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赴朝山东华侨华人的历史贡献

刘冉冉

摘   要： 明代移居朝鲜的山东华侨，或者本人在朝鲜担任官职，或者担任朝鲜人的汉语教师，或者通过编纂史书、修撰家谱族谱、建坛立庙传承家族文脉，表达心系故国的感情，其子孙中亦有多人在朝鲜政府为官。明代赴朝山东华侨华人在文化、思想、政治、学术、教育等方面，均对朝鲜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为推动儒家思想在朝鲜的传播、促进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一定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明代   山东   华侨华人   朝鲜

山东自古以来就有积极与海外交往的传统，这种交往的起点是从山东沿海地区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开始的。山东凭借与朝鲜相邻这一独特的地理优势，曾经在古代中朝交流和贸易往来中发挥重要作用。明朝时期，因为地理位置邻近，文化、生活习俗相仿，朝鲜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及中朝之间传统的政治性朝贡关系、频繁的经济贸易交往，加之战乱、灾荒等偶然事件的发生，此一时期移居朝鲜的山东人并不在少数。这些赴朝山东华侨，或者本人在朝鲜出任官职，或者担任朝鲜人的汉语教师，或者通过编纂史书、修撰家谱族谱、建坛立庙表达心系故国、怀恋故土的感情，其子孙中亦有多人在朝鲜政府为官。明代赴朝山东华侨华人在文化、思想、政治、学术、教育等方面均对朝鲜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为推动儒家思想在朝鲜的传播、促进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一定的历史贡献。本文在中朝文化交流视域下，探讨明代赴朝山东华侨华人的历史贡献。选取这一群体中的典型代表，进行专门考察，探究他们在两地关系、在地融入、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考察他们对齐鲁文化对外传播、中朝文化交流乃至东亚儒学文化圈构建等方面的影响。希望对于深化东亚史视野下古代山东对外交往史、中朝关系史研究有所帮助。

一、推动儒家思想在朝鲜的传播

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有重要影响，还对古代世界其他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包括与中国相邻、同属中华文化圈的朝鲜。372年，高句丽在学校教育中增设太学，开始系统学习儒学思想。唐贞观十四年（640），“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贞观十四年二月丁丑）[1]（卷195，《唐纪十一》）。朝鲜半岛上的三个政权均派出学生到唐朝国子监学习儒学，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朝鲜的影响程度。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更是派遣大批学生到中国求学，系统全面地学习儒家思想。新罗王朝的太学里供奉着孔子及其弟子，到高丽时代，中央官学的国子监及各地方学校，都建有文宣王庙，祭祀孔子。高丽成宗曾经感叹：“王者化成天下，学校为先，祖述尧舜之风，聿修周孔之道，设邦国宪章之制，辨君臣上下之仪，非任贤儒，岂成轨范？”[2]（卷3，《世家三·成宗》）李氏朝鲜建立后不久，李成桂即在汉城设立太学，从1398年开始，又陆续在汉城及各地建立文庙。太学是宣讲儒学、培养人才的地方，文庙则是崇祀孔子及儒门先贤的场所。

孔子后裔孔绍自奉使高丽，留居于此，入居高丽水原中逵面九井村。他在水原建阙里庙，供奉孔子像。此前，高丽政府已为孔子塑像，并加谥号以尊崇孔子，但民间尊孔、祀孔的风气并不强烈，直到孔绍在水原建阙里庙供孔子像之后，高丽民间的祭孔之风才真正开始盛行。李氏朝鲜时，孔氏后裔在忠清道建祠祭祀孔子。据《李朝正宗实录》记载，进士金履恭等人上疏：“臣等伏闻忠清道尼城县，有鲁城山，山之下有阙里村，山名村号，偶同于孔夫子生长之乡。往在肃庙丁酉，幼学臣孔徵鲁、孔思中等，适得故相臣李庆亿奉使赴燕时所得夫子遗像一本，即此地建祠奉安而私祭之。”（正宗即位年十一月丁酉）[3]

