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影响机理与路径

谢家智 何雯妤

关键词：中国式分权;经济增长方式;市场分割;产业结构合理化

中图分类号：F121;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4-0098-12

收稿日期：2021-03-23

作者简介：谢家智（1967-），男，四川西充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经济学、中国式分权与金融发展;何雯妤（1996-），女，黑龙江黑河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金融经济学、中国式分权与金融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回归本源发展的中国式分权制度创新”，项目编号：19XJL005。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制度（体制）改革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因素。其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充分激活了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助推了中国的“投资潮涌”现象，促进了经济的快速扩张。中国的分权制度包括显性的财政分权制度和隐性的金融分权制度，其中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制度作用更为明显。财政分权制度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划分，通过政治激励为主的考核激励制度，激活地方拓展财源和发展经济的动力和压力。财政分权制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大包干”到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变化过程。地方政府基于政治激励动机，努力实现“相对绩效优势”和“超越对手”产生强大的投资发展压力，对推动中国经济规模的高速扩张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式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政治锦标赛考核机制下，极容易产生非理性的盲目投资行为，加剧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效率下降、产能过剩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严重，同时助长了市场分割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式分权改革，探索分权制度真正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发展，形成新的制度比较优势以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内在动力，是当今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发展任务和问题，特别是如何实现高速度的数量增长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课题。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经济规模的扩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所在。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影响激励结构等方式，刺激企业创新和区域技术进步，以此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1]。中国式分权作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其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剖析尤为重要。在现有的中国式分权研究中，多数学者较多关注分权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经济增长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分权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2];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财政分权引发了市场分割、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等多种负面效应，抑制了经济增长[3]。学界形成了“分权促进论”和“分权抑制论”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方面，大量研究经验认为财政分权制度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够较好地改善经济效率。Davoodi等（1999）从长期的角度证明了财政分权能够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4]。林春（2017）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证明了财政分权对经济质量改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容易引起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造成负向影响，抑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Restuccia和Rogerson（2017）指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严重扭曲了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负向抑制效应[6]。邓晓兰等（2019）通过构建动态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7]。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第一，关于中国式分权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较多从财政分权角度出发，但同样作为中国式分权的金融分权却被理论界长期忽视[8]。在现有文献中，关于金融分权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其产生的经济影响。这些研究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金融资源配置权、控制权的博弈深刻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例如提升金融部门债务效率、促进民间投资、抑制区域科技效率等，但关于金融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的相互配合，因此仅从单一的财政分权角度出发无法全面反映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效应。第二，现有文献对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仅仅通过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二者关系，没有揭示出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机理与传导机制，也并没有深入剖析哪些因素可以对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机理产生影响。

本文将财政分权、金融分权统一纳入中国式分权的研究框架，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讨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考察市场分割、产业结构合理化这两个影响要素对中国式分权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分析财政分权和市场分割、金融分权和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归纳完善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机理。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已经成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规模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质量，作为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推动的中国式分权制度，应当继续提供经济制度层面保障。中国式分权的基本特征是“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这种模式共同构成了激励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适度的中国式分权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显著改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过度的中国式分权扭曲要素配置，造成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義、产业结构扭曲等负向效应，抑制经济规模的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发展。因此，对于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机理分析，应当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

