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生活碳达峰路径及对策

张保留, 吕连宏, 吴 静, 王斯一, 王 深, 罗 宏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 100012

农村能源为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其中农村散煤燃烧所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农村污水及垃圾等问题均在国家的重视与环保措施推动下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成效[1-3]，但农村的碳排放问题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能源消费逐年增长，已愈发成为我国碳排放的重要增长点. 研究显示，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能耗碳排放的年均增长速度为城镇居民的3.34倍[4]，农村居民生活能耗碳排放已成为我国居民生活能耗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居民健康具有长期不利的影响[5]. 目前，碳减排将是我国未来中长期乃至远期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CO2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再次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 在碳排放目标如此明确的背景下，全民低碳将成为形势所趋，农村居民生活的碳排放应争取尽早实现达峰，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是其根本路径.

目前，关于农村居民生活的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核算及影响因素方面. Yao等[6]对2000—2008年农村居民的CO2排放进行了核算，发现CO2排放的年增长率几乎是城市地区的2倍. Fan等[7]从5种终端消费活动的角度研究了1996—2012年农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演变. 万文玉等[8]基于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采用碳基尼系数等指标揭示了2001—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同时利用STIRPAT模型对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能源结构调整可减缓碳排放. 龚琼等[9]分析了2006—2013年我国农村能源碳排放生态压力，对农村一次、二次能源进行能源投入和碳产出的核算，指出人口规模、结构及能源利用效率等是重要影响因素. 陈艳等[10]对我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潜力进行了评估，提出普及清洁能源使用以降低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Liu等[11]利用碳排放系数对山东省部分农村进行了能源消费调研和碳排放核算研究，指出居民生活方式和相关减排技术是重要影响因素. Chen等[12]利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法(CLA)对北京市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和碳足迹进行了研究，提出居民收入水平和基础设施是影响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等. 然而，关于农村居民生活的碳达峰研究较为鲜见，目前碳达峰研究主要包括全国、区域及行业达峰预测研究，如以碳税[13]、政策驱动等[14]不同情景为约束条件下的全国碳达峰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15]，对个别省份碳达峰路径研究[16-17]、城市碳达峰研究[18-20]、率先达峰区域研究[21]等区域性研究，对电力行业[22]、重化工行业[23]、建筑行业[24]、交通行业[25]等工业领域的碳达峰研究，更有学者以碳达峰为约束条件分析其面临的挑战[26-27]，并预测相应的最优低碳行为[28]、能源供需及消费结构调整[29-30]等，从实现碳达峰目标倒逼能源结构调整、产业调整、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角度进行讨论.

综上，目前关于碳达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省份、城市、行业等尺度，从农村居民生活角度出发的碳达峰研究较少，且相关的碳排放研究也多集中在碳排放量核算与影响因素的早期研究，基于能源结构调整角度的碳达峰路径研究更少. 基于当前碳减排形势，该研究基于农村居民生活的碳排放核算，并结合国家碳达峰背景，探寻基于能源结构调整下的农村居民生活碳达峰路径，以期为国家实现碳达峰助力，同时发挥农村能源结构优势，从碳源一侧促进减排，进而推动未来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该研究所涉及的不同品类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2001—201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经济数据来源于2001—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全国碳排放数据来源于国际能源署(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官网(https://www.iea.org)公开数据.

1.2 碳排放核算方法

国际上对于估算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流方法包括碳排放系数法、投入产出模型法、消费者生活方式法、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碳足迹计算模型等[31-32]，其中碳排放系数法和投入产出模型法最常用. 鉴于该研究主要核算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碳排放系数法相对成本低、估算效率高，对该研究所采用统计数据详尽度的适用性更高，故采用碳排放系数法核算碳排放量，结合《2006年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33]中所提供的基准方法，利用化石燃料的消耗量估算农村居民生活能源直接碳排放，利用电力作为二次能源的消费量计算其间接碳排放，计算公式：

Cd=FCi×NCVi×CCi×Oi×44/12

(1)

Cind=Ce×ELC

(2)

式中：Cd为农村居民生活直接碳排放量，104Gt；Cind为农村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量，105t；i为燃料品种；FCi为化石燃料实物量，104t或108m3；ELC为电力消费量，108kW·h；NCVi为燃料低位热值，kJ/kg或kJ/m3，低位热值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CCi指燃料含碳量，kg/GJ，均采用IPCC参考值；Oi指燃料氧化率，采用IPCC默认值(100%)，均视为完全燃烧；44/12为C转换为CO2的系数，所涉及变量如表1所示；Ce为电力碳排放系数，参考王烨等[36]对2006—2015年全社会电力碳排放系数的计算结果进行折算，取值范围为0.85～1.01 kg/(kW·h)，其余年份则根据化石能源投入量及变化趋势估算出阶段性平均碳排放系数，具体计算结果如表2 所示.

