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绝唱：简论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解剖》

摘 要：论文聚焦于文学评论家布鲁姆晚年的重要专著《影响的解剖》，着重论述了书中所提“影响的焦虑”与“崇高的陌生性”两大概念。

关键词：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 “崇高的陌生性”

2011年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于八十高龄之际推出大作《影响的解剖》（The Anatomy of Influence）。该书似乎是布鲁姆对其“读书——批评——教学”三位一体的学术生涯的一个梳理与总结，用作者本人的话讲，“《影响的解剖》是我的天鹅绝唱”。在本书的开端，结合自己的阅读经历，布鲁姆首先阐明了他对于文学批评的基本态度。根据作者回忆，十七岁时他阅读了文学评论大师诺斯若普·弗莱研究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专著《可怕的对称》（Fearful Symmetry，1947）。这是一次震撼心灵的阅读体验，弗莱的批评思想影响了布鲁姆长达二十年之久，直至1967年7月11日。那天是他三十七岁生日，在此之前从1953年起，由于不满前辈弗莱对于“什么才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问题的解答，布鲁姆已经苦苦求索了十四年。如今猛然觉悟，他花了一整日时间创作了一首酒神赞歌《被蒙蔽的小天使；或，诗歌的影响》。六年之后，以该诗为基础，他出版了第一部有影响力的专著《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1973）。在布鲁姆看来，生日顿悟标志着他彻底抛弃了弗莱的“基督教—柏拉图式”的批评态度。布鲁姆认为， 文学评论不应是哲学、政治或者体制化的宗教，它应该以评论者的个人体验和激情为基础努力揭示文学与生活关系的一种努力，文学评论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系列的文学鉴赏行为。因此，在布鲁姆眼中，无论是原型批评和新批评这类追求文学批评科学化的批评实践，还是源于欧陆理论的具有政治化倾向的后现代批评实践都严重背离了文学评论的基本精神。所以，布鲁姆尊崇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这些英美文学史上著名的人文主义批评大家为楷模，从事以美学鉴赏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活动。不过布鲁姆坦诚，与这些批评界先辈不同的是，他在关注诗人的人性特征时受到了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尼采的神秘主义，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影响。因而，他特别关注前辈诗人对后辈诗人的心理影响，他提出后辈诗人为摆脱前辈诗人的影响所产生的心理焦虑才是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阐发了自己基本的批评观之后，布鲁姆一如既往地对后现代派的批评家们予以了嘲讽，在《西方正典》（The West Canon，1994）中他将他们称之为“愤懑派”（the school of resentment），而如今又称呼他们为“新犬儒主义者”，并把他们的批评实践称之为“新犬儒主义”（New Cynicism），认为他们把所有的文学关系都降解为“卑下的个人利益”。

在《影响的解剖》中布鲁姆继续阐发他早年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影响的焦虑”、“创造性误读”（ creatively misreading）和“竞争”（agon）三者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作家都会受到前辈文学名家和经典名作的影响，这种影响会使后人产生受到约束的焦虑。这种唯恐不及前辈的焦虑常常会使后来者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和原创性，并让自己陷入前人的文本窠臼而不得出。能否摆脱前代大师们的创作模式而建立自己的创作特色并形成新的经典，这就是天才和庸才的根本区别。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少数作家才能克服或“否定”这种“影响的焦虑”，并以自己的审美原创性解放自己的艺术创造力。所谓“影响的焦虑”实际上是作家的审美原创性和文化传承之间的矛盾性关系问题，其核心是作家如何避免因循文学传统而又不失“崇高”的美学价值的问题。布鲁姆认为，“创造性误读”是作家摆脱“影响的焦虑”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的一种基本策略：影响出自前人的文本，焦虑来源于是否有能力否定前人已有的创作模式；审美原创借助“ 创造性误读”而达到在借鉴基础上的创新。由于文学传统的现实存在，每个作家的个人才能不仅在于从过去的文本中找到创作的灵感，更重要的还是要从生活中发现新的表现对象，并采取新的表现手段使之陌生化，从而表现出崇高的艺术风格。因此，布鲁姆指出，后辈作家与前辈作家始终处于一种“竞争”的关系之中，而“竞争是我们文化的中心事实。”在梳理了三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布鲁姆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作为“诗人中的诗人”的莎士比亚是后代西方作家的楷模，然而即使是莎士比亚也难以摆脱“影响的焦虑”，不过这是一种“自我影响的焦虑”。布鲁姆指出，莎士比亚在完成最后一部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后转而集中精力创作喜剧，以求摆脱之前创作活动对自己的影响从而寻求艺术上的突破就是“自我影响的焦虑”的一个重要明证。

