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平权·地理·碎片

谈“新世纪诗歌二十年”这么大的题目，我有点惧怕。现在时常觉得年纪越大，胆子越小。年轻时喜欢讲总体性的大话题，大而无当地谈，容易总结一些看上去好像政治正确、知识意味也强、可信度高的东西。总结几条，写个修辞感挺强的文章，蛮得意的。但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却对总体性的不容置疑深怀恐惧。好像“二十年”冥冥当中有一个总体性的东西，让我们来总结。其实根本没有，历史本身的偶然性有时是难以捉摸的。我们这些人活到这个年纪，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今天”。我们可以回过头去总结和领会昨天、前天，但是很难预设今天，可是它就来了。不过，我今天感觉到江南这块地方真的太好了，什么昨天、前天、今天，统统不存在，这儿只存在非常恒常古老的东西。看到这么棒的书法作品，看到一直潜心经营文化和艺术的张维，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还是蛮可靠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谈“新世纪二十年诗歌”，也许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它也一定有一个恒常性的东西在。

回顾8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的进程，从宏观看是有一些内在逻辑。80年代是一个开放的、学习的年代，90年代更多是一个修习、实践和创造的年代，建设性更强。当然历史的断裂和转换，也赋予了90年代诗歌的某种高度，使它有了人文性、知识分子性、批判性和个人的思考性，这些都特别重要。“攀峰论争”我确实是在现场，当时并不是很理解，觉得一帮人在这儿表演性地吵架，作为一个山东人便很着急——我后来想想很可笑的，山东人的观念是“和为贵”，千万不要吵，想做“和事老”。但人家两方都是刻意要放大分歧，表明自己的存在的。

这段历史怎么理解，现在回过头去看，是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造成的。即一元社会的解体，导致了所谓的诗人和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一种分歧、分化。它其实和九十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还是一脉传承的，过去只是个一元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在1992年之后迅速转化为二元社会，意识形态为一元，市场经济为一元。市场经济给知识分子生存、艺术的生存提供了最重要的空间。没有市场经济，今天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存在，在意識形态年代谁敢设想有一个张维，在这儿搞一个个体的美术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是市场经济给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真正的自由空间。在这个自由空间到来的时候，原有的写作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感到了某种陌生和不适，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适应市场时代的价值，还是坚守所谓的人文精神，其实两者是堂吉诃德与羊群风车之间的关系，关公和秦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直接的矛盾。他们想象出一种不同，实际上二者是殊途同归的，无论是口语还是知识分子写作，无非就是对于现实的不同判断和不同态度。所以，最后是迎来了所谓的新世纪——“文学新世纪”。

在我看来，这些年如果说有文学运动的话，那么总体上就是一场“写作的平权运动”，不止是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还有更多奇奇怪怪、七七八八的写作。大家都要出来，借助新媒体，借助“新千年情结”，借助日益发育的市场社会，还有“中产阶级”这个消费群体的成长——这些年中国社会的稳定最大的依赖，还是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我说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因为只有中产阶级兴起之后，这些艺术空间才有真正的市场资源和市场依据。

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使得新世纪之初出现了一个“全面的狂欢”。这个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是“70后”一代登上诗坛;再就是各种名目，包括“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还有很多行为艺术，“裸体朗诵”也好，“自我关禁”也好，都无非是搞怪，恶搞。还有“梨花体”……一直到余秀华的写作，这都是诗歌的社会学现象。就是说，平权运动体现为众多求新、求异、求怪现象的次第登场。如果单个从道德的眼光来审视，从诗歌审美的角度来衡量，这些都有很大问题，你可以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它的出现总体上作为文化现象来观察，便可以认为是中国新诗有史以来的“第三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五四的“诗体大解放”。第二次是所谓新时期，从“朦胧诗”那个时期，地下诗歌开始可以存在，可以很活跃地来展示它们的创造力。第三个解放，就应该是新世纪之初很多年呈现的这场运动。我们不一定从文本意义上和审美意义上来过分推崇这种解放，但它一定是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传媒时代的显形，是一个我们多年梦想的一个平权状态，这个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都是一个客观事实。

