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研究∗

黄春芳

（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重庆401120）

提 要：本文研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生态翻译学的后现代思想，通过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此的关照，文章发现生态翻译学具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特质。其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贯穿其中的生态学思想、翻译生态环境的多元整合性、翻译思想的生态伦理观以及研究范式的开放性。对生态翻译学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研究，将会有助于补充和丰富生态翻译学理论基础的系统性。

1 引言

作为一种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生态翻译学自胡庚申2001年首次提出以来，已从创建初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生态翻译话语理论体系，发展成如今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Neo⁃ecosophy of Translation），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加。与生态翻译学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建构（胡庚申2008，2011，2013，2014，2019a，2019b；王宁2011，罗迪江2019，岳中生2019）、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研究（佟晓梅 霍跃红2010，陶友兰2012，舒晓杨2014）以及对生态翻译学的综述与评议（方梦之袁丽梅2017，陈圣白2017，王建华等2019，冯全功2019）。但目前，生态翻译学研究中应用性阐释占多数，跨学科的理论性探讨较少（王建华等2019：130），尤其缺乏哲学层面的理论思考。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视角探究生态翻译学所蕴含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

2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及其主要思想体系

作为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以过程哲学为核心而形成的一种有机构成的世界观。它对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机械论、实利主义和科学主义等进行反思，强调“建设”或“重构”的思想，把建设一个新世界作为其努力的方向，为现代世界提出可供选择的重构方案。由于对现代性所造成的一切：如城市化、工业化、技术理性等的不满，在反思和反省这些问题和困境中，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产生了。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表明一种历史趋向性：去中心化、非同一性、多元论、非理性主义、不确定性和小型叙事，等等（颜昌武2018：63）。后现代主义主要包括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主要特征是它的否定性，它着力颠覆和消解现代性所倡导的一切，以福柯（M.F.Foucault）、德里达（J.Derrida）、利奥塔（J.F.Lyotard）等哲学家为代表。它因重“摧毁”而不重“建设”，因缺少建构，所以最终走向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而逐渐趋于衰落。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是建设性的或重构的，它不是对现代性进行一味的批判、否定，而是在一种回应与改造、修正中逐渐形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过程哲学为衣钵，按照过程哲学家怀特海的观点，宇宙是一个由各种现实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摄入而不断生成的现实过程（Whitehead 1978：214－215）。整个宇宙是由各种事件、各种实际存在物相互连接、相互包涵而形成的有机系统。过程哲学消除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等二元对立论，以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现实世界（杨富斌2013：25）。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芬（D.R.Griffin）、罗蒂（R.Rorty）、小约翰· 科布（J.B.Cobb，Jr）以及斯普瑞特奈克（C.Spretnak）等人。他们以过程哲学为根基，主张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人和万物是密切联系的，人类乃是复杂的存在之网的组成部分，每一种“现实际遇”（actual occasion）都有价值（科布2003：34），在质疑现代性的同时提出一套建设性的思想体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要包括以下思想体系：有机整体论、内在联系说、生态的世界观。具体而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对生态的关注，强调事物的“有机整体”与“内在联系”，认为人与他人、人与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应建立一种有机的整体观。所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具有整体性、共生性、多元性、开放性、内在相关性、互依互动性和现实关怀性等特质（王治河2009：27）。

3 生态翻译学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视角的翻译学研究，属于跨学科性质的一门交叉学科，提倡一种多元融合、平等互补的翻译观。它具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彰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特质。胡庚申（2008：14）认为，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它所主张的把西方生态主义、东方生态智慧和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胡庚申2019b：5）体现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其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具体表现为：贯穿其中的生态学思想、翻译生态环境的多元整合性、翻译思想的生态伦理观以及研究范式的开放性等。

3.1 生态学思想

对生态的关注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这种后现代生态观充分体现在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 Postmodernism）中。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后现代主义与格里芬等人的“非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有共同的思想基础（Spretnak 1999：223）。它所认同和倡导的有机整体论思想有生态主义特点，主张生态主义精神、生态智慧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视角去观察和理解翻译，从创建初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到生态翻译话语理论体系，再到当今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在整个理论建构过程中都包含着生态学思想。生态学的生态特征、基本原理和机制在生态翻译学中都有所体现，形成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课题。正如胡庚申所述，生态学是构建翻译理论体系与建构翻译研究新范式的“元学科”（胡庚申2019a：31）。而且，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同构，具有生态学的生态理性，用生态术语、概念描述和表达生态话语体系。正如生态系统内部各关联组成部分（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环境）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输入及输出处于动态的相对稳定状态一样，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生态学的“动态平衡性”被用于释解翻译群落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状态。生态学的“多样性”被用于阐释翻译过程中语言运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适应与选择。生态学的“反馈”原理体现译者与作品之间的协同变化、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生态学的“生态位”描述译境、译者、译本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同上2019b：10），阐释翻译群落成员通过各自生态位的适宜度（niche⁃fit⁃nss）变化而趋于互补、协同进步的共存关系（岳中生2019：15）。因此，生态翻译学体现的生态学思想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思想相契合。