图1 2000—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生活不同能源品种消费量及人均综合能耗Fig.1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ergy and per capita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8

表1 不同品类化石能源碳排放系数[34-35]

表2 不同年份电力碳排放系数

2 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及结构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能源纳入统计的主要包括煤品(包括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和型煤，以及焦炭、其他煤气等，后文统称“煤炭”)、油品(指汽油、煤油、柴油及液化石油气的总和，后文统称“石油”)、天然气、电力及其他能源.

图2 2000—2018年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Fig.2 Rural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8

图3 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量及人均碳排放量Fig.3 Rural householdcarbon emissions and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s

由图1、2可见：随着国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00—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能源消费总量由2000年的 4 848×104t (以标煤计)增至2018年的 1 670×105t (以标煤计)，近20年增长了2.5倍. 人均综合能耗由2000年的0.06 t (以标煤计)增至2018年的0.30 t (以标煤计)，累计增长了4倍，达到2018年的0.30 t (以标煤计). 所有品种能源消费量均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中，煤炭消费量2000—2018年呈波动增长趋势，2013年达到消费峰值时，相比2000年消费量总体增长了61%，之后呈波动下降趋势，2018年煤炭消费量相比2013年下降了17%，总体相比2000年增长了34%；石油消费量一直呈快速增长趋势，2018年较2000年增长了8.2倍；相比之下，天然气在2004年才引入农村居民生活能源统计中，其消费量一直呈大幅增长趋势，2018年较2004年增长了12.7倍；电力作为二次能源，在居民生活能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消费量一直呈较快增长趋势，2018年较2000年增长了7.6倍；其他能源至2013年才纳入统计中，主要为其他非化石能源(如可再生能源)，其消费量在2018年较2013年增长了45%. 在能源消费结构上，煤炭消费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78%降至2018年的30%，占比下降了68%；石油消费占比由2000年的8%升至2018年的21%，占比提升了2倍；天然气消费占比由2004年的0.06%升至2018年的0.33%，2005—2017年一直维持在0.1%～0.2%之间，虽然有较大提升，但相对于其他能源品种仍处于较低水平；电力消费占比由2000年的13%升至2018年的33%，成为占比最高的能源消费品种；其他能源从2013年的12%升至2018年的15%，因其在碳排放核算中不作为主要考虑因子，故该研究仅分析其消费特征，不纳入核算.

3 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及碳达峰分析

3.1 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核算

经核算，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情况如图3所示，总体而言，直接碳排放量、间接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量均呈上升趋势. 在碳排放总量上，相较于2000年的1.34×108t，2017年升至3.43×108t，2018年又降至3.38×108t，2000—2018年碳排放量总体增加了1.5倍，其中2017年的碳排放高点可能与国家开始大力推行清洁取暖工程有关，煤改气、煤改电的能源替代措施使得碳排放总量出现一定的减排效应.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减少，碳排放量增长，人均碳排放量从2000年的0.16 t升至2018年的0.60 t，增加了2.75倍. 在碳排放来源构成中，截至2017年煤炭消费的碳排放一直为主要贡献来源，但其碳排放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近80.0%降至2017年的44.0%，2018年降至38.0%；对应电力消费的碳排放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2018年达41.0%，成为超越煤炭的碳排放源. 石油和天然气消费的碳排放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石油消费的碳排放占比在10.0%～20.0%之间，天然气消费的碳排放占比极低，近年来一直在0.1%左右，增长速度缓慢，2018年排放占比仅为0.3%(见图4).

图4 农村居民生活不同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构成Fig.4 Carbon emission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energy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3.2 达峰路径分析

3.2.1中国碳达峰峰值预测

2000—2018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前总体呈上升趋势，2005年后呈下降趋势(见图5)，碳排放强度得到有效控制. 截至2019年底，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了48.1%.

