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业：有时生活看似无解，艺术却在转角给出答案

文/张子悦

著名书画家张建业

“艺术诞生之初，核心在于愉悦本心。艺术家创作也要取悦自己的内心，然后才能吸引和自己审美趣味一致的人。”

近日，书画家张建业先生走进“国艺名家进社区·艺术与人生”访谈节目现场，与王晨展开了一段艺术与人生的对话。

艺术向往愉悦本心

张建业是少有的既通书画篆刻又通书画鉴赏，且兼有诗文创作的书画家，曾在《青年文学》任美术总监，是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协会、北京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北京大学中华文化创意联盟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

张建业的父亲是山东潍坊的武术冠军，从小教授儿子武术，期待着子传父业，但他自小喜静不喜动，对武术并不感兴趣。多年以后，张建业才领悟到武术对他的艺术生涯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到中年，我才发现武术和艺术是相通的。篆书、隶书、楷书就像太极拳，看似缓慢却暗含力道。行书和草书像少林拳，有自己独特的节奏。狂草则像醉拳，看起来东倒西歪，实际上规则严谨。”然而，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使我发现了这一点，家里也逼着我练了20年武术，但我还是不喜欢，也坚持不下来”。

幼时的他尤其喜欢跟在祖父身边，祖父是个木匠，“齐白石在正式走上艺术之路前，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乡村木匠，我也是受到木匠的影响，才对造型艺术有了最初的认知。”

外祖父是个私塾先生，通读古文又写得一手极好的毛笔字，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在他和母亲的引导下，艺术对张建业来说是悠远缠绵的诗词，是可爱有趣的连环画，是家人和孩子之间分享美和快乐的礼物。然而，艺术对一个家庭所蕴含的现实意义，他从小到大都没经历过。

近年来家庭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受到欢迎，其中的“教育焦虑”引起不少家长和孩子共鸣。在张建业成长的时代，艺术学习始终是快乐、自由、无忧无虑的，不是谋生工具，也跟地位、尊严、收入无关。而今天，艺术学习夹杂了过多的功利目标，不再是纯粹的享受，若没有一张张明晃亮眼的获奖证书，似乎它的意义就变得一文不值。“艺术学习尤其不能盲目。在诞生之初，艺术的核心就在于愉悦本心，这是它的本质。如果一位艺术家、一位艺术学子的创作连自己的内心都无法愉悦，那如何坚持一生，更别说赢得别人的欣赏和赞美。一个人的艺术生命是漫长的，儿童教育更要以兴趣为导向，发现天赋，因材施教，相信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路。”

诗书画印四项皆全

在朋友眼中，张建业是个“格调为上”的人，“张建业之所以能超出许多同时起步者一大截，原因端在格调”。而要培养高格调，读书尤其重要，读懂经典、消化经典，不断加深传统积淀，提升思想涵养，才能滋养艺术之本。

张建业崇拜八大山人。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画家朱耷的别号，本是明皇室的子孙，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19岁之前在晚明王府内完成了正统儒家学问的童子功。明亡后，他削发为僧，研究佛学，到中年时还俗，又改信道家。“儒释道贯通的画家，多么厉害！”张建业眼中出现了一丝热切。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八大山人的画笔情恣纵、苍劲圆秀、逸气横生，隐隐透着一股禅意，其雄奇隽永非一般作品可比。“站在八大山人的画前，一种莫名的震撼直入心底”。

“对八大山人而言，儒释道经典不仅滋养了他的作品，更在他人生的三个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您曾将儒释道的学习对应人生三重境界，这作何解呢？”

“接受儒释道经典需要时间，我认为最优的学习和理解进度是五十岁前以儒家为导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洁身自好，自强不息。五十到七十岁期间接受佛家观念，万事皆有因果，行善勿贪。七十岁以后走进道家，接受万物皆有生命，人也自然界一分子，若一草一木，没有特别之处，顺其自然，坦然面对，万事同怀，万物同贵。”

以八大山人等大师为榜样，张建业要求自己“四全”。“在很多人眼中，诗书画印是完全不同的四种艺术形式，很难想象会集中在一位艺术家身上，您如何平衡四者的学习呢？”张建业回忆起学画的最初：“20世纪80年代，我在书店买到一本潘天寿先生的《听天阁画谈随笔》，里面提到‘画事不求三绝而须四全’‘四全者，诗、书、画、印章是也’。这本书对我影响太大了，从那时起我才明白诗书画印原来不是泾渭分明、毫不相关的品类。”

苏东坡曾评价王维的诗画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幅诗画作品既可“以诗入画”，又可“以画入诗”。中国文人画创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有诗意和诗境，不是简单的技术，而是格调的彰显。