1.中国式分权与经济规模扩张。中国式分权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力量，在促进经济规模扩张中有着独特的作用。首先，中国式分权使得中央政府将一定的财政权力和责任赋予给地方政府，其获得了对地方经济较强的支配权力，允许自行决定预算规模与结构，从而通过财税政策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动力，以此促进经济增长[9]。同时，在以增长为竞争的政治锦标赛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向上负责，满足中央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偏好，努力通过经济增长来获得政治晋升机会和空间。其次，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能提供符合居民偏好的公共物品[10]，而地方政府官员在为辖区内居民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接受着居民更为严密的监督。主要因为，地方政府具有地缘优势，可以直接了解本地居民的真正需求，以此通过财政支出等方式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再加之地方政府在监督之下更有动力为当地居民谋取福利，从而有效地促进经济规模扩张。最后，经济规模扩张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支持，金融分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地方政府支配金融资源的能力。金融分权的本质体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对金融资源的激烈争夺。在财政资源配置确定的情况下，金融分权缓解了地方政府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其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有效配置和调控金融资源。况且，金融分权程度越高，地方金融机构相对发达，地方融资渠道相对广泛，民营企业融资较为容易，可用于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相对充足，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然而，由于中国的体制和经济现实与传统的分权理论假设之间存在差异，部分学者认为当分权的标准假设不成立时，财政分权会抑制经济增长。一方面，中国式分权造成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行为，进而滋生腐败寻租等现象，阻碍经济增长。中国式分权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权，但这些权利却未受到司法约束。若企业为了获得信息政策等优势，就会千方百计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不仅可以在经济金融资源方面获得优势，还可以受到地方政府市场垄断的保护力量，即阻止具有潜在竞争性的企业进入本地市场。同时，政企合谋与腐败现象有着密切联系。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更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空间相对于较小，在政治仕途上比中央官员更为曲折。因此，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更容易受到地方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干预，导致产生腐败寻租等行为，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阻碍经济规模扩张。另一方面，金融分权程度决定了地区金融资源的丰裕程度，这对经济增长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满足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从地方性金融机构获得的债务融资成为地方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然而，这种种行为会引发不良债务和银行坏账的产生，若超出地方政府自身承担能力时，地方政府出于机会主义动机转嫁给中央政府，极易产生区域性金融风险。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阻碍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良好的金融服务，导致企业增加生产活动的成本，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阻碍经济规模总量扩大。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中国式分权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

假设1b：中国式分权阻碍经济规模的扩张。

2.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中国式分权在影响着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中国式分权作为重要制度安排，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中国式分权较好地平衡财政金融资源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打破了政治集权背景下中央政府对财政权力和金融权力的垄断，能够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实现了要素自由流动，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保障。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在信息搜集更具有经济优势与时间成本优势，对于所管辖区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有专业化了解，能够提供符合当地居民偏好的公共性服务，加强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高运输效率，减少辖区内生产要素流动的摩擦成本，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其次，“向上负责”是中国式分权的政治体制主要特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逐步转型，中央政府将创新驱动发展这一要素纳入到晋升激励机制中，成为考核地方政府重要标准。因此，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以创新驱动为理念的考核要求，地方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高财政科技支出比重，为企业创新升级与转型发展提供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创新环境，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将更多的财政金融资源投入到企业创新活动中，从而有利于技术进步，而这正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中国式分权有利于提高各地区开放程度，能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提升资源在全球的配置效率，进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在分权背景下，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对争夺辖区外流动要素的有着较高的积极性，而FDI所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溢出能够使企业产生“学习效应”，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有利于经济质量的提升。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式分权在完整性和规范性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11]，中国式分权的“要素扭曲”作用容易降低财政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抑制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首先，中国式分权导致地方政府短视近利，抑制财政资源向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领域配置，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自上而下的垂直集中官员治理模式下，由于垂直监督成本高且监管难度大，再加之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标尺仍然以辖区内的经济绩效作为主要依据，所以，地方政府利用行政自主权，将发展重点倾向于在短期内能够快速促进GDP增长的项目上。然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且创新回报周期较长，不能够在短期内转化为官员的即得利益[12]，因此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配置到科技创新领域较为缺乏，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中国式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区域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不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出于增加本级财政收入的需要，维持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采取市场分割手段保护本地企业发展，违背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则，阻碍了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最后，中国式分权在配置财政金融资源过程中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金融分权作为中国式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通过金融分权掌控国有银行管理层的晋升机制，进而干预国有银行的放贷对象和资金金额，造成了效益较低的国有企业却往往更加容易获得资金支持，而同等条件下效益较好的民营企业却难以获得。所以，长期以来金融分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具有潜在成长性质产业因资金短缺举步维艰，阻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中国式分权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假设2b：中国式分权阻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二）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分析

