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传播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2011—2020年）

吴旖旎 丁雨点

摘要：通过分析2011—2020年CSSCI和SSCI收录期刊发表的环境传播研究文献发现，国内环境传播研究發展经历高峰后进入平缓期，而国外环境传播研究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合作网络和核心作者来看，国内尚未形成跨机构、跨学科的环境传播研究团队，国外核心作者之间则多有合作，对研究成果的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从研究热点来看，国内环境传播研究热点集中于环境修辞、媒介及环境新闻、气候传播等领域，国外环境传播研究热度最高领域为气候传播，环境政治研究、受众研究等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

关键词：环境传播；合作网络；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6-0024-03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乡村环境传播中的主体互动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SP19YBC155；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乡村环境传播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及优化路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C0631

一、引言

环境传播的诞生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标志性著作《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以及石油泄漏、全球核扩散上升等一系列环境危机的发生。基于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对现代社会环境风险的应对，环境传播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关注，经历多年的沉淀和发展，已成长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传播学分支学科[1]。本文对2011—2020年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环境传播研究成果展开分析，以描绘国内外环境传播研究的现实图景，并探寻其间的异同，为国内环境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11—2020年国内外环境传播文献进行分析，以呈现国内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及研究热点。在文献选取上，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作为国内文献库源、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作为国外文献库源。由于研究者在以往研究中采用了包括生态传播、环保传播、绿色传播、气候传播等与环境传播具有内在关联的一系列概念[1]，因此在检索过程中，择取“环境传播”“环保传播”“生态传播”“绿色传播”“气候传播”等作为检索词，发文时间选定为2011—2020年，经人工复核剔除掉与环境传播研究无关的文献信息及报告、评论等非论文文献信息后，最终得到有效国内文献信息178条、国外文献信息914条。

三、研究发现

（一）文献数量分布

环境传播研究文献数量的变化显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热度和未来发展趋势。从2011年的18篇至2020年的13篇，十年间发表于CSSCI期刊的环境传播研究论文总量为178篇，年发文量呈现出先升后降并趋于稳定的态势。2015年年发文量达到最高值 29篇，自2016年起又骤降至16篇左右，此后则维持在15篇左右，并无太大波动。从下图可看出年发文量的增高发生在2013—2015年，与这一期间国内环境公共事件频发不无关系。SSCI期刊十年间发表的环境传播研究论文总数为914篇，年发文量呈现出稳定攀升态势，并于2019年达到峰值170篇。

（二）研究合作网络

科研合作已经成为知识普及与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科研合作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文章发表等方面，这就意味着可以通过分析研究者或研究机构的合著关系来观察环境传播科研合作情况，管窥这一领域知识生产及传播现状。

从文献合著关系的统计情况来看，国内环境传播研究者普遍合作较少、频率不高，但亦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网络，如以王积龙为核心的和以曾繁旭、戴佳为核心的合作网络。前一合作网络的成员包括王积龙、张渠成、纳芊、黄康妮、陆鹏程等人，基本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以新闻传播学为主要学科背景，十年来合作发表了7篇论文。不过，该网络中的合著关系全部发生在王积龙与其他研究者之间，且基本为单次合作。相较之下，后一合作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明显更为紧密。该网络成员均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核心成员曾繁旭与戴佳围绕环境群体性事件、风险沟通、环境伦理等议题共同发表了5篇论文，并出版了2本著作。进一步聚焦于上述合作网络成员所在科研机构及其学科背景可发现，科研合作主要发生在以高校为主的研究机构内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国内环境传播研究尚未形成跨领域、跨机构、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或科研平台。

国外环境传播研究则涌现出了众多活跃且科研合作关系密切的研究团队，特别是以气候传播为研究主题形成了一个跨国、跨机构、跨学科的大规模合作网络。该网络覆盖了来自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的十几位研究者，包括现任耶鲁大学气候变化传播项目主管的安东尼·莱瑟罗维茨、罗格斯大学的劳伦·费尔德曼、密歇根大学的P.索尔·哈特、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桑德·范德林登、新西兰梅西大学的贾加迪什·塞克等，他们围绕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传播中的受众感知与接受等问题开展了合作研究。

