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 效率研究
——基于Malmquist 指数

倪 鲲，王 雷

（东华大学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00）

0 引言

2013 年9 月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范围贯穿欧非亚三大洲，主要围绕两大路线进行对外投资与合作，即“海上丝路”与“丝路经济带”，范围涉及东南亚、西亚、欧洲大陆，依托公平合理的产业贸易政策，实现经济文化的互通与共赢共建共享的理念目标。我国对外投资效率是指我国对外投资活动中所取得成效收益与消耗投入额之间的比值，属于投入产出的关系，现有文献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测量方法及策略、不同视域下的投资效率、投资效率的影响范围进行了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探析我国对外投资效率提升的价值及意义。

1 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关于指标体系建立与OFDI 效率测算的研究方法，当前众多学者已做过相关研究，关于非金融OFDI，学术界最早并没有严格区分OFDI 的效率和企业投资绩效，也没有清楚地定义OFDI 的效率是什么，只是根据早期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模糊界定。例如，马付拴和田宗星（2016）指出，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OFDI 效率的具体定义可以用海外投资活动中所获得的成果与占用或耗资的投资比来表示，这里只是成果和耗资的比例。在非金融OFDI 效率的度量方法中，DEA 模型、贸易引力模型、SFA 法都有提及，但是综合来看，更多的学者还是倾向于采用DEA 模型进行测度。

Malmquist 指数起初由瑞典经济学家Sten Malmquist 提出，但该指数的最初提出是利用缩放因子来构造消费指数，后来Caves（1982）将该思想用于生产领域。Malmquist 动态效率的投入变量应是外界提供给决策单元的连续供给，因此投入产出指标应该在合理比重，且避免特定条件下的互相重复。宋慧勇、章仁俊（2014）提出，以距离函数来定义DEA－Malmquist 指数，在产业或企业生产效率测算应用日益广泛，这是一种动态化的效率。由此观之，对于投资效率的测算，动态模型摆脱了以往静态效率的局限性，同时也可以区分多个有效样本，增强了效率测算的准确性，可以为深化研究我国对外投资提供基础。

Fare 等人（1989）基于静态DEA 模型构造了动态时间滞后或提前1 期的效率实证指数，进一步将效率分解为综合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两部分。本文使用夏维力等（2011）和刘和东等（2019）人构建Malmquist 和基于输出变量的距离函数对OFDI效率进行测算，定义如下：

其中，x 和y表示输入变 量 和输入变量矩阵，δ表示Farrell 的定向输出效率指标，p（x）代表可能生产集合。若y是p（x）的组成部分，则函数的值将小于或等于1；如果y 位于可能生产集合的外部边界上，那么函数值将等于1；如果y 位于p（x）外部，那么函数的值将大于1。从t－1 时期到t 时期，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Malmquist 指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xt－1，yt－1）和（xt，yt）分别表示t－1 时期和t 时期的投入和产出项；D0t-1和D0t分别表示以t－1 时期技术Tt-1为参照，时期t－1 和时期t 的距离函数。基于产出角度的Malmquist 指数可以表示为：

类似地，以t 时期技术Tt为参照，基于产出角度的Malmquist 指数可以表示为：

根据Fare（1994）的研究成果将规模报酬可变下面向产出的、以t－1 时刻和t 时刻为技术参照的Malmquist 指数定义为：

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的的基础上，本章将采取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动态效率Malmquist 指数建立随机前沿模型，计算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 效率，通过测量相关国家OFDI 效率值及效率分解，分析我国OFDI 效率的时空特征与不同区域内的具体差异，对OFDI 效率的合理性与重要性进行基本解释。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发展与不断深化完善，我国对外投资活动不断增加，通过经济合作组织强化跨境直接投资，重点项目涉及多个领域。鉴于此，本章将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进行测算与基础分析，并选择合理方法进行评估。

2 “一带一路”国家OFDI 效率测算

2.1 样本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作为观测样本，选择54 个沿线国作为观察对象。最终获得594 个观测数据，共涉及“一带一路”国54 个，搭建11 年54 个观测对象的面板数据。本文在测算OFDI 效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对外投资统计公报》、World Bank 数据库、美国传统基金会等相关网站。具体定义如表1 所示。

