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愈“以文为诗”看《山石》

李苑晴

华南师范大学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一、背景：抱负与闲居

韩愈生活在贞元、元和时代，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提出，“元和诸公所长，正在于变，或欲于元和诸公录其正而遗其变，此在选诗则可，辩体，终不识诸家面目体矣。”在时局重压之下，面对诗歌传统秩序，求“变”，尤其是变“体”成为众多中唐诗人开拓发展空间的选择。同时，由于大多元和文人兼有政治家身份，他们的诗作承担一定政治功能，政治目的也影响了诗歌创作的选材、布局与风格。

《山石》写于贞元十七年韩愈闲居洛阳期间，距离他开始锐意改革，致力于提倡古文运动将近十年。在此期间，韩愈针对唐代佛禅盛行、佛教传法世系危害王权等现实提出“道统”、“明道”等思想，其诗文目的性与实用性较强。研究普遍提到《山石》为山水游记，以其流畅叙事与连续图景为重，方东树评价此篇为“从昨日追叙，夹叙夹写，情景如见，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

在《山石》前十句中，有着古刹、石壁、佛画等佛教痕迹，在选取“蝙蝠”“新雨”“芭蕉叶”“栀子花”等意象营造了荒山古刹清幽古朴的氛围，交代寺中之事后，韩愈却无意去探讨禅意或佛带来的心灵解脱，反而从昨夜落笔。未能从寺庙的地老天荒中得到心灵上的安抚，反倒在深夜独醒却不发一言，耐人寻味。

二、章法：平直与波澜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八提到：“杜公以六经、史、汉行之，空前后作者，古今一人而已。韩公家法亦同此，而文体为多。”作为文坛大家，韩愈古体诗兼具多种散文体裁，使其创作经验迁移以及“以文为诗”创作手法的形成成为可能作为一篇游记，《山石》所述从“黄昏”到“夜深”再到“天明”，从往寺里到去山中，全诗时间、空间脉络清晰，直写目触之景，叙说亲历之事，层次分明，平直简洁，自然流畅。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指出其“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有观点则认为，《山石》是无论情景美或否，有趣或否，有睹即书，未曾披沙拣金。“无意求工”体现出韩愈诗文中叙事明白，语言流畅散文化的特点。追求工巧奇景自会“披沙拣金”，可这并不意味着《山石》创作时未曾对入诗的意象与谋篇布局进行选择与处理，亦不意味着其平铺直叙缺少开阖变化。

《山石》若只截取寺庙-山间的清晨游历片段，确可体现生生不息、人与天合的浩荡之美。然作者从昨夜起笔，一方面，从《昭昧詹言》中以古文之法评诗，讲究起承转合的角度，选择山石微径与漫天蝙蝠起笔，俯仰之间，奠定全诗基调，符合诗人创作理念，突显奇崛特色；另一方面，寺庙古朴的环境与清幽的月光增强了诗歌审美意趣的浓度。至于诗人在佛中汲取了力量，百虫俱寂之时感受到的是深邃辽远抑或燥郁不安，则见仁见智。

《山石》的谋篇当中，句与句之间紧密相连，联与联之间保有空间，使得同一布局可解多义，在布局章法上平直简炼，在诗中蕴含着古文起承转合的笔意。

三、句法：错落与流畅

韩愈《答李翊书》有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摒除对句、打乱诗句的一般句式、以虚字入诗等“以句法为诗”对诗歌吟诵时的节奏性、音乐性以及对感情抒发皆有影响，进而影响诗歌“文气”。

近代陈寅恪在《论韩愈》中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山石》一诗全首不对，跳脱出对句与出句之间用词与用韵的约束，为语言流畅提供了可能。诗中移步换景、动点观景，诗句多有动作描写，“铺床拂席置羹饭”一句连用三个动词，在顿挫中一气呵成。

另外，以虚词入诗也为《山石》增加了错落感。“疏粝亦足饱我饥”的“亦”与“足饱我饥”打破了七言中“上四下三”的断句形式。“岂必”、“嗟哉”、“安得”等词在“声之高下”方面对“文气”产生影响。虚词的出现让诗句更为日常，使得感情郁结的抒发与议论更有奔放豪荡，雄奇阳刚之感。

山石小径、清幽月色、山红涧碧、激流徐风，诗中种种意象与传统诗歌审美意趣和谐统一，体现“变”外之“正”，明暗、虚实、光影、声画在句中形成统一，流畅与雕琢相辅相成，体现韩愈诗歌长于叙事状物与捕捉细节的特点。

《山石》作为韩愈较早的“以文为诗”代表作品，从选材与谋篇当中透露出其对时代风气与个人经历的态度。章法在平直当中见波澜，句法流畅又错落有致，在手法、风格、审美效果上都兼具了“文”与“诗”的特征，值得一读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