1.中国式分权与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地自由流动，扭曲要素市场资源配置，是阻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分割的类型主要可以归纳为自然性市场分割、技术性市场分割以及制度性市场分割。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而言，由经济、政治等因素造成的制度性市场分割是学术界一致关注的问题。财政分权作为中国式分权改革的重要内容，主要目的是中央试图通过财政措施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使其成为发展经济的“援助之手”[13]。然而，在以“为增长而竞争”的特征的政治晋升制度的激励下，财政分权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毫无疑问，市场分割就是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掌握资源禀赋的丰裕程度直接影响到官员晋升空间、当地的财政收入以及经济发展。王永钦（2007）指出若自由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带来地区间的平衡发展，那么，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14]。理论上，市场分割并不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但中国式分权制度为其提供“土壤”环境，如果中央在实行经济分权的同时，能够运用有效的法律手段监督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市场分割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缺少一定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如果资金来源渠道广泛，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容易导致形成“政企合谋”、贸易保护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在地区资源错配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分割这一方式保护辖区内企业发展，增加本级财政收入，成为理性选择[15]。而中国式分权制度激励了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这一自利行为[16]，再加之当经济激励与政治晋升融合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励，因此，相互市场分割的动机也会更加强烈。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中国式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

2.中国式分权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发展意味着需要理性看待经济速度放缓，将发展重点转移到提高经济质量上。技术创新作为改善经济质量的关键因素，应当重视经济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更多表现为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的经济建设。在缺少有限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在分权背景下形成的短视近利行为将大量的财政金融资源投向有利于GDP增长的项目上，不断追求经济规模扩张，造成微观主体盲目跟风投资行为，严重降低企业从事有关于技术创新生产项目的积极性。同时，中国式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与之伴随的地方政府同时掌控辖区内适用于经济发展的大量资源。当地方政府将投资重点放在招商引资、注重发展短平快的项目上时，有限的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不能顺利地流向新兴企业和科技企业，阻碍了创新资源流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中国式分权阻碍了技术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分析。为了检验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之间的关系，从经济规模与经济质量两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从经济规模维度出发，根据前文理论机制所分析的基本假设，本文建立模型1：

lnGDPit=α0+α1FDit+α2FINAit+αmControlVariablesit+εit（1）

其次，为了探究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机理，本文加入市场分割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机制变量，建立模型2：

lnGDPit=β0+β1FDit+β2FINAit+β3SEGit+β4TLit+βmControlVariablesit+εit（2）

最后，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财政分权与市场分割的交互项和金融分权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并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建立模型3：

lnGDPit=γ0+γ1FDit+γ2FINAit+γ3SEGit+γ4TLit+γ5FDit*SEGit+γ6FINAit*TLit+γmControlVariablesit+εit（3）

在检验经济规模后，运用同样的方法将被解释变量换为经济质量，建立模型4—模型6：

TFPit=α0+α1FDit+α2FINAit+αmControlVariablesit+εit（4）

TFPit=β0+β1FDit+β2FINAit+β3SEGit+β4TLit+βmControlVariablesit+εit（5）

TFPit=γ0+γ1FDit+γ2FINAit+γ3SEGit+γ4TLit+γ5FDit*SEGit+γ6FINAit*TLit+γmControlVariablesit+εit（6）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时间，lnGDP代表经济规模，TFP为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经济质量，FD代表财政分权，FINA代表金融分权，SEG代表市场分割，TL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FD* SEG代表财政分权与市场分割的交互項，FINA*TL代表金融分权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ControlVariables代表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

2.进一步分析。在基准回归验证了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存在显著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将从市场分割和技术创新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机制，将上述基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市场分割和技术创新，若中国式分权能够显著影响市场分割和技术创新，则验证了中国式分权通过这一路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