总体上来看，近二十年至少在前一个十年我是很乐观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的进步。历史的进步不一定是文化的高峰，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时代，不一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平衡的原理”，还是始终成立的，它是一个社会学现象。

若让我从总体上做一个勾画，我就想了下面这么几条——

一个是“极端写作”的彰显和先锋写作的终结。这个问题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先锋写作基本上在世纪之交已经终结了，因为先锋写作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写作，它是以思想上精神上的叛逆性，艺术上的前卫性、实验性、探索性为标志的。这种写作肯定在世纪之交以后面临着终结，虽然有人在说“先锋到死”，或是“在通往先锋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之类的话语，但这些都不是先锋写作的标志。因为先锋写作一定是对着一个固化的和秩序化的东西来说话的，而他们则是对着一个狂欢的年代在撒欢儿，在并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扬言的。它和北岛所说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是不一样的。所以，是时代的转换使先锋写作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条件，只是为了表明它形式上的依然存续，而演变为了极端写作。所以我使用了一个叫做“先锋写作的终结和极端写作的开始”这么一个逻辑。其实主要还是借助了丹尼尔·贝尔的理论，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批评美国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他就讲了先锋艺术的终结，先锋的终结表现为很多特点，一个是“天才的民主化”，天才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一些怪才，是一些平庸的家伙，他以天才的面目出现，搞怪的形式出现。再一个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趣味”，其实就是把先锋艺术通俗化了，就是把梵高的画复制以后放在中产阶级的客厅里，这是一种消费而已。看上去仍然有先锋的样貌，但实际上从文化的内质上已经失去了先锋的灵魂。所以我说“文化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趣味”在世纪之交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很多人误解了我的观点，我这个观点曾遭到持续的批判。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大致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极端写作保持了对日常性和中产趣味的反对逻辑，但是它也无法规范自身，所以就表现为低俗化、粗鄙化、色情化、“逆消费化”。“逆消费化”是我自己发明的，我还没有写文章仔细地阐述。什么叫做“逆消费化”？就是看上去是反对消费的，但是实际上又构成或“被构成”了消费。

我觉得，真正能够担当诗歌精神价值的，就文化身份而言，还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或者说是“知识分子性”这么一种身份。因为它真正能够构成严肃的思考，艺术上的持续的真正的探求和精神上的担承，能够建构一个正面的具有人文性的文化身份。但是在新世纪中，类似于这样的写作者们似乎并未有效担负起这使命，而只是扩展了它的社会学内涵，它的消费性的价值，并没有给诗歌的建设提供太多新的东西。所以，就狂欢性、狂欢化、平权化的诗歌运动本身而言，我觉得并没有结出硕果。唯有一个作用，就是它本身构成了一个“生态”。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承认，现在如果让我们都回到一元化的过去，没有人会愿意。