《李朝正宗实录》载：“孔圣后裔之东来者，居于水原之中逵面九井村，有圣人之庙焉，即故大司宪孔瑞麟，最其中宦高名闻之人也，其后孙徙居龙仁都宪墓下，今番因收用思之，问于泮堂，使之考奏矣，事实果然。”（正宗十六年九月戊戌）[3]数日后，正宗对孔氏后裔孔允东说：“闻水原有孔圣影帧，奉安之室，有先朝赐额，予意则中逵面九井村，既是东来初居之乡，则影堂之移设于此处好矣！”（正宗十六年九月辛丑）[3]孔氏后裔建祠立庙奉祀祖先的行为与朝鲜社会尊孔祭孔之风的盛行不无关联。

二、深化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理念

明朝時期，明太祖赐国号“朝鲜”的立国之恩，明神宗出兵抗击日本、拯救朝鲜于水火的“再造藩邦”之恩，以及明崇祯帝在内忧外患之际仍下令出兵，力图救援朝鲜的“悯念属国”之恩，使朝鲜君臣始终对明朝怀有强烈的尊崇和感激之情，终明之世，朝鲜视明朝为“父母之邦”，奉行事大慕华政策。

明朝末年，为清兵所掳获的济南庠生王以文、临朐庠生冯三仕、琅琊进士郑先甲等九人先后被执送沈阳或北京，为充当人质留居中国的朝鲜昭显世子和二王子凤林大君担任管下。在朝鲜质子被释放回国后，此九人不愿屈于清朝的统治，毅然随同质子到达朝鲜。他们避居朝鲜后，始终保持明朝臣民的气节，被称为“九义士”。其后世子孙继承其忠于明朝的传统，一直沿用明朝的年号，并世代都与朝鲜王朝崇祀明朝皇帝的活动相联系。

赴朝济南王氏以王以文为东迁始祖，其五世孙王德一、王德九兄弟于朝宗岩创设大统行庙和九义行祠，奉祀明太祖和九义士，同样成为朝鲜君臣表达崇明理念的地方，赴朝移民后裔的民间祭祀行为是和朝鲜王朝奉祀明朝皇帝的活动融合在一起的。

朝鲜肃宗十年（1684），加平郡守李齐杜与处士许格、乡士白海明于朝宗岩奉刻明毅宗皇帝御书“思无邪”三大字、朝鲜国王宣祖御笔“万折必东，再造藩邦”八大字，又刻朝鲜孝宗批语“日暮途远，至痛在心”八字，表达对明朝的尊崇与感激之情。创设之初的朝宗岩只是三人岩刻以尊周思明的场所，并没有具体的奉祀对象。纯宗三十一年（1831），王德一、王德九兄弟移居加平郡朝宗岩，在岩东筑坛奉祀明太祖，称为“大统行庙”，又从设一坛于其下，奉祀九义士，称为“九义行祠”，使朝宗岩真正成为奉祀明朝皇帝的场所。

此后，九义士之中的济南王氏、临朐冯氏、琅琊郑氏等后裔大都移居于朝宗岩附近。大统行庙最初由王德一、王德九独自承担祭祀。哲宗五年（1854），王德一卒，由王德九嗣守冽泉斋，谨行奉祀之事。至哲宗十四年（1863），王德九身殁之后，王德一之子、曾任大报坛守直官的王俶说嗣守冽泉斋，后来因此斋损毁，别构一斋以居之，名为朝宗斋。王俶说之后，其子王济夏、孙王昌植相继守护，对明朝皇帝和九义士的祭祀活动得以传承下来。在王氏兄弟逝后，除王氏后裔继续嗣守朝宗斋外，冯氏、郑氏后裔等共同承担起崇祀之事。哲宗十年（1859），王以文后裔王俶说、王济稸与冯三仕后裔冯世镐、郑先甲后裔郑淑等人，还曾为朝宗岩立庙一事募集款项[4]（下卷，《大统庙复享再建志》：900）。

从大统行庙与九义行祠最初建立，开始朝鲜民间的祭祀活动，到现在大统庙成为韩国唯一崇祀明朝皇帝与九义士的场所，在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九义士之中山东移民的后裔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开创世代为官的局面

基于对明朝强烈的感激之情，朝鲜君臣对其时留居朝鲜的山东移民实行了特别的优待政策，不仅在生活上予以照顾，还特设忠良科，使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并设立大报坛守直官等职，提高政治地位。依托朝鲜政府的特殊政策，赴朝山东华侨华人凭借自身的知识背景和不懈努力，能够出任朝鲜王朝官员的为数众多且绵延相续，这些世代在朝鲜为官的华侨华人无疑在政治生活方面对朝鲜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以明代开国功臣、礼部尚书史繇为例。史繇为山东青州人，于明洪武五年（1372）奉命出使，留居朝鲜。明太祖谕令高丽恭愍王以国宾待之，史繇遂定居京畿道坡州郡月笼面苇田里，是为朝鲜史氏始祖。