注：数据来源于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与中国统计年鉴. 碳排放强度计算以2005年价格为基准进行推算.图5 中国2000—2018年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Fig.5 Change trend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emission intensity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8

根据我国提出的“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的目标，该研究以2030年为碳达峰时间，结合经济产值预测进行峰值预测，具体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及相关学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研判，即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会不同于“十三五”期间的中高速发展，其中2020—2025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基本在6.0%以下，约为5.0%～6.0%[37]. 另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报告指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将加速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进程，“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降至5.0%～5.5%[38].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较往年产生较大降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1.9%[39]，假设2020年中国实际增长率为2.0%，考虑到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且面临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压力，保守预计经济增长延续放缓趋势，以5.3%、5.0%的年均经济增速分别对2020—2025年、2025—2030年的经济总产值进行预测，同时以国家提出的在2005年基础上碳排放强度下降65%为碳达峰目标，计算得到我国2030年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峰值为104×108t.

3.2.2农村碳达峰路径分析

结合国家及农村碳排放能源消费状况研究，从峰值预测、不同能源品种碳排放达峰分析以及结构调整下的碳达峰路径情景分析等三方面综合考虑，给出农村碳达峰路径及峰值预测结果.

3.2.2.1峰值预测

根据历年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核算结果，其占全国碳排放量的3.0%～4.0%，虽然这一比例近年来有所降低，但变化不大，2018年为3.5%. 结合历年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占比逐步降低的变化趋势，若未来占比按3.0%计算，在全国碳达峰背景下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量约为3.64×108t，即2030年在国家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降低65%且实现碳达峰前提下，农村碳达峰值约为3.64×108t.

3.2.2.2不同能源品种的碳排放路径

考虑到农村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最关键因素在于能源消费结构. 该研究针对构成碳排放来源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及电力等不同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路径，分析农村居民生活的碳达峰时间及对应峰值.

从能源品种(见图4)来看，2000—2017年煤炭始终是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量占比最大的能源品种，2018年被电力超越. 而煤炭消费对应的碳排放量也在2018年首次下降，可见煤炭消费的碳排放对碳排放总量的贡献正在逐渐降低，因此煤炭消费的削减可作为实现碳排放峰值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因素. 结合国家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政策方向，自2011年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2011年全国污染防治工作要点>的通知》首次提出“开展重点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点”至今，国家煤炭消费减量化已成大趋势，加之力推的北方地区冬季农村清洁取暖“双替代”等措施，推测未来农村的煤炭消费量和比例将维持平稳或只降不升的趋势. 因此，煤炭消费的碳排放可视为已在2017年达到峰值，为1.55×108t.

电力消费在农村能源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2000年以来，电力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占比由最初的14.0%达到2018年的41.0%，对应排放量达1.39×108t，成为碳排放最主要的贡献来源，对农村碳排放总量的影响较大，在农村煤改电的推进及能源结构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电力消费量还将继续增长，因此电力消费排放峰值还无法确定.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同样存在峰值无法确定的情况，其中天然气作为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目前仍在“煤改气”中推广使用，对应的碳排放也将呈上升趋势. 因此，鉴于不同品类能源消费量的变化趋势不同，要达到综合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峰值，无法从单一能源品种的碳达峰来简单测算，唯有通过结构性调整，即从能源消费内部结构优化调整的角度进行分析，才可以促进所有能源品类消费的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

3.2.2.3达峰路径情景分析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综合能耗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根据2000—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综合能耗水平变化情况及趋势(见图1)，设定农村居民人均综合能耗以5.0%的增速增长，计算得到2030年人均综合能耗预计可达0.5 t(以标煤计). 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将不断下降，以《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计中国2030年总人口在14.5亿左右、城镇化率在70.0%左右为目标，对应2030年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需求在2.32×108t (以标煤计)左右. 相较2018年，能源消费总需求年均增幅在3.0%左右.

根据农村能源结构历年及现状发展趋势，该研究对重要节点年份(2025年、2030年)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目标进行设定，并对应估算碳排放量. 结合国家政策规定及领域内相关研究，设定几种能源结构情景(见表3)，在满足用能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对不同能源品类的调控来估算碳排放量的变化，从而预判达峰时间及对应峰值. 鉴于当前我国农村能源消费仍以煤炭为主，传统能源清洁度不够，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不高[40-41]，对碳减排较为不利，但可再生能源对于零碳排放具有优势及可靠性[42]. 故该研究采纳优先高效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其次充分利用电能的用能方式，即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成品油消费的农村最优能源消费结构[43]为未来农村能源的发展思路. 因此，除基准情景外，按优先利用非化石能源(如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再利用电力以及其他能源作为补充的用能顺序来设置能源消费结构. 鉴于不同能源品类历年消费变幅本身存在差距，为尽量减少这种波动造成的误差，该研究对政策情景与优化情景中不同能源品类消费占比的变幅进行设定，均以基准情景下历年农村能源消费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为参照，进行同量级水平的上浮或下调.