（三）核心作者

环境传播研究领域中知识生产能力强、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是推动该领域前进的重要动力，并且影响着该领域理论、方法等的取向。通过作者的被引分析，即从文献的参考文献中提取文献作者信息分析其被引情况，可以确定环境传播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作者，并且了解这一领域的知识流动状况。

国内环境传播研究的核心作者有刘涛（被引28次）、郭小平（被引22次）、曾繁旭（被引20次）、王积龙（被引16次）、郑保卫（被引12次）、戴佳（被引10次）等。刘涛是最早将国外环境传播研究进展介绍到国内的学者之一。在其最高被引论文中，其基于对西方文献的内容分析，勾勒出了环境传播研究的九大领域，并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什么是环境传播”这一问题，厘清了环境传播的内涵和外延。他认为环境传播研究应从环境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及文化研究等多元学科及领域中汲取理论和方法[2]。同时，国内环境传播研究也呈现出国外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向国内流动的情况。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国外作者包括环境传播研究奠基者之一罗伯特·考克斯（被引33次）、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乌尔里希·贝克（被引17次）、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被引6次）、以媒介话语分析理论著称的学者威廉·甘姆森（被引5次）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环境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石和方法取向。

国外环境传播研究的核心作者主要有麦克斯韦·博伊科夫（被引250次）、马修·尼斯贝特（被引183次）、安娜贝拉·卡瓦略（被引159次）、安东尼·莱瑟罗维茨（被引127次）、罗伯特·考克斯（被引118次）、亚伦·麦克莱特（被引115次）、艾莉森·安德森（被引102次）、P.索尔·哈特（被引98次）等。他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一是多具有非新闻传播学科或跨学科教育背景。例如，亚伦·麦克莱特和艾莉森·安德森均有社会学专业的学习经历；麦克斯韦·博伊科夫、安东尼·莱瑟罗维茨、P.索尔·哈特均有环境研究专业的学习经历，该专业具有强烈的跨学科特征，致力于从多学科角度系统地看待和解决环境问题。二是研究视角多元，研究领域交叉。他们将环境议题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探讨，研究兴趣遍及环境传播、风险传播、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等交叉研究领域。三是与其他核心作者之间保持着学术交流，甚至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例如安东尼·莱瑟罗维茨、马修·尼斯贝特、劳伦·费尔德曼、P.索尔·哈特等人，合著发表了数篇环境传播研究论文，通过科研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学术生产力。

（四）环境传播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是研究者基于其他研究者成果的影响而对自己的论文进行的标识，是学术文献主题和核心内容的高度凝练，通过关键词词频可以窥见研究主题的热度。

国内环境传播研究的高频关键词除环境传播（被引38次）外，还包括气候变化（被引15次）、环境新闻（被引14次）、气候传播（被引9次）、环境正义（被引6次）、环境风险（被引5次）、环境群体性事件（被引5次）、新媒体（被引5次）、媒介使用（被引5次）等。结合对高频关键词和文献主题的分析可知，环境修辞研究、气候变化研究以及媒介与环境新闻研究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

環境修辞研究视环境传播为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议题而展开的文本表征、话语生产与意义争夺实践，以修辞实践作为重要理论取向开展环境传播研究[3]。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刘涛已经搭建起了包括意指概念、接合等在内的一整套修辞理论框架，并且通过对PM2.5议题及兰州自来水污染环境公共事件中的修辞实践分析，展示了环境传播研究中修辞学分析路径的可能性。国内气候传播研究则起源于2009年哥本哈根举办的第15届联合国气候大会[4]。代表性研究者郑保卫认为气候传播旨在促进气候变化信息及其相关科学知识为社会与公众所理解和掌握，并通过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5]。目前，国内气候传播研究重在研究气候传播实践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媒介与环境新闻研究是环境传播研究最初始的领域，关注媒介如何报道环境新闻、如何呈现环境议题、如何选择报道框架以及媒介在环境传播中的作用等问题。除此之外，环境公共事件传播研究、受众的媒体使用研究等领域也在近年相继出现，并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热度。

国外文献关键词分布则显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高频关键词包括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被引380次）、communication（传播，被引184次）、media（媒介，被引172次）、science（科学，被引148次）、news（新闻，被引98次）、discourse（话语，被引93次）、politics（政治，被引92次）、perception（感知，被引89次）、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环境传播，被引76次）、framing（框架，被引76次）、knowledge（知识，被引75次）、coverage（报道，被引71次）、risk（风险，被引62次）、social media（社交媒体，被引60次）、impact（影响，被引58次）等。