书法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其艺术价值表现为笔墨质量和结构章法，文字内涵则体现出创作者与拥有者的审美水平。书法用笔是中国画创作的基础，尤其是大写意画家，既可“以书入画”又可“以画入书”。“以书入画”很好理解，艺术家把自己的书法作品和画结合起来，但“以画入书”却很难，这作何解释呢？张建业解释道：“‘以画入书’确实非常难。纯粹的书法家用笔大多中规中矩，变化较少，而懂绘画的书法家，其作品浓淡干湿疏密变化更加精妙，书法在画中所处的位置也更符合构图章法，无处不蕴含着美术理念。比起单纯的书法作品，‘以画入书’更注重绘画与书法之间的呼应，强调彰显画本身的精神和内涵。”

张建业绘画作品

关于书与画的联系，张建业还提到了当代书法与传统书法的区别，“传统书法实用价值突出，通信著文均用毛笔。直到明代以后，大量书法作品涌现，其审美价值才逐渐被挖掘出来，而当代书法几乎失去了实用价值，更加偏向视觉美术。当我们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笔墨关系、浓淡干湿疏密等视觉效果，这样的视角实际上体现了艺术家的另一种审美。”

当下，画已经成为一种综合审美表达形式，通过笔墨色彩，赋予山水、人物、花鸟生命，可以是儒家的正大刚毅，释家的禅境空灵，也可以是道家的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画家的审美思想透过笔墨淋漓尽致的表达，让观者见仁见智。

印章指篆刻艺术，是画作构图章法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和画家的身份证明。方寸之间，文字处理要得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增减挪让、离合呼应，无不反映艺术家的审美和创作功力，这也是与绘画关联最为密切、真正对画作产生影响的地方。

“诗以言志，在画中有起承转合的作用。书法贯穿于中国画之中，是锤炼笔墨的材料。印章是画作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画龙点睛。只有做到诗书画印俱全，才有可能打造完美作品。”从这层意义上看，诗、书、画、印既是不同的技能，又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多元。能做到“三绝”甚至“四全”的人历来寥寥无几，近代以来吴昌硕、齐白石可算作“四全”大师。“不求三绝，但须四全”也是张建业艺术的最高追求。

为追求“四全”，阅读必不可少，这也是张建业用艺术滋养生命的重要方式。“就像品尝美食，不仅身体需要食物补充能量，人的头脑也需要高品质的精神食粮补给营养。只有阅读经典，接触经典高端的文化盛宴，才能最大限度丰富精神世界。”

“享受在书中思考寻找答案的过程”，张建业喜欢带着问题去读书。“为什么中国再培养不出吴昌硕、齐白石那样的国画大师？”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画坛的困局，也是张建业心中的问题。

为解开这个疑惑，他大量阅读东西方美术经典，逐本求源，最后在东西方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上找到了答案。“中国画是散点透视，西方绘画是焦点透视，其区别根源于两个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西方多游牧民族，集中焦点才能捕杀猎物，生存的本能渐渐影响到审美的取法。而中国是农耕民族，你会只看一株稻穗来判断收成吗？当然不会，要看一整片田野来判断庄稼的状况，这是自然的选择。现在的美术教育以西方美术的素描为基础，传授的是焦点透视，以致在创作国画时受其左右，自然难出真正的中国画大家。”

简静古厚的人生航标

在保持出世情怀的同时，如何入世？

“笔随时代，坚守底线。”张建业曾多次驳斥商业气息重、艺术水平低的书画笔会，讽刺哗众取宠、怪诞荒唐的“丑书”，批判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全国美展，言语尖锐，直击核心。面对时风，张建业有自己的底线和良知，但他比一般的批评家更加勇敢。“即使书画笔会普遍质量不高，我也尽可能多地参加，每次都带上自己比较好的作品，减少现场的应酬创作，对人对己都有益处。”在平衡文人傲骨和难堪现状上，他直面现实，选择了中庸的做法。

时代的影响渗透在张建业的艺术生涯中。回忆起学画的开端，张建业不禁露出了愉快的笑容。“20世纪70年代，整个艺术环境氛围偏于宽松，没有考学和谋生的压力，艺术学习是非常愉快和轻松的。上学时我还用橡皮刻了自己的姓名章，同学们都非常羡慕。”80年代，由于广告业的发展和电脑技术的落后，对手绘人才需求激增，绘画的实用价值开始体现，给当时在国企上班的张建业带来了业界的肯定和经济效益。“绘画从单纯的爱好变成了可以带来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事业，这让那时的我非常有成就感。”90年代后期，艺术市场发展起来，张建业在从事设计行业的同时，也开始更多地进行艺术创作。一路走来，比起引领时代，张建业更多是在跟随时代前行。

即使今天的书画家并不具备古代文人的生存环境，只能行走在繁华掩映下的艺术江湖，但他仍然敬畏时代，并且希望自己可以融入时代，找准合适的位置，顺应时代潮流前行。用他的话来说，“我从不随波逐流，但我顺应这个时代。”

经过多年的艺术学习，张建业把自己的艺术追求概括为“简、静、古、厚”。“简”即“简约”，不同于简单，意为去除所有无用的冗余之物。“静”有两层含义，一为“画面干净”，人的服装、妆容等都需要干净；二为“气质平静”，画作要给观众一股沉静之感。“古”即“传统”，创作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不能为追求标新立异而随意自造，胡涂乱抹。“厚”即“厚重”，艺术创作要自然大气。