史繇在奉使高丽之前是明朝的礼部尚书，到高丽后受到高丽政府的优待，其后世子孙中有多人在朝鲜为官，世系显赫。史繇之子史重，朝鲜世宗时期任庆尚左道观察使，世宗十一年（1429）对马岛之役，征伐倭寇有大功。史繇孙克明，掌隶院判决事，正三品。除此之外，史氏后裔中，四世史义淡为平泽县监;五世史得孙为监察;六世史宗为通仕郎，史尚珣为参奉;七世史麒麟为都事，史鹤寿为主簿，史远勋担任工曹参议一职;八世史孟连为刑曹佐郎，史龙为司宪府监察，史逊东历官通政大夫、同知中枢府事;九世史英周为资宪大夫、刑曹佐郎;十世史允福与史慎贞均为通仕郎，史大福为庆州府尹，史种男为训炼院主簿，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史氏后人，其世系不明，在此亦将其任职情况简列如下：史应轩为户曹佐郎，史仁宫为庆州府尹，史庆元为兵曹参判，史福尚为工曹参议，史天德为户曹参判，史汉龙为军资监正，史五奉为汉城府尹，史圣周、史顺起、史有元、史锡桓、史凤龙、史修章、史一淳、史良弘、史铎奎等人曾任同知中枢府事，史海龙与史厚种中进士，史光龙为参赞，史守凤与史文寿为龙骧卫副护军，史命益为佥知中枢府事，史继元为训炼院判官，史谊观为五卫都总府副总管，史鸿经与史相日、史淑淳、史瓒淳、史弘燮、史江淑为副护军，史应度为都总管，史得良、史润赫为户曹参判，史定、史宣、史东奎为五卫将，史宬为司宪府监察，史观壹、史明淳与史正元为工曹参议，史希淳与史相执为五卫都总管，史勇极与史保淳为义禁府都事，史锡奎与史兴淳为敦宁府都正，史孟得为汉城左尹，史龙燮为副司果，史国淳为忠勤府都事，等等[5]（上卷：129，156，227）。

此外，留居朝鲜的明代援朝征倭将领麻氏后裔、化氏后裔及九义士之中的济南王氏、临朐冯氏、琅琊郑氏等后裔，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兹不赘述。

四、推动家族文化传承

明代赴朝山东华侨十分重视家族建设，注重家族文化的传承，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仍以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为指导，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环境为华侨后裔个人学识和能力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赴朝山东华侨多出身仕宦家族，到朝鲜后，继承家族传统，自然十分重视宗族建设，几乎每家都建有奉祀祖先的家庙祠堂。此外，如果家族中有成员对朝鲜社会做出较大贡献或具有一定的影响，朝鲜政府就会用建祠立碑等方式予以表彰，这也是后世子孙祭祀的内容之一。青州史氏在京畿道坡州郡月笼面苇田里建有奉祀东迁始祖史繇、其子史重、其孙史克明的三祠堂，享祀祭坛为月桂坛。除此之外，还有朝鲜政府所建史世用战功碑及表彰史琦奎的孝子门和孝子旌闾阁。

这些移民的后裔多有著述传世，所撰内容大多与追思故国有关。在这一方面，以王以文和冯三仕的后裔为其中典型代表。

纯宗十五年（1815），王德一编修《庠生公年谱》，所著诗文数卷，集为《榛苓錄》，又有《明承传家录》一编，裒辑朝鲜王朝创设大报坛及尊周思明之史实，并附以九义士之史迹。纯宗十八年（1818），王德九著成《皇朝遗民录》，宋秉璇在《渊斋集·皇朝遗民传》中说：“王公以文后孙德九，集诸家遗录，编成一通，来藏于华阳洞焕章庵。华阳曾建万东庙，祀神、毅两皇帝。”[5]（下卷：228）二十八年（1828））王德九又撰《皇明遗民谱》，有文稿若干卷，与《榛苓录》相表里。