表1 指标选取、界定与衡量

2.2 样本划分与统计

国家或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活动的过程中，其投资效率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

第一，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与收益。国家和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的进行首先取决于将公司或企业是否驻扎于海外进行经营或在本土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输出至海外。如果将企业和工厂设立在海外，需要对OFDI 的区位进行慎重的决策和选择。因此，这对政府和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投资的目标市场和灵活性都需要企业和政府进行多元的评估和规划。

第二，投资过程中许可凭证的获得与壁垒障碍。企业和政府在对一些特定国家或目标市场进行投资开发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获取办理相关许可凭证或签订允许进驻的协定才能获得投资与开发的权限，凭证或协议的签订效率也可能是影响总体投资效率的一项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和企业需要合理利用法律法规，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尽快完成凭证办理或协议签订工作。

第三，投资过程中存在的第三方机构与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或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活动中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或者与第三方协作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匹配问题，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与结构性错位或失衡，也是影响对外投资效率的一大因素。

为了计算整体对外投资效率，本文综合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地理区位、国家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将样本中的国家系统归纳并划分为具体的六大板块：东南亚、西亚北非、南亚、中北亚、中东欧及独联体国家。

结合表2、表3 所有样本国家和六大地理区域我国OFDI在各大板块的样本统计，不难看出，2009-2018 年之间我国对外投资活动呈现不规律分布、两极分化、投资差异化等特点。

表2 样本国家地理板块区域划分

表3 各区域板块OFDI 效率的变动情况

根据表3 反映信息，东盟、西亚北非、独联体国家均超过0.25，显示出一定的投资潜力和活力。虽然西亚、南亚整体的均值仅0.93 和0.979，但首末的变化率反映出样本期内我国对该区域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东南亚以外的区域的投资技术进步率呈现了整体的负向变动，这反映出我国对外投资在许多环节上可能存在形式僵化、模式固化、合作模式受限等局限性。

2009－2018 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呈现了分布不均和效率不高的特点。效率较高的国家仅占样本的24.07%，在效率较高的国家中，仅越南、柬埔寨等少数国家处于效率的高水平。纵观十年之间国家OFDI 效率的时间变化，虽然有逐渐向好的趋势，但是变化幅度较小，主要原因可能是受到当时经济环境与政策的影响，投资效率在国家的表现上总体体现出一种不稳定的波动。

2.3 “一带一路”国家OFDI 效率分解

针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的具体现状，将OFDI 效率进行进一步地分解，表4 为我国OFDI 在六大地理板块动态效率的指数分解结果。

表4 我国OFDI 效率Malmquist 指数分解

结果显示，我国投资增长效率在六大板块都呈现出上升态势，六大板块近十年的OFDI 效率分别增长15.5%、7.8%、8.5%、8.9%、9.3%、7.8%，这与田泽、许东梅（2016）的结论略有不同，2008－2014 年的投资效率仅东南亚地区呈现增长趋势，其余区域为下降趋势。由于2013 年之后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繁荣时期，故2013 年后投资的较快发展增加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总体效率。通过对Malmquist 指数的分解，我国近十年来投资技术的变动效率在西亚北非、独联体和中东欧地区呈上升趋势，而另外三个区域分别下降0.4%、0.56%、0.06%，这表明经济能力越强的区域，对投资技术的要求可能越小，地区的经济能力本身有一定的投资承载力。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的纯技术效率均有一定的下滑，这反映出我国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量的积累，还要通过创新性的投资模式提高东道国吸收我国投资的绩效。

2.4 “一带一路”国家OFDI 效率的特征

根据表4 的信息，将样本观测期首末的投资变动幅度大于0.2 的区域定为投资效率潜力正向发展，反之为负向发展。由此可得东盟、西亚北非、独联体国家均超过0.25，显示出一定的投资潜力和活力。虽然西亚、南亚整体的均值仅0.93 和0.979，但首末的变化率反映出样本期内我国对该区域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东南亚以外的区域的投资技术进步率呈现了整体的负向变动，这反映出我国对外投资在许多环节上可能存在形式僵化、模式固化、合作模式受限等局限性。