3.2 翻译生态环境的多元整合性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二元对立的观点，其立足点是有机整体观，强调事物的“有机整体”。它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体，由过程阶段中许多不可分割的部分连接成一个整体，强调一切生物间的有机联系。过程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相互内在”，其所揭示的就是世界万物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依存关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宇宙间万物是内在关联、和谐共生的；宇宙整体具有内在联系、相互依赖和统一的特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整合”是在有机联系的基础上，提倡多元整合，推崇一种整体论的方法（王治河2009：27）。

生态翻译学推崇“生态整体论”的西方生态主义，强调整体论思维对二元对立思维的变革，倡导一种“多元和谐”的生态哲学观。生态翻译学的“整体论”思想表现为翻译生态环境的多元整合性。翻译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物理环境（自然生态）、精神环境、客体环境和主体环境等（胡庚申2013：90）。在自然界与翻译活动关联的“关联序链”——“翻译←→语言←→文化←→社会/人类←→自然界”的认知路径中（同上：42），这些翻译生态环境是多元整合的，是内在关联、和谐共生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翻译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物理环境方面，不同的物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民族，而不同的民族受其所居住的物理环境影响，使用不同的语言，这必然会影响翻译。在精神环境方面，翻译是人类交际活动的一部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客体环境方面，针对不同的文本及其功能应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在主体环境方面，由原文作者、译者、读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组合而成的一个翻译生态场与翻译生态环境形成动态平衡，影响翻译。其中，译者及翻译研究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具体包括个人的情感、意图、愿望、认知因素等同样也会对翻译产生影响。故翻译生态环境是多元整合的，以一个整体的形态存在，影响着翻译。例如：

①The parties hereto shall settle any dispute a⁃rising under，out of or relating to this contract through friendly negotiation.∥合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与合同有关的争议。

例①的原文是英文合同法律文本，翻译时要考虑翻译生态环境的诸因素。物理环境方面，译为中文就要用汉字，假如读者是香港居民最好使用繁体字，并符合中文语言表达方式。精神环境方面，由于历史文化因素，法律英语最显著的特点是使用古体词、同义词并用等，比如例①句中的古体词hereto，其含义是to this contract，所以the par⁃ties hereto 译为“合同双方”。客体环境方面，采用“多元整合”的翻译方法，比如friendly negotiations对等地译为“友好协商”，而under，out of or rela⁃ting to this contract 不对等地译为“与合同有关的”（把同义词并用的under，out of or relating to缩译为一个表述“与……有关的”）。主体环境方面，在合同文本中，shall 用来表达义务或责任，表达作者（合同起草者）的意图。这涉及人的认知因素，因为人的认知是具身的，所以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考虑语言结构，也要考虑源语概念结构或经验结构，考虑等值翻译问题（文旭2018：107）。合同文本中shall 的含义是“有义务做什么事情”，所以译为中文的“应”来表达作者的意图，从而起到等值翻译的效果。

物理环境、精神环境、客体环境和主体环境等构成翻译生态环境的多元整合，与翻译相互作用。生态翻译学注重翻译生态的整体性，以整体论思维方式来考察与探讨翻译，建构的是一个“翻译生态体系—翻译本体理论—生态翻译例释”的“宏观—中观—微观”的整体思维模式，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理论话语体系。它消解西方翻译理论的主客二分模式，以“多元整合”的方式解读翻译研究中的归化/异化、直译/意译、对等/不对等、主体/客体等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种“尚和”的主张，以“和”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路径去考察与探讨翻译（胡庚申2019a：28－30），这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整体观一脉相承。

3.3 翻译思想的生态伦理观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现代性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主张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的优越性，主张人与自然同等重要，人类无一例外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不过就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这种生态伦理观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目标，一种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态度。它主张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互为主体，倡导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何跃等2011：118），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符合生态伦理观的生态世界。后现代的生态观认为，适应于生态意识的价值观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而是一种适度的、自我节制的和完整的价值观（李少军2004：101）。格里芬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的各种正当的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格里芬2004：133）。也就是说，人类与非人类的各种正当利益通过能量、物质和信息的流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