齐白石长于“简静”，吴昌硕长于“古厚”，而八大山人则四字贯通，难以逾越。“看八大山人的画，寥寥数笔却自然生成一股禅静，既简约平静，又偏厚重大气，人在画前甚至不敢高声语，敬畏感油然而生。理解‘简静古厚’的含义容易，但真正实践起来却非常难。”

艺术之外，张建业也将其作为人生的航标，即寻求一种“简约、干净、静气、传统、厚重大气”的生活。可一个纯粹的人偏偏生在了复杂喧嚣的时代，很多时候生活看似无解，艺术却在转角处给出了答案。

“我特别痛心于现代社会诚信的缺失。”张建业有些激动地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如果一个人说‘下次请你吃饭’，你会相信或在意吗？你当然不会在意，他自己都不会在意。一个承诺，说者无心，听者更无意，这多么可怕。可如果你了解印章，就会明白它背后的精神内核在于诚信，若真正被它影响，很多无法实现的承诺就不会轻易脱口而出。”

比起印章的艺术价值，张建业更看重其背后的故事。“最早的印章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的古鉩，那时的古鉩印并不用于书画，而是身份的象征，只有学识渊博的君子才能佩印。此外，鉩印还兼用于防伪和封泥，用于封泥的鉩印反映了诚信与责任。之后的皇帝玺印则代表了权力。明代以后文人用印流行，印章的审美价值也逐渐凸显出来。境界彰显、诚信保证、责任担当、权力赋予、艺术审美是篆刻的核心价值，潜移默化中影响国人数千年。”

由此，他提出了“篆刻精神”，中国印的精神核心就在于诚信。当诚信的根本在现代繁华中迷失时，传统文化中却很容易找到它的根，如果信仰无依的人能真正读懂传统，或许能找到和现实和解的余地。“说到这里，我希望年轻人能真正读懂中国古代的经典，就像通过印章感受篆刻精神，传统文化太博大精深了，里面的营养是源源不断、汲取不尽的。”

时代筛选艺术生命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出自《道德经》的哲学思想，也是张建业人生的指南。多年武术的训练和文化的熏陶，使得文人傲骨深植于心中，为此也失去不少所谓“成功”的机会，但他并不后悔。

“坎坷曲折的生活对艺术家而言是难得的幸运。”吴昌硕一生艰难，随军抗倭时耳朵被震聋，后到上海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只能依靠朋友接济。但因为这段经历，他的画作彰显着浓烈厚重的家国情怀，自然形成了一种朴厚雄浑的大美。八大山人19岁经历亡国的钻心之痛，此后三年与僧侣相伴偷生，颠沛流离，至23岁剃度。他出家32年，人生经历重大转折，作品也因此受到了重要的影响。现在观赏其绘画作品，空灵和静谧萦绕其间，画作中充沛的禅意很大程度上源于此段出家经历。

“53岁时，八大山人开始发作癫症，55岁那年癫病加重，其后决定还俗，次年病愈。自此之后，他定居南昌，以书画为载体，静修悟道，渐入大道之境。66—68岁期间，他云游四方，广收博取，艺思洞达，在创作上渐入佳境，笔墨淳厚、意趣散淡、风骨高远，迎来一生艺术精品的迸发期。无论山水花鸟，皆笔精墨妙、清净绝尘，直接奠定了八大山人的绘画审美高度，成就了中国绘画史上不朽传奇。”

张建业认为，挫折对艺术家本人而言或许是痛苦，但对作品来说却是天赐的良机。八大山人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就是对一个画家在逆境中成长轨迹的最好诠释。“试想一下，如果清不灭明，那八大山人可能就是一个喜欢绘画的风流王爷，大师又从何产生呢？”对抗困难的勇气需要本心支撑，若一位艺术家的本心是坚定的，艺术确实能愉悦他的内心，那即使面对再多苦难，相信他依旧甘之如饴。

机会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在眼前，抓住就抓住了，没有抓住就会被时代洪流冲刷到未知的角落。在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张建业如何看待机遇的获得和失去呢？

“人们都想去顶楼，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因此从一层起步，期待乘电梯直达。但可能到三层电梯就停下了，于是我们便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原地等待，期待着某一趟电梯恰好在三层停下。另一种选择是爬楼，边爬边注意是否有电梯恰好可以搭乘。在这里，我把人生大大小小的机遇比作电梯，爬楼梯就是曲折辛勤的努力。人生不过是在不断爬楼乘电梯向上的过程，机遇强求不来，只能顺其自然，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步履不停，自强不息。”

1964年出生的张建业今年57岁，当被问及对未来艺术生涯的期待时，他维持着柔和的笑意，轻声说：“笔随时代，顺其自然吧。”就像一个沉默坚定的行者，他自始至终怀抱着本心，走在为自己许诺的那条正途上。

张建业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