SEGit=λ0+λ1FDit+λ2FIANit+λ3FDit*FIANit+λmControlVariablesit+εit（7）

lnINNit=π0+π1FDit+π2FINAit+π3SEGit+π4TLit+π5FDit*SEGit+π6FINAit*TLit+πmControlVariablesit+εit（8）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规模选用取自然对数后的国内生产总值（lnGDP）表示，经济质量选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关于经济质量的衡量，虽然我国有部分学者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全面反映经济质量的内涵，但大多数研究仍然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备受青睐的衡量指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研究中国经济质量的重要指标，学术界也有许多学者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衡量经济质量。因此，鉴于前人研究，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质量。

目前关于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类，其中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使用比较广泛，因此本文运用该方法测算我国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

（1）投入变量。指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选取各地区就业人口数衡量。资本存量目前没有官方统计，本文借鉴单豪杰（2008）[17]的计算方法，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公式为：Kit=Iit/Pit+（1-δ）Ki，t-1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K代表资本存量，I代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P代表固定资产价格投资指数，δ为折旧率，本文采用10.96%。

（2）产出变量。本文选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变量。采用2002年—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总值指数来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2.核心解释变量。

（1）财政分权（FD）。相关分权指标的选择，不同方法计算的分权程度对于实证结果有较大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地方财政自主度这三种方法衡量财政分权。从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实践来看，财政分权的核心是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本质是财政收入分权[18]。因此，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19]，采用财政收入分权用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同时为保证回归结果稳健性，用支出分权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公式如下：

财政分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中央财政收入）

（2）金融分权（FINA）。金融分权指标衡量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现阶段商业银行信贷仍然是融资的重要方式，况且，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辖区内各大型银行资金流向，来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因此，本文借鉴何德旭和苗文龙（2016）[20]的计算方法，用各省的银行贷款比重来刻画金融分权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金融分权=各省银行贷款总额/全国银行贷款总额

3.机制变量。

（1）市场分割（SEG）。借鉴陆铭等（2009）提出的“价格法”测算各省的市场分割程度[21]。其核心理论是“冰山模型”，即在完全套利的条件下，两地价格不会完全相等，相对价格会在一定区间内进行变化，只有当某地区的价格扣除交易成本后高于其他地区价格，此时发生套利行为，交易才会正常进行。具体步骤：首先，选用中西药品、纺织品、服装鞋帽、家用电器、金银珠宝、燃料、日用品、食品、书报杂志、饮料烟酒等十种商品为代表，构建相对价格方差Var（Pi/Pj），由于Pi，Pj为市场价格，但在统计年鉴中获取的原始数据是商品的环比价格，所以用一阶差分的方法求出商品的相对价格ΔQkijt=Ln（Pkit/Pkjt）-Ln（Pkit-1/Pkjt-1）。 其次，由于上述公式中商品异质性导致的不可加效应，用去均值的方法将其剔除，具体公式：ΔQkijt=β0+β1ΔQkijt+σ2，剔除ΔQkijt后，残差的方差反映了由市场分割所带来的套利区间空间的大小。最后，将相邻省份间的指数按照省份合并，得到每一个省与其邻省的市场分割指数SEGit。例如：山东省的市场分割指数就是山东和江苏之间、山东和河北之间的市场分割指数的均值。

（2）产业结构合理化（TL）。关于产业结构指标的量化，借鉴相关的研究方法[22]，采用泰尔指数来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具体公式如下：

TL=∑ni=1（YiY）ln（YiLi/YL）

其中，TL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Yi代表i产业的产值，Li代表i产业的就业数，Y代表产业总值，L代表就業总数。如果TL=0，则代表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产业结构合理;如果TL≠0，则表示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

（3）技术创新。现有文献多数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衡量技术创新能力，但相比于研发活动存在不确定、成功率低等特点，创新产出更能直观反映一个地区创新能力。因此，本文选用发明专利来衡量技术创新能力，并取自然对数。

4.控制变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借鉴现有文献，本文控制如下变量：①城镇化水平（UZ）：本文用各省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该比例越高，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一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高。②贸易依存度（TRADE）：本文采用进出口额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贸易依存度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紧密联系，一般与其呈正向变动。③研发强度（RD）：本文选用RD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研发强度，研发水平的高低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两者之间一般呈正相关。④工业化水平（ID）：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一般而言，工业化水平会正向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⑤市场化程度（MT）：本文采用樊纲等（2016）测度的市场化水平进行衡量，该指标覆盖区间2008-2016年，对于缺失年份数据，本文借鉴多数学者做法，用移动平均法将其所缺数据补齐。