从横向来看，2009－2018 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呈现了分布不均和效率不高的特点。效率较高的国家仅占样本的24.07%，在效率较高的国家中，仅越南、柬埔寨等少数国家处于效率的高水平。从纵向来看，纵观十年之间国家OFDI 效率的时间变化虽然有逐渐向好的趋势，但是变化幅度较小，主要原因可能是受到当时经济环境与政策的影响，投资效率在国家的表现上总体体现出一种不稳定的波动。不难看出2009－2018 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OFDI 效率具有以下特点。

2.4.1 整体水平

我国OFDI 的整体动态效率较高的地区为东南亚（东盟）国家，红海、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亚北非国家，南亚、中北亚和中东欧的少数国家。亚洲效率较高的国家分别是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老挝、巴基斯坦，欧洲效率较高的国家有格鲁吉亚、波黑、俄罗斯、匈牙利、罗马尼亚。其中，越南、柬埔寨、泰国、蒙古、格鲁吉亚、波黑等国家的效率均值都突破了1.04，均在各自的区域内排名前列，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的效率也在1 上下浮动。这表明，由于欧洲国家本身经济条件较好，经济较为发达，我国对欧洲国家的投资活动受地理距离、投资幅度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有一定的弱化作用，但总体上还保持着良好的经济互通与合作往来，而东南亚、南亚、北亚等国家受地理距离、政治关系、市场宽松度等有利因素的影响，投资活动与合作形式更加灵活自由，因此投资的总体动态效率呈现较好的增长趋势。

纵观每个区域，都有投资效率较高和较低的国家，东南亚、南亚在投资活动中的表现出“金字塔”的模式，即投资的趋势整体向好；西亚北非、独联体国家则呈现“纺锤形”的模式，整体表现较为平均，而中东欧、中北亚的国家则在整体上呈现出“倒三角”的模式。因此，呈现这种现象的关键因素为地理距离，以我国为辐射点，距离越近，投资活动和产业内贸易与合作的自由度和政策性越有利，更高效地保障了投资效率的提高。

2.4.2 亚洲地区水平

根据测算所反映出的信息，我国OFDI 效率在亚洲板块总体表现较好的区域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而中北亚和西亚北非的动态效率则相对一般。总体而言，亚洲的投资效率仍旧有较好的潜力和增长空间，对部分效率较低的国家，我国可以继续深化与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扩大投资规模，派遣专业人员技术支援与技能培训，以此提高我国对外投资活动的动力与活力。此外，我国产业的转移升级使得部分亚洲国家的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拉动了内需增长，经济与投资活力上升，为OFDI 效率的提升提供了空间与机遇。

就亚洲国家而言，我国对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的投资效率排名处于前列，越南平均效率值达到1.15，而柬埔寨、巴基斯坦的效率均值也分别达到1.08、1.03。究其原因，一方面越南近年来逐渐成为自中国之后的人口红利区，制造业市场和廉价的人力成本受到各个国家的青睐，同时，我国人口红利减少后诸多企业将工厂、生产线逐步转向越南市场，因此近年来越南市场逐渐为国际市场所关注，动态效率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政治关系、地理距离与我国的联通度较高，因此我国对外投资效率也会受到地理距离、两国政治经济互信合作等方面的影响，实现投资效率的提升。反观排名靠后的国家，印度、菲律宾、约旦等国家，投资动态效率降低可能是由于经济体量较大、人口规模庞杂、地理距离较远、与我国的贸易合作度较低等综合因素导致，也不排除该国内部因素导致投资效率降低。

2.4.3 西亚北非地区状况

西亚北非地区是世界公认的石油原油输出地，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让西亚北非地区的经济条件变得相当富足，这也非常容易激发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资源型企业对这里产生较大的投资兴趣。因此西亚北非地区的投资效率一直维持在较为可观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排名前三的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效率分别达到了1.014、1.005、0.998，但西亚北非地区的部分国家的投资效率尚未提高，因此我国在该区域仍具有较大的投资空间，依旧可以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十年来西亚北非地区的投资效率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该地区的部分国家技术效率和动态效率进步仍然较慢甚至出现倒退态势。国际原油价格与国际金融水平的变化息息相关，长期仅依靠一种资源为导向进行投资，是远远不够的，缺乏刺激投资的增长点，这对未来长期的效率改进与持续向好发展是极为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