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驻联合国 中国代表团的秘密任务

黄卫 鲍安琪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秘书长符浩、代表熊向晖和陈楚、翻译唐闻生昂首步入联合国大会堂，煞是引人注目。面对记者“第一次就坐中国席位有何感想”的提问，乔冠华回答“早该如此！非常痛快！”，同时伴以标志性的仰天大笑。

12月22日，第26届联大在选出新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后闭幕。在纽约工作了42天之后，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部分人员回国。留下的40多人，开始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建团和日常工作。

当时，代表团租住在罗斯福旅馆。然而，1972年初，工勤人员王锡昌被发现死在旅馆床上。后经警方侦查，王锡昌是喝了含有浓缩尼古丁的饮水引起神经中枢麻痹而死。出事后，代表团加快了购房的步伐，最终选定占地2000多平方米，有270多间房的林肯广场汽车旅馆。报告国内后，4月，周恩来迅速批下485万美元现款。代表团一次付清，将旅馆连楼带地皮买了下来。一番装修、筹备后，代表团欢天喜地搬进了自己的家。国内精制的铜牌也由信使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挂牌。

“讲坛”“废话公司”“文件制造工厂”

1972年初，周恩来总理指示：不要深居简出，孤陋寡闻。此后代表团改变了开完会就回驻地的做法。

黄华常到挂有中国赠送的巨幅长城壁毯的代表休息大厅去同他国代表交谈，让他们非常高兴。一位拉丁美洲的代表带着佩服的口吻说：“这是中国人的个人外交，黄华在这里饮茶，态度十分随和。”

代表团翻译组的吴建民回忆，中国最早对联合国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一是个“讲坛”，可以对外传播中国的声音;二是个“废话公司”，都是没什么用的老生常谈;三是个“文件制造工厂”，文件堆积如山但起不了多少制约作用。这一阶段，代表团把工作重点放在反霸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上，其余事务参与不多，美其名曰“超脫”。

联合国的休息厅、咖啡厅就像个自由市场，各种消息在这里流传，各种议案在这里筹划。吴建民常有意识地去坐一坐，竖起耳朵听周围的讨论，有时蜻蜓点水转一圈，都能获得不少信息。

秘密渠道

最初两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承担了一项特殊工作：中美之间的秘密联络渠道。

基辛格1971年7月访华后，双方开辟了一条“巴黎渠道”，由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和美国驻法大使沃尔特斯直接联络。但巴黎毕竟太远，中国代表团来后，基辛格提出在他和黄华之间开辟一条秘密联络的纽约渠道（黄华不在时由代表团二把手陈楚代替），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

当时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阿纳多利·多勃雷宁之间也有一条这样的直接联系渠道。基辛格认为，这是一条避免重大僵局的途径。在第一次访华时，他就告诉周恩来，美国将继续与莫斯科打交道，但是将把可能达成的涉及中国利益的协议都详细告诉北京。

最初几次秘密会谈由唐闻生担任翻译，她随乔冠华回国后，施燕华代替她担任翻译，并兼联络员，同温斯顿·洛德保持直接联系。温斯顿·洛德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也是他的亲信和密友。

为避免代表团的电话被窃听，施燕华总是使用街上或联合国的公用电话。美方给她取了一个代号Kay，这是因为，如果报自己的名字，一来秘书很难听明白，二来总有中国人找洛德也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中国代表团的车都是黑色林肯轿车，挂CY打头的外交牌照，很容易识别，因此每次约会都由中情局派普通家庭用车来接。时间多在晚饭后，施燕华会提前请司机班长把地下车库的门打开，美方的车径直开进车库，关闭车库大门，黄华再下楼登车。

汽车驶入僻静的曼哈顿东区43街，停在一栋无人居住的二层小楼前。时间每次都安排得很精准，双方到达的时间一般只差一两分钟。每次会谈施燕华是唯一的翻译。作为联络员，施燕华还担负着传递口信的任务。有时，基辛格自己不来，派温斯顿·洛德来传递口信。有时，中方有信息要反馈，就请洛德跑一趟。洛德来的时候总是很晚，有时甚至是深夜。他来之前，施燕华会跟值班人员打好招呼，让其留意门铃。

1973年5月，中美双方在对方首都互设了联络处。至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就结束了秘密联络渠道的使命。但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使命、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及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之路，才刚刚展开。（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