表3 2030年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情景

基准情景为按照农村能源结构历史及现状发展趋势所形成的能源消费情景，其中，煤炭消费占比年均降幅在1.0%左右，电力消费占比年均增幅在0.5%左右，其他能源消费占比年均增幅在0.5%～1.0%之间，天然气年均增幅在0.02%～0.1%之间，考虑到未来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成熟度的提升空间，均呈阶梯性递进增长.

政策情景是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结合《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国家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煤改气、煤改电替代实施，以及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及城镇化规划等政策趋势，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所设定的农村能源消费情景. 鉴于国家提出非化石能源占比在2030年将提至25.0%以上，这一比例相对2018年(14%)增长了11个百分点，年均增幅近1.0%，而当前农村非化石能源占比年均增幅为2.0%，明显高于国家年均水平. 因此在重要节点年份(2025年、2030年)该研究将电力消费占比分别设定为35.0%、40.0%，年均增幅在0.5%～1.0%之间，其他能源消费占比分别为25.0%、35.0%，年均增幅在1.5%～2.0%之间，煤炭消费占比年均降幅在1.0%～1.5%之间，天然气年均增幅在0.1%～0.2%之间，均呈阶梯性递进增长.

优化情景是在政策情景下，保证电力消费占比不变，进一步降低煤炭消费占比并提升天然气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其中，煤炭消费占比年均降幅在1.0%～2.0%之间，其他能源消费占比年均增幅在2.0%，天然气年均增幅在0.2%～0.3%之间.

根据能源结构调整情景设定，结合对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核算方法与结果，得出不同情景下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量变化趋势(见图6).

图6 不同情景下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量Fig.6 Rural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household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由图6可见，3种情景下碳排放量均在2000—2018年碳排放实际量的基础上呈现总体增长趋势. 其中，基准情景下碳排放量在2030年前一直呈连续增长趋势，到2030年增至4.17×108t，没有降低趋势，很难在2030年前后达峰；在政策情景下，碳排放量将在2027—2028年达到峰值，峰值约3.66×108t，此时煤炭消费占比为17.0%～18.0%，石油消费占比为12.0%～14.0%，天然气消费占比为1.5%，电力消费占比为37.0%～38.0%，其他能源消费占比为35.0%；优化情景下，碳排放量将在2024年达到峰值，峰值约3.44×108t，对应煤炭消费占比为18.0%，石油消费占比为18.0%，天然气消费占比为1.8%，电力消费占比为35.0%，其他能源消费占比为27.0%.

对比2025年前碳达峰与2030年前碳达峰对应的能源消费量及消费结构发现，在2025年前碳达峰情况下煤炭消费量更低，天然气消费占比更高，煤炭消费降低仍是碳减排的重要贡献因素，天然气作为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是高碳能源消费结构向低碳能源过渡的最佳能源选择之一[44]，其用于发电的低碳性能也更为显著[45]. 而对比电力消费占比与其他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时发现，当电力消费超过其他能源消费，且电力消费增速相对较快时，碳排放总量呈上升趋势，很难达峰或达峰时间推后；当电力消费增速低于其他能源消费增速时，碳排放量则呈下降趋势，即相比于电力消费占比的提高，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其他能源消费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碳达峰时间的提前，并降低了峰值水平. 这体现了由于当前电力结构中煤电占比较高，使其与可再生能源相比碳排放贡献较强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电力发展仍需向低碳转型[46]的潜在趋势. 因此，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应作为能源发展与变革的主导方向，否则随时间的推移，农村以煤电为主的电力消费增长会抵消由煤炭消费降低所带来的碳减排效应. 因此，要实现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碳达峰，应优先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首的低碳能源，同步发展天然气、电力等清洁能源作为补充能源，还要在促进煤炭消费总量削减的同时，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提升.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结论

a) 2000—2018年，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直接碳排放量、间接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量均有所增加. 其中，碳排放总量由2000年的1.34×108t升至2017年的3.43×108t，2018年又降至3.38×108t，2000—2018年碳排放量总体增加了1.5倍；人均碳排放量从2000年的0.16 t升至2018年的0.60 t，增加了2.75倍. 在碳排放来源构成中，截至2017年煤炭消费的碳排放一直为主要贡献来源，但其碳排放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近80%降至2017年的44.0%，2018年煤炭消费的碳排放占比降至38.0%. 而电力消费的碳排放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2018年达41.0%，成为超越煤炭的排放源. 石油和天然气消费的碳排放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石油消费的碳排放占比在10.0%～20.0%之间，天然气消费的碳排放占比较低，近年来一直在0.1%左右，且增长速度缓慢，2018年排放占比仅为0.3%.