在史书编纂方面，出身于临朐冯氏文学世家的冯氏子孙更胜一筹。根据韩国《临朐冯氏族谱》中的记载，冯三仕后裔所撰著述有：六世冯学祖著有《冽泉直中录》《皇坛配享诸臣目录》《皇坛参班遗臣诸家录》《皇朝遗民世系源流图》《皇朝遗民谱》《临朐冯氏世谱》《东溟稿》，冯宪祖《庠生公年谱》《临朐冯氏世谱》，冯念祖《朝宗岩立庙文》;七世冯世周《风泉集》，冯世镐《风泉录》《皇朝遗臣胡学士实迹》;八世冯锡鹏《皇坛仪轨抄》;十世冯柱德《临朐冯氏族谱》;十一世冯荣燮则著有《临朐冯氏族谱》《朝宗岩文献录》《朝宗岩文献录续集》《朝宗岩文献录后集》《大统庙复享再建志》《九义士传》《增补九义士传》《增修九义士传》《朝宗岩与九义士》《临朐冯氏世稿》《大明遗民史》《韩国人尊周思想》等[6]。

这些著述固然是冯氏后裔为表达对故国的怀念而作，同样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冯荣燮所编《大明遗民史》《朝宗岩文献录》《九义士传》等著作，汇集了朝鲜实录、档案史料、文集笔记、家谱族谱中与赴朝明代移民相关的内容，收录了朝鲜王朝为尊周思明而建的大报坛、朝宗岩、万东庙、宣武祠等相关的资料，是关于明代移民问题的系统资料汇编，为移民后裔追根溯源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明代赴朝山东华侨华人在朝鲜著书立说、整理编纂史料，在文化传承方面对朝鲜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促进朝鲜王朝的汉语教学与研究

山东琅琊人郑先甲在晚年曾担任朝鲜人的汉语教师，在复国无望的情况下，通过教授汉语表达对故国的怀念，为中朝之间的交往做出了贡献。

“译语，事大先务，关系非轻”（世祖二年四月戊申）[3]。《李朝世宗实录》中亦载：“自三韩至于高丽，世世事大。高丽设汉语都监及司译尚书房，专习华语，其时汉人来寓本国者甚多，至国初置司译院。”（世宗二十三年八月乙亥）[3]因为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和两国之间交往的需求，朝鲜王朝专门设立了教授汉语、培养翻译人才的机构。1393年，即李氏朝鲜建立的第二年，朝廷设立了规模庞大的翻译机构“司译院”，培养翻译人才。肃宗八年（1682），为扭转译官几近消失的局面，肃宗下令设置偶语厅，厅内设汉、清、蒙、倭四学，招生百余人。其中，汉学偶语厅招年少有才者五十人，在此担任汉语教师的正是明朝末年移居朝鲜的山东琅琊人郑先甲及其好友文可尚。据《李朝英宗实录》記载，英宗六年（1730）十一月，右议政赵文命奏：“盖汉学偶语厅，即故相臣闵鼎重（1628—1692）所创设，而以汉人郑先甲、文可相（按：应为‘尚）定为训长，课习生徒，故其时大有成效，即今译辈中善为汉语者，亦其支流矣。今则偶语厅徒有其名，无其实效。”（英宗六年十一月庚寅）[3]《李朝肃宗实录》中亦载，领议政许积、兵曹判书金锡胄曾以流寓汉人文可尚、郑先甲等善华语，疏请赐予二人军职，供其衣食之资，购屋以处之，令译官辈就学。郑先甲为朝鲜王朝的汉语教学与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朝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翻译人才，这些人在中朝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参与修订了《译语类解》，对朝鲜的汉语教育贡献是很大的，促进了朝鲜汉语教学的发展。

明代赴朝山东华侨华人在异国的土地上，传承文脉、编撰史著、任职为官、教授汉语，促进了中朝文化交流，在思想、政治、学术、教育等方面均对朝鲜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郑麟趾.高丽史[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载记类第15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3]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冯荣燮，编.朝宗岩文献录后集[M].汉城：保景文化社，1987.

[5]冯荣燮，编.大明遗民史[M].汉城：保景文化社，1989.

[6]冯荣燮，编.（韩国）临朐冯氏族谱[M].汉城：保景文化社，1989.

基金项目：2020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明代赴朝山东华侨华人研究”（项目批准号：20CLSJ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