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考与建议

2021-11-19 04:44王哲王明姬
中国经贸导刊 2021年28期
关键词:欠发达共同富裕甘肃

王哲 王明姬

调研显示,当前全国推进共同富裕存在“东部快西部慢”现象。受制于思想观念、产业基础和公共服务“三大短板”,欠发达地区如果沿袭现有发展路径,难以实现“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阶段性目标。因此,缩小区域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在发挥好浙江等发达省份先行示范作用基础上,也要念好“带”字诀,依托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新机制,推动区域间改革举措“互学”、产业项目“互补”和公共服务“互惠”,以持续有效破解共同富裕难题。

一、欠发达地区推进共同富裕步伐相对较慢

专题调研显示,各地推进共同富裕的步伐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相比浙江等发达省份,欠发达省份推进共同富裕进展相对缓慢,主要表现有三点。

一是共富推进动力不强,体制机制统筹协调力度弱。就调研情况看,部分欠发达省份尚未开展共同富裕前期摸底和调查研究,对本地区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缺乏准确把握,对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缺少破题思路,坐等中央统筹指导的态度明显。从体制机制上看,各地相关部门虽然都有专门业务处室对接共同富裕有关事务,但尚未建立多部门、多机构的联动机制,动员协调力量不足,整体调度缺少统筹,“软、散、小”现象突出。

二是居民增收基础不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压力大。推进共同富裕,增加居民收入是核心,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是关键。与浙江、江苏等发达省份相比,欠发达省份居民收入呈现“一低、一高、两多”状态,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高、纳入城乡低保人口数多、边缘易致贫户和脱贫不稳定户等低收入人群数量多(见表1)。以甘肃、辽宁两省为例,从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甘肃分别仅为浙江和江苏的38.81%和46.87%;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看,甘肃分别是浙江和江苏的1.67倍和1.49倍;从纳入城乡低保人数看,甘肃分别是浙江和江苏的2.89倍和2.29倍;从低保人数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看,甘肃和辽宁分别是浙江的7.45倍和2.58倍。统计显示,甘肃省边缘易致贫户规模达41.4万户,占全国比重超过八分之一。

三是公共服务保障不足,农村短板与弱项更为突出。共同富裕不仅表现在居民收入的普遍增长,也体现为城乡居民共享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领域严重落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困难重重。教育领域,优质均衡发展县(区)比例偏低,城镇“大班额”、农村薄弱校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医疗卫生领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老旧、诊疗能力有限。在甘肃,目前有占39.5%的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超10年未更新,占73.2%的乡镇卫生院缺少职工周转宿舍等附属设施。养老服务领域,养老机构一般性床位空置与护理型床位紧缺并存,随着老龄化趋势加速,养老服务人员缺口日益明显。在甘肃,养老机构平均养护比达1:6,而农村养老机构养护比高达1∶11。

二、欠发达地区推进共富面临的难题

欠发达地区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缓慢,除了受制于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等客观因素,也与落后的发展理念息息相关。

一是部分干部思想观念落后,干事创业的热情和能力不足。共同富裕决不是等来的,而是干部群众上下齐心,一步步努力奋斗出来的。欠发达地区的各级干部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更要争当“排头兵”和“发动机”,努力奋发有为,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创富。然而,调研显示,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部分干部“求稳怕难”“因循守旧”的思想仍然较重,不主动求变、主動应变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上级财政、项目支持的倾斜性支持上,开拓意识、创新意识相对不足。此外,落后的思想观念和服务意识不够导致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普遍不佳。根据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学者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营商环境排在后10位的省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占了9个。

二是产业转型升级滞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与发达省份不同,欠发达省份受制于传统发展模式,产业转型起步晚、升级慢,缺乏新的增长点,民营经济发育迟缓,就业带动能力有限。以浙江、江苏、甘肃、辽宁等省为例,从各省工业结构看,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排名前三的是石化、电力、有色工业,累计占比超55%,辽宁省石化、冶金工业占比也超过41%,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则高达59.6%。从私营工业企业资产总计看,甘肃省和辽宁省私营工业企业资产总计分别仅为浙江省的3.01%和27.68%,江苏省的2.63%和24.13%。从500强民营企业数量看,2019年浙江省、江苏省分别有96家、90家民营企业进入500强榜单,而辽宁省、甘肃省进入榜单的民营企业分别仅有8家、0家。

三是公共服务发展受限,财政压力与福利刚性矛盾加大。由于可支配财力、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因素限制,相比发达省份,欠发达省份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存量不活,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以浙江、江苏、甘肃、辽宁等省为例,从财政收入看,近年来欠发达地区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发达地区差距不断增大(见图1)。2020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达甘肃的8.29倍,江苏是甘肃的10.36倍。随着欠发达地区民生财政支出占总支出比重逼近90%,未来财政压力与福利刚性之间的矛盾将持续增加。此外,从多主体参与看,受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传统观念、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限制,欠发达地区民办园、民办校、社会办医、社会办养老等社会办公共服务机构在主体数量、比重和质量等方面落后于发达省份,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

三、发挥联动优势,切实推动先富“带”后富

缩小区域间现存的巨大差异,必须依靠机制体制的突破创新,必须推进区域间协调联动发展。建议做好“先富带后富”中“带”字文章,促进区域间观念、项目、人才等互鉴、互通、互联,打造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共同体,助力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

一是推动区域间改革举措“互学”,实现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评估督导,对标北京、上海、浙江等省份典型经验做法,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增强服务意识和政务效率。完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强化国家营商环境评价结果运用,以评促改、以评促优,补齐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短板。适当提高地市级和职能部门干部选任统筹层次,增加结对帮扶省份间互派干部挂职、跨省调动频次。

二是推动区域间产业项目“互补”,实现优势资源要素跨域整合。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立足区域间资源、技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互补优势,统筹推进区域产业布局。探索结对帮扶省份间的“一对一”财税、金融、用地优惠政策,依托产业飞地园区、省际合作园区等形式,推进资金、技术、人才“西进”和劳动力、产品“东拓”。落实好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有关政策,加快清理与企业性质挂钩的行业准入、资质标准、产业补贴等规定和做法,破除招投标、投融资等领域隐性壁垒。

三是推动区域间公共服务“互惠”,实现优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探索推广跨省教育集团、跨省医联体、跨省校企合作等共建模式,提高欠发达地区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深化结对帮扶省份间教师、医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交流激励机制,通过设立交流基金、职称评定倾斜等方式,促进公共服务人才省际间双向交流。完善社会资本进入非营利性公共服务领域促进政策,逐步推动在用水用电、职称评定、职工参保、土地使用等方面与政府投资公共服务项目享受同等待遇。

〔本文系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课题编号:A2021061011)的部分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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