云广贞编成《大同类聚方》和日本现存的最早古医书--平安中期贵族医师丹波康赖所撰《医心方》，后者系唐代传日医学与日本医生本土经验的集成之作。

宋元以后的中日医药交流更加频繁，镰仓时代的日本僧医梶原性全撰《顿医抄》50卷（1302～1304）和《万安方》62卷。梶原性全广泛征引汉魏唐宋数十部医书并采撷日本民间俗方、僧侣和阴阳师的咒术疗法，以僧医精神附以己见参合而成，堪与《医心方》相媲美，历来深受汉医学者的重视。

至明清时期，大量医药书籍输入日本，促进了日本医药事业的发展，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形成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几大派别。日本战国时代的1571年，日本近代医学之祖曲直濑道三撰写了代表作《启迪集》，尊崇中国的“金元四大家”学说又不拘于金元医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了日本汉方医学独立发展的基础，《百腹图说》亦创立了曲直濑流的腹诊书。江户前期及后约100年间，道三学派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第一支学派即“后世方派”，由此真正开始了中国医学的日本化。

江户时代，由于社会潮流的改变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取代了阴阳五行思辨合理主义，医学界也掀起了复古浪潮。以香川修庵、吉益东洞等为代表，认为古代医学是从纯粹观察和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没有五行阴阳思辨理论，也没有道教求仙的神农本草，因此最有临床价值。他们独崇《伤寒论》并加以发扬，建立了“古方派”的学术体系。吉益东洞倡导《伤寒论》中多見的“腹诊”并将之具体化。至江户中期，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学派倾向。理论上以《伤寒论》为基本框架并高度简化，临床上注重方证与“方证对应”，诊断上强调腹诊的重要性，方药上以方剂为单位，实现了中国医学日本化的过程，诞生了名副其实的汉方医学。

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西学东进，“兰学”之西方医学传入日本。汉方医学与西医结合，形成了“汉兰医学折衷派”。到德川幕府末期出现了“考证学派”，又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明治维新前后，西方医学成为时代潮流，汉方医学受到了极大挑战，尤其是维新派与诸藩的战斗中，枪炮的大量使用，西医的外科手术和临床治疗功效，使得西医的引进成为急务。1868年公布《太政官布告》，宣布全面改革医疗制度，规定在日本行医必须通过国家医学考核才可获得执照。而考试科目全是西医内容，汉方医馆被禁，严格控制处方权，事实上封杀了汉方医学的生存空间3。一战中汉方有过短暂的复兴，直到二战后恢复建立“日本东洋医学会”。70年代，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声誉日隆，汉方医学在日本的地位也得以日益提高。

另外，我案边恰有一则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JKMA）的资料，录供参考。

二、汉方医学的现状

一般用汉方即非处方汉方药的认定标准，实质上是昭和47年11月至昭和49年5月间，先后4次公示的厚生省审查认可的内规。此内规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把汉方成书里记载的、长年使用过的处方精选出210个适合作为一般医药品的处方，且公示了其成分分量、用法用量、效能效果。刊载此内规的书籍《一般用汉方处方手册》（厚生省药务局监修、日本制药团体联合会汉方专门委员会编、药业时报社发行）详细介绍了210个处方的规格等内容，俗称为“一般用汉方处方210”或“210处方”。厚生劳动省于2008年（平成20年），根据30年来的处方使用状况，设置了调查研究班。在此基础上，修订了“一般用汉方制剂认定基准”，继而于2010年4月1日，依新基准增加了23个处方，共233个处方，到2012年增加至294个处方4。

日本生药制剂协会的报告显示，平成31年（2019年）汉方制剂等市场规模1626亿日元（约103亿元人民币），占国内医药品市场总额的2.5%，五年间处方汉方制剂增长了1.6%，含非处方制剂则增长了7%。该协会认为，中国与日本一样，老龄化问题同样在日益加剧。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疾病也在增多，西药和中药市场都将持续扩大。为了通过供应汉方制剂等来延长国民寿命和增强国民健康，该协会与日本东洋医学会共同制定了“汉方的未来愿景2040”，并向ISO/TC249（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提交日中共同提案，开展GACP（以日汉协版为基础）的国际标准化作业。虽然77%的生药原料需从中国进口（约占中国产量的0.5%），但也制定了日本的国内栽培计划，即通过农林水产省的补助，将日本国内的生药种植面积从2012年的约410公顷增加到了2017年的约490公顷，规模占比达10.7%。同时，第18次修订的《日本药典》也将于今年（2021）生效，预计将收录37种汉方提取物处方。汉方制剂同时已被定义为“保健医疗方面的重要医药品”。

与此同时，在日本行医可同时开具西药处方与汉方药处方。一般在医学院毕业之前，都会学到汉方的基本概念和汉方的独特诊疗法。虽然还不能全面掌握汉方医学的具体治疗细节，但毕业后对汉方诊治有兴趣的医师会有很多继续进修的课程，以全面掌握汉方的诊疗方法。2011年在一份近千名医师的调查样本中，有89%的医生开具汉方药处方，59%的处方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在日本进行汉方诊疗，会根据“证”（虚证和实证）与“气、血、水”即通过望闻问切的“四诊”进行研判，亦会结合西医做出最完善的治疗方案5。

目前，在大约160家汉方药制剂企业中，仅大型企业就贡献了500余药剂方剂。国人熟知的太田胃散和清肺汤，都是代购的首选。近年来，还有日本创业青年和日本东北医科大学教授联手，在尼泊尔山地栽培八角，将汉方药的种植视野扩展到了日本之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成立了代替疗法研究部门（NCCAM），美国消化器周刊（DDW）发表的汉方药效果论文，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医师的关注6。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药还没有治愈药物的老年痴呆症治疗领域，位于日本富士山下的富士山麓病院介护医疗院，清水允熙院长通过独特的交谈和行为疗法，使用汉方药抑肝散加减和釣藤散等，在近40年临床积累的基础上，将“清水疗法”和汉方药相结合，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治疗效果。清水允熙教授于2014年入選日本名医百家，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正在将汉方医学的研究结合到中日合作的老年痴呆症临床治疗当中。

从非处方的治疗感冒常用药葛根汤到处方的前列腺治疗药“尿通”；从健身爱好者饮用的青汁制品到治疗肌肉捻挫的贴膏、喷剂；从蛇毒面膜到男性精力强壮剂……，日本汉方正以其对儒释道文化的吸收与扬弃，对现代科技文明的追随和执着，不但将中国传统中医药发展成独特的日本汉方医学，更以其对品质的追求、对环保和安全的苛刻理念，成功地锁定了世界消费者的目光。

我国十四五规划已经把中医药的发展提到重要的日程，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的2016年，国务院就出台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纲要显示，2014年我国中医类执业医师达39.8万人，总诊疗人次5.31亿；中药生产企业3813家，中药工业总产值7302亿元。纲要同时还规划了未来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和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等要求。

随着人类对自然认知的深入和丰富、对传统医学的重视与回归，以及中国传统医学和日本汉方医学的同源与呼应，中医药必将为人类的健康创造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曾孔）

1荷兰传入的西医，日本称为“兰方”。

2“医道益辟”：解释为治病的本领更加完美精辟。

3摘自日本Wikipedia网上检索

4摘自日本Wikipedia网上检索

5株式会社ツムラ/漢方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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