除了重申“影响的焦虑”之外，布鲁姆在书中还提出了“崇高的陌生性”（sublime strangeness） 这一概念，以此来表明他捍卫审美性文学批评传统的姿态。在布鲁姆看来，“崇高”概括了文学作品的美学功能，“陌生性”则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崇高”作为一个具有美学批评功能的术语源于公元1世纪或3世纪古希腊学者朗吉奴斯 （Longinus） 的专著《论崇高》（On the Sublime）。1674年经法国诗人兼评论家尼古拉斯·布瓦勒 （Nicolas Boileau） 的翻译，法文版的《论崇高》在西欧广为流傳。1739年英国学者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 又将该书翻译为英文，从而朗吉奴斯的美学批评观主宰了整个18世纪英国的文学批评界。根据朗吉奴斯式的美学批评观，“崇高”是艺术作品最重要的美学特征，它和艺术作品欣赏者的认知与情感反应密切相关。崇高的艺术作品能够向作品欣赏者表明作者心灵的“高贵”，并且能够拓宽和升华欣赏者的心灵。自朗吉奴斯起不同的评论家对“崇高”的阐释各有不同。朗吉奴斯在赞叹“崇高”的同时隐约表达了对人生的悲叹。英国学者爱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则指出，“崇高”是快乐和恐惧的矛盾体，“不朽的作品往往使人的心灵既充满快乐又充满恐惧，这是作品的真实效果，也是‘崇高最真的表现”。对于雪莱而言，“崇高”是一种“极难获得的愉悦”，是一种放弃了“简单的愉悦”后的那种几乎痛苦的强烈的情感。19世纪后期英国文评家沃尔特·佩特在评论浪漫主义诗歌时则指出，浪漫主义诗歌的崇高性就在于它们为美增添了“陌生性”。 佩特说：“在我看来，‘陌生性就是一部作品成其为经典的要素，是高雅文学的标志。”布鲁姆继承了佩特关于“崇高”的观点，进而提出了“崇高的陌生性”这样一个概念。

布鲁姆认为，“陌生性”就是超越常规，是对日常事务的异化处理。他将“陌生性”与“崇高”和“影响的焦虑”这三个概念并列考虑。透过作品的“陌生性”，读者能够体悟作品深沉的“崇高性”和文学传统对作者的明显“影响”。“陌生性”就是作家克服“影响的焦虑”的结果。“高雅文学”（sublime literature） 经常的状态就是一种后辈作家与前辈作家竞争的关系。为了论证该观点，布鲁姆列举了西方文学史一些事例：柏拉图之于荷马、弥尔顿之于莎士比亚、斯蒂文斯之于济慈这些就是这种竞争和不断推成出新的典型例证。布鲁姆认为，即使在朗吉奴斯看来，“崇高”的作品之中也隐含着作者的“影响的焦虑”。能否超越文学传统，在作品中对生活进行新的陌生化处理，从而使作品进入“高雅文学”的行列这是一个涉及作家文学身份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影响的解剖》一书的结构比较简单，在阐述了“影响的焦虑”和“崇高的陌生性”这两大概念之后，布鲁姆开始评论西方文学史上的三十位作家，目的是为了论证他们相互间的影响，以及各位作者是如何克服“影响的焦虑”的，更重要的是要表明每位作家是如何在“崇高的陌生性”方面为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这三十位作家中有五位与《西方正典》相重叠，分别是：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约翰逊博士和惠特曼。考虑到与前书有重复之嫌，布鲁姆特别指出：“我在本书中尽力让我的鉴赏显得新颖，我并不依赖于之前的评论模式。”的确，在评论莎士比亚时，他提出了莎士比亚的“自我影响焦虑”的新观点。与《西方正典》不同的是，布鲁姆在《影响的解剖》中大幅增加了关于莎士比亚的章节，达五章，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见，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不仅是英美文学的源头，而且似乎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另一点不同之处是，布鲁姆增加了对英国作家的评论，他们占全部被评作家的一半，特别是，他专门评论了德莱顿（John Dryden）、丁尼生 （Alfred Tennyson）、佩特（Walter Pater）、雪莱和布朗宁这些高度强调文学审美功能的诗人，可见，布鲁姆对于文学审美性批评的执着。关于美国文学，布鲁姆花了三个章节讨论惠特曼，因为在他看来，惠特曼是美国本土最具原创性，也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诗人。围绕惠特曼，布鲁姆探讨了爱默生、惠特曼与哈特·克兰 （Hart Crane） 这三位诗人传承关系。

关于《影响的解剖》一书行文风格，在前言中，布鲁姆就明示他以罗伯特·伯顿 （Robert Burton） 为楷模。伯顿是17世纪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他以富含激情、细腻和旁征博引的文风而成为17、18世纪文人的榜样，塞缪尔·约翰逊就曾以半夜起床拜读其文为荣。在《影响的解剖》中，布鲁姆似乎刻意遵循伯顿的文风，整本书充满了作者对所景仰作家的款款深情，也不乏对后现代派文评家的辛辣调侃之意，更重要的是在评论各位英美文学大家时，他细腻的笔端下总是不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而且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可谓是旁征博引，极尽掉书袋之所能。单凭语言风格一条，《影响的解剖》就具有十足的可读性。

布鲁姆通过《影响的解剖》继续向学界显示他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文学研究造诣，更为重要的是他又一次向世人宣示了毫不妥協的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他的“天鹅之歌”或许曲高和寡，但是他的文学批评思想毕竟是当代文学批评多样化的视野和方法中的一极，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因此，《影响的解剖》是学界不可忽略的一部著作。

参考文献：

[1] Bloom，Harold.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M].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作 者： 汤金汶，硕士，苏州大学东吴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及英语教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