前两天，我参加“全国诗歌座谈会”，有人提出来，要给诗歌界来一次“大扫除”，我听了以后有点不寒而栗。说话人是以很高的道德尺度，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来说这个话的，但我还是想“弱弱地问一句”，你要扫除谁呢？扫除之后你想干什么？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冠冕堂皇，很正确，但是也很可怕，与主流的要求也并不合拍。因为说到底，要求歌颂伟大时代，要求贴近群众贴近人民，都不至于把现有的多元的诗歌生态瓦解掉。“来一次大扫除”，扫除那些低下的、粗俗的、粗鄙的、无聊的等等，我觉得并非好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大海，一座森林，一个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应该允许各种鸟兽鱼虫、牛鬼蛇神存在。我们的诗歌界不应该要定义一种原教旨化的道德，因为道德永远是个历史范畴，你站在道德高地轻易谈清除的话，对于所有元素构成的生态都是一种威胁，这与破坏森林和自然的生态系统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诗歌的繁荣，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有各种鸟类的、“大狗小狗都可以叫”的生态。如果只允许一只鸟在叫，那各位岂不都得闭嘴？这个问题还是辩证地看，两面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地理的细化”，针对的是“历史”这样一个范畴或者维度。中国古代观照、评价诗歌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孔子的方式，就是他编《诗经》的方式，即以“文學地理”的概念来处置的，十五国风，雅和颂。孔子处理了将近800年的“当代诗歌”，就是周朝有史以来到孔子这儿的700多年，这700多年的诗歌，他并没有用历史线索来描述，而是用了文化地理的分类，周南、召南、齐风、王风……他是用十五国风来规划他的诗歌总集、规划他的诗歌史的。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时间逻辑”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很早就有《春秋》，是一个对历史非常敏感的民族，但是没有把历史真正地时间化、时间逻辑化。这个东西还是西方人黑格尔创造的，有了所谓进步论、必然论的历史逻辑，才把历史描述为今天的这么一个东西。中国古代首先是以文化地理的思维来处理诗歌的。再一个就是按照文学本体的标准，将诗歌分为不同的“品级”，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及与此同源的“选学”与“诗话”，也近乎于一种文本细读的观点。所以总体上中国人并没有进步论的历史描述。

但是新诗以来，我们完全把新诗的历史描述为“不断进步”“不断变革”，一种革新，而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要不断对前面的进行否定。进入世纪之交以后，从原来的历史逻辑当中基本上跳脱出来了。谁能用进步论，或是用一种“正反合”或者是否定之否定的这种逻辑，来描述最近二十年的诗歌历史，我就对他表示崇敬。我觉得很难，这是一件好事。它真正进入了宽阔的场域，好比长江、黄河经过了三峡和壶口瀑布，进入了平缓的下游，形成了开阔的、万象并存的一个局面。这可能是一个变化，由时间逻辑到空间展开的一个过程——这本身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描述”。

文学地理的细化表现为：最早是由地方性体现出来的，比如说广东的“打工诗歌”，是由这里作为所谓世界工厂、血汗工厂，改革开放前沿，各种年轻人、自由职业者的汇聚而导致的。打工诗歌发生在这儿，而不是别处，显然有其地方背景。还有像西南地区大凉山的发星他们一伙人，彝族的写作者，或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地区的写作者，他们的汉语非常不一样。我很多年前比较关注西南地区的这种民族带有异族属性的书写，说的也是汉语，但他们的汉语已经完全陌生化了。还有北京，北京这种观念化的、国际化的和流行文化特别发达的地区，它的诗歌经常出来一些新的观念性的东西，什么“个”“物主义”“卡丘主义”等等，那伙人虽然是“京漂儿”，但常以后现代的激进面目出现，这个在北京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江南地区的文学地理是最近这些年愈加明晰的，“江南七子”也是一种鲜明的文学地理的特征，讲究修辞、格调、细腻等等。自东晋以来，中国文化的中心就是在这儿，其它的地方占不到三分之一，诗歌中的意象有一多半都是写的这儿。当然现代诗歌的历史可能是从四川开始的，一直到80年代，但是现在慢慢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学小地理、文学小气候。包括我们山东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好事儿，所有的诗人都安居于自己那块精神的田园，文化意义上的地方性，这给中国的诗歌带来了一个特别巨大的改变，和一个特别宽阔的原动力。大家不再为简单的时间性的观念去写作，而是为了自己背后的这块古老而广袤的文化土壤，为这块精神的田园来写作，这可能是诗歌的福音。所以所谓的代际、时代、超越、新潮这些趋势渐趋弱化，这是好现象。

最后谈一点，即“写作的碎片化、材料化或者未完成性”的问题。关于这些年“大诗写作”，大的诗歌写作，或者长诗的写作——有些不见得是长诗，但一定是观念比较大，有长诗的抱负。

