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我国培育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及应对之策

2021-11-19 05:11肖若石
中国经贸导刊 2021年28期
关键词:十四五劳动力农民工

肖若石

“十四五”时期,加快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橄榄型”分配结构的构建,将有利于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有重要的现实作用。但中等收入群体培育仍面临诸多瓶颈问题,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中等收入群体抗风险的脆弱性更加凸显,增长数量失速与发展质量下滑的“双碰头”风险逐步隐现,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风险已迫在眉睫。

一、“十四五”是中等收入群体培育的关键期

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按国家统计局的绝对标准计算,人数从2001年的1亿人增长到当前的4亿人以上。“十四五”期间,在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仍保持基本同步的大背景下,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将推动低收入者迈进中等收入门槛。假定“十四五”期间收入分布不变,模拟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大约在5.3—5.7亿人之间,将有近1亿人迈进中等收入阶层(表1)。总体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增长不断放缓的趋势已经形成,年均增速从2001—2020年的8%左右,下降到“十四五”期间的3%左右,进入中速增长期。

从发展质量看,中等收入群体仍然属于低质量扩张。一是大量新增人员收入徘徊于中等收入标准线边缘。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主要力量, 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均年收入约为4.8万元,按照一户两个劳动者计算,勉强达到中等收入群体最低标准(2016年为9.6万)。二是白领阶层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坚力量城市白领群体收入相对(蓝领)减缓、收入分层固化,形成金字塔型(中等收入群体中低收入占比较高)的收入分布格局。三是中等收入群体自我认同感较低,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未得到有效提升和保障。如果“十四五”期间收入差距没有得到有效缩小,仍将维持中低收入占比较高的群体分布结构,也会制约总量的平稳增长。

从国际经验看,只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超过50%以上、形成橄榄型分布格局时,收入结构、分配秩序和社会流动性才能与高质量经济循环形成良性互动,方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35%左右,预计2030占比将超过50%,未来的十年是决定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迈进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

二、“十四五”时期培育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世界不平等加剧,全球中等收入群体呈现收缩态势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数量持续缩小,世界不平等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在近20年的时间中产阶级比例降低了约5个百分点。主要发达国家,美国中产阶级占比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6年的52%、德国从1991年的78%下降到2010年的72%、西班牙从1991年的69%下降到2010年的64%。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信用扩张式经济政策,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分配更偏向于资本要素,以劳动报酬为主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我国同样面临这一国际性问题,中等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在10%以下(发达国家占比均超过20%),分享资本红利的基础更加薄弱。在疫情蔓延、世界经济下行、国际环境变化等问题影响下,为进一步扩大内需、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可能实施一定的刺激政策。在注入流动性与信用扩张时,如何保障中等收入群體公平分配是未来的重要挑战。

(二)就业缺口增大,冲击中等收入群体增长基础

中等收入群体中城镇人口占比超过80%,城镇新增就业是中等收入群体增加的主要来源。但“十四五”期间就业压力将持续增大,就业缺口将冲击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增长。从供给端看,根据分阶段教育脱离教育人数预测法估算,我国城镇每年将有约1500万新增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大约在200万左右,共计约为1700万新增劳动力。从需求端看,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点可以拉动约21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假定GDP平均增速为5%,城镇新增就业数接近1100万,每年就业供需缺口高达600万人左右。以此计算,“十四五”期间将有3000万劳动力就业得不到妥善解决,将较为严重的冲击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基础。

(三)工资增长空间收窄,减缓中等收入群体增长动力

工资持续快速增长是推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重要动力。未来,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工资增长空间逐步收窄,增长动力将逐步减缓。2018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接近1000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125%。大约为美、德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超过俄罗斯、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是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三倍以上。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使得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比较优势逐步减弱,部分企业为保持竞争力,通过控制薪酬、产业转移、智能改造等方式控制劳动力成本。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工资增速减缓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将进一步延续,据智联招聘大数据显示,2019年只有20.8%的白领获得加薪,61.8%薪水不变,17.4%工资不升反降。

(四)抗风险能力脆弱,中等收入边缘人群滑落风险上升

中等收入群体中产业工人与个体经营户占比超过50%,这部分人就业相对不稳定,一旦遭受重大疫情灾害、经济大幅波动等外部冲击,将出现收入阶层的滑落。此外,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换人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经过智能化改造的生产车间劳动力需求将减少70%左右,随着物联网、无人驾驶、智能学习等技术的发展,吸纳劳动力最多的服务业也将产生大规模机器换人现象。被机器替代的劳动力主要集中于中等收入标准线边缘与低收入人群,这部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陈旧、劳动技能单一,难以从事专业水平更强的新兴行业,将变成低收入群体。

(五)自我认同感不强,中等收入群体获得感有待提升

据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显示,中等收入群体中近30%的比例是不认可自身是中等收入者,认为工作生活压力较大,幸福感指数不高。中等收入者相较于高、低收入者是最勤奋的人群,52%存在加班现象,仅有12%对现有工作满意,随着就业竞争愈加激烈,这种现象将更为凸显。中等收入群体中流动人口占比在40%左右,其生活压力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租房负担对其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如农民工的居住支出占其总支出比重超过40%。此外,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中等收入群体也是对改革诉求最强的群体。

三、相关政策建议

(一)编制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专项规划

收入分配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缺少收入分配领域的相关发展规划。日本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制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建议在“十四五”期间编制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专项规划,做好指标设定、任务分解、考核监督,针對收入分配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改革突破。

(二)稳定中等收入群体就业

加大力气化解就业供需矛盾,进一步完善积极就业政策,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要挖掘内需带动就业,增加公共服务社会化、养老医疗、新消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岗位供给。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展临时性、非全日制、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形式实现就业。推动大规模技能培训,促进劳动者终身学习,创新技能培训政策,完善多元化的补贴机制,充分调动企业提供培训、劳动者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注重技能培训与需求的有效衔接。提升就业服务全覆盖面,实施常住地进行失业登记制度。

(三)拓宽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来源

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把财产性作为中等收入群体来源的重要补充,占比应提升到15%左右。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条件,深化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开发适宜投资需求的金融产品,拓宽城镇居民利息、股息、红利、租金、保险等财产性增收渠道。同时,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村居民合理分享土地升值收益。

(四)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生活负担

要从基本生活、居住成本、社保缴费等方面综合施策,切实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生活负担。要对生活消费品进行税收减免,适度降低食品、药品、服装的增值税率,对婴幼儿奶粉、老年人用品等采取优惠税收安排。加快完善住房租赁市场建设,推动长租市场发展,建立房租合理增长机制。推动房地产信托基金发展,鼓励投资长租房市场。加快解决社保碎片化问题,建立适应人口流动和就业多样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五)积极回应中等收入群体社会诉求

提升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水平。加快打破医保体制的城乡分割、人群分割、地区分割、管理分割的碎片化状态。加快推动养老体制改革,提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防止老年退休后从中等收入群体滑落。推动优质教育基础教育公平发展,加快学区改革步伐。

(六)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改革

发挥好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压舱石的作用。清理针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政策,防范农民工失业返乡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中断。提高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推动农民工职业教育发展。完善地方政府、企业和市场、个人与社会共同承担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增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感。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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