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现象学视阈下王阳明认识论再阐释

梁子晴

在现象学看来，关于某物的意识是意向行为与被意向之物本身之间可贯通的相互关系。这种认识论使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认识对象的现象和本质在意识中得到贯通，其反对区别意向对象与现实对象，是对西方19 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心物二元论的批判。胡塞尔认为，意识的本质属性是“意向性”，人的每一个意识行为都具有意向性，而也只有在人的意识中，认识对象才能显现。人所有的意识都直接指向对象，没有无意向的意识，也没有无意识的意向。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与王阳明所言“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意向性的角度出发，此处之“意”便是具有意向性的意识，“物”便是认识对象，而“意”又发动于“心”，故“心外无物”。类似于胡塞尔注意到西方传统认识论的局限，王阳明也注意到了朱熹认识论的局限，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方面，他认为“心外无物”，“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也就是当意识意向“孝亲”时，“孝亲”便成为认识对象，由此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另一方面，他认为“心即理”，认识对象显现于意识之中，其本质亦诞生于意识之中，由此超越了“现象—本质”二元对立的思维。王阳明不再着力建构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而是以人的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关系为出发点，将人的主体意识与认识对象所存在的世界相连接，并且认为人可以直接于现象中把握本质，且人的“即物”和“穷理”不再有先后对立之分，而是共时进程中的一体两面。

一、“寂”“显”之变

阳明认为良知是一个整体，本无精粗之分，精粗只是相对于人对良知的体认而言。主体对良知的主动把握是由粗入精的一种转换，因此，良知并不是静态的本体，其本质上处于发用流行之中。这种发用流行便是“致良知”的动态过程，良知在这一明见过程中亦由“寂”到“显”，变得越发显明。以山中观花一事为例，当人未上山看花时，花与心同归于寂；当人上山看花时，花在心中便显现分明起来。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是事物的两种存在状态：“寂”与“显”，其在不同认识情境中所呈现给认识主体的意义是不同的。此处的“寂”并不等于“无”，而是指事物静默的存在状态，其中包含着向显现灵动转换的无限可能性。

在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中，事物的存在状态随着认识主体认识活动中意向性的充实程度发生改变。缺席与在场是充实意向和空虚意向的对象相关项。也就是说，事物的“寂”与“显”是相生共存的，它们实质上是由意向对象的缺席和在场情况所决定的意向的空洞性和充实性。因此，在谈论山花时，山花是不在场的，友人虽然通过言语意向着它，却仅仅是空虚地意向着，他们在其缺席状态下进行谈论，因此这种意向的充实性尚未得到激活，山花的存在状态为“寂”。而一旦来到山中，开始亲眼观看山花，人们行使诸多充实的知觉性意向，山花被逐渐呈现于其面前，由于经过若干时间而观看到的山花的实际在场，原先的空虚意向逐渐被充实起来。此时，事物由缺席变为在场，意向由空虚变为充实，山花的存在状态便由“寂”转为“显”。

二、阳明格物论

王阳明的格物论认为，由于“心外无物”，所以“格物致知”在“心”中，也可谓是在意识中进行的。这里的“心”在认识论层面主要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便是心也”，可见“心”具有类似“感性直观”的作用，可以为本质把握奠定知觉性意向的基础；另一方面，“天地万物之声非声也，由吾心听，斯有声矣；天地万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视，斯有色也；天地万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尝，斯有味也”，可见“心”又具有类似“本质直观”的作用，可以在知觉性意向活动对意向的充实中，于意识中直接把握声、色、味等认识对象的本质。因此，在“即物”的时候，主体首先拥有了对“物”这一对象的意向，接着对“物”的感觉材料充实感官，当场构成意向存在之“物”。主体每次的当下知觉都朝向内在于相应对象体验中的本质特征，将对象的本质特征或本质状态进行绝然的明察。因此，在“格物”的认识过程中，不仅包含类似于感性直观地对感性材料的把握，还包含类似本质直观地对对象本质特征和本质状态的把握。可见王阳明认识论中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并非全然外在于主体，又并非全然内在于意识，而是以意识为媒对二者的一种统合，是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意识的贯通。

三、阳明认识论的实践时空观

正如前文所提，格物致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知行合一”的精神使其格物论具有一种实践性特质。在认识论层面，这种特质主要体现为认识过程中主体的动态实践。正所谓“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人的“即物”和“穷理”不再有先后对立之分，而是共时进程中的一体两面。但值得注意的是，“行”并不一定或者并不仅仅是指实际行动，它还包括意识的流动过程。

从时间维度看，王阳明指出，“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便是说认识的开端便是主体意向活动的开始，对象的存在状态在这一念发动之间便由“寂”转“显”，主体于意识之流中不断把握对象的本质，而这种思想意识的流动本身就是“行”，一切都在意向发出的一瞬间变得生动起来。正所谓“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得出来。然只是一间房”，主体在认识房屋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意向在知觉性意向活动中的不断充实，人们对“一间房”之本质的把握越发精确，直至对其获得一种明见的体察。而从空间维度看，人们对房屋的认识便是建立于直观之上，是在对事物直接的观看中赋予其空间意义的。此处的“看”是一种构成认识对象的活动，对象正是在目光中被构成，其所处空间的距离、位置由此被安排，主体眼中的世界也得以成形。

因此，在现象学视阈下，王阳明认识论中的时空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始源意义的时空形式，是在没有形成明确的时空意识之前对时空的一种直接的体验性把握，作为认识对象的时空正是诞生于这种直接体验之中。这种对时空的当下或直接的体验方式不同于一般的直观反映形式，它其实是一种生成性、构造性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知行合一”中的时空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时空。因此，在认识房屋时的“看”实质上也是一种生成性、构造性的实践活动。同时，这种“看”不同于朱熹的“看”，朱熹的“看”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以客体预先存在为前提，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并非生成性、构造性的活动，不具有实践的意义。可见，王阳明的认识论实现了去对象化的视域转变，将对象化的关系情境转换为主体的实践情境。

四、结语

文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近代以来，科学在我们的文化中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威，因为人们认为它告诉我们万物的真理。我们拥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它被认为是单纯的现象，完全是主观非实在的，另一个是数学化的科学所描述的世界，它被认为是客观实在的世界。对此，胡塞尔现象学认为，科学本应奠基于生活世界，从生活世界中获得起源。我们不可能生活在科学所投射的理性世界之中，而是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里。而在王阳明的认识论中，我们亦能于主体意识对其所生活世界建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中看见一种回归生活实践的倾向。虽然其认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能让我们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待人对事物本质把握的鲜活过程，它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使我们对自己的心灵活动有了重新的认知，并且能够引领我们走向一种更高远的生命境界。在唯科学主义逐渐有所蔓延的当代，其“活泼泼”的思想价值便更显重要，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