（三）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本文选取2002—2016年中国30个省份（剔除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EPS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中经网等，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手工方式进行搜集补充，主要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分两步进行实证分析：第一，通过基准分析，分别检验中国式分权对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影响，并逐步加入机制变量和交互项，进一步研究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机理;第二，在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存在显著影响的基础上，从市场分割和技术创新的角度进一步深入探究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路径。

（一）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分析

在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因素后，先检验中国式分权对经济规模的影响，结果如表2的模型1—模型3所示：（1）财政分权的回归系数为正，并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金融分权回归系数也为正，并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初步说明了中国式分权对于经济规模的扩张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1a。（2）表2模型2加入了市场分割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这两个机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市场分割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较高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了市场分割程度对经济规模的扩张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回归结果符合预期，一般而言，市场分割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分割和要素市场分割，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既减少外来商品流入本地市场的机会，又阻碍了要素资源流出本地，进而扭曲资源配置，抑制经济规模扩张。（3）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扩大经济规模。这一结论也同样符合预期，可能的原因在于生产要素重置效应是促进经济规模扩张的关键因素，中国目前仍然处于转型发展时期，潜在的结构红利优势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4）表2的模型3是一个完整模型的回归，在表2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财政分权与市场分割的交互项和金融分权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与市场分割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并且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的原因在于，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有着寻求政治晋升和经济增长的双重驱动力，再加之在制度约束上中央政府缺少对地方政府的管制，这为市场分割提供肆意发展的“养分”，从长期经济发展需要来看，这无疑阻碍了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内自由流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商品生产成本，减弱了财政分权对经济规模扩张的正向影响效应。此外，金融分权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也为负，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产业结构负向影响了金融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正向作用。产生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一是在于金融分权本质是央地政府之间对金融资源的争夺，而地方政府追求“高投资、高回报”的短视行为极容易造成信贷资金配置扭曲，使得具有创新性质但利润回收周期较长的企业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二是国有银行主导下的融资模式往往将信贷资金配置到国有企业，使大量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不利于其生产活动的开展。至此，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从而减弱了金融分权对经济规模扩张的正向影响效应。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中国式分权显著地促进了经济规模的扩张，但对经济质量是否有相同的影响需要进一步验证。表2的模型4—模型6显示了中国式分权对经济质量的回归结果。由此可知，财政分权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而金融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初步说明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金融分权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探究其原因，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依赖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建立于中央垂直集中官员治理的模式之上[23]。在这种制度下所引发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赛”毫无疑问在短期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然而，对于改善经济质量来说，现有的财政分权影响经济质量的机理路径与其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并不相同。一方面，在财政分权制度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标尺仍然以辖区内的经济绩效为主要依据，为了在政治锦标赛中获得优势，地方政府异化财政支出行为，倾向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其本质仍然是依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并未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反而强化了以要素驱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而且，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引发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经济竞争中的“晋升博弈”和“零和博弈”導致了地方官员合作困难，加剧各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成为粗放型和扭曲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之一[24]。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分权不仅体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还表现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权。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为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效率损失，中央政府会在有限权力范围内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金融资源使用空间，发挥地方政府在本地的信息优势，能够因地施策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充分调动地方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积极性。综上所述，财政分权并不能显著促进经济质量的提升，但金融分权能够显著提升经济质量。此外，模型4—模型6的机制变量与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模型3的基本相同，原因与前文所述大体相同，在此不再重复赘述。

（二）进一步分析

1. 中国式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市场分割作为机制变量显著地抑制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那么中国式分权对市场分割是否有影响？本文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由模型7可知，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金融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其次，在模型7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构建模型8，财政分权仍然通过了较高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金融分权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最后，再加入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交乘项，构建模型9，考察二者对市场分割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金融分权也同样通过了较高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交乘项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综上所述，中国式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这一现象，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