“大诗写作”有一种共同的趋势，就是材料化。有一个形象的例子是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凤凰》，这个我许多年前就谈过了，它是一个具有“元写作”意义的东西，他用废旧塑料、建筑垃圾、废旧钢铁和各种杂物，用这些“现代性的材料”做了一个漂亮的装置。这个装置它会形成一个“总体性幻觉”，就是在夜晚，在“现代主义的黑夜”，也即海德格尔描述的“世界之夜”降临的时候，用灯光打出来，它表现为两只凌空欲飞的、五色斑斓的生动而且鲜活的凤凰。放在北京东三环CBD的空间里，在夜空经过灯光的投影，它会呈现为一个“后现代的神话”，是两只巨大的光与电的凤凰，真的很美。然而在白天，在日光之下，它会还原为一堆垃圾——尤其近距离地看，你就会看到这些垃圾原有的碎片的形状。这就是对当代艺术、当代文化甚至文明的一种特别生动的诠释。它想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虚构的总体性的幻象之下的，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化碎片化和垃圾泡沫化的时代。那么欧阳江河其实就是对照性地、阐释性地就此写了他的长诗《凤凰》。这个凤凰完全复原了徐冰的装置凤凰的特点，就是它词语的碎片化，词语的未溶解性，词语在整个诗歌里面呈现为堆积连缀，强行地植入这样一种状态。欧阳江河非常准确地理解了徐冰，也就非常准确地通过《凤凰》把握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的文化样貌、内在结构和“被仿造”的属性，他把这个东西形象地用语言诠释出来。

但是这种诗非常明显的一个文本特点，就是开放了其“未完成性”——是刻意的未完成性，当然也是“主体性意义上的不可完成性”。再加上它裸露的碎片性或泡沫性，将这些东西完整地裸露地保留在文本里。这和他之前的作品《汉英之间》《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等相比，其未完成性和材料感更是裸露的，因为前面这几首都堪称是杰作。敬文东也承认这一点，就是欧阳江河是“有杰作的诗人”，尽管文东指出了他很多问题，欧阳江河之前的大诗创作仍然是完成性的，但是《凤凰》是明显的未完成性的作品。大家也提到了杨键的《哭庙》，在我看来也是材料化、碎片化和未完成性的创作，虽然他的总体性是基本建构起来了。《哭庙》很明显是一个“集合性的挽歌”，是我们时代的“挽歌的集成”，但是它明显是对这个时代的乱象的叠加式修辞。它是可以伸缩的，我现在可以在《哭庙》里面随意删掉若干个文本，随意加上若干个文本，不会改变它的属性。这说明它在结构上是堆积式的，不是有机性的。古代和现代的诗人，其作品你很难想象可以随意拿掉一些或者添加什么，但眼下的诗歌却越来越呈现出类似的特点。

我们这样说，不是简单地去贬低诗人的创作，相反诗人是和这个时代保持了文化意义上的同步。因为我认为，某种意义上，从主体性的角度来讲，它们也是不可完成的。除了上个时代的海子，具有终结性的意义——对于农业经验背景下的写作的终结;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真正的“但丁式的诗人”，能够开创一种文明，终结中世纪的，开启新时代的，还没有这样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大诗人，因为这样的条件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创造出一个具有总体性、神性、重生性三位一体的，具有创新“创世的”重生性的作品。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但是我承认这就是重要的文本，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杰出的文本，但它是有限度的那種写作。用杨炼的话说，就是“与……对称”的写作，我们时代的诗人是与时代对称的，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些时代性，或者说并没有“创造时代”。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问题。

张清华，1963年10月生，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出版学术著作13部，理论批评文章400余篇。曾获省部级社科成果一等奖，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批评家奖，北师大教学名师奖等。曾讲学德国海徳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另著有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散文随笔集《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怀念一匹羞涩的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