b) 基于我国2030年碳达峰背景，农村同步碳达峰峰值约为3.64×108t. 基于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角度，在基准情景、政策情景、优化情景3种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均在当前排放量的基础上呈现总体增长趋势. 其中，基准情景下碳排放量在2030年前一直呈连续增长趋势，到2030年排放量增至4.17×108t，能源结构优化速度缓慢，短期内碳排放没有降低趋势，很难在2030年前后达峰；在政策情景下，碳排放量将在2027—2028年达到峰值，峰值约3.66×108t，此时煤炭消费占比在18.0%左右，天然气消费占比在1.5%左右，电力消费占比在37.0%左右，其他能源消费占比在30.0%左右；优化情景下，碳排放将在2024年达到峰值，排放量约为3.44×108t，对应煤炭消费占比在18.0%左右，天然气消费占比在1.8%左右，电力消费占比在35.0%左右，其他能源消费占比在27.0%左右.

c) 相较于2030年前碳达峰，2025年前碳达峰对应的碳排放累积量更小，农村居民生活的能源消费总量更低，对应的煤炭消费量也较低，且其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消费占比较高，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其他能源消费占比与电力消费占比之间的差距不大，但相对于基准年的其他能源消费占比增速显著高于电力消费占比，到2030年其他能源消费占比与电力消费占比持平，有赶超电力消费占比的趋势.

4.2 对策建议

在国家碳达峰的大背景下，农村居民生活碳达峰是必然趋势，考虑到以电力行业、石油化工行业等为主的某些工业行业，以及国内经济发达区域、试点城市等已逐渐将率先碳达峰计划提上日程，从而给农村居民生活碳达峰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但农村居民生活的低碳化发展趋势是必然且紧迫的. 鉴于以上基于不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下的情景分析结果，以降低煤炭消费占比、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为主的能源结构优化速度是影响碳达峰时间及对应峰值的关键因素，且碳达峰时间越早，碳排放累积量越小，达峰质量越高. 为促进农村居民生活碳达峰，结合农村能源结构特点及用能习惯，从能源调控角度，以加快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可再生能源对煤炭的替代补给能力为主，从顶层设计、能力建设、市场手段及公众参与等层面，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a) 优化顶层设计，推动农村能源规划制定. 要实现农村居民生活碳达峰，农村能源管理是重要的切入点，同时也关系到农村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因此农村能源发展应作为农村发展重要问题做出规划并进行引导. 建议国家制定农村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或农村能源专项规划，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及措施，从政府管理层面引导农村能源健康发展，促进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提高农村能源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在促进农村居民生活碳减排的同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b) 推动分布式能源系统建设，加强节能减排技术保障. 可再生能源将是农村未来能源发展的重点方向，进一步加速降低煤炭消费占比对于促进碳减排、实现碳达峰意义重大. 结合农村能源禀赋特点，依据农村能源可获得性及农村居民经济可承受度，统筹布局，加快生物质、太阳能、风能等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构建，着力开发沼气、秸秆气化、生物质致密成型等经济适用的技术；推动“水风光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基地建设，充分挖掘农村地区的资源潜力与能源自给能力，优先使用低碳清洁能源，做好生物质热电联产、分布式光伏发电、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等，保障多能互补供给能力；同时，结合我国电能替代主流技术发展水平，继续实施以“煤改电”为主的清洁能源供暖，采纳新基建思路，推进农村地区电网智能化升级改造与油气管网建设.

c) 创新资金支持模式，推动农村能源变革. 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投入、农户(企业)自筹及信贷支持等多渠道投融资力量，推动农村能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 以产业化模式推进能源建设，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农民收入，促进能源变革的顺利实施. 完善农村金融模式，引进更多民间投资，从信贷、利率等方面给予农村清洁能源建设项目更多的优惠政策，开展以可再生能源利用为基础的“美丽乡村”试点，推动模范村先行建设.

d) 普及低碳生活方式，促进实现节能减排. 在农村深入实施绿色生活创建活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加大农村居民生活耗能工具，如炊事燃具、电器及农村住宅建筑的节能改造，从而促进节能减排. 通过提倡节约能源与利用清洁能源，倡导低碳交通、绿色出行等，培养农户养成低碳生活习惯，以人人参与、人人低碳的形式促进全民节能减排，从而助力国家实现碳达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