2.中国式分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基准回归分析中，中国式分权对于经济质量改善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那么中国式分权对技术创新是否有影响？本文通过技术创新这一机制变量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表4的模型10—模型12显示了中国式分权对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首先，在模型10—模型12中，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并通过了较高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中国式分权显著抑制了技术创新，其次，在模型10的基礎上加入了市场分割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机制变量，构建模型11，市场分割回归系数为负并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产业结构合理化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最后，再加入财政分权和市场分割与金融分权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构建模型12。结果表明，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通过了较高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综上所述，中国式分权显著抑制了技术创新，验证了本文的假设4。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涵经济规模与经济质量两个维度，一方面，在进行经济规模稳健性检验时，将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在经济质量稳健性检验则将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进行替换;另一方面，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的存在，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基于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一方面将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将财政分权的计算用财政支出分权进行衡量，具体公式为：财政分权=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金融分权用各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各省和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重计算。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质量检验的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选择其他方法重新测度。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选择上，有学者认为DEA方法缺少非投入的影响因素、无法进行合适的检验，因此，本文用随机前沿函数法（SFA）重新计算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投入变量的资本存量改用张军（2004）的计算方法重新测度，以此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25]。回归结果表5和表6关键变量的经济含义和显著性均与前文回归结果所保持一致，说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2.基于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由于模型设定存在遗漏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的存在，所以回归结果不一定具有稳健性。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选用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法（2sls）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表7中关键变量的经济含义和显著性均与前文回归结果所保持一致，说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逐渐步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转换成为当今亟须探讨和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从中国特殊的体制背景视角出发，通过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逻辑和内在机理，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整体而言，中国式分权显著地促进了经济规模扩张;但对于经济质量而言，财政分权的影响并不显著，金融分权却促进了经济质量的改善。从理论角度出发，中国式分权对于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影响机理并不相同。中国式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产生“为增长而竞争”的投资行为是经济规模扩张的动力之一，但也应当认识到，这种以长期以要素驱动型的增长方式并不能使得中国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反而抑制了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发展模式，阻碍了经济质量的改善。第二，机制分析显示，市场分割负向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负向影响了金融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市场分割所形成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贸易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流动，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金融分权虽然提高了地方政府金融资源的使用权和支配权，但政企合谋、寻租等行为使得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难以获得，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第三，进一步分析，中国式分权显著地加剧了市场分割;中国式分权显著地抑制了技术创新。市场分割作为财政分权产生不良后果之一，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中国式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按照自利性投资偏好发展经济，忽视技术创新。

本文的政策意义如下：第一，深化中国式分权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发展。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的重要时期，应当加快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背离的现象，努力构建相对有效的管理格局，确保中央政府在合理范围内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财政、金融资源空间， 进而促使生产要素自由地流向有利于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域，激发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正向影响作用。第二，加快打破市场分割，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分割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消极的影响作用，并负向影响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正向作用。因此，应当抛弃地方“诸侯经济”思想观，推进市场整合，加快产品与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此外，中国的比较优势从过去的廉价要素优势逐渐转变为国内市场优势，再加之受世界经济下行、新冠疫情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构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然要求。因此，形成自由统一的国内市场才能够促使中国式分权更好地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供服务。第三，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转变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破除以 GDP 为核心的晋升激励模式，将创新指标、社会指标、绿色环保指标等加入官员考核机制中，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有力保障。此外，地方政府在干预金融资源时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取消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政策，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以此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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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yle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od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Path

XIE Jia-zhi，HE Wen-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China is in the key stage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Chinese style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and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have become major practical problems to be solved.This paper unifi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Chinese style decentra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2 to 2016，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style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ode by using fixed effect model.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Chinese style decentraliz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economic scale;  for economic quality，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but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quality.Second，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market segmentation negatively aff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ode; at the same tim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ode.Third，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Chinese style decentralization significantly intensifies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Chinese style decentraliza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hina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provides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ference.

Key words：Chinese style decent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mode; market segmentation;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責任编辑：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