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发展策略研究

文/张舒

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全方位战略部署，提出要继续扩大教育开放。教育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

一、高等教育境外办学现状分析

在新的形势下，高等学校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加强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教育的国际合作，科学谋划和稳步推进境外办学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外合作办学和高等学校赴境外办学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两翼”。近几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成效显著，已经与众多国际知名院校开展了合作，举办了数量众多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各项管理措施日益完善，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已走上了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之路[2]。

与中外合作办学相比，高等学校赴境外办学却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高等学校办学“走出去”与“引进来”很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数量较少。从2002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5号），到2015年教育部发文废止。教育行政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共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4所高校在境外49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128个办学机构和办学项目。第二，境外办学地域和学科分布不均。这些办学机构和项目办学层次涉及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按地域分布来说，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地区，欧美等发达国家数量较少。而且，许多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偏重商科或汉语言教育，学科分布不全，同质化办学现象较为严重。第三，境外办学的层次和质量有待提高。以境外办学分布最为集中的东南亚地区为例，由于这一区域多受英美教育体系的影响，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其学历和学位的含金量在所在国也有待提升。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适应新时代高等学校境外办学的新形势，教育部指导高等教育学会研制了《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2019年版)，为境外办学提供了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办学指南。办学指南以行业协会的形式发布，对境外办学的可行性分析、机构或项目的筹备建设、教育教学的运行、组织管理等境外办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专业的指导。从招生与学籍、教学与科研、教师与学生、教学质量评估、行政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跨文化管理、风险管理、协议与章程签署、办学场地选择、培养方案制定和报备及办学地许可手续办理等具体环节，对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提供实操层面的技术指导。以此为标志，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形成了教育行政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引导、高等学校自主发展的新局面[3]。

二、高等学校境外办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与英、美等教育输出大国相比，我国境外办学起点低、起步晚，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中外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境外办学主要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办学理念和办学定位不清晰。许多高等院校内部没有合理规划，没有与境外高校合作和交流的基础，仅凭借国际化的办学冲动，甚至有的借助中介机构实施境外办学。这直接导致办学的区域分布和学科门类分布不均。办学多集中在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学科门类非常集中，人文社科普遍较弱；二是缺乏办学经验，导致境外办学面临较大的办学风险。由于缺乏行业协调和风险研判机制，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境外办学集中在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导致其办学行为非常容易受到国际关系和当地政治局势的影响，有的办学机构和项目受到资金和生源的困扰，办学难以为继，有的受到政治冲击，不能持续发展；三是办学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境外办学质量保障机制和学位认证机制，高等学校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容易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这三个问题相辅相成、互相联系，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政策机制、行为主体等多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全局谋划。政府、行业和高等学校合理分工，充分协作，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层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指导，完善政策机制，改革办学资金管理等问题，主要着手质量监管和监督，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维护我国高等教育的声誉。行业层面，需要加强政策研究，特别是区域和国别研究，主要着手加强行业协同，强化政策引导，建立办学咨询和预警机制。高校层面，需要加强内部规划，将国际化纳入学校总体布局考虑，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量力而行、从严办学，切实保证办学质量[4]。

三、新时代高等学校境外办学的发展策略

在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高等学校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加强行业协同与合作，以《高等学校办学指南》为指引，自主开展境外办学。

第一，坚持科学规划。高等学校要根据自己的办学资源和水平，把握境外办学自主权，与合作伙伴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做到既不“高攀”，也不“低嫁”。国内一流大学可以适当考虑开拓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市场，如2017年北京大学创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是中国大学第一所在欧洲独立建设、自主管理的办学实体。地方大学和行业特色大学，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和特色，以区域合作为重点，以科研合作为基础，合理布局，以质量立口碑，以合作促发展。如2007年，大连海事大学与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航海工程学院（简称科伦坡学院）签署的合作协议获得教育部批准，实现了我国高等航海教育的首次输出，已经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办学之路。

第二，注重提升内涵建设。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尽量减少办学风险，选择合理的办学模式。在发达国家办学，可以优先发展商科、金融等经贸急需学科，在发展中国家办学可以优先发展工程类学科，为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工程技术或标准。与此同时，要建立严格的质量保障体系。因为高质量的办学是境外办学的生命线，必须站在维护国家高等教育声誉的高度上，树立质量第一的理念[5]。

第三，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高等学校在选择境外办学地点和境外合作伙伴时，应该积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升级等重大战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往往会带动很多中资企业或者投资，因此需要相关的专业人才，具有长久的战略支撑和人才需求。在当地办学，不仅可以培养相关企业需要的人才，输出技术标准，为中国方案提供智力支撑，还可以促进国内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科研水平，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不断加快，教育对外开放与交流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高等学校应坚持 “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努力提升自身的办学实力和水平，抓住中国经济和文化对外交流不断加深的契机，推动教育国际化快速发展。