在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理论话语体系中，“平衡和谐”“译者责任”伦理原则、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中“译者中心”的全新定位、东方生态智慧的“天人合一”等思想，无一不体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在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理论话语体系中，翻译活动主体与翻译生态环境和文本生态形成“平衡和谐”，翻译活动主体之间通过相互沟通、协调也形成“平衡和谐”的生态循环。译者负责协调、平衡“翻译群落”（人）、“翻译环境”（境）与“翻译文本”（本）3 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他者”承担责任。译者从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理性的视角审视自己与一切“他者”的关系，通过宏观翻译理性层面“译者责任”伦理原则来体现“人、境、本”关系互动、平衡和谐的翻译生态整体观（胡庚申2014：29）。

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中“译者中心”的全新定位更表明人（译者）与自然（原文、译文）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观。在生态翻译学的视域中，“译者中心”不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它指向非“人类中心主义”。“译者中心”的取向不是翻译前的也不是翻译后的，而是翻译操作过程中的“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活动。译者不能越位原文，而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同上）。正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性的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等二元对立，生态翻译学微观操作层面的“译者中心”思想突破传统翻译理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困境，是对“原文中心”和“译文中心”的一种平衡，从而构建原文—译者—译文“3 元互补”的辨证观，促进“译前”“译中”“译后”之间的和谐统一与翻译活动的生态平衡（罗迪江2019：93－95）。

生态翻译学倡导“人、境、本”之间的和谐共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相贯互通。生态翻译学植根于“天人合一”“人道合一”“中庸之道”“生生之谓易”等东方生态智慧中。译者只是翻译生态环境诸因素之一，其“责任”就是协调各因素并与之和谐相处。这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生态价值观体现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宇宙是一个人与自然呈现为某种统一的有机体发展过程，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在空间上彼此关联，在时间上相互关照。而且，生态翻译学“生态范式”的基本范畴既兼收并蓄东方生态智慧与西方传统的生态理论，又融合东西方翻译理论（胡庚申2019a：30），这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伦理观尊重他者的思想，展现一个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世界。

总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是“作者死了”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而是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生态翻译学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既定思维模式后并不企图返回文本中心主义，而是在翻译时将原文当作先在于译文的自然存在物，根据其本来的内在结构特征进行翻译，基于原文内在生态结构发挥译者的能动性、创造性和阐释作用（王宁2011：13－14），从而使译者与原文、译文和谐共存。

3.4 研究范式的开放性

过程哲学家苏哈克将“开放”界定为“存在向新价值的取向”，要认定对方是“值得倾听和言说的”（Suchocki 1981：63）。基于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通过对话向他者开放从而克服排他主义。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科布认为，向他者开放能使我们认识其他传统的真理，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真理的局限性，而且认识到其他共同体中有伟大的智慧、担当和德性（王治河樊美筠2015：203）。

生态翻译学也是开放的，其开放性主要表现在理论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在理论视角上，其理论指导思想是开放的，这些思想既包含生态理性的“西方生态主义”，也包含天人合一的东方生态智慧和多维适应及多维选择的“翻译适择论”。在研究内容上，生态翻译学关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研究内容具有开放性。它系统研究微观文本转换、中观译论思想体系、宏观译学构架等众多范畴（冯全功2019：40）。比如，微观翻译生态中的翻译本体生态系统就是以翻译学为核心，接纳他者的思想，融入语言学、交际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来探究翻译，并最终整合到翻译生态环境的跨学科集合体中。在研究方法上，翻译生态学采用“宏观—中观—微观”的思维模式及路径，其研究方法多样而又开放，包含有文献性研究、实证性研究和应用性阐释。翻译生态学是在“多元整合”思维框架下理解直译/意译、对等/不对等、归化/异化等辩证统一关系的“生态维度”方法论（胡庚申2019a：28）。

总之，生态翻译学是开放性的，研究范式不是固定的，在接纳外来文化和“他者”翻译理论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范式，从而找到一种“创造性的取向”。它是“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界面的融合，在本质上结合两者特点，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体现出两者协同作用的整体效应”（方梦之袁丽梅2017：3）。翻译生态学的研究范式充分体现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开放性。

4 结束语

生态翻译学突破学科界限，把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结合起来，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不断确证自身独特的思想根基，同时又保持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想象力，提出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角管窥生态翻译学，本文发现生态翻译学所体现的生态学思想、翻译生态环境的多元整合性、翻译思想的生态伦理观以及研究范式的开放性，这些都彰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思想。对生态翻译学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研究能让我们系统全面地理解生态翻译学所呈现的以生态学为其“元学科”的统领与综观、“翻译适择论”的多维视角、西方生态主义生态整体论的应用空间、东西方生态思想的融会贯通、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兼容并包和多元整合、以及翻译思想所蕴含的生态伦理观。本研究让我们更加明晰生态翻译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思想格局，了解生态翻译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命题。生态翻译学这一学派顺应全球性生态取向，拓展人类的认知视野，对其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补充和丰富生态翻译学理论基础的系统性，在更深层次上揭示生态翻译学的范式特征，对其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