结合文献内容对上述关键词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可知，环境话语与修辞、媒介与环境新闻等研究领域同样是国外环境研究的热点。但对比国内，国外研究主题分布图景展示出以下不同之处：一是气候变化的词频远超环境传播。超过四成的国外环境传播研究文献都与气候变化相关。随着近年来全球变暖和气候问题变得愈发显著，研究者的兴趣显然已经从整体环境风险聚焦到具体的气候变化风险，气候变化传播成为最大的研究热点。二是环境问题正在变成重要的政治问题，环境政治研究热度攀升。politics（政治）的词频逐年上升，并在2019年达到最高值19次，这与国外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环境议题被纳入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不无关系。2012年，P.索尔·哈特等发表文章指出，在美国，气候变化信念已成为判断政党归属的标志[6]。此后，塞多娜·钦恩等人通过对主流报纸气候变化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媒体气候变化报道的政治化程度日益加深，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话语逐渐走向两极分化[7]。这一趋势不仅发生在美国、欧洲等地，研究者发现智利的保守派报纸和自由派报纸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在数量、话语框架等方面都显著不同[8]。三是以推进公众对环境信息、环境知识的认知和接受并影响公众行动为根本目的，开展了大量的受众研究。国外研究者尤为关注新媒体环境和技术可能给环境传播带来的改变。比如有研究者通过三个实验测试了沉浸式虚拟环境（immersive virtual environments）带来的感官体验在增强受众环境参与方面的可能性。他们发现让实验对象置身于沉浸式虚拟环境中的动物身体中，以动物的视角去体验和感受自然，能够让实验对象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而认识到环境风险的迫在眉睫并引发其环境参与行为[9]。

四、结语

本文以近十年CSSCI和SSCI收录的环境传播研究文献为对象，通过发文数量统计、研究合作网络、作者被引和关键词词频分析，对国内外环境传播研究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从文献数量上来看，环境传播研究在国内平稳发展，在国外则呈明显上升趋势。从合作网络和核心作者来看，国内尚未形成较大规模跨学科、跨机构的环境传播科研团队，但已出现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核心作者。国外科研合作则更为频繁，并且围绕气候传播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跨国、跨机构、跨学科的科研合作网络，而且核心作者之间多有合作，对研究成果的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从关键词分布来看，国内外环境传播研究热点有重合，环境话语与修辞研究、媒介与环境新闻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均具有相当热度。但国外环境传播研究者对于气候变化、环境政治以及受众感知、态度与行为等领域倾注了更多的热情。

参考文献：

[1] 刘涛.“传播环境”还是“环境传播”？——环境传播的学术起源与意义框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07）：110-125.

[2] 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J].新闻大学，2009（04）：82，97-104.

[3] 刘涛.接合实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01）：58-67.

[4] 郑保卫.让气候传播真正形成大气候——《中国气候传播十年》序言[J].文化与传播，2020，9（01）：1-3.

[5] 郑保卫，李玉洁.论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J].国际新闻界，2011，33（11）：56-62.

[6] [美]P .索尔·哈特，[美]埃里克·尼斯贝特.科学传播中的回旋镖效应：动机推理和身份线索如何放大关于气候减缓政策的意见极化[J].传播研究，2012，39（06）：701-723.

[7] [美]塞多娜·钦恩，[美]P .索尔·哈特，[美]斯图尔特·索罗卡.气候变化新闻内容中的政治化和两极分化[J].科学传播，2020，42（01）：112-129.

[8] [美]德文·多森，[美]苏珊·雅各布森，[美]琳达·李·卡德，等.智利气候变化的媒体报道：保守派和自由派报纸的内容分析[J].环境传播，2012，6（01）：64-81.

[9] [美]孙乔安，[美]约书亚·博斯蒂克，[美]伊莉丝·奥格尔，等.体验自然：在沉浸式虚拟环境中栖身于动物提升了自我的自然融入感和自然参与[J].计算机传播期刊，2016，21（06）：399-419.

作者简介：吴旖旎（1987—），女，湖南岳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环境传播。

丁雨点（1999—），女，湖南岳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环境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